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火青
1937年4月，我们西路军余部到达星星峡之前，共产国际主管武装暴动的德国人马伊努斯基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决定，接济西路军一批军火武器，有五万枝步枪、上百挺轻重机枪和几十门大炮。陈云、滕代远和冯铉、段子俊、李春田等同志奉中央指示，由苏联护送武器到新疆，中途停留在苏联的阿拉木图，等待西路军的消息。4月下旬，我们一到星星峡，盛世才派驻在这里的边防站负责人王效典，就向迪化报告了，陈云等很快就赶来星星峡迎接我们。
我在安西时，用毡子剪得做了一双袜子当鞋穿，在沙漠地上才走了几天，脚指头就露了出来。陈云带来两位苏联医生，尽管医药条件很差，负伤的人总算得到了治疗，我的脚伤也得了治疗，也穿上了鞋子。
我们到星星峡的第二天，正是5月1日。那是我一生中度过的最有纪念意义的五一劳动节。
西路军当时只剩下450多人，但我们还保存了一面红旗。当天召开五一劳动节纪念会，陈云讲了很多鼓励我们的话，说你们这些共产党员，那样的困难都经过了，人累得不像样子，不投降敌人，还能剩下这些人回来，就算很大的胜利了。你们那些破鞋烂袜子，将来都要放在革命博物馆陈列起来。他的讲话使我们深受鼓舞，整个会场情绪沸腾。
在星星峡期间还有过两件事。一是刘雄武的警卫员和其他掉队的人陆续回来了，据警卫员讲，刘雄武受了伤，腿被打断了，扶到了山上，不能走动。我把刘雄武的经历报告陈云：
他原是滇军朱培德部一个排长，1929年带了一个排起义，上了井冈山，担任过红九军团的团长，在反对张国焘的斗争中观点正确，是个好同志。我建议由我带一班人、两挺轻机枪和一辆汽车，去把他找回来。陈云考虑了一会，没有同意我去，另派了刘学孔刘学孔：应为刘鹤孔。和刘雄武的警卫员带一排人去了，据他们回来后讲，他们在当地吹号寻找，没有人应声，警卫员又记不清确切地点，没有上山搜查，结果空手而回。要是他们当时先占领一个山头，再派人上山搜查就好了。因为刘雄武既已不能行动，即是听见号声，也无法走出来。
第二件事是哈密的尧乐博斯要逃出新疆，投奔国民党。他收拾了大批细软，把苏新贸易公司的汽车扣了三辆，叫自己的副官押车逃走。从哈密到关内有两条路，一条是沿着蒙古边上走，一条是从星星峡走。我们知道这个消息后，就派刘学孔和杨秀坤带一排人，由苏联人带路，在路旁埋伏下来。我方一开枪，苏新贸易公司的车就停下来了，因为司机全是苏联人。就这样，三辆车装的金银细软全部追了回来。
5月4日据新疆党史部门提供的资料，应为5月3日。
西路军余部400多人在陈云率领下，离开星星峡前往迪化。第一天住在烟墩。
晚上，大家都已入睡，天上有月亮。滕代远原来和我认识，他和冯铉约我出去散步，在院里停放的汽车旁边闲聊起来。他们问我西路军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他们在苏联，对情况不了解。我就把我所知道的有关情况都告诉了他们。5月7日到了迪化，开始住在西郊公园附近金树仁时代准备办纺纱厂的地址。我们住在北面，南面空着没人住。平时陈云有事只找原西路军工委会的几个负责人，不找我。有一天晚上，陈云叫我：“老黄到院里‘踱方步去’。”
他和我在中央苏区就认识。我们在南面院子里来回散步，他问我西路军的有关情况，我又对他复述了一遍。
1937年7月间，西路军余部迁到迪化东门外营房，对外称“新兵营”。我们在那里休整、学习，名义上是盛世才招待，实际是苏联出钱，每人每天有一斤羊肉吃。长时期艰苦行军、战斗生活之后，一休息下来，就感觉万分疲倦，吃了饭就想睡觉，总觉得睡不够，差不多睡了10天。陈云当时的方针是：要大家好好休息，不谈过去的事，怕谈起来影响同志关系。我和曾传六在祁连山一起打前站带路，比较熟悉了，他是党委成员，我和他同住西屋，其他人住在一排三间的上房。我有时就和他谈谈党的政策、党的历史和苏维埃运动中的失误，只是不提张国焘的姓名，但说明党内问题总是要搞清楚的。看样子他内心非常苦恼，从不表态。
我把随身带的那些“干部必读”之类张国焘反党的小册子清理出来。有一天，同郭天民去看陈云，他听说我带了些刊物，叫我交给他。我捡出一套比较完整的交给他，重份的我留下。
