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精彩，似乎无技巧可言，只在付出本人真情；戏剧的精髓，似乎充满着技巧，时刻浓结作者才思。将日常的爱情写在戏剧里，戏便能感动无数颗心；将高妙的戏剧用在生活里，爱已变为伤人的刀斧。爱不是一句话，仅说说便万事大吉；爱就是一句话，需一生去兑现更新。
彩笔灵光照草庐，
墨香浓处意何如？
风流二字知安在？
一段缠绵一架书。
曹禺 此生此爱意悠长
曹禺掠影
本名：万家宝
生年：1910年
出生地：天津
卒年：1996年
辞世地：北京
辞世原因：病逝
身份：剧作家
代表作：《雷雨》、《日出》、《北京人》
时人评价：一位诗人、一位剧作家能够留下几行那样钻石般闪光的警句，也可以传之不朽了。而曹禺贡献那么多！（张光年语）
生命中的女人：郑秀、方瑞、李玉茹
楔子
才华天纵，神笔亦由上苍赋予，《雷雨》一出，便使中国话剧为之清醒，使中国话剧的天空为之清新。曹禺，是那只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大鸟。
爱国发自内心。以如椽巨笔，探入旧中国黑暗深处，揭示真相，唤醒世人。曹禺，是以锦心为矿灯，照亮幽暗的巷道，以笔为武器，向恶势力决战的战士。
“一时强弱在于力，千秋胜负在于理。我有一种谬论：战士应该死在战场上，作家应该死在书桌上，演员应该死在舞台上……引申说，一个真正的人，应该为人民用尽自己的才智、专长和精力，再离开人间。不然，他总会感受到遗憾，浪费了有限的生命。”这是曹禺的心声，也是他一生捍卫的准则。因为，他既是战士，也是作家和演员。
是曹禺成就了中国现代话剧，他的创作，不唯标志着中国现代话剧的诞生，更促其血肉丰满，容颜惊艳动人。
中国现代话剧也成就了曹禺，使他由寂寂无名的文学青年一夜之间跻身于话剧的圣堂，又使他的生命自此打上话剧的烙印。话剧，点燃了曹禺过人的智慧，曹禺的智慧又催绽了中国现代话剧的笑靥，装点了许许多多热爱话剧的人们的美梦。
对于爱情，曹禺似乎是一个中西合璧的人：既不乏大胆追求的浪漫与热烈，又秉承传统，心中有雷池；既有情诗的火辣与缠绵，甚至不乏婚外恋，又有尊重与平等，忠贞与相守。以传统为经线，以浪漫为纬线，织成了爱情之网。既摒弃了无行文人的放荡与滥情，又不似迂腐夫子的木讷与无味。以悃诚对待他爱和爱他的女子，以心呵护她们，以幸福来滋润她们，即便分开了，也不施以冷漠，而是以温情待之。或许正因如此，不论是离婚的郑秀、自杀的方瑞，还是携手终老的李玉茹，都认为他是好人，从而衷心爱之、痴情待之，视之若知己，恋之若信仰。
清华园里，故事如花的清芬
曹禺的第一任妻子是郑秀。
郑秀与曹禺同岁，其父为南京法院的最高法官。
郑秀虽为南京人，但她的中学时光却是在北京贝满中学里烂漫地绽放的。
1930年8月，曹禺由南开大学政治系转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二年级读书。在清华，除广泛涉猎西方文学尤其是戏剧文学之外，他将一部分课余时间交给了看戏，尤其是京剧。当曹禺与巴金、章靳以一起观看京剧时，他总是不知不觉地为中国的国粹而陶醉。
1930年年底，曹禺成为《清华周刊》的编辑之一，与他同做该刊编辑的，还有钱钟书等人。
此时，郑秀仍在北京贝满中学读书。
1932年秋天，郑秀考入清华大学法律系，与曹禺成为校友。
据曹禺的女儿万黛、万昭在《珍爱与痛惜——纪念父亲曹禺百年诞辰》一文中回忆，郑秀考入清华大学之后，因为既不同年级亦不同系，与曹禺并不相识。然而，由于当时清华园的女生极少，而郑秀是这凤毛麟角中的一个，且她秀丽端庄的仪表，尤其是大家闺秀的可人气质，很快便引起了曹禺的注意。
郑秀周围，已经麇集了越来越多的男生，他们不唯向郑秀投来爱慕的目光，还以种种方式向郑秀示爱。而曹禺，却苦于没有良机而私下里烦恼。
爱情是一种折磨人的东西。自从他的目光为郑秀的明丽而胶着，曹禺便尝到了这种被折磨的苦涩。
1933年早春，在风儿和垂柳的长绦均变得柔软、鸟唱变得更加有心的时节，曹禺终于迎来了清华大学的校园戏剧活动。
曹禺觉得，契机终于降临了，他似乎嗅到了爱情的滋味。
曹禺所在的清华话剧社的话剧同行们正在一起排练英国剧作家约翰·高尔斯华绥的话剧《罪》，此时，忽然涌起的一个念头令身为翻译兼导演的他兴奋异常：他决定邀请郑秀友情出演《罪》中的女主角。
他被这个“一箭双雕”的念头点亮了眼睛。
于是，曹禺便央求好友孙浩然出面，向郑秀发出诚挚的邀请。
《罪》里的男主角拉里由曹禺本人饰演，女主角汪达由郑秀饰演，二人在剧中系恋人关系。曹禺的这一“特邀”实在有“以权谋私”之嫌。
活泼多才的郑秀，抵挡不过孙浩然以及他背后的曹禺的诚意，只得答应。
答应归答应，并不意味着郑秀的表演能够达到曹禺的要求。
毕竟，郑秀此前既未学过表演，又未曾参与过演出。
这一切，似乎都在曹禺意料之中，或者可以说，正是因为郑秀对演戏完全陌生，曹禺才诚挚邀请她的，在完全外行的郑秀面前，曹禺的机会才更充裕。
排练中，曹禺耐心地为郑秀分析角色，讲解人物关系和该剧的主题思想，向郑秀悉心传授表演技巧，热情鼓励她不必害怕和担心，并反复纠正她在表演中出现的问题。
曹禺的努力没有白费，他们的联袂演出取得了成功。
该剧与观众见面后，整个清华园都轰动了。
演出的过程，也是交往和了解的过程，曹禺的才华在郑秀面前得到了充分展示。
曹禺乘胜出击，开始了对郑秀的猛烈追求。
然而，求爱似乎并不顺利。
情窦初开的女子，都早已在心里编织着自己恋人的形象，虽然这个形象未必清晰，但他一定有一个大致的轮廓，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女子阅历的丰富、性格的成熟而变得愈来愈完美。
而曹禺，不是郑秀理想的恋人形象。从个人的自然条件上来说，曹禺的个子还不够高，人还不够帅，气质似乎也不太符合，他还是感性有余，理性不足；学法律的郑秀，恰恰希望她的恋人是一个更富理性的男子。
曹禺并未退缩，他开始摇动自己多情的笔，给心爱的女子写信，一封又一封，越来越密集，越来越长，感情也越来越炽烈。
情书，先将曹禺自己给点着了。
万黛、万昭在《珍爱与痛惜——纪念父亲曹禺百年诞辰》中写道：“起初，爸爸并不顺利，因为妈妈是法律系的学生，与爸爸并不认识，对戏剧表演更是外行。而且，妈妈对这位身材矮小、身穿大棉袍、戴着一副黑边眼镜、总是抱着一大堆书在清华园里来去匆匆的‘老学究’，并不以为然，她回绝了邀请。这使爸爸心伤欲碎，他不住地在妈妈宿舍‘静斋’院外长时间痴痴站立，有时又送去一封封写满诗篇、洋溢着艺术激情的书信。不久，失魂落魄的爸爸终于病倒了。”
爱情，是一种病毒，染上它，便会大病一场。得到了爱情，这病会痊愈，会变得甜蜜；得不到爱情，或许这病会延宕一个人的一生，其痛苦非意志刚强的人难以忍受。
曹禺的“悲惨遭遇”，很快便引起了同学们的同情。于是，曹禺的同学便向郑秀同宿舍的同学仗义执言，央求她们劝告郑秀：“你们赶快让郑秀和万家宝好了吧，不然，怎么得了？这几天万家宝整宿不睡，喊着郑秀的名字，又哭又叹气，非疯了不可，我们也被他闹得不得安宁。”
曹禺同学的叙述，或许有些善意的夸张，目的是打动郑秀的同学，进而打动郑秀，但他们已先被曹禺深深的感动，想帮助他实现抱得美人归的诚意却是无可怀疑的。
这样的粉色往事，即便在曹禺的女儿们已谙世事、长大成人之后，曹禺的那些曾经“深受其害”、或者曾经出过一把力的同学还多番提及：“你们都不知道，当初，你爸爸像发疯一样追你妈妈啊！”
在清华热心学友的“万炮齐轰”下，郑秀终于接受了曹禺的爱。
于是，在1933年那个温婉可人的春天里，曹禺与郑秀相恋了。
爱情鼓噪起了曹禺旺盛的创作激情。他开始着手创作他已经勾画了几年的话剧《雷雨》。
暑假不知不觉地来临。才思爱恋两相高，胸底波澜正涌潮。曹禺决定，这一次放假，他不再回家了，虽然他那样想念亲人们。
他也央求郑秀，在学校陪着他写作《雷雨》。
“身边没有你，我将一事无成。”曹禺看着郑秀的眼睛，深情地对她表白。
郑秀答应了。
于是，在清华大学图书馆阅览室两个相对的座椅上，在一片宁静里，曹禺的写作激情得到了最大限度地激发。
他写着，思绪完全沉浸于情节的跌宕里，游走于人物命运的沉浮中。
郑秀则静静地坐在爱人身边，温习着自己的功课。
写累了，曹禺抬起头来，与郑秀对视一眼，笑一笑；写成一页稿件之后，他便请郑秀做他的第一位读者，请她读后提提意见。
需要定稿了，便由郑秀将这一页誊写出来。郑秀的字娟秀，加之誊写得极为认真，每经她誊写出的定稿，似乎更增加了它的感人力量。
这已经加入了爱情的力量。
在这样的交流里、这样的宁谧中，时间不知不觉地流走。
流走的时候，曹禺与郑秀，谁都没有察觉。
这样的时候，便是他们陶醉于幸福中的时候。
晚上，累了一天的曹禺与郑秀一起，在美丽的校园里散步。
一天的任务已经完成，曹禺与郑秀的心里满是轻松。相爱的两颗心，没有距离，幸福就流泻于他们之间。
这样的时候，满天云霞被火燃烧成金色，似乎充满着爱情的隐语；闹不清白天与夜晚的蝉儿不合时宜地惊惶地鸣叫，也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愉悦。
有时候，两个人边走边交谈，多是曹禺在谈，谈他接下来的思路，谈他丰润的理想，谈他对郑秀的爱恋；也有静默的时候，虽然不说话，但两个人都明白对方在想些什么。
“你唤回了我早逝的青春，让我品尝了人生最醇厚的美酒，和你在一起，我感到最幸福。Dora（郑秀的英文名），如果将来有一天，我能写出像样的东西，你的爱就是我创作无可比拟的动力。”曹禺动情地对郑秀表白。
听着曹禺的倾诉，郑秀很显然也被感染了，她深信曹禺的梦一定会成真，她的眼光不会错。
要是这样的时候永远静止，该有多好。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雷雨》终于写完了！
这是1933年的8月，曹禺也要毕业了，由于参加清华大学留美考试未获通过，他接受了保定育德中学的聘书。
而郑秀，仍在清华读书。
要分别了，曹禺心里彤云密布。
对于《雷雨》，曹禺像舐犊的老牛，一遍遍地看着，反复地品味，仔细地修改，希冀有朝一日，它能成为真正“像样的作品”。
这是他与郑秀爱情的结晶呢。
《雷雨》写成后的一段时间里，被束之高阁。
去保定执教前，曹禺将它交给了在《文学季刊》任编辑的好友章靳以。
直到1934年7月，属于《雷雨》的时代终于降临了！
在巴金、靳以与《文学季刊》主编郑振铎讨论刊物组稿事宜时，在巴金要多关注文学新人、多发掘文学新作的提议下，靳以将《雷雨》郑重地交给了巴金。当晚，巴金一口气将《雷雨》看完，激动不已，遂将它向郑振铎推荐，郑振铎也“一见倾心”，便在1934年《文学季刊》的第三期上刊出。
毫无疑问，《雷雨》在中国话剧的天空下了一场畅快淋漓的夏雨。人们不仅为剧本的情节与人物命运倾倒，更为它揭示的深刻主题而激情澎湃。
随后，《雷雨》便由文字变成了舞台上表演的精彩纷呈的话剧保留节目。
不久，《雷雨》由中华同学新剧公演会带到了日本东京，同样倾倒了无数观众。
于是，《雷雨》的日译本横空出世，由东京神田一桥教育馆付梓并发行。
一时间，《雷雨》作为畅销书为人们所追捧。
曹禺及其《雷雨》更受到了鲁迅和郭沫若的高度评价。自此，年轻的曹禺为万众所谙知，《雷雨》自然代表了中国现代话剧的崭新高度。
1936年8月，曹禺应余上沅之邀，赴在南京刚成立不久的国立戏剧学校担任教职，讲授“西洋戏剧”、“现代戏剧与戏剧批评”与“剧作”课程。
为了能与爱人朝暮在一起，郑秀终止了学业，离开北京，在南京审计部谋了一个小职员的职业。
为了爱情，她觉得这样值得。
两个月后，11月26日，在双方家长的建议和支持下，曹禺和郑秀在南京平仓巷德瑞奥同学会举行了订婚仪式。自此，这对相恋了三年的青年男女，终于真正走到了一起。
曹禺事业上的伯乐、好友，专程参加了订婚典礼，巴金、章靳以、马彦祥、张天翼、田汉等人都不辞路遥，不避战乱，前来祝贺。
祝贺声里，一段婚姻自此始；笑靥边上，两颗情心相交融。文化名人们的光临，不唯增添了仪式的喜悦气氛，更提升了仪式的格调。
这一天是西方的感恩节，此刻，在曹禺与郑秀心中，亦有一种感恩流溢，温暖心房。这样的温暖中，冬天的风不再寒冷，外界的炮火与动荡似乎已销声匿迹。在爱情面前，冷风与动荡均乖乖地绕道而行。
曹禺与郑秀，一段幸福已经正式启程。
然而，谁能想到，这段幸福并未持续多久。
订婚半年之后，七七事变爆发，中国全面抗日的时代到来。在日军大肆轰炸南京的炮火硝烟中，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不得不迁至长沙，后又迁往重庆。
这段重庆的岁月，长达八年之久。
剧专的上课地点，由七星岗而北碚，由北碚而江安，居无定所。战乱之中，人们格外盼望和平的美丽倩影，渴慕安定而不得，便容易流于敷衍与得过且过。
这样的时候，曹禺与郑秀渐渐显出性格上的不同来。
曹禺身为剧专的教务主任，既忙教学，又忙管理，又不想放弃新剧创作，顾此失彼，难免忽略家庭和郑秀；而郑秀则格外留恋当年与曹禺热恋时的甜蜜，便不知不觉拉大了感情上的落差。
