随后，我们向马步康请示如何处治。马步康当时正坐在麻将桌上，以不屑一顾的口气说，送到火神庙交给副官看守。当时被俘的红军都被囚禁在此地，有专人看守。当我把他送到火神庙时，一个被囚禁的年轻战士连忙迎上来说：“军长，你也来了！”接着他又对送去的人介绍说：“这是我们九军的军长孙玉清。”大家一听是个军长，不禁大吃一惊，事关紧要，连忙又把孙玉清军长带回旅部。我立即将孙军长带进房内请茶让烟，一面又派人回报马步康。马步康急忙赶回旅部，一见孙军长，立刻满面奸笑，假惺惺地握住孙玉清的手说：“辛苦！辛苦！赏光！赏光！”孙军长面对马步康，蔑然视之，泰然自若，言谈之中慷慨陈词，只说自己是个营级军官。但马步康岂肯放过，他吩咐我带孙军长先去洗澡，又命随从给孙军长赶制服装，想用软化手段制服孙军长。
在洗澡的时候，我和孙军长攀谈起来，他听了我的身世后，夸我说：“你这样轻的年纪，真不简单。”于是我趁话题问起他的身世，但他却有意敷衍，巧妙地周旋，不表露自己的真实身份。洗完澡后，我俩躺在床上一起休息，不知他怎么想的，忽然坐起来对我说：“我是行伍出身，一字不识，是由班、排、连、营、团、师长升起来的军长。在古浪战役中，我的军队受了重创，我被撤去军长职务，戴罪立功，没想到被你们抓住。”这些话都被站在门房外窥探动静的马步康听到了，他急忙跨进房里，又握住孙军长的手说：“给我们赏光！赏光！
”还说：“我是马步芳的哥哥，他一切都听我的，我保证他不会伤害你，你尽可以放心。”
说完又带来一套新服装让孙军长穿上，随后便带孙军长回旅部一同吃饭。
接着，马步康将此事电告马步芳，马步芳回电说，等马忠义团长从祁连山中返回酒泉后，将孙交给他带回西宁。在等马忠义那段时间里，都是由我陪着孙军长吃饭、散步、休息。这样大约过了十几天，到6月上旬此时间有误。据青海党史部门提供的材料，孙玉清是当年5月27日在西宁就义的。据此推断，孙被押解西宁的时间，当在5月上旬以前。，马忠义才返回酒泉，并将孙军长带回了西宁。
7月间，马步康到西宁开会，开完会返回酒泉，我急忙向他打听孙军长的情况，马对我说，孙被杀掉了。是师长（指马步芳）责令马忠义，在西宁东关敦庆公号后院内，晚上秘密杀掉的。
听到这个消息，我思想上一时紧张，孙军长虽然是俘虏，但在酒泉的十多天里，整日和我形影不离，说说笑笑，相处时间虽短，毕竟也有了一些感情，一听说被杀了，心中不免有些伤感；同时觉得马步芳对红军的一个军长秘密地杀害，似乎不当。于是我对马步康说：“你当初对孙作了保证，最后还是没有保住。再说，孙既然身为一个军长，与其暗暗杀害，不如上交中央体面得多。”不料马步康脸色一沉，说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连忙问其缘故，马步康遂告诉我：“当初古浪战役中，师长给中央拍的电报中已称‘古浪大捷，击毙军长孙玉清一名’。现在孙还活着，中央知道了岂能放过师长谎报军情之罪，你说不这样杀掉能行吗？”我这才明白孙玉清军长被秘密杀害的真实原因。
回想孙玉清军长遇难经过，更看清了马步芳的惨无人道，其嗜杀成性的狰狞面目，令人发指。孙玉清军长虽身陷囹圄，但威武不屈，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而坚贞不移，表现了红军战士视死如归的钢铁意志，使我无限敬佩，终生难忘。
录自《青海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作者韩得庆，青海化隆人，时任马步芳新编第二军一○○师二九八旅参谋长。
韩起功杀害高金城医师纪闻
赵述
当高台战役之后，马家军伤亡甚重，为解决伤病员的医疗，遂将当时张掖基督教会开办的福音堂医院，作为后方医院。该医院坐落在张掖城的西北角，起初只有医师三四人，由于伤病员天天增加，于是动员张掖城内所有的医疗人员，都集中到福音堂医院工作。1937年8月，自兰州到张掖行医的高金城，也到福音堂医院担任医师。不久，因医院人力单薄，所有内外一些事务，就由高金城承担起来，因之人们称呼他为高院长。我当时任马家军新编第二军第一○○师三○○旅旅部副官长，因而常去医院看伤病员 ，遂与高金城接触，由认识而熟悉了。
