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是一部书，高潮处必须由自己书写；人生是一场剧，低潮时必须由自己品味。志在九天，无个性便是有个性；情在绮梦，最寻常也是不寻常。所谓完人，不过是涓涓细流汇成的江海；所谓痴狂，不过是庸庸凡众眼里的另类。有情无情，自己似乎并无评价之资；乔木散木，大厦面前均有用武之地。
磨得倚天裁野云，
幽香一段自清芬。
琴心剑胆安排住，
吞吐古今有孰人。
蔡元培 君去古今失完人
蔡元培掠影
生年：1868年
出生地：浙江绍兴
卒年：1940年
辞世地：香港
辞世原因：病逝
身份：教育家、革命家、政治家
代表作：《中国伦理学史》、《玄圃论学集：熊十力生平与学术》、《孑民自述》
时人评价：一介寒儒，书生本色。（冯友兰语）
生命中的女人：王昭、黄仲玉、周峻
楔子
学之大者，不以一字一读压人，不以一言一行炫人，而只以海边拣拾贝壳之玩童自视，从而孜孜以求，朝闻道夕死可矣。
德之美者，目有他人而无自己，心怀外界而摒弃自私，位高权重而愈恭谨，功高勋隆而不自矜。
境之高者，居斗室而知广袤天下，自目前而谙过去未来，守己惜时，参透生死，恕他人之过，律一己之私。
蔡元培是这样的人。
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引新风于教育。
力倡平等，男女同校，开先河于陈腐。
吴稚晖评价蔡元培说：“如果我们以之比古人，蔡先生很像周公，‘不骄不吝’，‘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什么事情也是‘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俨如周公风度。至对人，则亦‘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只要这个人有一技之长，没有不取其所长，绝不问其短处如何……平时待人，对好人没有不尊敬；对坏人，也没有不宽恕。”
单纯至透明，拒绝世俗之气，宽恕而诚挚，常怀赤子之心，这是蔡元培；金刚初怒目，时局关乎心，毁家以纾难，每怜苍生贫，这也是蔡元培。
蔡元培的婚姻与太多同时代人不同：
虽囿于旧时代的羁束，却乐于新思想的照耀。深感男尊女卑之腐朽，誓不纳妾，以温柔之心对待生命中的女人；敬重女子天赋之柔美，捧出平等，以爱情之光温暖自卑里的尤物。对王昭，以诚挚之心待之，终享婚姻之甘醇；对黄仲玉，以敬仰之心待之，爱情事业双丰收；对周峻，以宠爱之心待之，清风明月皆含情。
花落梦中知怨深
巨人的降生也充盈着太多偶然，天赋对于所有人而言，都不过是玄而又玄的琐屑。1868年1月11日，蔡元培出生于浙江绍兴山阴县城笔飞弄。其父蔡宝煜，字曜山，任钱庄经理。6岁时，蔡元培入家塾，从周先生读《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开始习字与对课。
蔡元培11岁时，父亲去世，因家里没有什么积蓄，霎时便坠入困顿。然而，在亲友集资供蔡元培兄弟上学的善良提议面前，蔡元培的母亲婉拒了。所幸，性格忠厚的蔡宝煜生前借与亲友的钱财颇多，虽然不曾让借贷者书写借券，但这样的困难时期，他们还是自觉偿还了。蔡母凭借这些还款，加上变卖首饰所得，依靠她一贯的节俭，总算让一家老小度过了辛酸的生活严冬。
父亲的厚道与母亲的要强，都给了蔡元培良好的教育和影响。
1880年，蔡元培12岁时，师从王子庄先生设于探花桥的私塾里读书，与薛朗轩成为同窗，二人感情甚洽。蔡元培在1940年2月所撰的《自写年谱》中回忆：“薛君长于我两岁，住大路，他每晚回家，必经过笔飞弄口，所以我们每日回家时必同行，路上无所不谈，到笔飞弄口始告别。”
长大成人后，薛朗轩与蔡元培有了更为亲密的关系。
1889年2月，23岁的蔡元培与王昭结婚。
蔡元培在《自写年谱》中写道：“大哥为我订婚于王氏，二月间结婚，所娶王夫人名昭，是薛君阆仙（按：即朗轩。下同）的姨妹，由阆仙介绍的。”
王昭，浙江会稽人，比蔡元培年长一岁。结婚之前，二人素昧平生；结婚后的初期，也谈不上什么深厚的感情。