江安小城的闭塞，生活的灰色压抑，敌机的袭扰，死神的狰狞……令郑秀难以从容。
矛盾渐渐产生。
争吵之余，便是冷战；冷战之中，间以争吵。
郑秀迷上了打牌，与同校的几位同样寂寞的女性家属一起。
有时，郑秀还强拉着曹禺一起出现在牌桌边。目的嘛，为了让丈夫放松一下，为了让他与大家打成一片，或者，为了缓和夫妻间的矛盾……
总之，暂时的麻醉之时，便忽略了身在牌桌边的丈夫的真实感受。
感情的裂痕在逐渐加大。
终于，由于一个女子的介入，二人感情彻底破裂，最终离婚。
那是1950年，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
新政权建立，而他们的家庭，却永远解体了。
郑秀说：“当初为了爱，我与曹禺结婚；现在也是为了爱，让曹禺更好地写作，创作出更多的作品，我同意离婚。”真正的爱，是放手。虽然如此，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之后，郑秀仍然嚎啕大哭，难以遏制；曹禺也悲从中来，潸然泪下。这一对当年的才子佳人，无数海誓山盟，数不清的恩爱两不移，不料竟有如此结局，让人不能不恐惧于爱情的脆弱。
离婚之后，郑秀未再组成新的家庭，她悉心养育两个女儿，尽最大努力培养她们成才。并默默地关心着曹禺，时时派女儿无微不至地照顾曹禺，甚至单方做着复合的迷梦。然而最终，她的梦尚未做醒，便于1989年8月离开了人世，享年79岁。
弥留之际，郑秀反复喃喃着“家宝”这个名字；去世前，她未能见她痴爱的曹禺最后一面——虽然早已离婚，但在郑秀心里，曹禺始终是她的丈夫。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在曹禺多番表达要离婚的态度之后，郑秀还是放弃了随父离开大陆的机会，选择与曹禺在一起。这一痴情之举，是否值得？
郑秀为曹禺生下两个女儿：万黛、万昭。
人已作古，千般好处俱上溯而来。对于与郑秀的分开，曹禺始终难以释怀，他曾对女儿表示：“妈妈故去，我内疚很深。你们——你和黛黛小时我未能照护，只依妈妈苦苦照顾，才使你们成才。想起这些，我非常愧疚。事已过去，无法补过。人事复杂，不能尽述。”直到晚年，回忆起与郑秀在一起时的苦与乐，曹禺仍感慨系之：“在这件事上，她有错，我也有错。”
爱情有保鲜期吗？为什么初时爱若生命，到后来却弃若敝屣？
爱情是易挥发的液体吗？为什么会由初始时的满胸满臆，到后来却空空如也，只剩怨恨与遗憾？
伊甸园中，禁果尝后的坚贞
曹禺与郑秀离婚之前，即已介入他们婚姻之间的女子，叫方瑞。
方瑞与曹禺，共同经营了长达10年的婚外恋生活。
方瑞，安徽怀宁人，本名邓译生（亦作绎生），因母亲系清代散文家、安徽桐城人方苞的后人，故自名为方瑞。
方瑞在绘画、书法上均颇有造诣，虽然她未上过大学，自小未离开过家乡。
只是因为战争揉碎了她安定的生活，不得已，她才撤退到重庆这个大后方。
时值1940年3月，春天的气息里，却涌动着令人不安的分子，方瑞到江安县投奔妹妹邓宛生，此时的邓宛生正在国立戏专读书，是曹禺的学生。
她不知道，一段缘分已经种下，即将发芽。
邓宛生的宿舍和曹禺的住处对门，得知她素来崇拜的曹禺竟然近在咫尺，方瑞心里涌起难以平复的激动。
她知道《雷雨》的影响，也读过曹禺的话剧剧本，一直觉得其作者是远在天边，住在云端，难以接近的，没想到竟然是妹妹的老师。
方瑞与曹禺的初识是其妹妹介绍的，是邓宛生带着姐姐来到曹禺面前的，从天而降一般。
方瑞找到曹禺是央求他教她英语的，因为她听说曹禺系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的高材生。
学生的姐姐相求，曹禺自然难以拒绝。
更何况，眼前的女子，也不大容易拒绝。
苗条的身材，俊秀的面庞，嫣然的笑靥，婉转的声音，甚至，她朴素而干净的穿着，都具有磁性，吸引着对妻子愈来愈不满意的曹禺。
关于方瑞的美丽，朱自清曾在1933年8月20日的日记中有过描述：“访今甫（按：杨振声字金甫、今甫），见邓小姐，学诗学画，意在成一第一流美人（Classical Beauty），然余觉此种人必须有保镖（Patron），亦一麻烦。”
一段时间后，方瑞吸引曹禺的地方，不仅仅是外表，更有内质：她温柔的性格，与郑秀截然不同，浑身散发着的青春的美丽，让曹禺一度迷失，不由想起当年初识郑秀的日子。
想起郑秀年轻的时候，便绕不过她现在的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莫非，岁月真的那么可怕，能将一个清纯若泉的女孩变得面目全非、令人难以接受？
很多时候，女子的温婉，对于男子而言，恰恰是杀伤力最强的武器。曹禺，在这种武器面前，心甘情愿地束手就擒。
如果说，《雷雨》的创作灵感与动力来自郑秀的话，那么，让曹禺激发起创作话剧《北京人》的灵感与热情的，则是方瑞。
晚年，在与田本相的交谈中，曹禺曾这样定位《北京人》中的愫方：“愫方是《北京人》的主要人物。我是用了全副的力量，也可以说是用我的心灵塑造的。我是根据我死去的爱人方瑞来写愫方的。”
写作《北京人》之前，曹禺已渐渐感到写作的力不从心，他曾将自己的苦恼向王蒙诉说。在《永远的〈雷雨〉》中，王蒙记下了曹禺的苦恼：“这几十年我都干了些什么呀！王蒙你知道吗？你知道问题在什么地方吗？从写完《蜕变》，我已经枯竭了！问题就在这里呀！我还能做些什么呢？”
自从遇到了方瑞，情况便有了根本的变化。
才思由积久的“幽咽泉流冰下难”的艰涩，倏然变作“铁骑突出刀枪鸣”。
心里想着方瑞，笔下塑造着愫方，便不由文思若泉，汩汩滔滔，绵绵不绝。
在曹禺笔下，愫方是这样一个温婉可人的女子：“见过她的人第一印象便是她的‘哀静’。苍白的脸上宛如一片明净的秋水，里面莹然可见清深藻丽的河床……她已过三十，依然保持昔日闺秀的幽丽，说话声音，温婉动听，但多半在无言的微笑中静聆旁人的话语。”
这分明是生活中的方瑞，而方瑞，就在他的眼前。
难怪，曹禺的感性冲毁理智的堤守。
方瑞是作家、教育家杨振声的义女，杨振声非常喜欢方瑞，曾因之劝解方瑞父亲邓初，切莫将女儿送到国外留学，因为国内的传统教育才更有利于孩子成为大家闺秀。
关于方瑞与杨振声的关系，梁实秋在《忆沈从文》一文中曾经提及：“今甫到了夏季就搬到颐和园赁屋消暑，和他做伴的是他的一位干女儿，自称过的是帝王生活，优哉游哉地享受那园中的风光湖色。此时从文给今甫做帮手，编中学国文教科书，所以也常常在颐和园进进出出。编得很精彩，偏重于趣味。”
《北京人》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曾皓，即是曹禺以杨振声为原型塑造的。
曹禺曾说过：“我曾看到一位大学教授，他和一位年轻的姑娘有一些感情上的瓜葛；我看出他是在剥夺别人的感情，这件事曾经使我感触很深。我就是由他的灵魂引起联想，开掘了曾皓的灵魂，把他内心深处的卑鄙自私挖出来。这个教授并没有多少故事，也没有什么惊险热闹的东西……”这里的“大学教授”，指的便是杨振声，“年轻的姑娘”，当指方瑞。
方瑞的表弟方德也对表姐与杨振声曾经的关系深表不满：“方瑞是我的表姐，书念得不多，《北京人》反映了她的实际。她被杨某某留住，想走，又没有能力。大家庭养成了她的自我矛盾的心理。后来，我把她弄出来了。”其中的“杨某某”，不言自明。
因为方瑞，直接导致杨振声与曹禺这对在辈分上有师生关系的人成为仇人。
曹禺与方瑞相见恨晚，很快便心意相通，即便是旁人，甚至剧专的学生也私下里认为他们才是天生的一对。
此时，温婉的方瑞一反常态，不顾众人的眼光，不顾曹禺已有郑秀和两个女儿的事实，高调地与曹禺出双入对。
很快，他们的事情便为郑秀所知。多年以后，郑秀回忆起当年，仍然恍如昨天，疼痛感尚自尖利如针：“那时我家里有许多学生来，邓译生也来。没有想到她对曹禺表示好感……先是邓译生替他抄稿子，我和邓译生闹了一次。有个杨嫂（方德家的佣人），扮演了一个传递信件的角色。有一天，杨嫂来了，向曹禺使眼神，我看见了。杨嫂呆了一会儿，曹禺就外出了。我从后边尾随，曹禺没有发现。他到一个茶馆里坐下，便看邓译生的信，我从后边把信夺了过去。是毛边纸写的，有一边留在曹禺手里，他便吃进肚里去了。我便掌握了他的秘密。”
掌握了秘密的郑秀开始大闹，想迫使曹禺就范离开方瑞，曹禺反而受到了鼓舞，看到了获得自由的曙光，便乘机提出离婚，而郑秀以两个孩子不能没有父亲为由，断然拒绝。
曹禺的苦恼可以想见。
1942年初，曹禺离开江安，转赴重庆。此时，他已经离开剧专那个是非之地，成为复旦大学英语与外国戏剧教员。
当然，是与方瑞一起。
自此，二人开始同居。
过着幸福的新生活之时，曹禺并未忘记郑秀与两个女儿，每周往来于重庆与江安之间。即便后来曹禺在上海，郑秀与女儿在南京，曹禺仍然定期穿梭于沪宁之间。
直到1950年，经朋友劝解，郑秀同意办理了离婚手续。
不久，曹禺与方瑞结为夫妻。长达十年“暗无天日”的同居生活，终告结束。
正式结婚后，方瑞在家专职为丈夫做文字抄写方面的事宜，间以书法绘画来调剂生活。有了可以见得天光的爱，她的心情舒畅了许多，这些都反映在她的字画里，一如她的笑靥，恢复了当初的明艳。
然而，好景不长，安谧的幸福便被打碎，曹禺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也击垮了方瑞。她以女子特有的坚忍咬牙坚持着，希冀有朝一日能重新享有温暖的阳光。
1974年的一天，方瑞因服食过量的安眠药去世。
孩子渐渐大了，她也渐渐老了，心力交瘁，撑不住了。
1978年，在《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家〉重版后记》中，曹禺借文字表达对爱妻的赞誉和缅怀之情：“自从我写《北京人》，我所有的文稿都是经过所爱的朋友的手，或抄誊过，或改动过。我的这位朋友，在‘四人帮’横行时，经常不断地探视我，在相对无言中，曾给了我多大的勇气与韧力啊！但是她身体衰弱了，没有等到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到来，终于过早地离开我和孩子们。对于革命、对于社会，我的朋友是默默无闻的。然而我将永远感激她。”斯人驾鹤去，处处惹相思。或许，“朋友”、“感激”这样的字眼，便是对方瑞的最好纪念。
方瑞为曹禺生下两个女儿：万方、万欢。
人生路上，生命交融的安婉
1979年，风儿不冷，春天早至，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喜悦洋溢在心里，滋润着每一个人的心。
滋润着曹禺的心的，还有爱情。
12月7日，他和李玉茹在北京西城区革命委员会街道办事处办理了结婚手续。
紧接着，在一个普通的小饭馆里，由曹禺司机史群吉作证，二人举办了没有客人的结婚酒宴：一条鱼，一瓶啤酒，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饭食，却有着浓郁得不能再浓郁的感情。
这一年，曹禺69岁，李玉茹55岁。
李玉茹，本名李淑贞，满族，1924年7月出生于北京，上海京剧院旦角演员，毕业于中华戏曲专科学校，与侯玉兰、白玉薇、李玉芝并称该校“四块玉”。
曹禺与李玉茹相识很早，在与郑秀离婚之前。
20世纪40年代，因为婚姻的不幸，郁闷至极的曹禺曾向李玉茹表达过爱意，但被李玉茹的母亲严词拒绝。曹禺与方瑞结婚后，曹禺在北京，李玉茹在上海，二人几乎没有联系。在特殊的年代里，人人自危，根本没有时间和心思联系。方瑞去世之后，人文意义上的春天降临，曹禺又任北京人艺院长之职，二人的联系才渐渐恢复。
其间，曾经有多少岁月的尘烟浓结着啊！
恢复联系缘于公事：《人民文学》1978年的第11期刊载了曹禺的新作——话剧《王昭君》之后，他忽然接到了李玉茹自上海打来的电话。
是商谈将《王昭君》改编成京剧之事的。
或许是曹禺的一句玩笑话抚平了数十年的尘封：“你现在太胖了，不能演王昭君了。”
往昔历历，涌上心头。
此后，联系开始频繁起来。
除打电话倾诉之外，还有风雅至极的诗词酬答。
如曹禺1979年1月3日所作的《如梦令·寄友人》：“三十年前旧梦，今日又来相抚。瞬息又离别，谁知何日再睹？再睹，再睹，春风小楼独主。”
五天之后，李玉茹迅即做出了回应，赫然是《如梦令·答友人》：“三十年已逝矣，今日大地春回。喜意外重逢，暂离相会有期。有期，有期，小楼坐待生辉。”
且不论平仄格律，感情是真挚可感。
便有了共度余生之意。
然而，李玉茹所在的京剧院赴欧洲巡演数月，又拉长了期待，浓烈了向往。
思念之中，曹禺将自己的心思向李玉茹的女儿倾诉，以求得她的理解与支持：“我现在不知写什么，甚至于怕写不出什么来了！也许你妈妈会治我这种恐慌症、空虚病，但是妈妈那样远，她像是在什么行星上遨游，而我是一粒尘土黏在泥泞道路上……我十分想念妈妈啊！有了她，我可以说出许多话，许多感情，而她又是多么能劝解、分析、解释。我只是怕她累病了！你看，又许久不见她一个字了！这怎么好啊！相知才相思啊！”
深知曹禺的爱恋，深解人生无多，自欧洲回国后不久，李玉茹就与曹禺走到了一起。
之所以如此匆促做出决定，也在于外在的推力：