其时，对被俘的红军伤病员，高金城主动治疗。不多几天，旅长韩起功听到了些风言风语，认为高金城可能是共产党，就流露出疑惑的情绪。不久，韩起功到西宁开会，遂将有关高金城的传说告诉了马步芳，马步芳即令韩回张掖后就地杀害。韩回张掖后，就听到高金城失踪的消息，闹得满城风雨，议论纷纷。高夫人牟玉光多次向韩要求寻找她丈夫的下落，韩虚与周旋，不作答复。
牟玉光给韩起功送了一筐苹果，韩心虚，随口对我说：“收下给别人，我们吃不得。”我大为诧异，就向卫士打听底蕴，卫士们透露：“1938年正月初四1938年正月初四，即公历同年2月3日。晨，旅长派人趁高金城
到教场作体育活动时，把高从教场就近拉到张家花园，活埋在城墙根的防空洞里了。”我这才知道高金城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而牟玉光不得要领，就返回兰州。其后，牟玉光多次查询，韩起功始终未露真言。
高金城烈士是河南襄城县人，就义时年50多岁，身材魁伟，健言谈，性豪放，擅长内外科，好击拳，广交游。失踪消息传出后，识与不识者，无不为之惊愕。既今回忆，犹令人心悸不已。兹将我当时的见闻，追记如上，以提供编著这一史实参考。
录自1980年11月《青海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作者赵述，时任韩起功旅旅部副官长。
新二军“补充团”是血泪斑斑的集中营
陈乘渊
陆军新编第二军“补充团”，是青海封建军阀马步芳将河西走廊被俘的大部分红军，集中西宁后用军事管制方式组织起来的罪恶的集中营。它组建于1936年10月这个时间有误。西路军史料表明，1936年10月下旬红军才渡河西征，在靖远、景泰间击溃了骑五师，此时并无红军被俘。根据有关史料推断，马步芳组建补充团的时间为1937年1月。，当时为解决大通河享堂桥梁工程，就在西宁由被俘红军中选拔了18岁到20岁的青年300多人，临时组织了三个劳动队，调往民和享堂镇，归当地驻军第一百师补充旅旅长马全义管辖，责成担任艰巨的享堂桥东西两岸的石方工程。开工时编为一个营，叫工兵营，在三个月的时间内，强制完成了石方工程340余立方。
同年12月，在西宁又组织了300多人的一个劳动队。这次征拔的年龄，延伸到30多岁，修筑由西宁东郊到小峡的车马大道，约长20华里，修筑时间也是三个月。1937年2月，享堂桥工程完竣，将工兵营调回西宁，与东郊修路的劳动队合在一起，开到乐家湾，将原工兵营编为第一营，劳动队编为第二营。随即，将第二营调到循化查汗大寺、古什群峡，开荒约2500余亩，修干渠一条，支渠数条，共长几华里；第一营调到化隆甘都大滩，开荒约5000亩，修干、支渠也长达几华里，还修建房屋多处。先后由化隆、循化移民约一百数十户，从事耕种，名之为“新村”。
由于马步芳在这两个工兵营的强制劳动中，收到了预期的收益，为进一步从被俘红军中攫取血腥财富，又选拔了十五六岁到四十多岁的青壮年一千四五百人，与原有的两个工兵营合编为四个营，正式组建补充团，继续进行强制劳役。每营有三个连至四个连，每连有三个排或四个排，班的组织及人数不一致，有多有少。在强制劳动施工过程中，由于不断调动或增减，复数很大。每值承担繁重工程，又从分散的被俘红军中调拨，加上各连、营和团部的直属组织，全团总人数最高额时达到3300多人。
这个团起初叫工兵团，不多日改叫特务团，可是与正额编制的特务团同名，不便应用，又改名为补充团，直隶新二军司令部。所有各级官佐，均由嫡系正规部队选出的骨干充任，操纵着全团被俘红军的生杀予夺特权。各班正副班长，则由被俘人员担任。首任团长是马腾，任职约半年，即行调离。1937年7月，由原第一百师三百旅六百团团长孟全禄继任。
随着该团编制的扩大，军事管制制度也随之升级，相继制定了一些不成文的规章制度，控制十分严格，处罚十分严厉。马步芳还接受国民党青海省党部的建议，在一个时期里，由党政负责人轮流前往该团讲“政治课”，其中有CC系的马绍武、复兴社的李晓钟、地方系的陈显荣等。有次省政府顾问魏敷滋前往讲课，当时我任新二军上校参议，兼办省政府机关报《青海民国日报》，也随魏去采访，看到在场的被俘红军，约有一千数百人，有些营、连在外施工，未能集中来。显然在各营、连军官的层层严密控制下，全场鸦雀无声。在将近一个小时的讲课过程中，在场红军只是一片沉寂，看不到一点活跃倾听的气氛。这种无声的抵制，是愤慨和厌恶情绪的表现。
