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黎平
1942年9月，在迪化市南梁的“红房子”招待所内，我们37名航空人员，正在作赴苏前的最后准备工作。
根据陈潭秋同志的安排，几天后我们就要动身了，大家的心早已飞向十月革命的故乡，兴奋地谈论着苏德战争情况，想象着未来的战斗生活。几个性子急的同志嚷嚷着：“到苏联后，一定要请求做一名国际主义的飞行员，参加苏联前线航空部队，到空中去打德国鬼子。”
“九一七”事变
9月17日，戈壁滩起风了，旋风把沙尘卷到天空，像千万条黄龙在空中翻滚、呼啸，扑向迪化市。太阳躲到阴暗的沙尘背后，天地之间一片蒙蒙的昏黄。
下午2点多钟，招待所门口忽然开来两辆苏制吉斯大卡车，从车里走出盛世才航空队的教育股长王聪和飞行中队长高继忠。他俩走进屋，威严地通知我：“请你们全体同学，现在就乘车到督办公署去，盛督办要对你们训话。”我觉得此事跷蹊，一面招呼王、高两个人坐下，找人沏茶，陪着唠叨离开航空队两个月来的生活情况，拖延时间，一面悄悄地嘱咐金生同志从侧门出去，以最快的速度去请示陈潭秋同志。那时，陈潭秋同志住在八户梁，离我们住地约有两里多路。金生不大一会儿就满头大汗地赶回来，他告诉我：“中央代表住处围满了警察、特务，盯得很严，没法进去。”
我们估计情况不妙，支委商决：既然来请，还是要去看看他们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于是，大家乘那两辆汽车去了督办公署。大约3点多钟，我们被领到督办公署大楼会议室，里面没有人影，讲台上也无摆设，根本就不像是听“训话”的样子。我们一直等到天黑，也没人出来打招呼。从窗口观察，大楼的门口和周围，有虎视眈眈的哨兵在监视着我们。
在我们的一再催促下，佩戴中将军衔的汪鸿藻露面了。他是盛世才的参谋长兼军官学校教育长，又是盛的连襟。只见他干咳两声，皮笑肉不笑地宣布：“诸位久等了，因为盛督办很忙，没时间见你们，要兄弟我代为转达。最近，迪化的社情动荡，环境复杂，为了大家的人身安全，请你们现在就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住。”刚说完这几句话，不等我们开口问个究竟，他就一转身溜走了。
好一个“转移”，他们竟派了一排全副武装的卫队“护送”，我们被关进了督办公署后院一个单独的营院。晚上，一台卡车把我们在南梁招待所的行李拉来了，每个包内都翻得乱七八糟，有些东西不翼而飞。我们明白了，这是精心策划的阴谋，以请听“训话”为名，把我们骗到督办公署，同时搜查我们的行李，一等天黑，就把我们秘密关起来。联想到在此之前，盛世才用“民族矛盾”、“中共人员分散在各县不安全”等借口，将我党在新疆各地工作的同志，陆续集中到迪化市。今天又发现陈潭秋同志的住处也被特务包围，估计盛世才对我党在迪化的所有人员同时下了毒手。
关我们的营院，原是盛世才培训技术兵的教导队营房。当时学员毕业了，没人住，以一位少校队长为首的管理人员，临时负责监禁我们。这所院子的围墙约有三米高，非常厚实，大门紧闭，门口昼夜站着上了刺刀的哨兵。院内房屋不少，但把我们37人全部塞进一个长方形的平房里，教导队的炊事班，每天给我们做三顿粗劣的饭菜，敌人这时还没有限制我们在院内活动的自由。我们立即召开紧急支委会和支部大会，号召大家在这突然事变面前，要坚定沉着，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要坚持党的立场，与敌人作不屈不挠的斗争。
过了几天，支委分别派陈熙同志和我翻墙出去，先到南梁找航空队的苏联顾问。在确信没有人跟踪监视后，我们翻墙跳进苏联顾问住的院子，推门进屋。苏联总飞行顾问李作古布见到陈熙和我大吃一惊，大概以为我们被盛世才暗害了。他热情地拿来点心、水果招待我们。我们向苏联顾问讲了盛世才秘密关押我们37名航空干部的经过，说明我们是翻墙出来找党代表和其他同志的。李作古布证实了我们的猜测：盛世才在9月17日将我党在新疆的150多名同志，分几处全部软禁了，陈潭秋、毛泽民等几位主要负责同志，被单独抓走，不知去向。