我又买了个练习本子，把小册子上的文章的重点摘抄下来，封面写上“旧事重提”四个字，有空就看看，准备将来系统批判张国焘反党罪行之用。那个期间，由于用脑过度，我曾发生过一次严重失眠，几天几夜睡不着觉，后来还是苏井观（原在上海学医，后进入苏区的）告诉我一个办法，每天早晨、晚上散步一小时，高兴了还可以跑跑步，但不要过累，睡前用冷水洗洗脸，第二早晨不洗脸就散步，也是一个钟头。我没地方散步，就在屋后雪地上像驴推磨一样，绕着圈子转。此外，滕代远还教会我骑自行车，有时上街，撞见卖烤羊肉串的，就停下来烤上几串，骑在车上吃。
陈云和滕代远住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经常和我们联系的是冯铉，他对外的名义是新兵营政治处主任。有一天开会，我们十来个人加上陈云等五六个人。李特和黄超又在会上发泄对党中央、对共产国际的不满。会议中间他忽然冲着我说，听说黄火青同志对过去的事还有意见，什么“旧事重提”。陈云告诉过我，平时别讲话，过几天开会可以讲，我就站起来说，我有意见不自今日始，过祁连山时我就讲过，我是反对张国焘反党行为的，有意见我还要讲。陈云表示，黄火青有保留自己意见的权利。这个会就算结束了。
1937年11月下旬，陈云回延安去了。至于我们留下的这些人，是去苏联还是回延安，尚待决定。后来，中央和共产国际决定，要留一些干部在新疆工作。12月，李卓然、曾传六、李天焕、李先念和郭天民等，奉命回延安，我奉命留新疆。我改用年轻时代的名字——黄民孚，是留下来的干部中地位比较高的一个。西路军留下来工作的干部，还有汪小川、黄义明、周纯麟、潘同（后叛变）和胡栋等几个人；其他人员学习文化知识和军事技术。以后又从延安先后派来两批干部，如林基路、高登榜、李宗林等；还从由苏联回来路过新疆的干部中，也留下了一些人，如毛泽民等。
陈云离开新疆后，中央派邓发接替他担任中共中央驻新疆的代表，负责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和新兵营的工作，在新疆工作、学习的同志，由中央驻新疆的代表领导。党在新疆是按苏联的政策办事的，干部分配工作时，邓发就交代过，在新疆要执行六大政策，帮助、巩固盛世才政权，不公开自己共产党员的政治身份，不发展党的组织，不进行党的组织活动。这些实际上都是苏联和盛世才商定的，而苏联在新疆也是这样执行的。邓发还交代，我和毛泽民、徐梦秋（后叛变）三个人，在一定时期可以由我召集，碰碰头，交换意见，研究情况，但没有党小组和党小组长的名称。其他人员和邓发有联系而没有组织关系。
当时，掌握新疆军政大权的是地方军阀盛世才，他是1933年利用政变上台的，原来的省主席金树仁被赶跑，盛世才倚仗手中的兵权，在苏联的支持下当上了新疆边防督办，收容了一批从苏联回来的原东北军苏炳文、马占山的部下，控制了军政大权。他上台时地位不稳，处境困难，西北五马之一的马仲英部，乘机从达坂城打到妖魔山，占领了飞机场和北门外的阵地，包围了迪化。盛世才走投无路，向苏联求救。苏联大力支援，不仅派飞机轰炸马部阵地，还派出号称阿尔泰的部队，身着盛世才部队的服装，把马仲英的军队直赶到和田，解了迪化之围，救了盛世才的命。因此，盛世才才对苏联感激涕零。
1935年，苏联人派了一批华人到新疆，其中有王寿成即俞秀松、陈中、张义吾等，帮助盛世才建设政权，并给他无偿的巨额经济援助和军事装备，选派了经济、军事专家，又派苏联红军第八团驻扎哈密，以保证中苏之间国际运输线的畅通。苏联方面的用意是想扶持盛世才，使新疆政权和苏联友好，保持中苏边境的安定。而盛世才则企图利用苏联的力量，巩固并扩大自己的势力，稳住他的统治地位。他标榜“反帝亲苏”，对苏联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基本上采纳。他在苏联和进步人士的帮助下，制定了反帝、亲苏、民主、清廉、和平、建设的“六大政策”，作为新疆的施政纲领，并允许人民阅读马、恩、列、斯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