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大部分国土，新疆就成为我国安全的大后方，也成为我国与苏联之间物资、人员往来的国际交通要道。我党当时在新疆工作，就以“六大政策”为政治基础，努力发展和盛世才的统战关系。盛世才也想借助中共力量，炫耀进步，取得苏联信任，作为向国民党讨价还价的资本。至于苏联，则是希望中共和盛世才建立并发展统战关系。总之，我们在新疆的工作，均由苏联、盛世才和我党代表决定，就是执行苏联在新疆的政策。这些陈云最清楚。因此，1937年10月，我党在迪化建立了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对外称第三招待所。
1938年初，我党应盛世才实际上也是苏联的要求，从新兵营抽调一批干部到新疆政权中工作，我也就在那时候，出任了官办的群众性组织——“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秘书长。我们的同志主要分配在政府机关的财贸和文教部门工作。盛世才是不愿意我们到军队去的，以后，可能是苏联方面讲了话，妥协的结果，在军队里安插了几个人。
同志们组织纪律性很强，大家虽然不公开共产党员身份，但始终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地工作，为新疆各族人民谋利益，为支援抗日战争作出自己的贡献。如毛泽民对新疆币制、税收的改革，对新疆财政方面的贡献很大；如林基路、汪小川、李宗林等，在宣传党的抗日政策主张，激发青年爱国热情，团结进步分子等方面，成绩卓著。在和群众接触中，人家一看你没有官气，一看你的风度好，他嘴里不说，可心里明白：你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这就给新疆人民留下了良好印象。
民众反帝联合会在新疆的政治地位很高，因为会长是盛世才本人，副会长是省长李溶，规定政府厅长等都必须加入。汪小川、李宗林当时是《新疆日报》正、副编辑长，反帝联合会在《新疆日报》上占有一个版面，林基路经常在上面发表文章。我们就利用这张报纸来宣传“六大政策”，实际上是宣传马列主义和中共中央的政策、主张。新疆政府各个系统都有苏联顾问，财政部门的顾问是总负责人。各专区设有苏新贸易公司，名义上是搞商业贸易的，实际上起着领事馆的作用。
在西路军余部还未到新疆之前，盛世才曾制造过阴谋暴动的假案，把金树仁时代留下的许多官僚抓起来，准备开庭审判，其中，有些原是替苏联工作的，因而苏联就派了五个顾问参加审判；我们到来后，苏联人要我们派人参加审判，我被派去兼任审判长，两个副审判长都是盛世才的人。实际上我们是帮苏联讲话的，释放了一些人，其中有的是比较重要的人物。
还有一次，盛世才设计栽赃，把新兵营派到喀什驻军中当少校连长的红军军官周纯麟抓起来，带回迪化审判。冯铉去找我，叫我在审判时要释放他，但没有给我讲清事情的来龙去脉。
我虽不明白其中的原委，但开庭后，我就把他释放了。
尽管中共党员没有公开自己的政治面貌，但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政治影响，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扩大，生性多疑的盛世才对中共的疑惧也就越来越深。陈云善于处理统战问题，他在新疆时和盛世才关系处得比较好，他离开后就不同了。开始，盛世才为了表现积极，提出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党婉言谢绝了。1938年秋，他跑到苏联见了斯大林，提出想加入联共，斯大林也表示拒绝，回来以后他就翻了脸。1939年初，他将我党在迪化工作的干部陆续调出迪化，有的甚至赶出新疆，妄想以此限制我们的行动和影响，还提出一个口号“注意新来的人”。1939年5月间，我被调离反帝联合会秘书长职务，改任阿克苏行政长。我还没有到任，该地区已经在宣传“注意新来的人”了。
苏枚是从苏联回国，途经新疆时留下来的，在迪化当中学教师，我们是在迪化结婚的，后来同去阿克苏专区，她在师范附属中学高级班任教。
我在阿克苏工作期间，受到盛世才的密探、公安局长曹天爵的严密监视。他在我身边安排了两个特务，其中一个叫蒋泽中，另一个叫买买提，是维吾尔族，给我当秘书主任，天天送文件来，念给我听后，我再批办。
我在阿克苏的活动范围被限制在城区附近，想出去巡视，到外县跑跑，都不行。有一次我和苏新贸易公司经理讲好，坐车到库车县去看林基路，还没走上几十里地，当地军区司令孙庆龄就拿着盛世才的电报，叫我回专署，问我为何出门不请示督办公署，擅离职守。这个孙庆龄原是苏炳文的少将教导队长，对我一向冷淡，我也从不找他。后来我离开新疆回延安，他兼任了阿克苏行政长。
1940年七八月间，周恩来从苏联回延安，曾路过新疆。9月间，盛世才突然给我来个电报，说我母亲病重，要我回家探望，他为照顾我母子之情，准予离职等语。我心里明白，可能是中央调我回延安。我去苏新贸易公司辞行，他们听说我回去没有车，就派了一辆载重汽车送我们一家三口去迪化。头一天住在库车县，林基路夫妇热情招待了一番。第二天到迪化，住在招待所，冯铉去看望了我们。