李玉茹及其京剧院成员刚刚结束欧演归国，便收到了一个邮件，曹禺寄来的。里面是香港报纸，看去，李玉茹不由意外且吃惊——报纸登载的竟然是她即将与曹禺结婚的消息！
原来，这个秘密是曹禺最小的女儿万欢无意间透露的。此前不久，她有过一次广州之行，与朋友言谈之间，她提到父亲与李玉茹常通电话、常鸿雁往来的事情。后来，这番话辗转传到了一名香港娱记的耳朵里。于是，他们做出判断，种种信号表明，著名剧作家曹禺，在丧偶四年之后，将与京剧名演员李玉茹结为百年之好。
于是，一条猜测味道十足的新闻便炮制出来了。这样的推力下，李玉茹的步子便顺水推舟般地加快了。
结婚之后，由于工作太忙，仍然是聚少离多，二地相悬。
多是以电话和信函沟通。
如李玉茹1984年6月21日晚致函给曹禺：“我的亲人，我每天给你写信，不知怎的，你总不能按时收到我的信。我每天清晨上班，都是自己投入信箱，何以迟迟收不到？这真是怪事。难道邮递人捉弄我们么？（不会的，不过说句笑话而已。）……我虽忙，但无时无刻不在惦念着你。晚安！早点回上海来吧！”
思念浓时情亦浓，不是吗？
6月底，曹禺写了一首打油诗：“六月将近七月来，荷花开满玉心开。梦断江南风光好，伴月偕影共徘徊。”诗后有序曰：“在京友人问：‘你的影子呢？’我常说：‘我的影子长得很，在上海。’六月三十日午睡不成，竟作打油诗。寄玉茹”好浪漫。
可贵的、久违的浪漫啊！
1996年12月13日，曹禺走完了他86岁的非凡人生。李玉茹柔肠寸断：“无休歇的思念与悲伤伴随着我这个年逾七旬的老人；往日的焦虑、担心、奔忙，赶赶落落计算着时间过活的我，一下子变成了一只停了摆的钟，泄了气的皮球，瘪瘪地躺在那里一动不动。一切如昨，只是他去了，家里陈设一如既往，处处留着老伴的印迹。他不在了，他不再回这个家了。我盼他来入梦，但他一直没有来。”
仿佛在幽暗的巷道里，李玉茹忽然意识到丈夫长眠是铁一般的事实。于是，头脑似乎变得有些清醒：“（家宝）于凌晨3：55分悄然离我走了……家宝今天独自一人睡在北京医院太平间了，我不能陪他了，好人家宝，我舍不得你。”
催人泪下。
2008年7月11日，李玉茹病逝于上海华东医院，享年84岁。在她人生的夕阳期，她和曹禺共同营造了一段明丽可人的浪漫；在曹禺逝世之后，她又以逾古稀的高龄，为逝去的爱人编写并出版了《没有说完的话》一书。对于京剧，她居功至伟，贡献巨大；对于曹禺，她爱之笃深，思之綦切……
准风月谈
登高望远之后，才谙天高地阔之奇；用心经营之后，方知苦尽甘来之幸。人生乐事，在于爱情甜美，婚姻圆满，这是所有人的愿望；世间遗憾，在于时光匆促，意外横行，这是所有人的苦痛。幸福是浓缩的春天，明媚于同心结的精致里；心跳是美妍的花朵，绽放于含羞草的幽香中。
田汉 付尽才情断尽肠
田汉掠影
本名：田寿昌
生年：1898年
出生地：湖南长沙
卒年：1968年
辞世地：北京
辞世原因：被迫害致死
身份：戏曲作家、词作家、文艺批评家
代表作：《国歌》、《名优之死》、《银色的梦》
时人评价：文章传海内，桃李遍天涯，春风穆若，百世无已。（郭沫若语）
生命中的女人：易漱瑜、黄大琳、林维中、安娥
楔子
贫窭的生活不是堕落的理由，卑微的出身亦不是平庸的充要条件。对于田汉而言，贫寒激起的恰恰是斗志、是对理想的渴望、是更接近生活本质的决心。
田汉，是艰难里绽放的荆棘花。
生活的面目多变，狰狞只是其中一种，若被其吓倒，便彻底失去了欣赏它明艳笑容的机会。而田汉，站在社会困窘的谷底，扬起脸，目光穿透混沌的时代，看到了微茫的曙光。
少年中国学会是田汉筑造人生高度的第一级台阶，踏着它，创造社、南国社、左联、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田汉一步一个脚印，直到《义勇军进行曲》照亮所有中国人的心灵。
舅父易象的资助与倚重是铸成田汉辉煌人生的基座，易漱瑜（谕）的爱情与温存是田汉理想腾飞的绚彩羽翼。有了舅父，少年田汉的面前，世界无数倍扩大，“诱惑”他走出穷乡僻壤，走出闭塞愚昧，走向外面的精彩；有了爱情，青年田汉的心中，天穹空前的低矮，凭着他健劲的翅翮和爱妻的无私扶助，足以丈量。
遗憾的是，易漱瑜的生命太过短暂，她的猝然辞世，使田汉跌入幽长的忧伤。
所幸，黄大琳和林维中的爱，帮他度过了生命的寒冬。
毫无疑问，美丽的安娥升华了田汉的生命。当她的飒爽英姿如一支响箭破空而至，田汉的眼睛里便清除了所有迷惘，他的心空瞬间晴朗高远起来。
好女人是一所好学校，田汉仿佛是一个开蒙的顽童，他的灵魂再次被净化，他的世界又一次天翻地覆地得以改观。
对于田汉而言，美丽的爱情是一扇进入宝藏的门，进去之后，世界便展现出全部的精彩——多才多艺的天赋、等身的著作、辉煌的成就……他凭智慧和努力，得到了它。
被人景仰，并非田汉的本意。
在他心里，他不过是一个普通人而已。
当一个人认为自己普通时，他已经崇高。
生命中的最爱
苦难孕真情，同心蹭蹬中。1920年，田汉与易漱瑜在日本结婚。
易漱瑜是田汉的第一任妻子，也是他最爱的女子。在田汉与郭沫若、宗白华合出的书信集《三叶集》中，田汉曾这样对郭沫若动情地表述：“易梅园（按：易象，字梅丞，号梅园，又号梅僧）先生是我的‘知己舅父’，易漱瑜女士是我的‘知己爱人’……”
易漱瑜是田汉的表妹，是田汉舅父易象的长女，二人青梅竹马。
易象曾为同盟会会员，思想进步开明，田汉小时，易象即非常喜欢他，以为此子必成大器，便将他当儿子看待。事实上，6岁丧父、由母亲易克勤拉扯着艰难度日的田汉，家境之拮据实在需要舅父的接济，而易象也义无反顾地挑起了资助外甥求学的责任。
早在1916年，田汉随舅父到日本读书的前一年，表妹易漱瑜已经由舅父许配给他为妻了，只是因为两个孩子太小，暂时不能成亲而已。但当1919年田汉自日本回国探亲时，忽然听到舅母即将将易漱瑜嫁人的消息。原来，舅母嫌田汉家境太过贫寒，怕女儿受苦，便自作主张，将女儿另嫁他人。
一段痴情伤不起，心弦弹破相思意。田汉与情投意合的易漱瑜逃到了上海，在易象的支持下，同赴日本。
有了表妹的陪伴和爱情的温暖，年轻的田汉成绩斐然：加入李大钊等人创办的少年中国学会，诗歌、评论频频发表，剧本《环与蔷薇》与《咖啡店之一夜》闪亮问世。
然而，令田汉与易漱瑜哀痛的消息随即传来——奉孙中山之命，年仅39岁的易象与几位同仁回长沙策动驱逐谭延获得成功之后，不幸于12月25日死于军阀赵恒惕手上。
易象就义前，留下了一首令人荡气回肠、唏嘘不已的绝命诗：“天外飞来事可惊，丹心一片付浮沉。爱国爱乡终成梦，留此来生一恨吟。”
得闻噩耗，田汉与易漱瑜不觉痛哭失声。易漱瑜恸写长诗，以表达对父亲的悼念与崇敬：“啊啊！父亲哟！敬爱的父亲哟！/昨晚又见了你老人家那沉闷的容颜。/无语的苦笑，/我刚要说话，/倏忽间就不见你老人家的踪迹了！/啊啊！父亲哟！敬爱的父亲哟！/你何其那样的忍心，/一言不发地便把你漱儿丢了！”这首《哭父》是易漱瑜用泪写成的，以血吟就，无边哀痛，令人同悲；才女格调，崭露锋芒。
易象的就义，不仅使他们的经济来源自此断绝，更使他们强大的精神支柱倏然失去。身在异国他乡，雨打飘萍之感顿生。
所幸，他们尚可互相支撑，互相取暖。
于是，暂且收拾起哀恸，匆忙结婚。
为了生存，也为了理想。
易漱瑜是一个颇有才华和抱负的女子。1922年，她与田汉自日本归国，旋即夫妻二人便合办了半月刊《南国》，“南国”戏剧运动自此发轫。
1923年，田汉的独幕剧《获虎之夜》热力问世，风靡上海各校。
在日本求学时，易漱瑜就是个勤学不辍、颇有才华、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学生。学习之余，她将自己对苏俄、美国和日本妇女的了解和考察进行分析，找出其中的共性和规律，写出了关注妇女问题的《半年居东京实感》，长达数万字。1920年初夏，《少年中国》还刊出了易漱瑜的诗歌《雪的三部曲》，其中有这样的句子：“说你像棉花么？/有人还穿着单衣。/说你像面粉么？/有人还吃不饱青菜。/雪啊！/难道你只能为他们装饰园亭么？”以雪为喻，笔锋直扫不公平的社会，诗中不唯充裕着丰沛的才气，更有过人的胆识与责任感。
天妒红颜，故不假年。1923年1月25日，易漱瑜生下儿子田海男（即田申）之后不久，便染上了产后疾病。
1925年1月中旬，易漱瑜医治无效，在丈夫田汉怀中闭上了美丽的双眸，年仅21岁。
妻子亡故，田汉悲恸欲绝，写了一系列悼亡诗。
其第一首为：“两闻危笃殊难信，细雨寒风奔到门。掀帐挑灯看瘦骨，含悲忍泪嘱遗言。生平一点心头热，死后犹存体上温。应是泪珠还我尽，可怜枯眼尚留痕。”这一首诗，田汉是在细述妻子病逝前后的情形：他因有事离开妻子到长沙城中，忽然接到妻子病危的消息，如雷击顶的同时，自然不信，但又不得不信。于是匆忙回到易漱瑜娘家，此时，风寒如刀，雨尖若刺。掀开妻子躺着的帐子，见到她瘦骨嶙峋的身形，眼泪不觉夺眶而出。弥留之际，易漱瑜殷殷托付，他含着眼泪、忍着悲痛听着。妻子说完，便似乎放心地走了，许久许久，田汉仍然不信妻子已经离他远去，胸前妻子曾经倚过的地方似乎还留有她的体温。悲切之情，深笃之爱，历历在读者之目。再有十天，农历的新年就要到了。然而，田汉深爱的妻子却永远留在了旧年即将结束的时候。
易漱瑜去世之后，田汉曾写了一篇散文《从悲哀的国里来》，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她虽然不曾如她自己和我的愿，多做得一些事业，多过得几天畅快的日子，但她总算归了故土了。最难得的是她死时睡的床，便是她生时所睡的床。更难得她葬在她二姑妈，即我二姨妈旁边，也可以不寂寞了。我有一晚梦见读她寄我的诗，醒来也做一首。”
田汉梦中醒来之后所作之诗是《梦中读漱瑜诗》：“是耶非耶谁能保，梦中忽得君诗稿。倦鸟欣能返故林，小羊姑让眠青草。平生好洁兼好静，红尘不若青山好。只怜尚有同心人，从此忧伤以终老。”吟诗梦绮时，思量卿定知。万千深情，谁人可会？
易漱瑜一周年忌日即将到来之时，田汉在1926年1月2日《醒狮周报》之《南国特刊》上，登载了易漱瑜的遗作——小说《黑马》，以表达对亡妻的缅怀。
《黑马》的后面，田汉还撰有一篇小跋：“阴历十二月二十日又是她的周年忌了。我想趁此将她遗作逐渐发表，以为纪念。我去年所作悼亡诗有云：‘叔道交春占勿药（去年冬她卧病长沙时，她的叔父替她测字，说她的病交春可好。），病中频问几时春？春来侬满廿一岁，病好真为两世人。’（漱瑜正月初十生，拟痊愈后于此日治筵庆其再生）葬玉埋香偏不免，上天入地总无因。箧中侥幸存遗稿，十万珠玑认化身。”
妻子去世已一周年，作为丈夫，田汉的悲痛何曾平复？
谜一般的过往
我们可以想见，去世前，易漱瑜“含悲忍泪”所嘱的遗言中，关于孩子田海男与丈夫田汉的内容所占的比重最大。
易漱瑜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将孩子与丈夫托付给了黄大琳。
对此，易漱瑜之子田申曾这样描述：“我母亲临终时候托付给我父亲的，她说最后找黄大琳，黄大琳是我的好朋友，她一定会很好照顾你，而且也能够照顾你的孩子。”
黄大琳生于1905年，是易漱瑜幼稚园时期的同学。黄父曾在湖南省政府议会任职，后来家道中落。关于易漱瑜与黄大琳的同窗深情，田汉曾在1927年5月30日的《良友》画报上做过描述：“易漱瑜和一个叫黄大琳的最要好，寝则同席，游则同行，甚至洗脸也各自拉着毛巾的两端洗开了。漱瑜长得身材健美，皓齿明眸，比大琳大两岁，她像姐姐一样爱护大琳……”
正因如此，易漱瑜深信，尽管她的生命已经消失，但黄大琳会看在与她的友谊上，悉心照顾她所挚爱并牵挂的田汉与儿子海男。
1927年2月19日，在冷冷的风里，在冷冷的情绪下，田汉与黄大琳结了婚。郁达夫、徐悲鸿、欧阳予倩夫妇、吴家瑾夫妇、唐槐秋等当时的文化名人均来祝贺。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田汉是奉亡妻之命才结婚的。
虽然不爱，虽然他已与另一个女子鸿雁往返、情话喁喁已然三年，但为了让在另一个世界的爱妻放心，他还是接受了黄大琳。
新婚妻子的清丽，田汉并非一无所睹；她的温存，他也并非毫无感觉，但因心里放不下两个女子，使黄大琳成为一个可悲的替代品——她既是已经去世了的易漱瑜的替身，又是远在天涯的那名女子的具化。难怪田汉在信中对友人村松梢风感喟：“妻子去世后又有了恋人，可是无论如何没有以前的滋味。我深切地感到人生的春天只有一次。”
婚后的生活，黄大琳并非不努力，不在意，相反，她竭尽所能：不擅烹调，就买来相关书籍，按图索骥；对于田汉的挚友，款待之后，她还要应对对她而言完全陌生的生活；一旦田汉灵感突现，她还要快速记录；经济拮据的时候，她不仅慷慨拿出亲友们给的私房钱，还需要典当心爱的金银首饰……为了田汉，她付出了全力。
然而，绕不过心里的那道坎，放不下已通信三年的女友的痴爱，田汉还是于1929年11月，同黄大琳分手。黄大琳也知道，她与田汉的结合，最大的力量来自逝去的易漱瑜。因而，她完全能理解田汉的感受。因为，田汉的感受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她自己的感受。因而，他们的分手是友好的。