平时，被俘红军既受组织系统的硬性管制，又有体力劳动上强加的无休止的苦役，遭遇是异常残酷的。每天劳动时间往往在十个小时以上。除一些节日的间歇休息外，没有固定的休假，劳动强度大，而劳动工具只是简单的背斗、铁锨、镢头。他们在体力和精神上所受的压迫，是很沉重的。凡被认为是“犯规”的，轻则申斥，重则体罚或拘禁。每天的饭食是菜汤和粗细面相间的主食。细菜和肉食也偶尔有些点缀。四季衣着，十分简陋，没有发过新衣，鞋袜是自己用羊毛和粗布打线编制的。卧具都是席地草铺，盖着自己的衣服。冬季得不到取暖供应，夜间冻缩一团，勉强度过，有些冻伤了手脚。平时没有医药设备，病员只能相互帮助，用土法治疗，一旦重病或受重伤，只能束手待毙。这与马步芳嫡系部队的待遇，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日常没有个人外出的可能，也说不上有通讯的权利。这个血泪斑斑的所谓补充团，是一座阴森的人间地狱，是不折不扣的法西斯集中营。
被俘红军在工兵营完成的工程，已如上述。补充团时期，修建西宁小桥湟水石条木架四孔大桥一座，施工的300多人中，被淹死、砸死的有四五人，头部及四肢受重伤的达50余人，受轻伤的近100人；维修和新建西宁回中（即昆仑中学）教室、讲台、操场及大小房屋有300余间，又在乐家湾打土窑洞70余孔；西宁南山根挖防洪沟一条，深度3尺至50尺，宽8尺，长2华里。1938年1月，承修宁（西宁）张（张掖）公路门源境卡子沟、大坂山段工程，长约40华里。
由于工程艰巨，加之气候严寒，冰雪当道，工具原始，衣食不继，面临重重艰困，难以言喻。卡子沟段勉强完工后，调到张掖整休，3月初又返工地继续施工，在大坂山顶遭大风雪袭击，冻死、病死三四人。在不断摧残和折磨中，全团原有3300多人，只剩2600余人。劫后余生的这些红军战士，经过长期摧残，面容憔悴，大部分体质衰弱，腰腿已不灵便。
1938年4月，国民党中央命令马步芳，将被俘红军送兰州，移交九十七师孔令恂部接收。这时孟全禄已离职，由副团长刘占奎将补充团分为两批送兰州。行前，第一百师三百旅旅长韩起功，将他在张掖自编的又一个工兵营，全部补充进该团，全团员额又达到3000多人。马步芳竟将其中的1500人作为当年青海应征国民兵兵员，送交国民党补兵，转手向青海各族人民摊派了国民兵代替款，每名作价三百银元。西宁县政府摊派此项兵款时，每名按600元向下摊派，层层搜刮民财，可以想见。这笔摊派款凡交不出现金的，即以马匹牛羊折价抵缴，群众实际的负担，大大超过了原派的顶替款。
这一年夏，马步芳又搜索分散在各地挖金、揉皮、洗毛、采煤的红军失散人员，共约300余人，调赴共和县修筑倒淌河至恰卜恰段公路。至秋季，又调往大通广惠寺及同仁都秀，分别伐本，改叫森林警察局。1940年，部分人又被调赴玉树，以马钧为森林警察局局长，在玉树活动。
1942年初，森林警察局解散。
马步芳以工兵营、补充团、森林警察名义，强迫红军为他创造了大量财富，又虚报了工程修建费用。
他以补充团为伪装，掩饰其惨杀被俘红军的滔天罪行，既反映了他对革命人民的仇恨，又反映了他对革命人民的害怕，其本质是既残忍又怯懦的。
录自《青海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作者陈秉渊同志，生平简介见本书第619页。
马步芳“补充团”迫害蒙难红军的罪行
孟全禄
马步芳在甘肃河西反共战役中，对被俘的红军战士施行了灭绝人性的屠杀和活埋。对年龄在25岁以下的战俘，先后编成两个工兵营，强迫其在青海循化县查汗大寺、古什群峡及化隆甘都西滩进行开荒，也有些战俘被分拨在官僚资本的义源工厂等处做苦役，总人数共达3000余人。之后，马步芳把分散在循化、化隆一带的战俘，编为新编第二军补充团，组成了一个罪恶的集中营，有组织地加强了暴力管制，进一步迫使战俘从事艰巨的体力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