我到办事处见陈潭秋，那时他已接替邓发工作。他告诉我，调我回延安的经过。原来周恩来在迪化时，对盛世才讲了中央要调我回延安。据陈潭秋说，中央准备派我到湖北担任新四军五师政委，接替陈少敏的工作。那时候，苏联和重庆之间有条航线，我在迪化住了几天，就坐飞机出发，冯铉到机场送我，盛世才也去了。我是1937年5月到迪化的，前后在新疆住了三年多，其中有一年多是在南疆。
飞机飞经甘肃凉州和兰州之间的乌鞘岭时有云雾不能通过，临时在凉州降落。飞机场有国民党特务监视窥探，我找一个机会把刻有“黄民孚”三字的图章扔在一口水井里，因为盛世才给我的护照上写的是“八路军少校参谋黄和青”，不是黄民孚。当晚住在苏联招待所，第二天到了兰州，住在苏联空军招待所。然后我们坐上吉普车，对外声称是送电影片去检查的，车一开就开到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见到了伍修权。在办事处住了几天，我们从不出门一步。
几天后，买票坐汽车去西安。国民党特务也跟着我们上了汽车，想和我们搭腔，试探我们是否是从新疆来的。车开到华家岭住了一夜，次晚宿平凉。早晨上汽车后，看见有个戴眼镜的人，挟着皮包进了汽车站，向屋里走去，样子有点像张国焘模样，他只顾和车站上的人谈话，没看见我，我赶紧把脸掉过去，心里有点紧张，没开车前的那几分钟真难熬。到了西安，一进城门，就让我们下了汽车。我们雇了黄包车去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在那里见到了林伯渠。1940年10月，我们从西安办事处坐汽车，回到了延安。
回溯我在新疆那段期间，从1939年秋，国际国内形势开始出现逆转，法西斯德国进攻波兰，蒋介石加紧和我党闹摩擦，掀起反共高潮，因而盛世才也就越来越背离“六大政策”，接连制造各种阴谋案件。1940年我离开新疆时，盛世才和我党关系已经非常冷淡，经常闹别扭。
因此到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艰苦阶段，苏联忙于打仗，我党也正处于空前困难时期，盛世才便背信弃义，乘机下手，一下子把中共在新疆工作、学习的人全部抓起来投入监狱，残酷迫害，以此作为投靠蒋介石的见面礼。
事后来看，我党同盛世才那一段统战工作中的成功与失误之处，的确值得认真加以总结。苏联没有料想到蒋介石会拉拢盛世才，但我们早就应该预料到。在延安总结新疆工作时，我曾向邓发讲过这一点，他是否向中央反映过，就不得而知了。我认为最大的失误有以下几点：
第一，当尧乐博斯叛变逃跑，哈密的职位空出来时，盛世才曾有意叫新兵营派人接管，把哈密交给我们，如果我们当时把哈密拿到手，后来形势发展会大有不同。哈密地理位置重要。
东与蒙古接壤，南与陕甘宁边区邻近，黄河一上冻结冰，来往很方便。我们如控制了哈密，可利用多种关系到甘肃绥州绥州：应为肃州，即今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二米子河二米子河：应为额里子河，也译作二里子河，位于建国营（今名赛汉挑来）附近，今属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
开展工作。
从经济上说，我以商业形式出现，派新兵营的刘崎（原一方面军的，解放后曾任交通部顾问）到酒泉做买卖，新疆有盐，苏联有布，这都是当地人需要的。从政治上说，我们利用这个点扎进去，团结当地人士，开展抗日宣传工作，争取知识分子，办个抗大式的学校，把学员派回内地工作。这样由西向东逐渐发展，河西走廊可为我所有。再把工、青、妇组织起来，在绥州、甘州建立个民主政权。从军事上说，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绥远、内蒙古，我可派人与西北五马联系，可和他们搞统战关系，共同抗日。盛世才的部队只要汉族人，我党可组织各个民族的抗日队伍，加以训练，再派回地方工作。只要我们掌握了一支好的武装，蒋介石就进不去，因为他要进新疆，只有经过哈密这条道。大门堵住了，盛世才也就不敢轻易背叛了。
第二，1939年日军进攻包头，战火烧到五原，蒋介石担心苏联援蒋军用物资的通道被切断，曾命令盛世才派两个团到二米子河。他无兵可派，我们却有兵不派，坐失良机。当时我们有100多个干部，400多名战士。后来苏方派了第八团8000人，全是机械化部队。如果当时由我方派兵，就可以在酒泉设立办事处，打通河西走廊，和苏联连接起来，不怕蒋介石后来打我们。
我们在新疆时，中央的重要文件、书刊，到办事处是可以看到的，但却不能根据中央指示讨论和布置工作，而要按苏联政策办事，苏联那一套做法，我们也不是没有意见。
录自黄火青同志所著《一个平凡共产党员的经历》一书。黄火青生平简介，见本书第3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