1929年11月的《良友》画报刊出了田汉与黄大琳的一张分手照。小照下附着田汉写的一句话：“为着我们精神的自由，为着我们不渝的友谊，我决然与你小别了，亲爱的大琳！”
或许，无爱的婚姻是一种痛苦，更是一种残忍。
他们的分手，无论对田汉，对黄大琳，还是对其他的人，都是一种解放。
或许，正因为受一种轻松心情的驱使，田汉在离婚合照下面的那句话才那样友好、亲昵。
关于田汉与黄大琳的婚姻触礁问题，除感情基础不牢的原因外，还有其他成分在。
新中国成立之后，黄大琳曾给田汉写过一封信，信中既有“缺点多，年轻好玩，没有尽到‘贤妻良母’的责任，缺乏政治头脑，浑浑噩噩地过日子”的自责，亦有“不谙人情世故，不知道避嫌”的反思。
所谓“避嫌”，指黄大琳与其老师叶鼎洛的事。
叶鼎洛曾向田汉借路费远行，田汉因为经济拮据而难以筹措，黄大琳便当了田汉的皮袄。对于黄大琳而言，叶鼎洛是自己曾经的老师，又是丈夫的老友，帮助他自然是应该的；丈夫囊中拮据，做妻子的出资相助，既是分内之事，又能免除丈夫的尴尬。
然而，若让局外人或者不明就里者看来，此举确有可疑的成分了。
一天，叶鼎洛忽然头痛难忍，亟须休息，恰巧他拆掉了自己的床，以晒猖獗的臭虫，于是，黄大琳就热心地让叶鼎洛躺在她与田汉的婚床上。
在黄大琳看来，病人需要休息，何况这个病人与自己和丈夫都有渊源，帮助一下亦无不可。但不巧的是，被田汉看到了。
看到这情景，田汉没有说话，旋身离开，并且很长时间没有回家。
忠厚的黄大琳并不知道田汉已经生气，更没细想他不回家的原因，只是认为他太忙，便没有解释；至于当时昏昏沉沉的叶鼎洛，更是一无所知。
或许，男女之间的事情，都是敏感的吧？遗憾的是，黄大琳似乎是另类。
离婚之后，田汉送黄大琳赴日留学。
当黄大琳冒着凛冽的寒风踏上“长崎丸”海轮远赴日本之时，田汉、金焰、洪深等人来码头送行。
归国后，黄大琳在南京任教，课余时间为学生补习日语。她知识渊博，气质娴雅，深得学生的喜爱。
1939年5月，黄大琳在桂林养病期间，竟然在一天中午与田汉邂逅，于是便有了一顿离婚10年后的午餐。饭后，田汉乘着酒意，写了四首诗相赠，其中一首曰：“十年异地重相见，发半星星酒半醒。各对榕树无一语，小楼春雨正堪听。”十年分别，乍然重逢，物是人非，真的“无一语”了。
即便当年，田汉也曾为她写过情诗：“永好何须悲小别，但常写信慰相思。身虽属我难同走，心自随君任所之。车上舟中宜卫体，山头湖畔好寻诗。故交若问年来事，为道沉雄胜昔时。”一个男人甘为一个女人写诗，且不论这诗表达的是什么，写诗本身已令人感动。
与田汉离婚之后，据说，黄大琳和一位留学生缔结了婚姻。
不论幸福与否，这样的婚姻应该不是奉谁的“旨意”而成。
坎坷，爱之路
与黄大琳离婚之前，与田汉鸿雁传情的女子，是林维中。
冥冥之中，易漱瑜成了林维中与田汉的“介绍人”。准确地说，是田汉在报纸上发表的怀念易漱瑜的诗文打动了林维中。
林维中，本名林素斐，1900年出生于苏州，后移居上海，与田汉千里姻缘一书牵时，她是新加坡的一名教师。
在上海时，少女时代的林维中曾在犹太人哈同所创的仓圣明智大学附属女校求学。天生丽质难自弃，偶然的机会里，哈同的中国太太对她一见生爱，遂萌生让她当儿媳之念。
然而，林维中既不贪富贵，又不惧权势，见哈同家“抢亲”一般的队伍浩浩荡荡地上门，就偷偷逃出了家门。
林维中的这段传奇身世，女儿田野（即田玛莉）曾给予高度评价：“妈妈也是不简单的一个女人，一个弱女子她能够这样地对待生活，对待爱情，你说，哈同，上海的哈同，大半个上海是他的。她只要当了哈同的媳妇什么日子不好过啊。是不是？那真是阔死了，阔太太，她不愿意，她要有学问。”
从此，陌生的新加坡便成为林维中遮挡风雨的庇护所。
1925年，林维中偶然读到了《醒狮周报》上所刊田汉的那篇著名的《从悲哀的国里来》。
肝肠寸断的感情，催人泪下的文字，细若毫发的描绘，使林维中仿佛看到一个男人正在她面前声泪俱下地诉说，男子呼天抢地、痛不欲生的样子那样清晰，挥之难去。虽然他不是为她而痛苦，虽然他的亡妻她并不认识，但她似乎觉得，他为之写出如此撼人心魄的文字的人是她自己。于是，林维中想，如果她有什么不测之后，要是能勾起一个男人这么深重的哀伤，该是多么幸福！
于是，林维中便给田汉写了一封信。
没有冲动的成分，一切都似乎了然于胸。
不久，田汉便收到了林维中的信。
寄自遥远的新加坡，又是一个陌生的女子，田汉的诧异非同寻常。
信中说，如果他同意，她立即回国，照顾他，照顾他的孩子、他的母亲。
田汉更惊奇了。
但又完全不像恶作剧。
工整的颜体，书写认真，难以置疑。
遒劲的字体，也引起了田汉极大的兴趣。
能写出这样字体的人，绝非浅薄之人，更不会是靠揭人伤疤取乐之辈。
田汉回复了林维中，并夹了一张照片。
田汉希望林维中也寄一张照片给他。
自此，一段长达三年的通信达情拉开了序幕。
应该说，田汉与林维中的爱情之途是漫长而曲折的。
就在两人感情日渐升温、论及婚嫁之时，田汉因不忍辜负易漱瑜的临终托付，与黄大琳结了婚，将对爱情寄予莫大希望的林维中弃置于羞愤的尴尬之境。
1928年夏，林维中与田汉有了第一次见面。
此时的上海，夏风不热，海上的风挟带的些微咸意更多地让人心里生出凉爽来。
在人头攒动的码头，田汉手执林维中的照片，目光扫视着每个从面前匆匆而过的年轻女子。
他认出了林维中。
林维中也认出了田汉。
在田汉眼里，林维中比照片上生动何止千倍万倍；在林维中眼里，她心目中的男人就应该如此！
一切宛若佳梦中，寻寻觅觅两心同。仿佛，自生出倾慕之心后，寻寻觅觅这么多年，就是为了眼前这个人！
林维中依依不舍地回到新加坡之后，全然消去了因田汉结婚而生出的失望与愤怒，希望自心底升腾而起，写信的口气自然变得更加炽烈：“有人骂我，或错怪我，我必定要和他争个是非才停，于您则不然，假如您说那张桌子是铁打的，我必定跟着您说：‘先生，是的，那张是铁桌子呀。’”
心里面，田汉就是自己的丈夫，而不能是别人的。
当初的不避危险，逃脱哈同家的魔掌，就是为了他！
而田汉，也加快了挣脱与黄大琳婚姻的步伐。
林维中重回新加坡之后的第二年，田汉恢复了自由之身。
田汉与黄大琳在友好的气氛中结束婚姻关系之后，并未与林维中立即步入婚姻殿堂。
因为林维中在新加坡的课程到第二年春天才结束，于是他们便约定，一旦林维中的课程结束，她立即归国，到时再结婚。
之所以如此，或许，以田汉此时的名气，是不想招惹民众的无端议论吧——刚刚掐死一桩婚姻，立即催生新的婚姻，也的确容易贻人口实。
一个女子的出现，不唯使林维中与田汉的结婚计划大大延期，还差点造成了这段爱情的夭亡。
融合，你我的生命
这个“横空出世”的女子是安娥。
安娥，本名张式沅，由于工作关系，曾用名很多，比如何平、张菊生、张瑛等。1905年10月出生于今河北石家庄长安区。1925年在北京国立美专西画系肄业不久，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安娥受组织派遣，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回国后，被安排至设于上海的中共中央特工部工作，不久成为国民党组织部调查科驻上海“中央特派员”杨登瀛的秘书。
因慕田汉之名，安娥以个人身份加入南国社。
两个人的人生交集自此开始。
在刚过而立的田汉的人生履历里，虽阅女人无数，但未尝近距离地接触过安娥这样的女子，不唯满腹才华，而且气度过人，一身正气；不唯容貌秀丽，而且见识广博，果断而不失温柔。切莫说林维中，即便是他最爱的易漱瑜，也不具备安娥的特质。
初识安娥，从她与众不同的言谈举止里，田汉立即判断出，她是一个“带颜色”的女子。
这种颜色，正是积极要求进步的田汉心向往之的。
不知不觉地，田汉心灵的天平便向安娥倾斜。
无论年龄还是阅历上，安娥都是一个成熟的女子。25岁了，她渴望着爱情，编织着属于她的幸福，向往着历经波涛之后的宁谧。
而田汉的人品、才华，都是她倾慕的。
梦想编织千百遍，三生石上，牢结鸳盟。1930年春天涌动着暧昧因子的空气里，田汉与安娥同居了。
那时候，按照前约，正是田汉与林维中结婚的季节。
当林维中怀着美好的憧憬离开新加坡回到上海时，她意外地听到了安娥的名字，也听到了田汉与安娥同居的事情。
是田汉亲口告诉她的。
有些残酷。
田汉做这样的抉择，一是因为坦率，对林维中有真爱在，因而不想欺骗她，因为，林维中若从别人口中得知之后，会觉得更残酷；另一方面，是不是还有其他目的，比如使她知难而退，我们不得而知。
林维中并没有撤退。
既然从新加坡辞职回来了，对于爱情与幸福，既然已经勾画太久了；对于田汉，既然已经爱恋那么深了，她又有何理由不捍卫自己的爱情？
原本，她就是一个果敢的人。
于是，林维中一方面在田汉面前哭诉，向田汉回忆他们五年来的爱情，重申他们的约定，描画他们的幸福；另一方面，林维中约见了安娥。
安娥选择了撤退。
她是一个革命者，革命的目的是为别人谋幸福，而不是牟取别人的幸福；革命就意味着随时会献出自己的生命，就意味着，一旦牺牲，就会给爱人留下无尽的悲痛。
她腾出了爱的位置。
做出决定的时候，安娥已经怀孕。
对于个人而言，她不过是一个准妈妈；但对于民众，尤其是对于林维中而言，她却是一个老革命者。
责任、正义始终是她的图腾。
1931年年初，又一个春天里，田汉与林维中结了婚，婚礼在上海南京路福禄寿酒家举行。
田汉与林维中的新房，就是安娥为他们精心准备的。
几个月后，在初秋的微凉里，安娥生下了儿子田大畏。
为了让田汉与林维中安心地生活，更为了表达与过去的决裂、让林维中彻底放心，安娥忍痛将孩子送回河北老家，哀求母亲替她喂养，便又投身到工作中去。
安娥欺骗田汉说，孩子已经夭折。
“你把一切的一切，当作一杯毒酒，你不愿再喝了，你抽身就走，孩子是死了——那可爱的修！……真是不堪回首啊，一九三一年的秋！”这是田汉写给“夭折”的孩子的悼诗，也是写给他不堪回首的过往的悼词。
诗中，对安娥的怨怼之情“剪不断，理还乱”。
然而，他哪里会知道，安娥心里的痛楚呢？
安娥生产三个月后，林维中为田汉生下了女儿田野。
长达五年的时间里，安娥音讯全无。
甚至，有一段时间，安娥与组织的联系亦一度中断。
但她从未中止过革命的行动，尤其是上海文艺运动里，都有她的身影。她与著名音乐家聂耳、任光合作，创作了大量的如《卖报歌》、《渔光曲》等脍炙人口、久唱不衰的进步歌曲，在民族危亡的时刻，这些歌曲成为人们的强心剂。
1932年，田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5年2月24日，由于中共江苏省委和上海文委遭敌人破坏，田汉和杜国庠、阳翰笙等被捕入南京监狱。
此时的林维中张扬出了性格中的倔强，她立即决定由上海迁居南京，不仅经常到狱中看望丈夫，还带着女儿田野前去看望父亲，给田汉精神上的鼓励。同时，她还联系田汉的朋友，为营救田汉费尽心力。田野回忆：“我4岁就随着我母亲去给他送牢饭，有的时候自己都知道爸爸是做的好的事情，家里妈妈买了梨我都不敢吃，说这是给爸爸的，我就不吃。就晓得去孝敬他，要送到牢里面去给爸爸吃。”
林维中之所以如此刚强，支撑她的不仅仅是对丈夫“狭隘”的爱情，更有对丈夫事业的自豪，更可贵的是，她以这种自豪作为年幼女儿的精神营养。
感于妻子执着的爱，田汉在狱中为林维中写了《寄妇》一诗：“事到高潮翻觉定，人因患难倍相亲。衾香枕软何劳羡，每忆苏菲白发生。”在与自由疏离的日子里，在与患难相携的艰辛中，他终于看出了林维中对爱情的忠贞。
“苏菲”是“素斐”的谐音。“每忆苏菲白发生”，直逼“一度思卿一断肠”，令人感动。
然而，感情激荡的前提似乎是“高潮”与“患难”到来的时候，这就似乎多了一些限制，毕竟这样的时候太少，太过特殊。
“高潮”与“患难”过了之后呢？
与《寄妇》同一时期，在狱中听到安娥作词的《渔光曲》之后，田汉对安娥的思念也催生出《狱中怀安娥》一诗：“君应爱极翻成恨，我亦柔中颇有刚。欲待相忘怎忘得，声声新曲唱渔光。”
稍加分析便会发现，两首诗中不同的感情，厚薄立判。
难怪林维中看到后一首诗之后，会被伤得体无完肤。
被营救出狱之后，田汉与林维中索性定居南京，过了一段颇为安定的日子。
组织中国舞台协会、举行公演、创作新剧、改编经典……田汉忙得分身乏术。
回到家里，有爱妻无微不至的照顾，有幼女可爱天真的笑靥，人生之乐，悉集于身。
直到1937年11月与数年不见的安娥邂逅。
芸芸众生，茫茫人海，邂逅的几率之低，令人瞠目结舌。然而，更让人瞠目结舌的却是真正邂逅时的感觉。
上海刚刚沦陷，人心惶惶，不知下一刻的命运是什么，能活下来已属不易，更何况有情人能够重逢。那个年代，谁都知道这是太过奢侈的愿景。
然而，竟然重逢了。
霎时，自上海开往南通的轮船，便成为承载幸福的绝佳所在。
激动，充溢于田汉与安娥的胸臆之间。
激动之时，安娥情不自禁地告诉田汉，他们儿子的近况。
守了多年的秘密，霎时被冲动击垮。
安娥之所以如此，恐怕也是忌惮于人生的无常，作为田大畏的父亲，田汉有资格知道孩子的情况。
田汉心里，又一重幸福汹涌起来：不仅仅因为他知道了儿子的消息，也不仅仅因为蓦然见到了日思夜想的爱人，更是因为，他忽然明白了安娥为他和林维中所做的巨大牺牲。
于是，爱情便如巨轮犁出的波浪，想不汹涌都难。