我们请求苏联顾问通过领事馆电台，马上发电报，经共产国际转往延安，向我党中央报告盛世才公开反共、软禁我党同志的情况，请党中央设法营救，并给我们指示；又请苏联顾问继续打听陈潭秋、毛泽民同志的下落。李作古布一一答应，我们随即起草电文，交给苏联顾问发走了。
不久，苏联驻迪化领事馆被盛世才关闭，苏联顾问、专家被撤回国内。从此，我党在新疆的同志不仅被分别隔离，失去了互相联系，而且也失去了与党中央的间接联系。
百子一条心
盛世才自1942年9月17日摘下“革命”的假面具，公开投蒋反共后，蒋介石开始给他点甜头，先后封他为国民党中央委员、新疆省党部主任委员、新疆边防督办兼新疆省政府主席等职。继而蒋介石以“开发边疆”的名义，派遣大批国民党人员进疆，于1943年春天组织了国民党新疆省党部及各县的党部，后来又抓住新疆民族起义如火蔓延、盛世才应接不暇的时机，派兵进入新疆。
盛世才眼看自己的权力基础日益削弱，没有人称他“伟大领袖”了，就想重新把国民党势力逐出新疆。然而，蒋介石给盛世才以更大的压力，一面令嫡系部队向新疆佯动，一面又任命盛世才为重庆国民政府农林部长，用明升暗降、调虎离山的手法，逼盛世才离开老巢。盛世才为摆脱困境，又施投机故伎，复向苏联求援。苏联表示“不干涉内政”，他只好于1944年9月，灰溜溜地离开称霸了12年的新疆。从此，新疆陷于国民党直接统治的魔掌。国民党特务和盛世才的特务勾结在一起，开始残酷迫害我们共产党人。
1944年11月6日晚上，我们正在议论第二天苏联十月革命节的纪念活动，忽然，“刘公馆”
院内闯进了一群荷枪实弹的特务和几辆马车，把我们全体同志强拉硬拽，转到迪化市第二监狱。这里极其阴暗肮脏，惟有院墙和铁门十分结实。牢房内，只有后面墙上有一个一尺见方的小窗透进光线，即使是白天，也是黑漆漆的。臭虫、跳蚤在地面、炕上滚成团。每间牢房的面积比臭名昭著的重庆渣滓洞牢房还小，一个只能躺五个人的小土炕，强制我们睡十个人。放风的院子约有渣滓洞放风院子的三分之一大小。
第二天，挨着号房逐批放风时，我们意外地听到一些熟悉的声音。凶恶的看守员紧盯着我们，不准我们同其他牢房的人搭话。回牢房后，我们用织毛衣的竹针，捅开了墙上的一条砖缝，悄悄地与隔壁牢房的同志通话，传递纸条，又在敌人最不注意的厕所的木条下面，建立了通信联络点，终于与狱内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原来，在“九一七事变”中，我党在新疆的全体同志，被软禁在八户梁等四个地方，1943年4月，又分别被关进迪化第一、四监狱。目前，除老弱病残、小孩和女同志外，都集中到了第二监狱。
投入监牢后，各方面条件更艰苦了，但与党组织恢复了联系，我们像孩子找到了母亲一样高兴。我急忙将航空队的同志自被捕以来的斗争情况，向狱中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张子意同志作了汇报，请求党组织对下一步斗争给予指示。 狱中党组织指示我们，以号房为单位编成党小组，并告知：目前全国舆论谴责国民党在新疆迫害共产党人，敦促蒋介石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求尽早释放政治犯。敌人在这种形势下，把我们从分散囚禁改为集中关押，是有险恶用心的。他们妄图成批瓦解，争取我们“自首脱党”，成为他们的爪牙。针对这种情况，我们的战斗口号是：“百子一条心，集体回延安！”“坚决要求宣布全体无罪释放，拒绝个人出狱，永不脱党叛变！”
在党的领导下，第二监狱的共产党人紧密团结，坚持斗争。除了极少数败类经不起考验，如潘同、邓明、彭浩、王聚奎、杨光瑶、余志强、余天照等沦为可耻的叛徒、逃兵外，绝大多数同志在敌人利诱面前不动心，在酷刑面前不低头，保持了崇高的革命气节。
恼羞成怒的国民党特务，改用慢性杀人的方式摧残我们。每天只给几两坏高粱米饭吃，发一丁点盐蒜、生萝卜当菜，有时干脆不给菜。敌人还频繁地提审、毒打，大家被折磨得两颊塌陷，一步三喘。
为了保持体力，坚持斗争，我们都把过去买股票的积蓄和购置的毛毯、皮靴、金戒指等捐献给集体，设法买通看守，变卖后购进了一些熟的牛羊肉，补充极其缺乏的营养，使大家在极差的伙食条件下，维持生命。特别是女牢的同志们，每当逢年过节，总要变卖衣物，筹集经费，给男牢每一个同志寄上一份食品，使大家深深感到阶级的友爱和温暖。
