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槐
1946年3月初，当时任新疆迪化市长的屈武先生，和我党被关押的同志进行了一次谈话，透露了国民党准备释放我们的消息，还听取了我们对监狱里黑暗情况的控诉和我们的要求。与屈武先生这次见面谈话后，我们在狱中的处境开始有了一些好转。我们在年前绝食时一部分同志被搬到另一个牢房，这时也搬回到里院，同大家汇合在了一起。这以后，号门也逐渐放松，各号间可以串门了。
出狱前的谈判
1946年5月中旬，我们狱中党组织商定，为了摸清国民党释放我们的真实意图，向张治中先生提出我们要派人同他谈判、当面协商，我们还以狱中全体人员的名义，给张治中先生写了一封信。记得信中提出了我们的九条要求：（1）立即恢复自由，并在报上公布；（2）将我们分散关押的人员全部集中在一起；（3）请致电毛泽东和周恩来，请示回延安途中应注意的事项；（4）要在迪化休息一至两个月，以恢复身体；（5）要派人护送回延安，保障生命安全，沿途不得阻拦；（6）要供给足够的运送车辆；（7）要准备足够的医生和药品；（8）要注意改善妇孺、病人的饮食；（9）要给每人发零用钱等。
张治中先生很快就同意我们派人到他那里去谈，狱中党组织派了吉合、杨之华、李云扬等六位同志前往。谈判进行了两次。头一次主要是我们的代表向张治中先生提出要求，着重谈了：（1）发通电，登报宣布在新疆关押的中共人员全部无罪释放；（2）宣布释放后在迪化休息一段时间，以恢复身体健康；（3）把全体人员安全地送回延安；（4）在宣布释放我们前，将另外关押的妇幼和残疾人员集中到第二监狱。
张治中先生了解了我们的上述要求后说：“你们还不放心我们要释放你们是真诚的吗？你们所提的要求，请你们明天再来，我将向你们说明我的意思，答复你们的要求。”
第二天还是原来的几位同志前去，同张治中先生再次进行谈判。张治中先生谈了当时的国内形势，答复了我们所提的要求，并请我们的代表吃了饭。他在答复我们的要求时说：“现在形势紧，变化难测，不容你们在新疆久留，形势一变就不好办了，通电也不需要发。”他还说：“我张治中说话算数，你们的毛泽东先生、周恩来先生有嘱咐，一定要把你们这批人送回延安。”并说：“我一定指定专人负责护送你们。”
我们原来想，在当局公开宣布释放我们后，要在迪化住上一段时间，以观察国民党的诚意和恢复体力，但当我们派出的代表传达了谈判的情况和张治中先生的答复后，狱中党组织经过考虑，认为张治中先生有释放我们的诚意，安全回延安的条件已经具备，我们就没有再坚持在迪化留住一段时间的要求，同意我们直接从狱中上车走。同时狱中党组织也要求我们要有另一种思想准备，即在回延安途中再次被国民党反动派关押的准备，以应付情况的变化。
归途中的风波
1946年6月5日，《新疆日报》发表了释放我们的消息。6月10日，张治中先生让护送我们的新疆警备司令部交通处少将处长刘亚哲先生，带领10辆美造卡车到达第二监狱，我党131名人员分乘护送的卡车，离开了罪恶的黑牢，从迪化出发了。
沿途在刘亚哲先生的关照下，克服了不少的困难险阻。在我们乘坐的车队路经甘肃省境内的华家岭时，在渡河过程过程中突遇洪水冲击据史料记载，回延安同志遇洪水的地点在静宁县城西十多里的地方，不在华家岭。，河水猛涨，两辆已进入河道中的大卡车被淹没，物品、行李被冲走。后来被冲走的行李等物在当地人民的帮助下大部分被打捞出来。刘亚哲先生为了让大家清晒衣物，就在静宁县留住一天多，到第三天继续行进。
6月26日，我们的车队在夜色中到了咸阳的渭河桥头，这时又被胡宗南事先安排好的“守备人员”卡住了，不准我们车队通过，要我们到“招待所”住下。刘亚哲先生觉得阻挠车队通行，事出有因，他在头天就接到了胡宗南不准我们进西安的电报。在这危急的情况下，我们的同志向刘亚哲提出，车中有位患回归热的危急病人，必须赶到西安急救。此时刘亚哲先生向阻拦的人员说，有危急病人，要赶到西安治病。他站在桥头，指挥车队行动，国民党士兵和一个校官看到他是个少将，又跟着一班警卫人员，又说有急事，就没有再敢阻挡。
我们的车队急速地通过了咸阳桥，当晚进到西安市内。