自此，田汉与林维中平静的幸福便宣告触礁。
抗日战争一结束，田汉便在阳翰笙的调解下，与林维中离了婚。
1948年，与安娥结婚。此时，田汉50岁，安娥43岁。
18年爱恋，18年渴盼，终于坐穿了寒窑，王宝钏故事的现代版圆满结束，又高调开始。
安娥，成为田汉生命里的最后一个女人，是她，守护着他的生命，直到这生命归于永恒。
林维中没有再婚，失去了田汉，她的心里再也容不下他人；她的眼里，再也没有春色。
1968年12月10日，田汉被迫害死于狱中，享年70岁；1976年8月18日，安娥也追随丈夫而去，享年71岁，未等到1979年4月田汉被平反昭雪的春天降临；1985年9月15日，林维中的生命之河也干涸断流，终年85岁，生命的寒冬里，屈辱的荒原上，她心中始终有爱，因爱而心态平和，故得享高寿；黄大琳卒年不详，以其忠厚的性格，想必亦福寿萦绕，据知情人回忆，事实也是如此。
准风月谈
纵横交错，爱情太难捉摸；喜怒无常，人心如同洪水。无疾而终，梦想若浮云飘来荡去；有迹可循，喜乐像积木有板有眼。切莫慌张，当感情触礁之后；足以借鉴，当幸福叩门之时。没有教科书，一切在用心摸索；舍弃骄娇气，万事皆通畅顺遂。放眼红尘，谁人堪为爱情的权威？扪心自问，自己才是幸福的杀手。
吴祖光 爱幸逢缘心无憾
吴祖光掠影
别名：吴召石
祖籍：江苏武进
生年：1917年
出生地：北京
卒年：2003年
辞世地：北京
辞世原因：冠心病发作
身份：剧作家、社会活动家、书法家
代表作：《风雪夜归人》、《花为媒》、《三打陶三春》
时人评价：我想是吴祖光把我带到一个正确的道路。如果我没有认识他，那不知道走到什么地方去了。（吕恩语）
生命中的女人：吕恩、新凤霞
楔子
才气磅礴，一支椽笔任天纵；激流勇进，满腔热血为良知。
不甘躲在象牙塔里，舔舐着自己的羽毛、盯着自己既得的成就而踯躅不前，而是始终站在时代前沿，以自己的心跳与时代的脉搏共鸣。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江南灵秀的山水涵养了才气，这才气是江是海；丰富的阅历开阔了心胸，这心胸是天是地；革命的洪流澎湃了爱国心，这心是血是魂。
从这样的角度说，吴祖光不仅仅是一位抱负远大的作家，以他的文章和剧作唤醒沉睡的民族，更是一名冲锋陷阵的战士，以他的奋不顾身激励曾经缺钙的国人。
出身名门，却无丝毫骄娇之气，这样的时候，他让心化作一棵小草，极力与大地贴近，不避卑微，不愧渺小，而将责任与道义融入血脉。
热情好客，坦率忠厚，与人交往无芥蒂，得闻己过则心喜，因而人缘极好，心态平和。这样的时候，吴祖光仿佛是一个顽童，不唯毫无心计，更毫无心机。
秉性正直，敢于仗义执言；不畏权势，敢于谠言建策。这样的时候，吴祖光的心又化作和煦的阳光，既照亮自己，又温暖别人。
爱情，是吴祖光心中的理想国。
温文尔雅而不失热烈，命运跌宕而恪守忠诚。当爱情袅袅降临，坦荡如砥，又炽烈如火；当幸福在手，不骄不躁，常苦心经营。不必担心风暴袭来，不论对吕恩，萌生于战乱中的爱情，还是对新凤霞，鲜艳于和平后的幸福，都是如此。
我喜欢你呀！
1946年3月，当渐渐柔软起来的风儿在街上款款漫步，当春天以明澈的眸子再次打量世界，便是爱情收割的季节。这个春天，吴祖光与吕恩在上海举行了婚礼。相识八年、同居两年之后，他们的爱情终于以婚姻的方式得以光明正大地“行走”于人们面前。
这时，吴祖光29岁，吕恩24岁。
举行婚礼的地方是梅龙镇饭店。地点虽谈不上有多高的规格，但前来祝贺的阵容却庞大而豪华：冯亦代、丁聪等人亲自张罗内外事宜，叶圣陶与夏衍为他们证婚，到贺的除他们在重庆结交的朋友之外，还有来自各地的文学界、话剧界的朋友。毕竟，著名编剧、导演和著名演员的华丽结合是一件大事情。
吕恩，本名俞晨，江苏常熟人。因父亲坚决反对她演戏，认为这样会玷污门楣，为了自己挚爱的演艺事业，又不致让父母丢脸，落下不孝之名，遂改俞为吕，因外祖母姓吕，本着报恩的初衷，易名为“吕恩”。
自此，“俞晨”这个名字便淡入记忆，而“吕恩”则鲜活在人们的喜爱和崇敬里，闪亮在中国艺术的天穹。
1938年，灼人的夏季里，常熟沦陷于日本人之手，国破家亡之感让人更加焦灼不安。16岁的吕恩不顾父母的反对，执拗地离开家乡，来到当时作为陪都的重庆，考入国立戏剧专科学校。
这里，不仅有她深以为新鲜的空气，更有一段耐人寻味的缘分。
此时的吴祖光，除了做校长余上沅的秘书之外，还担国语课。
而不会说国语的吕恩，不仅成为吴祖光的学生，还成为他重点纠正南方口音的对象。
对于吕恩而言，时间在她与吴祖光老师的纯粹关系中平静若水地流淌着。情窦未绽的她，一颗心都在学习、表演和看书上。
平静的日子持续到了1939年，一件事的发生，使他们的关系出现了急转。
对于这件事，几十年后，吕恩还记忆犹新。接受采访时，她说：“我一到学校不久，就受到邀请，参加了他的一次请客……他的话剧《凤凰城》刚刚演出，他还很年轻，就大请其客，在曾家岩的生生花园，他请了一拨很有名望的人。我当时刚进戏剧学校，住在学校，还没有开课，他也把我请去了。我就奇怪，那时我还不认识他。后来，我认识了他，问他：‘我刚刚进学校，你怎么把我也请去？’他说：‘我喜欢你呀！’”
男老师请女学生吃饭，往往令人怀疑，难免令人想起“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古语。
但一句“我喜欢你呀！”轻轻地将谜底揭开，既堵住了悠悠众口，又表达了自己的感情，一举两得。
老师的坦诚给了吕恩一种安全感。
然而，毕竟是学校，毕竟是师生，此后的几年间，他们的关系并未产生质的飞跃，生活不温不火，日子不疾不徐。
真正走到一起，是吕恩在戏专毕业之后。
《牛郎织女》一剧和青城山一地，成为他们的媒人。
1943年，吴祖光的新剧《牛郎织女》在张骏祥执导下，若出浴的美人，由中央青年剧社隆重推出。
之后，便由重庆到成都演出。作为该剧编剧，吴祖光自然同往。
该剧中，吕恩饰演王母。
此时的吕恩，已是中央青年剧社的一名演员；而吴祖光也离开了戏专，在剧社中任编导委员。
演出获得了成功，演职员们各分得一笔“红利”，数量不菲。
金钱激活了浪漫，愉悦放飞了梦想。吴祖光、吕恩和一个丁姓同事便相约到青城山游玩。
青城山之幽，天下独步。唐代诗人杜甫受其美景点化，便有“自为青城客，不唾青城地。为爱丈人山，丹梯近幽意”的神来之笔，这里，杜甫笔蘸柔情，心无俗务，盈腔爱意，呼之欲出。
化身为这幽静里的一朵白云，陶醉于金壁天仓、圣母洞、山泉雾潭的美不胜收之中，忘了身在何处，忘了时光在静静流逝。
不入世俗的景致，过滤掉了人的杂念。贪婪于其中，吕恩与吴祖光甚至淡忘了流溢于他们之间的爱情。
他们在青城山盘桓了16天之久。
之后是分别，吕恩随剧社回重庆，吴祖光则留在青城山上，这儿的一草一木都激发了他的灵感，一部新作的雏形已了然于心。
创作之余，吴祖光开始与吕恩通信。
有了距离之后，才蓦然发觉，占据他心灵的，除了戏剧，还有一个女子的笑靥。
1944年冬天，吴祖光才从青城山这道教清修之地下来，回到了重庆，来到“二流堂”。此前，吕恩已先期居住于二流堂。
不久，吴祖光便与吕恩同居。
谁也没提出结婚的要求。或许吴祖光心里是有这种要求的，与心爱的女子在一起，给她正式的名分，是一个负责任的男子的底线。然而，吕恩的这种念头似乎并不强烈。
数月以来，吴祖光与吕恩通信时，也给其他女子通信，吕恩即便知道，也无嫉妒之心。以致吴祖光感叹：“要是吕恩嫉妒，她就有爱我的意思了。”
相识数年，虽然不乏爱情，但火候似乎总是未到嫉妒的程度。
恐怕，这正是吕恩未提出结婚的原因；而吴祖光，从吕恩的种种表现里，也对这份感情缺乏足够的信心，因而欲言又止。
1945年8月，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不久，吴祖光与吕恩先后自重庆来到上海，吕恩加入了上海艺剧社。
因为吕恩表兄的缘故，终于促成了吴祖光与吕恩的正式婚礼。
他们的爱情与婚姻总是在不温不火的状态下，受偶然的外因推动才一步步开花结果，这似乎也是他们冷静结婚又冷静离婚的原因之一。
从某种意义上说，爱情或者婚姻，还是发点烧好，太过理智和冷静，怎么想怎么让人没有信心。
到达上海后，吕恩有过一次家乡之行。离开家乡七八年了，一别亲人两茫茫，无时无刻不断肠。总算沐浴到了和平的阳光，吕恩思亲的心再也遏制不住。
吕恩有一个毕业于山东大学气象专业的表兄，他在印度的一个空军基地服役时，因不堪客居国外的寂寞和对时局的失望，长期与吕恩通信，向表妹诉说他的身世与苦楚。
抗战期间，表兄与其兄弟都从家里出来时，只留母亲一人在家乡。因为对年迈的母亲不放心，他们兄弟俩便雇了一个女孩子，使其既能照顾母亲的身体，又能安慰母亲的心灵。久而久之，母亲与这名女孩产生了相依为命之感，遂决定将女孩嫁于吕恩表兄。孝顺的表兄在与女孩完全陌生的前提下，答应了母亲。
然而，有一天，表兄忽然在信中对吕恩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他希望母亲将未婚妻收为女儿，让她另觅有情人而嫁。理由颇为冠冕堂皇：战争结束遥遥无期，他早已抱定必死之心，恐怕误了女孩子的终身。
吕恩明白，表兄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喜欢她。
那次家乡之行，数十年之后，吕恩还记得特别清晰，因为那是她与吴祖光人生的转折点：“我回到常熟，上午到家，下午表兄的母亲就到我家里来看我，还带了那个女孩子。我不知道这些事，她问我她儿子的情况，我说他没有别的女朋友，要通信只是和我在通信，他呆的那个地方是不毛之地。她们走了之后，我母亲就说我：‘你这个傻瓜，她就是来探你的。’因为外面有传言，说我和那个表兄已经生了孩子。我说：‘去他妈的！’我说，我见都没有见过他人，只是想到他一个人在那里，挺寂寞的，与我通信，我就回信而已。母亲说：‘你见到的那个女孩子，她没有嫁出去。当时不愿嫁出去，还自杀过一次。’母亲警告我：‘你可不能跟他好，不然要出人命！’”
就在吕恩为家乡人对她与表兄的传言而愤怒、而委屈，为表兄未婚妻的命运担心之时，吴祖光突然现身于吕恩家。
原来，他对吕恩与表兄长期通信之事早已知道，加上此次吕恩回家，怕他们的爱情节外生枝，便悄悄“尾随”她到了常熟。
吴祖光此行，目标非常明确，求婚。
求婚之旅，虽来去匆匆，但如愿以偿：到吕恩家的当天晚上，风尘仆仆的吴祖光便与吕恩的母亲坦诚相见，谈了他与吕恩的感情经历、他的打算，赢得了吕恩母亲的信任与首肯。
第二天，吴祖光就匆匆回沪。
之后，准岳母便勒令女儿：“这个人不错，跟我谈得不错，挺有学问的。你回去跟他结婚去。”并对女儿晓之以理：“他已经说好了，三天后你回去就结婚，婚礼都准备好了。你一定要结婚，不然，你表兄回来又要追你，事情就闹大了。”
权衡之下，吕恩只能答应。
令人遗憾的是，这桩婚姻，由于太过“理性”，最终还是于1949年黯然结束。
结婚后不久，吴祖光在上海《新民晚报》创办了“夜光杯”副刊，还创办了《清明》杂志。编校之余，吴祖光创作了《捉鬼传》、《嫦娥奔月》两部剧，并赋予它们以沉甸甸的主题——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进行揭露与鞭挞。
批龙鳞的做法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不满，吴祖光不堪迫害，携妻子吕恩逃亡香港。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吴祖光并未被迫害吓倒，在香港，他转而向电影业进军，编导了《国魂》、《春风秋雨》、《山河泪》、《莫负青春》、《风雪夜归人》等影片。很快，他便成为当时香港的“新锐”编剧和导演。
吕恩也加入了永华影业公司。吕恩之所以答应与吴祖光结婚，是因为事业。结婚后，可以摆脱同居的尴尬，可以免去众人的议论，这样就拥有了更大的空间，供她在艺术上闪转腾挪。
分开，也是因为事业：随着吴祖光的名气愈来愈大，熠熠的光芒下，“吕恩”消失不见，“吴太太”应运而生。对此，事业心极强的吕恩深受伤害。她不希望做一个躲在丈夫身后的女人，更不希望因为丈夫而失去自己的人生坐标和姓名。
离婚前后的重要节点，数十年后，吕恩仍记忆犹新：“我跟他分开是在1950年演完《红旗歌》之后，他是1949年七八月份回到国内，我是1950年初回来的。我先从香港到长春，后来到北京就分开了。在香港，我们其实就分开了。开始他不愿意分，说国内的事情还是回到国内去解决。回国后，我又参加了他导演的电影《红旗歌》。拍完之后，我就到了北京，进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上了一年学。后来，他从东北回到了北京。”
虽无缘再做夫妻，但两个人的关系并未中断。相反，不仅与吴祖光，即便与吴祖光的家人，吕恩一直与他们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之后，吕恩又与著名影星胡蝶的堂弟胡业祥再组家庭，并育有一子胡其鸣。
吕恩与吴祖光相携生活6年，没有子女。
