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尽快与关在其他号子的同志们取得联系，我同李握如同志商量办法。我说：“我俩参加革命工作以来，一直是从事保卫工作的，在这场特殊的对敌斗争中，我们应主动把通讯联络工作担负起来。”李握立即赞同说：“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先用碗的底部扣在墙上，对着碗喊话，隔壁的秦化龙同志就能听见了。经过几次实验，他将碗反扣，耳朵对着碗底，这样听得比较清楚，联络成功了。但由于这个方法声音较大，易被看守发觉。
后来我们从木床上拆下一根木条，用牙齿咬尖，对着土墙的缝隙一点一点地钻，当天就钻了一个小洞。为避免敌人发现，仍用泥土堵死。有一天“放风”时，我发现院子里有一把用“节节棍”枝条扎成的扫帚。这种“节节棍”枝条又细又硬，可以用它来从小洞中传递条子。我把这一想法告诉了李握如，他乘看守不注意，迅速抽下几枝，插在裤腿里，带回了牢房。
当时，看守每天发给号子一根点着的土香，李握如便从衬衣上撕下一块布，写上我们的一些意见，然后卷在“节节棍”上，从小洞里捅过去。从此我们就与隔壁的同志们建立起了可靠的联络。
但是，衬衣毕竟有限，而且又不能反复书写。我们入狱时所有的衣物、财产、书籍又被狱方查封，放在监狱的库房里。一次，我们利用取换洗衣服的机会，取回了刮胡刀和铅笔，又把部分纸张塞进鞋里带回号子。这样通讯联络所需要的东西就解决了。这个方法以后也为其他号子的同志们所采用。
怎样使所有号子的同志都能建立起联系？我和李握如、郭春则同志商量，又想出了一个办法。当时每个号子轮流放风，院子里的厕所是所有同志们都可以去的地方，在那里建立通讯联络点是最合适的了。于是我们就将这个联络方法写在小纸条上，揉成小团，乘放风路过其他号子的机会，乘敌人不注意时，扔进各个牢房，使每个号子的同志都知道这个联络方法。敌人万万没有想到，臭气熏得连眼睛都难睁开的厕所，竟是我们的联络点。
不久，敌人把我们四个人（刘护平、李握如、郭春则、杨南桂）转押到后院一个原先圈羊的房子里。那里又臭又脏，空气混浊。除我们四人外，还有三个少数民族群众、一个盛世才军队的连长，共八个人。我们四人睡在进门后靠右边的一个角落。
在后院里，也有三个号子关押着我们的同志。我们又用在厕所建立通讯点的方法，与马明方等同志联络上了。这样，我们在这个监狱八个号子里的38位同志，就通过联络点，紧密地团结起来，在恶劣的环境下，步调一致地开始了对敌斗争。
有一天，盛世才的那个连长透露，新疆警务处在西河坝设置了一所“养病所”，为各监狱被打伤致残的人以及重病号“治病”。得知这个情况后，我们认为那里可能有我们的同志，这是一个能够打听其他同志消息的地方。于是，我就开始“生病”。第一次装病，因为查出来没发烧而失败了。在认真总结经验之后，我就悄悄地绝食了，蓬首垢面，两天之后，身体明显地虚弱了。第三天放风时，一开门，我就一个跟头栽倒在地上昏了过去。李握如、郭春则两同志立即大喊起来，“快来人呀”，“要死人了”，“赶快救命啊！”同号子的其他人这时也随声大喊。监狱看守一见，连忙报告看守长。
半小时以后，来了一辆被篷布遮得严严实实的马拉囚车，把我押往西河坝的“养病所”，监禁在太平间里。由于两天没进食，太平间又阴又冷，我真得病了。在养病期间，我果然发现了被捕的李宗林、胡鉴和乔国桢等同志。乔国桢当时患有严重的肺病，经常卧床。李宗林患有癫痫病，敌人对他限制较松，允许他在门口附近走动。我与他很快就接上了头。
不久，李宗林同志告诉我，申玲同志也转押到“养病所”来了。说她精神不大正常，有时疯疯癫癫，要我鼓励她。我写了一张条子，分析了当时的情况，希望她振作精神，奋发起来，坚持斗争，通过李宗林转交给了她。
从他们那里我了解到，第二批被捕的同志共17人，被监禁在第四监狱，他们也不知道毛泽民、陈潭秋及航空队等同志的下落。半个月之后，我又被押回第一监狱，我向同志们汇报了我所了解到的全部情况。没有多久，新疆警务局便将我们第一监狱的38位同志和第四狱的17位同志，全部集中到第二监狱关押。
第二监狱的牢房共分东、北、西三排，每排十个号子。第四监狱来的同志大部分被关在西排的号子里，第一监狱来的被关在东排与西排的号子里，我被关在东排，四个人一间。西排关的人最多，八九人一间。环境变了，建立联络又成了个新问题。经我与李握如商量，又想出一个办法，东排与北排两个厕所都在监狱的东北角，两个厕所中间只隔着一堵砖墙，在两米高的地方有一根木梁，木梁和墙之间有缝隙，可以从缝隙中传递信息。我们又通过这个缝隙，建立了通讯联络。