进到西安市内，暂时停留在一家澡堂附近。刘亚哲先生深恐天明后胡宗南又要刁难，便同高登榜、吉合等同志商量，去找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办事处的周子健同志得知后，立即前来接我们进办事处。胡宗南得知我们进了西安并住进了八路军办事处，又派特务进行监视，再次企图扣押我们。我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得知我们已到达西安，多方同胡宗南交涉，周副主席在南京多次向国民党当局交涉。刘亚哲先生也电告张治中先生，张治中急电蒋介石，蒋遂电示胡宗南，放行了我们。新闻界也给我们帮了忙，报纸发表了我们到达西安的消息。
胡宗南无法再阻挠，只好放了我们。我们在西安整整停留了十天，才又出发了。
7月8日下午，我们乘坐的车队到达胡宗南军队封锁我边区的前沿地区洛川县城。国民党驻军又耍新花招，提出要同我们开“联欢会”，以表示“欢迎”。我们谢绝未成，后经马明方、张子意、方志纯等同志研究，推不了只好参加。这次“联欢会”是我们离开黑牢后又一次可能被胡宗南下毒手的机会，虽然我们做了一些应变准备，但毕竟是在敌人的控制区，敌人随时都可以制造借口，扣押我们。后来我听一位当地的领导同志说，他们按上级指示，带领部队在我边区边界附近隐蔽了数日，接应和掩护我们通过胡宗南的封锁线。
7月10日，我们到达了陕甘宁边区的边界村镇——吉加村。我们进村后即见到了党中央派来迎接我们的同志和汽车，我们是多么的兴奋啊！党中央派来的同志热情地接待了刘亚哲先生以及护送我们的全体人员，同刘亚哲先生办理了交接手续，并托刘亚哲先生带去了我党中央领导同志给张治中先生的致谢信。
延河畔的欢乐
我们换乘党中央、毛主席派来的汽车，迅速地离开了吉加村，当日到达富县境内的茶坊镇，在这里休息了一天。7月12日下午6时许，我们这批同黑暗势力斗争胜利生还的我党儿女，在党中央、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的营救下，冲破黑暗的牢笼，回到了我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延河畔顿时欢腾起来。朱总司令、杨尚昆、康克清等领导同志，亲赴七里铺迎接，激动地拥抱我们，沿途成千上万的干部、群众夹道欢迎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流着幸福的热泪。当晚朱总司令设宴招待我们，我和陈御风、沈谷兰同志同朱总司令共就一席。
7月13日，我们回到延安的第二天上午10时许，毛主席来到我们的住处中央党校一部，看望我们，同每一个同志亲切地握手，询问我们的身体情况，并指示我们好好休息一段时间，恢复体力。当晚党中央为欢迎我们，在中央党校礼堂举行了联欢晚会，毛主席、刘少奇、朱总司令等亲赴会场慰问。7月16日，党中央办公厅在杨家岭礼堂设宴招待我们，刘少奇、朱总司令等出席了宴会，朱总司令致欢迎词，张子意同志代表我们归来的全体同志致答词。
在这以后，陕甘宁边区政府等领导机关也举行了欢迎会、宴会，到处都是热情的人们欢迎这批受尽苦难胜利归来的战士。
8月初，为在狱中被敌人杀害的烈士和在新疆因公牺牲的同志举行了追悼会。追悼会由中央组织部安子文同志主持，他号召我们继承烈士的遗志，以慰忠烈在天之灵。
我们这批同志回到延安后，党中央当即组成了由刘少奇、安子文等同志负责的审查小组，对我们在狱中的情况进行审查，并做出结论，认为我们在监狱中“对敌斗争坚决，表现很好，立场坚定”；对在监狱中同共产党人一起坚持对敌斗争，一块回到延安的几位非党女同志，中共中央批准她们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党员，一位女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党龄从入团时算起。
不久，我们从中央党校一部搬到延安女大，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来看望大家。他在讲话中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说：“盛世才嫁祸你们搞阴谋暴动，很可惜你们没有搞，要是你们真的搞了，他就不敢把你们抓起来了。”