2012年8月15日，吕恩在北京东方医院逝世，享年91岁。生命是一条河流，吕恩的生命之流虽然并不波澜壮阔，但不乏精彩；她的爱情与婚姻，虽然并非可歌可泣的传奇，但坦白、真实，拒绝虚伪。
我得对你一生负责
秋季，北京拥有着最高远晴碧的天空，流云窈窕，天空若湖，荡漾着祝福般的鸽哨。动人的季节，总会上演动人的故事，1951年9月，吴祖光与新凤霞结婚。
新郎34岁，新娘24岁。
结婚地点在位于北京南河沿的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
婚礼颇西化：吴祖光身着蓝色西服——来自香港的西服、白衬衫、缀着红花的领带，新凤霞则身着紫色旗袍——由郁达夫的侄女郁风亲手设计、灰色绒背心、黑色半高跟鞋；鸡尾酒会加自助餐。
仪式颇隆重：主婚人为欧阳予倩和老舍，证婚人为阳翰笙，文艺界的数百位名人到贺。
此时，距他们的初识尚不足半年。
爱情，与相识时间的长短无关。
对吴祖光与新凤霞的婚姻，吕恩评价甚高：“我觉得他最后找到新凤霞，是找对了路子。为什么呢？吴祖光他喜欢北京的生活气氛，那种调子。我比较海派一点儿，他和丁聪都喜欢京剧，在上海时，他们带我去听京剧，有一次我们三个人看麒麟童的戏，看着看着我就睡着了。他就说：‘对牛弹琴！’我就说：‘下次别带我去看了，带我跳舞去。’这样，我们时间长了就不行。”与新凤霞结婚之后，一次在吕恩的生日到来之际，吴祖光曾给吕恩买过一条烟，但被吕恩拒绝了。吕恩对吴祖光说：“你现在的婚姻很美满，我知道。新凤霞很爱你，爱情是眼睛里揉不进沙子的。我就不要做那粒沙子。我们以后在大众的场合见面是可以的，就不要单独见了。”
新凤霞，本名杨淑敏，1927年1月出生，评剧演员，15岁开始成为剧团顶梁柱并声名鹊起。
1949年，新凤霞来到北京，组织了北京凤鸣剧社，任团长兼主演。
认识吴祖光之前，新凤霞已凭甜美的长相和精湛的演技进驻全国戏迷的心灵。“三天不喝茶，不能不看新凤霞。”是周恩来对新凤霞的评价。他特别爱听新凤霞的戏，并将新凤霞的剧照压在家里书桌的玻璃板下。
作家老舍赞誉新凤霞为“共和国美女”，诗人艾青似乎在为老舍的评价作注，称其“美在天真”……
国画大师齐白石盛赞新凤霞：“戏唱得好，长得也好。”
为新凤霞倾倒的普通戏迷更是难以计数。
吴祖光与新凤霞之女吴霜回忆母亲的辉煌时说：“我妈妈那时候是北京城里边票房第一名的演员，凡是看过我妈妈演出的人，都不由自主就入了迷了，比如说早场去看新凤霞，晚场也要看新凤霞，晚场看完了明天早场有什么戏，新戏晚上还得看。”
吴祖光与新凤霞的初识，冰人是老舍。
新凤霞与老舍系忘年交。随着功成名就，新凤霞也不知不觉到了结婚的年龄，有一次在跟老舍的交谈中，新凤霞流露出她出身贫寒，没有文化，因而一定要像刘巧儿一样，找一个文化人结婚的念头。
自然地，老舍想到了吴祖光。
此时，吴祖光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做导演、编剧，已与吕恩分手；而新凤霞则是刚刚成立的首都实验评剧团团长兼主演。
同处一座城市，同在文化圈，一样的单身，一样的有名，想不认识都难。
对于吴祖光，新凤霞闻名已久，神交已久，只是未见其人。
在评剧《风雪夜归人》中，新凤霞曾饰演过渴望火热爱情的玉春，而该剧即改编自吴祖光的同名话剧。
新凤霞不仅评剧唱得好，她清脆迷人的嗓音唱起流行歌曲来同样传神，她本人也非常爱唱流行歌曲。为激起观众更高的兴趣，有时候，新凤霞便在演出前后反串一下流行歌手，加唱一两首流行歌曲，“赚得”观众如痴如醉。
那一段时间，最流行的歌曲是《小小洞房》和《莫负青春》，尝到了甜头的剧团便特地在剧场门前贴出“今晚新凤霞加唱《小小洞房》和《莫负青春》”的海报，以吸引观众。
这两首歌，出自吴祖光编剧并执导的电影《莫负青春》。
二人的情感渊源，似乎早已注定。
激起新凤霞与吴祖光认识的渴望的，是周恩来在北京饭店的讲话。讲话中，周恩来提到了很多作家的名字，其中就有吴祖光。
凭新凤霞的理解，吴祖光一定是个垂垂老者：能写出《风雪夜归人》和《莫负青春》这样深刻的剧本、能塑造出这样感人的艺术形象，年轻人不可能有这样的功力；能得到周总理称赞，更非年高德劭的作家莫属。
打破新凤霞这种先入为主的心理定式的重锤，是她与吴祖光的初见。
对此，《新凤霞回忆录》写道：“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有一个青年人发言，他穿着深灰色制服，声音洪亮，语言很风趣，不时引来一阵阵的笑声，会场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原来他就是《风雪夜归人》的作者，就是我所尊重、敬仰的吴祖光，我真没想到，他的年纪这么轻。会场休息时，老舍先生过来跟我讲话，把祖光也带过来了。我就请他看我的戏，他答应了，并很随便地蹲在我坐的沙发前跟我讲话。当时只感觉到：他真好！……”传说中的美景，竟然近在眼前；勾画了无数遍的相见，一朝成为现实，新凤霞的狂喜，难以遏制。
在新凤霞周围，拥挤着追求的男人，为她介绍对象的人更多，但都被她不假思索地拒绝了。自从见了吴祖光第一面，并听了老舍和赵树理提到吴祖光单身之后，新凤霞就已认定，她的丈夫，只能是吴祖光！
该怎样让吴祖光了解她这片心呢？
在为新凤霞张罗对象的热心人中，有一位沙姓记者，终于有一天，新凤霞鼓起勇气对他说：“你帮我选一个人，他必须有学问……”新凤霞又补充说，他得会写文章，还会写剧本，能写话剧，又能写戏曲，又是电影导演。这个人既是我的丈夫，又是我的师长，他还不许有架子，不能打人。新凤霞特地加上了一句话：“还有，年龄必须34岁。”
这说的不正是吴祖光吗？
可惜，沙记者并不认识吴祖光，便在茫茫人海里，按照新凤霞开出的标准寻觅起来。
好事多磨，至理名言。
让新凤霞完全不曾料到的是，有一天，吴祖光竟然“自投罗网”，找到了她。
原来，时任《新观察》杂志主编的郁风，约吴祖光写一篇关于新凤霞的采访报道。因为吴、新二人均为戏剧界人士，新凤霞又曾出演过吴祖光戏剧中的角色，郁风便认为二人一定相识。
吴祖光约新凤霞在大栅栏附近的泰丰楼见面。
新凤霞自然非常激动地答应了。
此前，吴祖光虽已答应观看新凤霞的戏，但由于太忙，或者心有顾忌，并未践约。这让新凤霞觉得吴祖光与众不同，他不是一个不择手段接近女人的人，便深信他是一个可靠的男人。
吴祖光曾经回忆道：“虽然老舍先生曾经多次介绍，说我们两人是十分理想的一对，但我仍是保持应有的礼貌，老舍让我常去看看她，她自己也表示希望我到后台去看她，但我还是没有主动地看完戏到后台。”
因为是第一次被采访，又是被自己心仪的人采访，新凤霞心里特别紧张。然而，见了吴祖光之后，她很快便觉得他是那样亲切，便消除了紧张心理。于是，新凤霞便将自己怎么被拐卖、学艺的艰辛历程、如何有了今天的成绩等等，毫无保留地向吴祖光“坦白交代”了。
对于新凤霞而言，与其说是配合吴祖光写出更详细的稿件，不如说她怎么抓住这个机会，让自己喜欢的人了解她。
说的时候还心里惴惴不安，恐怕吴祖光听得厌倦。
新凤霞并不知道，吴祖光与她的心情一样，忐忑而激动：谁能想到，漂亮、名气如日中天的评剧明星竟然坐在他面前，接受他的采访，这样毫无芥蒂地向他讲述！
梦里千番事，醒来犹惧疑；生恐又虚化，山长难再期。二人都被爱情蒙上了双眸。
不久，全国青联大会在北京召开，新凤霞作为优秀青年代表，被安排发言。这对于未进过校门的新凤霞而言，无疑是一个难越的坎。
她当即想到了吴祖光，于是便给吴祖光打了个电话，请他帮忙写一个发言稿。吴祖光来到新凤霞家里，认真记下了新凤霞要在大会上发言的内容，并且告诉她，他会连夜赶出这篇稿子。
吴祖光刚离开，激动的新凤霞便开始盼着第二天早晨的到来。
这种盼望，绝不仅仅是因为翌日早晨来了，就意味着她的发言稿写成了，更在于能见到吴祖光了。
为此，新凤霞几乎整夜处于浅眠状态，脑海里、睡梦里，翻腾着的都是吴祖光的身影。
蚊子似乎为了考验新凤霞，乘机凶狠地叮咬，但沉浸于思念中的女子，又如何在意手上、腿上，甚至脸上被叮出的大包呢？
“第二天刚到8点，他就不紧不慢地来了，并耐心地一句一句叫我背诵。背完后，我说：‘我演的《刘巧儿》这出戏您看了吧？’祖光说：‘看过，真好。’我说：‘前门大街的买卖家，到处都在放巧儿的“因此上我偷偷地就爱上他……”可他一点都不懂我的心思。于是我鼓足了勇气，对他说：‘我想跟你……说句话……’祖光说：‘说吧。’我说：‘我想跟你结婚，你愿不愿意？’他一点没有思想准备，站起来过了一会儿说：‘我得考虑考虑。’”光阴荏苒，虽然已经过去了56年之久，在采访者胡美兰面前，新凤霞仍像回忆昨天的事情一样，一切都那样清晰可辨，可闻。
“我得考虑考虑”的答复显然伤了新凤霞：她都已主动提出跟他结婚的“要求”了，这对一个姑娘而言多么不易，而他却要……瞬间，新凤霞暗暗责怪自己的鲁莽，沛然升腾起无地自容之感。
然而，话已出唇，覆水难收。
看新凤霞面呈惭色，吴祖光讷讷地告诉面前这个他早已喜爱难遏的美丽女子：“我得对你一生负责。”接着，吴祖光就告诉新凤霞他所要考虑的更重要的理由，他离过婚。
吴祖光与吕恩的婚姻，新凤霞早已知道了，她又如何会在意呢？
新凤霞与吴祖光恋爱的消息，还是招来了很多反对与非议。
理由是，新凤霞根正苗红，而吴祖光则是一个“花花公子”，在上海那个花花世界生活过，又刚从香港那个“混乱”的地方回京，还结过婚……
吴霜曾经回忆过妈妈受到的责难：“当时有很多人曾经关心过我妈妈的，一些领导也不同意，他们觉得你新凤霞应该是我们把你培养出来之后，我们给你介绍一个干部，对你政治有帮助的，像这种想法也很多，怎么嫁给吴祖光，吴祖光是哪儿来的？是香港来的，香港回来的人还是个年轻的像个花花公子一样，这人你说能对女人好吗，他能长久得了吗？这种声音就整个不绝于耳地围绕着我妈妈。”
然而，新凤霞的倔强令反对者完全措手不及。她说：“我认为我的选择是对的，我坚持，我认定了的事谁也破坏不了，我结婚不结婚，父母不管我，领导也管不着，台上唱刘巧儿，唱婚姻自由，台下还在婚事上这么不勇敢吗？”
新凤霞“大义凛然”地表示：“评剧是我的生命，吴祖光是支撑我生命的灵魂，不能两全，我宁要祖光。”
为了让质疑者死心，让吴祖光安心，新凤霞放出风来：“我要去大栅栏定结婚礼服，要最好、最贵的，我要叫那些反对的人看看我新凤霞。照相馆要给我免费拍结婚照，还有鼓乐队……”
面对着未婚妻的坚决，感动至极的吴祖光仍然保持着一分冷静，他制止了新凤霞的“赌气想法”，卖掉了自己的莱卡相机，开始筹备婚礼。
这台“莱卡”是他的前妻吕恩与他分手前买给他的，目的是让他在电影编导的路上走得更远。
吴祖光的这一举动，曾让吕恩很不舒服。吴祖光去世四年之后，在接受采访时，吕恩还曾提起此事：“他和新凤霞结婚，人家告诉我，要在欧美同学会那里举办婚礼，两个人没有多少钱，把我送他的相机卖了用来请客。我心里挺不舒服的。心想我是为你工作送你的，结婚干吗卖了，多可惜呀！我不痛快，后来我告诉郁风，她批评我心眼太小。她说：‘送给他的东西就是他的了，他爱怎么地就怎么地。’我想想也是，我送给他了怎么还能限制他呢？所以现在也觉得没什么了。”
当时，为了新凤霞，吴祖光顾不得那么多了。
结婚之后，吴祖光开始教新凤霞识字、练习书法；新凤霞则对吴祖光的生活起居给予了无微不至的照顾。在台上，她是一个优秀的演员，风光无限，风采无边；在家里，她又是一个贤惠的妻子，温柔一段，痴爱一生。
正当二人沉浸于爱情与婚姻的幸福甜蜜中时，风暴袭来：1958年，吴祖光被牵进“二流堂”冤案之中，被打成右派，于1958年春天谪往北大荒劳改三年；而新凤霞，除了忍受与丈夫的分离之苦和对丈夫的担忧外，还受牵连，一度被剥夺了登台的权利。面对领导让她与吴祖光离婚的软硬兼施的逼迫，新凤霞岿然不动，以“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般的忠贞，捍卫了他们的爱情。
因此，新凤霞也被“内定”为右派，遭受着非人的折磨：白天忍受着批斗的耻辱，忍受着繁重的体力活，晚上还要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为造反派演出。
无涯的苦痛里，所幸有丈夫寄自远方的信和她为丈夫所写的“鬼画符”般的情书（新凤霞识字甚少，因而，在信中只能更多地以符号与画面表达其对丈夫的相思）支撑着她倔强而多难的灵魂。
1960年，吴祖光由东北返京，得以继续他的编剧工作，《武则天》、《花为媒》、《三打陶三春》等剧在他的笔端袅袅问世。
然而，好景不长，“文革”开始，吴祖光被彻底夺去了多才的笔，妻子新凤霞也备受迫害。
他们的生命也进入了严冬。
所幸，患难之中，有爱情保暖，成为他们生命中最好的营养和支撑。
拨乱反正的春光降临前夕，新凤霞不幸因脑溢血导致左半身瘫痪。
舞台，表演，只能是梦里的迢遥风景了。
这是1975年的事情。
爱情的美丽与可贵，在于它是患难中绽放的花朵和花朵散发的奇香。
吴祖光鼓励新凤霞画画和写作。
远离了舞台，反而寥廓了新凤霞的生命时空。
新凤霞艰难地拿起笔，开始挥洒齐白石老人亲手教她的绘画技艺，书写她与吴祖光的爱情与婚姻，诠释她与艺术的不解之缘。