绝食斗争
敌人见生活上的摧残动摇不了我们的革命意志，又用软硬兼施的办法向我们进攻，将我们一个个过堂，诱惑说，只要写个声明，宣布脱离共产党，想工作的，可以给高官厚禄；想成亲的，可以出去结婚；有病的，可以治疗、休养；要回家的，可以发给路费等等。我们怒斥敌人的花言巧语，特务们就一拥而上，拳头、皮鞭、木棍劈头盖脸地打上来，许多同志被打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
为了反击敌人分化瓦解的阴谋，狱中党组织决定以全体被囚人员的名义，给当时国民党新疆省主席吴忠信、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写信，强烈抗议对我们的非法审讯和酷刑拷打，强烈抗议生活上的非人待遇，要求立即惩办打人凶手，改善生活条件，将受伤人员送医院治疗。狱方收下信，假惺惺地表示可以派代表来谈判，我们选派了四名代表，谁知刚去就被狱方毒打一顿，还被带上脚镣手铐，进行单独审讯。狱中党组织获悉后，立即决定开展绝食斗争，不放回我代表，不改善我生活条件，决不复食！
敌人气势汹汹地反扑。一面在狱内增加大批军警，在监狱院内和牢房的走廊里布置众多岗哨，荷枪实弹威胁我们；一面又破天荒地做了白面馒头和肉菜，放在窗门口引诱我们；同时，又把他们认为是我狱中党组织的负责人，关进单人牢房，企图使我们群龙无首。不管敌人使用什么花招，所有同志粒米不食。 四天过去了，五天过去了，我们浑身瘫软无力地躺倒在炕上。胃由于极度空虚，阵阵绞痛，浑身出虚汗，脸色惨白，但大家互相鼓励，毫不动摇。
敌人慌了。当时，正值国共和谈之际，如果我们这100多名共产党人全部绝食而亡，必将使全国舆论哗然，上峰怪罪下来，他们吃不消。狱方着急了，便挨着号房强行往我们嘴里灌牛奶，我们咬紧牙关，就是不咽。
第六天，敌人无计可施了，只好对特别虚弱的同志，从肛门里强行注射牛奶。第七天，国民党新疆省的党、政、军、警各机关，终于联合派代表与我们谈判，被迫接受了我们提出的大部分条件，被扣的代表也放回来了。为了坚持长期斗争，党组织决定复食。
蒋经国“探监”
绝食斗争结束不久，狱方忽然动员全部人马，填坑，刷墙，淘厕所，忙得不可开交。看守们也一反常态，对我们客气起来。从一个同情我们的看守那里得知：蒋经国以国民党中央青年干部学校教育长的身份，到新疆视察，并要亲临监狱，争取我们这批共产党人“弃暗投明”
。
几天后，蒋经国在一群军政要员和特务的前呼后拥下，果然“探监”来了。他在院子里转了一圈，狱方便打开牢门，要我们集合，听蒋经国“训话”。蒋经国干咳两声，假惺惺地说道：“各位先生在这里受委屈了，吃苦了，党国派鄙人来看望诸位……”
高登榜、吉合等几位代表没等他说下去，就递上三封分别写给蒋介石、吴忠信、朱绍良的抗议书，并当场拿出了发霉的萝卜条、变质的高粱面馒头，大声控诉：“蒋先生，这是我们上一顿吃的饭菜，几年来天天如此。这就是当局对政治犯的‘宽厚待遇’！”蒋经国一副窘相，无言以答。“请问蒋先生”，我们的代表又大义凛然地责问：“国民党口口声声讲以民族大义为重，我们都是坚决抗日的战士，为什么同室操戈，关押我们？你们既然允许信仰自由，为什么要强迫我们声明脱离共产党？”
整个院子里发出响亮的抗议声：“坚决反对虐待政治犯！”“我们要求宣布无罪释放回延安！
”“抗议法西斯暴行！”“我们要求保护人身安全、信仰自由！”蒋经国的脸色由红变白，又由白变青，再也无心演“安抚”的把戏了。他狠狠地瞪了监狱长侯维城一眼，气急败坏地溜了。
事后知道，蒋经国又到女牢，企图拉拢瞿秋白同志的爱人杨之华等同志，也碰了一鼻子灰。
为了给他们的主子蒋经国出气，敌人开始疯狂地报复，又对我们轮流过堂，严刑拷打。我们咬紧牙关硬挺着，坚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要到来！
录自吕黎平《星光照西陲》一书。吕黎平同志生平简介，见本书第3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