随着狱中开展斗争的深入和通讯联络的建立，我们认识到，积极争取同情我们的看守，为我们传递消息，是狱中开展斗争的重要手段。我们入狱后发现一个姓王的看守比较老实，后来又发现此人对我们有同情心。我们决定做他的工作，争取他为我们服务。在和他 交谈中，我们了解到他是东北人，出身贫苦，东北沦陷后，生活没有着落，就当了东北军，以后部队被日寇追击，逃入苏联国境，被缴械后送到迪化，后来当了监狱的看守。他非常思念自己的家乡，痛恨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抓住他的思想状况，向他宣传我们党的抗日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激发他的爱国思想。同时我们还在生活上照顾他、体贴他，送给他一些钱和衣物。就这样，他表示愿意为我们做事。在以后的监狱斗争中，这位王看守为我们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经常为我们传递消息，告诉我们监狱内外的情况，经常给我们找来一些报纸。因此，我们不仅能及时了解时局，而且能及时了解狱中情况，掌握狱方的动向，指导狱中的斗争。
1944年4月的一个深夜，西排牢房突然传出嘈杂声。第二天天刚亮，我们透过小铁窗张望，经过仔细辨认，发现关进了航空队的同志。看见分别了两年多的同志，大家心里非常激动，当即写条子慰问，并询问他们这两年多来的情况。条子写好后塞进一个装豆腐乳的小罐里，让王看守转送给他们。航空队的同志看过条子，就把这两年多的遭遇写在小纸条上，经过王看守带给我们，我们又从通讯点传给关在东排和北排的同志。至此，我们知道了先后三批被捕的同志，都集中关押在第二监狱，彼此取得了联系。
就在我们的同志被集中关押后不久，传说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三位同志被敌人残害致死（解放后查明：1943年9月27日深夜，盛世才指使张思信等刽子手，用绳子将毛泽民、陈潭秋、林基路三位同志勒死）。噩耗传来，各个号子不约而同地唱起了《国际歌》、《囚徒歌》，深切哀悼烈士们！大家化悲痛为力量，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决心同敌人斗争到底。
1944年六七月间，我又设法到了“养病所”，探听消息。在“养病所”，我同方槐同志同号，并与李宗林同志取得了联系，他们也不知道张子意同志关在什么地方。当时，李何同志也在“养病所”，我要他写了一篇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的文章，好带回监狱让所有同志传阅。这时，狱中的同志准备进行绝食斗争，我回到狱中，和几位核心同志共同领导了这场绝食斗争。斗争的结果虽然取得了部分的胜利，但同志们的身体都受到很大的损失。这次绝食斗争后，狱方被迫同意我们有病的同志可去省医院看病。
大约是1944年10月底，我和李握如获准去省医院看病，在那里我们意外地发现了在女牢的熊梅影同志。李握如机警地同监视的看守攀谈，我乘机同小熊联系约定，每星期三、六上午9时来看病，互相传递材料。万一敌人把我们看病时间错开，便从厕所指定的踏板下取放材料。回到狱中后，李握如和我把同小熊取得联系的情况转告了其他同志，各号有家属的同志纷纷写信，鼓励和安慰女牢的同志，这些信件统一转到我们号子，由李握如和我转交出去。我和李握如先后从小熊那里收到了《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争取失足者，回头是岸》、《百子一条心》等文章，传给了其他同志。1945年4月间，我又到“养病所”治病，和乔国桢住在一起。有一天，意外地听见隔壁院子里传来了独伊同志唱歌的声音。原来张子意与家属孩子们就关在西河坝“养病所”的隔壁，我和李宗林商定，利用他可以在附近走动的机会，把纸条包在泥巴里烤干后扔过去，与张子意等同志取得联系。监狱当局对家属及孩子们的看管较松，她们可以在院中活动。院子中间有一道围墙，把我们和张子意等同志隔开，但围墙的中间有一个门，门扇底部有空隙。取得联系后，就从门底下传递纸条和东西了。
以上就是我们在狱中建立秘密联络工作的始末。在新疆监狱的斗争中，我们在各监狱之间建立了秘密联络，使党组织能够对狱中斗争加以正确领导，使我们的同志能够团结一致，统一行动，坚持斗争，对夺取斗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原载《中共党史资料》第25辑，转录自《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作者刘护平同志，江西省人，生于1911年。1927年参加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五军政治保卫局局长，后入新疆，于1939年赴苏联学习情报工作，1941年回国，被分配在新疆边务处工作，后被盛世才扣押，1946年获释，返回延安。后任人民解放军第四军政治部副主任，武威军管会主任，新疆省公安厅副厅长、高级检察院检察长，江西省高级检察院检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