直到1998年4月12日去世前，新凤霞以惊人的毅力，绘出了数千幅花鸟丹青，写出了包括《我和皇帝溥仪》、《新凤霞卖艺记》、《评剧皇后与作家丈夫》在内的29部作品，约400万字！
“凤霞听我的话，提笔就写，写得那么多、那么快，她的思路就像一股从山顶倒泻下来的湍急的清泉，不停地流啊流……写得最多时一天写一万字！”吴祖光骄傲地赞美妻子。
是爱情的力量，使新凤霞战胜了自己，战胜了病痛。
2003年4月9日，吴祖光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生正逢时，一支椽笔写尽真善美；死而无憾，另一个世界上，爱妻已经等得太久。五年前，爱妻之殇，他的精神支柱已然坍塌；新凤霞是他的阳光，她的生命干涸了，他的阳光也被阴霾重重遮挡了。从这样的角度说，死亡，恰恰是苦痛的终结，是幸福的再次启程。
准风月谈
爱之为爱，当时也道不寻常；幸中之幸，茫茫人海得识君。誓言愈朴实，或许愈凸显恪守的纯朴可靠；岁月愈庸常，反而愈显出爱情的美丽可贵。坎横生，只要有爱情为生命照亮，人生便足可坚强；荆棘满途，且喜有理想在前方闪耀，百难亦无所畏惧。有你，心不孤单；有我，苦即是甜。
高长虹 生命九曲情锁雾
高长虹掠影
本名：高仰愈
生年：1898年
出生地：山西盂县
卒年：1954年
辞世地：沈阳
辞世原因：病逝
身份：作家、诗人
代表作：《精神与爱的女神》、《实生活》
时人评价：他很能做文章，但大约因为受了尼采的作品的影响之故罢，常有太晦涩难解处。（鲁迅语）
生命里的女人：王者香
楔子
高长虹是一个狂人。
说其狂，不唯在于创“狂飙社”与《狂飙》周刊，不唯在于与鲁迅共创《莽原》，更在于写诗讽刺阎锡山，与鲁迅论战，与毛泽东据理力争。
高长虹的才华，曾得到鲁迅的倚重——
爱其才，鲁迅不仅与之合办杂志，还切实关心其生活：《莽原》草创之时，主创人员既无编辑费亦无稿费，但鲁迅对高长虹却格外关照：“高长虹穷，要给他一点钱用。”因而，高长虹每月均有薪水。
爱其才，编“乌合丛书”时，鲁迅特地选编高长虹的散文与诗，结集为《心的探险》，并亲为之设计封面。
爱其才，鲁迅与高长虹共编许钦文的短篇小说集《故乡》，并将为之写序的机会留给高长虹……
爱高长虹之才者，还有中国共产党。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1942年5月，毛泽东与凯丰曾联合具名，诚邀高长虹与会。然而，高长虹却以自己的专业是经济、与文艺无关为由，予以拒绝。共产党重视高长虹之才，其心之诚，不难看出，然而，高长虹之狂，亦凸显无遗。
高长虹是一个悲情人物。
命运之悲，在于爱情：“单相思”与“自作多情”尚情有可原，若为情而模糊了原则，失去了收束，将爱情视为攻讦朋友、以泄私愤的工具，则爱情已纯乎是一种罪过，毫无美丽可言。
高长虹与鲁迅的关系，恩怨交缠，历来版本颇多，是因为个人恩怨，还是因为文学大局？是为许广平而迷情，还是因正直而遭误会？令人莫衷一是。对石评梅的感情，是执着一念，穷追不舍，还是化爱成恨，失去理性，也见仁见智，存在不同声音。
高长虹性格单纯，冲劲十足，既不惧权力，又无视权威，有时甚至奋不顾身，水火不避。唯其如此，在其一生中，才氤氲着谜团，才充满了疑问。
婚姻雾霭，青春狂飙
高长虹出生的山西省阳泉市盂县不仅给了他生命，还赋予他丰沛的灵气和桀骜的秉性。厚渥的历史沧桑使他有过人的天赋和卓越的学养，其状如盂的盆地地形使他习惯了踮起心灵的足尖，眺望外界的精彩，四周及县境内的绵延的群山则使他不甘蛰伏，不屑顺从，厌弃平庸。
高长虹的祖父高学书，是一生以教书为业的秀才。高长虹幼时，高学书即教其背诵《唐诗》与《木兰诗》等中国古典文学的精华，尤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古训，常带高长虹四处游玩，使孙儿既长了见识，又开阔了心胸。
高长虹的伯父高鸿谟，亦为秀才之身，教书行医兼善，是高长虹的开蒙老师，不仅教侄儿识字，更给他讲解中国古代历史人物的故事，以陶冶其情操。
可以说，祖父和伯父是对高长虹影响最大的人。
至于其父高鸿猷，在高长虹出生的当年终于取得了功名，或许是儿子为他带来的好运吧。后来，高鸿猷曾在河北昌黎和天津杨柳青代理过知县。因长期在外，和儿子相处及交流甚少；加之自古以来，“父亲”的面目都有一种法定的严厉，高鸿猷也未能脱俗，因而父子关系颇为紧张。
或许，正因如此，当在高学书的包办下，高长虹的婚姻以他完全猝不及防的姿势降临，他并未做出反抗。
一是对祖父的敬畏与爱戴，二是他年龄太小。
因而，我们并不能因高长虹堕入封建包办婚姻而责怪他软弱和落后。
1914年，高长虹与同镇的女子王者香结婚，此时，高长虹虚岁才17.
关于王者香，陈漱渝在《寻找高长虹》一文中这样描述：“高长虹的妻子容貌秀美，叫王者香，跟他同年出生，只比丈夫小两天。1913年，高长虹剪掉辫子，王者香也跟着剪掉辫子，并且放足，所以此后她不但走路正常，而且能参加劳动。”
这与高长虹的小说《结婚以后》中对新娘子的描述是一致的：“她是一个很好看的女孩子……她有酒窝，她有长脖子，她有细条身材，她娇小，她聪明。他也未尝没有想象过她，而且爱她。在两三个月以前，他的一个同学在戏台下无意间问遇见过她的一个半疯狂性的亲戚，听了关于她的夸张的述说，他们那样恭维她，嘲笑他，他也不能说没有过一点得意。”
然而，王者香毕竟是一个旧式的女子，她的见识，她的气质，她对生活的态度，都难以让高歌猛进的高长虹满意。
此时的高长虹，只是一个刚刚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的学生，因而他面前只有两条路：忍受和逃避。
到太原上学，当然是不错的选择。
让高长虹不曾料到的是，由于他拒不参加阎锡山的“提灯会”而为学校不容；安定的学校生活被打破，他跑出太原，来到北京，到大学里旁听，到图书馆读书——当然是在亲戚的帮助下。
在新知识的光辉中，在新思潮的洗礼下，高长虹的青少年时光颇带悲壮色彩地过去了。
1918年，高长虹回到老家，此时的他已是一个成熟男人。受祖父与伯父的濡染，和在北京几年阅历的“怂恿”，他渐渐明晰了人生的方向——从事文学创作。
于是，他将自己交给了文学：潜心读书，埋头写作，蹒跚起步，从零开始。
打上奋进烙印的光阴倏忽而过，五年。五年里，他似乎忘记了外界的精彩，已经纯乎是一只书虫，一支不停耕耘于纸张上的笔。
当然，还有青春的冲动，他并不排斥的人伦与天伦之乐。
1921年2月，高长虹的儿子高曙出世。这是他唯一的儿子，他很是疼爱他，1928年出版的散文集《曙》即以儿子的名字命名。
然而，高长虹毕竟不只属于盂县这个小城，更不属于王者香与儿子组成的小家，他的心很野，他的世界很大，而他，更属于这个大世界。
据王者香回忆，1924年9月1日，在山西静乐人、共产党员高君宇的倡议下，受德国大诗人歌德的影响，高长虹在太原创立了狂飙社，并创办了《狂飚》月刊，但因为高长虹不久之后就去了北京，《狂飙》月刊宣告停刊。
在北京，高长虹重操旧业，利用《国风日报》这个平台，在其副刊上创办了《狂飚》周刊，继续他绚丽的文学梦。
1925年冬天，凛冽的冬风吹不灭高长虹炽热的文学热情，他不畏严寒，自北京返回太原，目的是筹措办刊经费，寻找志同道合的山西同乡。遗憾的是，兵荒马乱，民不聊生，一切都是未知，哪有人肯轻易呼应。失望之余，高长虹不顾日渐老迈、疾病萦身的父母和年仅四岁的儿子，只身返京——原本，他想将妻子带到北京的，但由于家里实在离不开她，只得作罢。
这一次分别，直到高长虹去世，他与妻儿一直天各一方，再无相见之机。30年光阴荏苒，自知生命之烛将尽，高长虹方才被尖锐的思乡、思亲之情击中，由衷地想起遥在闭塞的家乡、盼望和守护了数十年团圆美梦的妻儿：“我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了，我同我老伴在最僻静的地方，建起一所园子。园中，有最美丽的花，最好吃的果子，以及白薯、南瓜之类，应有尽有。休息的时候，我们便手挽着手，走到那一座常春藤搭起的凉亭底下，并肩坐着。一天，死神忽然降临时，我们就倒在相互的拥抱里。”
虽然这次家乡之行未能如愿，但高长虹的《狂飙》周刊及犀利的语言、充盈的才气，既出乎他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地引起了鲁迅的注意。
于是便有了高长虹与鲁迅的恩怨情仇。
恩怨情仇，大梦谁觉
1924年12月10日，高长虹应邀到位于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的鲁迅家拜访，鲁迅在此前在孙伏园面前称赞高长虹及《狂飙》周刊的基础上，又当面对高长虹进行了热情鼓励。对此，高长虹一度充满了温暖。
在回忆录中，高长虹曾对与鲁迅的初识进行温暖的回忆：“在一个大风的晚上，我带了几份《狂飙》，初次去访鲁迅。这次鲁迅的精神特别奋发，态度特别诚恳，言谈特别坦率，虽思想不同，然使我想象到亚拉籍夫与绥惠略夫会面时情形之仿佛。我走时，鲁迅谓我可常来谈谈，我问以每日何时在家而去。此后大概有三四次会面，鲁迅都还是同样好的态度，我那时以为是走入了一个新的世界，即向来所没有看见过的实际世界了。我与鲁迅，会面只不过百次，然他所给我的印象，实以此一短促的时期为最清新，彼此时实在为真正的艺术家面目。”这段话中，既可看出鲁迅初识高长虹时的盛情，亦可看出高长虹对鲁迅的感激。
即便高长虹与鲁迅交恶之后，1928年9月24日，高长虹在《留别鲁迅》一文中仍有这样的几句话：“鲁迅是我的朋友，昔日是，今日是，明日仍是。又非如郁达夫、周作人只见过两面的朋友，而是时常见面，又共过事的朋友。”
1925年3月，《狂飙》周刊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出于对高长虹的倚重，4月11日，鲁迅决定携高长虹、韦素园等人，合办新文学刊物《莽原》。仅仅12天之后，《莽原》创刊号问世，创造了中国创刊史上的奇迹。
高长虹功不可没。
这一时期里，血气方刚、热情似火的高长虹无疑是创刊的主力，得到了鲁迅的高度称赞。
不唯在筹创《莽原》阶段，即便在《莽原》的童年期，在上面发文最多且分量最重的作者中，同样少不了高长虹，他那酷肖鲁迅的笔风，有时竟然让许广平误会为鲁迅所写，后由鲁迅写信澄清才罢。
不久，鲁迅与高长虹交恶。
“现本报自八月五日起增加副刊一张，专登载学术思想及文艺等，并特约中国思想界之权威者鲁迅、钱玄同、周作人、徐旭生、李玄伯诸先生随时为副刊撰著，实学术界大好消息也。”这是1925年8月5日《〈民报〉十二大特色》文章里的句子，意在向民众宣布《民报》的最新动向——增加副刊，由韦素园编辑，并特邀鲁迅等人为该副刊撰写文章。
这篇类似广告性质的文章刊出不久，便遭到了高长虹的攻讦，在复刊后的《狂飙》周刊专栏“走到出版界”中，高长虹以笔为枪，风声飒飒：“已经成名的人，我想能够得到他们的帮助便是最好的了。鲁迅当初提议办《莽原》的时候，我以为他便是这样态度。但以后的事实却不能证明他是这样态度。这事实只证明他想得到一个‘思想界的权威者’的空名便够了……在文字的战斗时期，鲁迅显然只知道有他自己，而忘记了同伴……”
这段话中，高长虹对鲁迅充满了失望和怨恨，大有爆料之嫌。
接着，高长虹又怒不可遏地写道：“于是‘思想界权威者’的大广告便在《民报》上登出来了。我看了真觉‘瘟臭’，痛惋而且呕吐。试问，中国所需要的正是自由思想的发展，岂明也这样说，鲁迅也不是不这样说；然则要权威者何用？为鲁迅计，则拥此空名，无裨实际，反增自己的怠慢，引他人的反感，利害又如何者？……我真不能不叹中国民族的心死了！”
实际情况是，《〈民报〉十二大特色》的发表，鲁迅并不知情。
高长虹之所以向鲁迅宣战，历来见仁见智，观点不一。
最通行的一种观点是因为高长虹爱许广平而不得，以为鲁迅横刀夺爱，便将鲁迅视为情敌。
高、许二人以文相识，在较短的时间内，二人通过八九封信，多为许广平写给高长虹，其中谈的多是文学创作上的问题，其中包括向高长虹索要诗文。但高长虹以为许广平喜欢他，便一厢情愿地将自己与许广平连在了一起。更具传奇色彩的是，许广平与高长虹同年同月同日生（其实二人只是同年），在高长虹心里，更有一种冥冥之中的宿命安排。但直到有一次，在鲁迅家里，他看到了鲁迅与许广平的亲密，便觉得鲁迅年长许广平17岁之多，又是文化名人，竟然与他这样一个年轻人争夺爱情，便不由生恨。
但这种观点历来被人怀疑。且不说高长虹家有美妻爱子，即便他尚是单身一人，也应该不致如此。且不说鲁迅对他的极力提携和欣赏，以高长虹的聪明，他一定能够读得出，在许广平的信中并无暧昧的成分在。
以下资料可以佐证：
1925年6月17日，许广平致鲁迅的信中，有一段文字论及高长虹：“长虹君的《精神与爱的女神》，草草看了一遍，篇首的‘精神的宣言’，其前半多可见，以后即逊色了，其余的诗，我不懂得好处在哪里……”
由此足见，许广平对高长虹似乎并无特别的好感。