我在延安停留期间，曾几次听到中央领导同志谈及张治中先生营救我们出狱的事。我们回到延安的当天，在中央领导同志为我们举行的晚宴上，朱总司令向我们席间的人说：“你们能够出来，安全归来，张治中出了力，他有功，他是国民党的左派，他是个好人。”又有一次，我到总司令家去看望他，朱总司令说：“张治中和马歇尔来延安，我宴请他们时，我曾向张治中提出，你们国民党要拿出诚意来，在新疆你们还关押我们100多人，应放他们回延安来。在座的马歇尔问翻译我说什么，我告诉翻译说，你把我刚才说的话翻译给他听。马歇尔听了后也说应当放！”朱总司令还对我说：“你们回来了，休息一段时间，把身体搞好，到东北去努力建设我们自己的空军。”
9月中旬，中央决定我们航空队全体同志到东北去，在一次专为我们航空队送行的宴会上，刘少奇、朱总司令、彭总讲了话。他们的讲话，多是鼓励我们的，并说：“你们这批同志是我们建设空军的种子，没有被国民党杀害是万幸！”朱总司令说：“毛主席说他不能前来为同志们送行，他要我代表他。毛主席说，本来应叫你们在延安多休息一段时间，但形势不允许，我们心痛地送你们走，越早到东北越好。”又说：“你们到东北后，要同先期到达的同志团结一致，把我们建设空军的底子打好！”
党中央、毛主席、中央领导同志对我们航空队同志的指示，是对我们的极大鼓励。我们航空队的同志，除一人因病重未能同行外，其余同志和驾机起义归来的刘善本等同志，于9月21日上午8时，含着热泪告别了敬爱的党中央。中央组织部、军委办公厅的领导同志和许多战友，到住处欢送我们，并祝在前线、在新的战斗岗位上再见。
周恩来同志的关怀
周恩来同志一直十分关怀我们航空队的同志，这一点我调到北京工作以后更清楚了。
1949年4月间，我从东北调军委航空局工作。进了北京，因工作关系，常向中央领导同志报告、汇报工作，同周副主席见面的次数较多。有一次，周副主席要航空局向他报告随军南下接收组的情况，常乾坤局长要我去向周副主席汇报。这时，正是我军胜利渡江之际，周副主席十分高兴，他说我军已有几十万人渡过了长江，蒋介石的天下就要结束了，全国很快就要解放，我们建设空军有条件了，我们要把国民党空军留下的物资、器材、人员很好地接收下来。
我向周副主席汇报完后他很高兴，并向我说了张治中先生来北京后的两件事。一件是张治中到达北京后，就问周副主席：“你们从新疆回来的那批人都好吗？”周副主席说：“他把你们送回延安，他还没有忘记。”周副主席还说：“张治中这个人是好人，你们从新疆回来，他出了力。”第二件事是我军开始渡江后，周副主席给张治中先生打电话说：“我军已渡过长江了！”他听后问：“真的吗？”周副主席说，我告诉他说是真的，已经过去了20万人。张治中这时连电话也不接了，坐上车就到周副主席这里来打听情况。
以后他就留在北京当民主人士。
我借周副主席的话题，向他报告了我们在出狱前，张治中以他的名义给我们发了两次钱，共一万元（新疆币）。第一次发钱时，我们有许多同志没敢要，怕这钱来路不明。这时，周副主席说：“张治中这个人没有食言。”接着他又说了这事的来由：“那时张治中要到新疆去当省主席，去前我告诉他，新疆监狱里关押着我们的一批同志，已经关了几年了，身体很差，就托他带一笔钱去分发给你们。张治中当时说：‘这点钱算不了什么，我办好了。’”周副主席还讲了在重庆时同邓大姐到张治中家里，请张治中先生到新疆后，帮助我们把关押的这批同志放出来，送回延安的事。周副主席对我说：“把你们放出来，又送你们到延安，张治中是出了力的，他做了件好事。”
原载《空军党史资料征集工作通讯》第87期，转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左支队在新疆》。作者方槐同志，江西于都人，生于1917年。1932年参加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任红十五军团政治部青年部长，1937年派赴新疆参加航空队学习，后历任东北民主联军飞行大队长，军委航空局处长，空军第三航校校长，空军军长，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