在高长虹的《一点回忆——关于鲁迅和我》之文中，谈及他与许广平的渊源。一是初见许广平的稿子，并作出评价：“一天的晚上，我到了鲁迅那里，他正在编辑《莽原》，从抽屉里拿出一篇稿子来给我看，问我写得怎样，可不可修改发表。《莽原》的编辑责任是完全由鲁迅担负的，不过他时常把外面投来的稿子先给我看。我看了那篇稿子觉得写得很好，赞成发表出去。他说作者是女师大的学生。我们都说，女子能有这样大胆的思想，是很不容易的了。以后还继续写稿子来，此人就是景宋（按：许广平笔名）。”
二是许广平买高长虹的诗集《精神与爱的女神》，并由此而互通信件：“我那时有一本诗集，是同《狂飙》周刊一时出版的。一天接到一封信，附了邮票，是买这本诗集的，这人正是景宋。因此我们就通起信来，前后通了有八九次信，可是并没有见面。”
三是他早知许广平与鲁迅的关系很好，并因此而中断了与许广平的通信。“那时我仿佛觉得鲁迅与景宋的感情是很好的。因为女师大的风潮，常有女学生到鲁迅那里。后来我在鲁迅那里同景宋见过一次面，可是并没有谈话，此后连通信也间断了。”据高长虹所述。
在该文里，高长虹谈到许广平给他的唯一印象是“一副长大的身材”“她的信保留在我的记忆中的，是她说她的性格很矛盾，仿佛中山先生那样的性格”。无论是从许广平的角度，还是从高长虹的感觉，似乎均未达到爱情的高度，当不至于因爱而转恨他人。
于是便生出基于这一事实之上的另一观点：高长虹是因为不想让许广平嫁与年逾不惑的鲁迅，其中并无私心在。
这种观点似乎也有瑕疵：许广平既然因崇拜而生爱情，且幸福之态高长虹应该能够略知一二，若纯粹为了“正义”，在他素来景仰的鲁迅先生面前，高长虹应该不至于充当“法海”的角色。再说，高长虹似乎也不是将爱情与年龄、地位、名气生拉硬拽到一起的卫道士。
当然，还有另外的观点，比如高长虹渴望自由，尤其是思想的自由，他以为鲁迅也定然如此。然而，从报纸刊登的文章来看，鲁迅似乎“很享受”别人称他为思想权威的说法，失望之余，高长虹予以抨击。
1925年8月，高长虹亲自去问鲁迅，关于“思想界之权威者”一事，他在文章里写道：“我又见了鲁迅，他问及民副投稿事，我说了我的不满意。他很奇怪地问：‘为什么？’我便说了那个‘某人……所以你……’的公式。鲁迅默然。停了一歇，他又说道：‘有人——，就说权威者一语，在外国其实是很平常的！’……我那时也默然了……”
于是，高长虹便对鲁迅的误会更深了。
还有人说，高长虹之所以极力反对所谓的“权威”，在于他对“父权”的否定：在一个家庭里，父权往往是封建家长权威的代表；在社会上，“权威”则无疑是社会权利的代表。持该观点的人便很自然地联想到高长虹与父亲关系的紧张来。
其实，高长虹本人就认为鲁迅是中国思想上的权威，且认为鲁迅思想之深刻，同时代无人可以企及。又如何因为一篇文章而动这么大的肝火？
莫非，高长虹此时的观点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抑或，高长虹当初对鲁迅表达赞美时，是言不由衷？
1927年1月11日，鲁迅在致许广平的信中，提到了一首诗和一种流言：“那流言，最初是韦素园通知我的，说是沉钟社中人所说，《狂飚》上有一首诗，太阳是自比，我是夜，月是她。今天打听川岛，才知此种流言早已有之，传播的是品青，伏园，衣萍，小峰，二太太……”
鲁迅的信，催生出了另一种观点：由于韦素园的“告密”和“挑唆”，造成和激化了高长虹与鲁迅的矛盾。韦素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此时高长虹已离开《莽原》，到上海办《狂飙》周刊去了，而鲁迅被国民党迫害，到了厦门大学任教，《莽原》便由韦素园一人执掌。鲁迅内心深处，最希望高长虹迅速回到《莽原》，从事编辑工作。为了断高长虹回《莽原》之路，挑起鲁迅与高长虹的矛盾是最好的办法。
果然，鲁迅终于“明白”，并向高长虹还击了：“这才明白长虹原来在害‘单相思病’，以及川流不息地到我这里来的原因，他并不是为《莽原》，却在等月亮。但对我竟毫不表示一些敌对的态度，直待我到了厦门，才从背后骂得我一个莫名其妙，真是卑怯得可以。我是夜，则当然要有月亮的，还要做什么诗，也低能得很……”
高长虹备受怀疑和诟病的诗是他的《给——》第28首：
我在天涯行走，/月儿向我点首，/我是白日的儿子，/月儿啊，请你住口。
我在天涯行走，/夜作了我的门徒，/月儿我交给他了，/我交给夜去消受。/夜是阴冷黑暗，/月儿逃出在白天，/只剩著今日的形骸，/失却了当年的风光。
我在天涯行走，/太阳是我的朋友，/月儿我交给他了，/带她向夜归去。/夜是阴冷黑暗，/他嫉妒那太阳，/太阳丢开他走了，/从此未再相见。
我在天涯行走，/月儿向我点首，/我是白日的儿子，/月儿啊，请你住口。
韦素园给鲁迅“爆料”的信中，认为“太阳”是高长虹的自况，“月儿”指许广平，“夜”则指鲁迅。
从某种意义上说，韦素园的观点，不仅影响了鲁迅，也影响了一代代人。
岁月如江，人生若舟
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这首《给——》的诗，与许广平无关，而与石评梅有关。
高长虹既是石评梅父亲石铭的学生，又是石铭日后在太原文庙博物馆时的同事。据说，石铭曾有意将女儿许配给高长虹。据说而已，并无实据。因高长虹早已结婚，身为老师的石铭应当知道，即便他不知道，作为学生，秉性坦诚如砥的高长虹也应当告诉过他。
不管这个“据说”有无可信度，有两个事实却令人深信不疑：石铭喜欢高长虹，高长虹又非常喜欢石评梅这个小师妹。
然而，石评梅先有吴天放，后有高君宇，她的心里再无丁点位置来容纳高长虹。
1925年3月5日，高君宇不幸逝世后，高长虹觉得，他的机会来了。
让高长虹不曾想到的是，当年11月6日，石评梅在《语丝》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再读〈兰生弟日记〉》。
这篇文章彻底击碎了高长虹正在复苏的希望。
文章中，石评梅表白道：“我是信仰恋爱专一有永久性的，我是愿意在一个杯里沉醉或一个梦里不醒的。假使我的希望做了灰，我便将这灰包裹了我的一生，假使我的希望陷落在深涧底，我愿我的心化作了月亮，永久不离的照着这涧。”
在写给黄心素的信中，石评梅也曾表达对高君宇的殉情之志：“宇死后我更不敢在人间有所希望。我只祈求上帝容许我忏悔，忏悔自己的过错，一直到死的时候！……快了，我快要到那荒寂的旷野里，去伴我那多情的宇。”不同的是，这是写给私人，而文章则是发表给所有人看，其中当然包括高长虹。
文章刊登十多天后，果然被高长虹看到。
在高长虹看来，这话是对他说的，表面上看，语气诚恳多情，其实，把他拒绝得毫无回旋的余地。
或许，这正是石评梅的本意。
不堪其扰之后，她只能以文鸣志了。
为了得到石评梅，高长虹的做法颇令人齿冷，不只有书信、诗文上的纠缠，还不乏口头语言甚至肢体上的袭扰。爱情如酒，遮脸之后，醉了的人却将它当作无所顾忌、为所欲为的工具。难怪石评梅曾向一向视她为大姐的焦菊隐写信诉苦：“高长虹无理取闹太笑话了。不知为什么，他这样恨我们，他还是父亲眼里最爱的小朋友呢。”相对于许广平，石评梅无论相貌、气质还是才气，都更胜一筹，二人又有诸多渊源，高长虹付出的感情也自然会炽烈如火。
正是因为石评梅宁愿将“心化作了月亮，永久不离的照着这涧”，绝望之余，高长虹才在《给——》中加以制止：“月儿啊，请你住口。”
不唯石评梅在《再读〈兰生弟日记〉》一篇文章中以“月亮”自况，在其他诗文中亦有多次。
或许，月亮是美貌多情而忧伤的女子通用的喻体吧？
“月儿啊，请你住口。”高长虹的心已碎成千片万片了，再不住口，恐怕也太残酷了吧？
毫无疑问，高长虹的感情，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
石评梅去世后，高长虹曾给友人写信：“半个月前，我听得我的女友某君的死耗，我于感念她之余，我也无理由地几次想到你呢！人还是把现在看重一些才好。看得远也许跌得快，生命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凭借？”
看似洒脱，又有谁能否认这不是高长虹无望之后的自我暗示呢？
高长虹之所以对友人称石评梅为“女友”，足见其心里单方面地与之亲近；“某君”，则又显得生分至极；而将二者“巧妙”地并举，则实在不能算是高明的发明。其中，矛盾与无奈毕现。
事实亦是如此，不论高长虹作出过什么样的努力，都像浮云一般，毫无意义地飘远。
约自1926年始，高长虹追求石评梅频频触礁之后，又曾以另一段情愫来充实自己的爱情时空，情愫所系的那端是冰心。
鲁迅在1929年5月26日致许广平的信中道：“丛芜（按：即韦丛芜，韦素园之弟）告诉我，长虹写给冰心情书，已阅三年，成一大捆。今年冰心结婚后，将该捆交给她的男人，他于旅行时，随看而随抛入海中，数日而毕云。”
对于鲁迅这位不善八卦者为爱人提供的这条信息，陈漱渝先生颇为疑惑，在《高长虹与冰心》一文中，陈先生指出：“首先，冰心是1929年6月15日在燕京大学临湖轩跟社会学家吴文藻结婚。鲁迅5月26日写此信时，冰心的婚礼还在筹备阶段。其次，冰心婚后回上海和江阴省亲，途经杭州，游了一天西湖，还到莫干山住了几天，又匆匆赶回北京。其间根本没有漂洋过海，因此绝不可能将高长虹的一捆情书陆续抛入海中。第三，冰心与吴文藻于1923年8月17日相识，婚前热恋了将近6年。婚后的56年，他们风雨同舟，感情坚贞不渝。”
陈先生得出结论：“冰心和高长虹之间完全不可能发生真正的绯闻。”
或许，此时正在北京几大学校巡回演讲的鲁迅在信中写此信息，不过是为博怀孕中的妻子一笑，因而认为根本无考证的必要吧。
冰心的魅力自不必赘言，她的石榴裙下，自然会有很多男人，其中若有原本多情、且因备受打击正处于感情谷底的高长虹，从理论上说，也未必没有可能。
甚至有学者考证，高长虹在其《长虹》周刊发表的1928年8月20日至11月17日这个时间区间内的《情书》21则即是为冰心所作。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支撑是文章中有很多的“心”字。
权且作为一家之论吧。
仅有一个“心”字，似乎实在不能作为判断情书为冰心而写的充要条件，那么“冰”与“心”兼备呢？
在评价冰心的作品时，高长虹赞美道：“真的冰心，那个唯一的冰心，是一个好爱人，是古代的一个皇后，中古的一个罗曼的佳人，是一个诗人，而又不只是一个诗人。”赞美虽殷，却无溢美之词；虽饱蘸了感情，所蘸的却又并非儿女之情。
高长虹是喜欢冰心的，不论是由文及人，还是由人及文，还是互为因果，兼而有之。
至于这喜欢是不是爱情，或者是否能够升华为爱情，仍然难以推定。
1928年9月30日，多情多愁的石评梅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高君宇病逝的那间病房。
万顷爱恋终成空，1929年底或1930年初，高长虹决心离开中国这个伤心地，并决意抛弃文学这个他为之奋斗了10年的最爱，改弦更张，研究经济与行为主义心理学。他先至日本，后去德国、法国、意大利，抗日战争起，高长虹不允许自己在祖国被日本人蹂躏之下逃避，遂于1938年初由英国经香港回国，于该年3月抵武汉，成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一员。后因武汉失守，高长虹随“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迁至重庆，1941年底或1942年初步行到达延安。
在延安，他受到了最高规格的接待。但遗憾的是，或许是为情所伤尚未痊愈，或许是太过担心边区的经济而想尽些绵力，或许是桀骜不驯的秉性已成为血液的一部分，在组织和人民温热的期待面前，他选择了拒绝和逃避。
四年之后，在1946年渐渐柔软起来的风里，高长虹离开延安，来到寒冷的东北。不同的天地，一切都已不同；包括当年的风光与柔情，都已成为遥远的虚无，既无形状，更无香芬，再难寻觅。
1954年，高长虹去世，终年56岁。据陈漱渝《寻找高长虹》所述：“高长虹去世那天早上，（东北）旅社服务员李怀昆报告，长期住在二楼205号房间的高长虹直到上午九点多还未开房门。闫振琦觉得情况异常，赶忙爬到二楼外的雨搭上，登高往室内看，发现高长虹趴在床边地板上，毫不动弹。闫立即向东北局组织部做了汇报。组织上派来了一位行政科长，还有两名医生，一名护士。经检验，确认高长虹系脑溢血身亡。”
高长虹葬于沈阳塔湾的公共墓地，后作为无主孤坟被削平，尸骨不知所终。
其身后之寥落，令人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他就是当年风光无限、文名如雷的高长虹。
惯于文名赫赫时，不道遭际忽如斯。灵气若云风吹尽，可叹姓名少人知。高长虹人生之浮沉，令人扼腕。
准风月谈
狂飙猛进，若有细致与柔和相辅佐，当会少却很多尴尬；柔情如海，若有理性与尺寸相绳束，或能增加很多胜算。纯真的心灵，没有人忍心伤害，除了自己；恣肆的文采，没有力能够消淡，除了时光。人生浮沉如梦，浮与沉都在意料之中；爱情苦乐无端，苦与乐都是青春宝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