与王昭的订婚，是蔡元培最为反对的，这不仅仅是兄长做主，与王昭缘悭一面，更重要的是，蔡元培的母亲刚刚去世，他认为，母亲新丧便谈婚事，是为不孝。在《传略》中，蔡元培写道：“居母丧，必欲行寝苫枕块之制，为家人所阻，于夜深人静后，忽挟枕席赴棺侧，其兄弟闻之，知不可阻，乃设床于停棺之堂，而兄弟共宿焉。母丧既除而未葬，其兄为之订婚，孑民闻之痛哭，要求取消，自以为大不孝。”
可见，王昭的“闯入”，是在最错误的时间，太不合时宜。
更何况，她是一个旧式女子，这似乎都预示着他们的婚姻会面临莫大的坎坷。
然而，既然一个女子已委身于己，既然一段婚姻已经启航，以蔡元培忠恕的性格，加之出于对好友玉成之情的感激，二人的日子过得还算安定。
虽然生活波澜不惊，感情亦清汤寡水，但王昭似乎颇有旺夫之相。结婚之后，蔡元培的学业精进，功名顺遂。不仅“结婚后七月，我去应科试，列第一名”，且在杭州的乡试中，也一扫以往的失利，得偿夙愿，顺利考中。
然而，由于生活经历、阅历与性格的迥异，王昭与蔡元培的生活习惯差异很大，这些都会折射于他们的婚姻生活中，偶尔的争吵是免不了的。
夫人有洁癖，坐席、食器、衣巾之属，非与同癖者，或触之，则懊恨欲死。睡则先去外衣，次长裙，乃以湿巾遍拭其发及衣衽，盖十年如一日。其始来归也，余恶其繁琐，常与之争。夫人又尚气，不能受怫逆之词。余用钱颇宽，而夫人持之以俭；余不欲亲细事，而夫人持之以勤。余于时方持妇人既嫁从夫之义，时有以裁制之，夫人虽不能不相让，而心滋不悦，以是得肝疾。
这是蔡元培《悼夫人王昭文》中的一段。
有洁癖，难与丈夫共用什物；脾气暴，听不进劝解之言；尚节俭，最怨丈夫花钱潇洒的作风……最终，竟然因为气性大、争吵多而招致肝病。
1900年，王昭病危时，蔡元培正为宁绍会馆之事赶往嘉善的路上。接到薛朗轩的来信，蔡元培便火速赶回家中。几天之后，华佗乏术，王昭终告不治，终年33岁。
结婚数年，原本陌生的夫妻才渐渐适应，久已习惯的争吵才慢慢平息，才感觉到婚姻的踏实与温馨，不料，又成永诀。
蔡元培痛写悼文，不唯表达了自责之情，更表达了对亡妻的思念：
妇年二十四而归于我……十年之中，余在家者十之三四；既在家矣，往往饥躯而出。其得欢然聚首者，不过两三年耳。君之病，余适以事往嘉善，得讯而归，不及十日，而夫人卒矣。呜呼，余能为不负夫人耶？
两个孩子的降生，为婚姻平添了太多欢乐；长期相处，加上共同努力，蔡元培与王昭之间的差距正在被岁月抹平。
初结婚时，王昭常自称“奴家”，敬称蔡元培为“老爷”，虽经蔡元培多番提醒，仍一时难以改变。为此，蔡元培适时地给妻子讲解新的道理，灌输新的生活习惯与态度，甚至订立《夫妻公约》，以表达扭转旧式夫妻关系的决心。幸运的是，王昭不再像初婚时那样百般排斥、动辄气壅于心，而是欣然接受，言行举止日新月异。
于是，渐渐地，生活中便氤氲出愈来愈多的温馨。“近年，余深绎平权之义、自由之界，乃使夫人得一切申其意。而余亦时以解足缠、去华饰、不惑鬼怪为言，夫人颇以为然，而将次第实行之，余亦不之强，而俟其自悟而决去也。以是各信谅劝之有趣，而几忘狎之为乐，伉俪之爱，视新婚有加焉。”据蔡元培所述。
蔡元培与王昭的感情，蔡元培与周峻所生的女儿蔡盎曾评价说：“我父亲信奉男女平等，劝她放脚、不要迷信鬼神，她也听，准备逐步去实行，同时也尊重他。这段感情胜过新婚。”
然而生命无常，倏忽之间，黑发覆盖上霜雪，青春被收去光泽，最后竟英年早逝。
王昭去世之后，蔡元培哀痛之时，亡妻的种种好处才愈发凸显。
王昭是一个淡泊名利的奇女子。
当丈夫取得功名之时，众亲友皆欢颜以庆，唯独王昭了无喜色，似乎丈夫得到了晋身之阶与她全然无关。到京城之后，蔡元培官位日隆，王昭从不曾劝他结交权贵，任其保持文人的气节。“今年（按：指1900年），有试差之考，族戚友朋多以是劝晋京，而余不从，夫人亦无忤焉。”王昭恬淡的性格，可见一斑。
王昭是一个不辞劳苦的刚强女子。
“戊戌九月，决然相与携两儿出都，跋涉长途，辛苦备尝，夫人不以为苦。”只要能与丈夫、儿子在一起，再大的苦她也会睥睨。
蔡盎说：“父亲在祭文里写过，王昭从来不跟官场太太往来，很淡泊。后来父亲因为反对清朝，辞去翰林院官职回到家乡教书，很多人都说他傻，但她带着两个儿子从北京回到家乡，支持他。”蔡元培辞职出京后，劝他复职者颇多，但王昭除外。
苦尽甘来后，幸福叩门时。蓦然回首处，一念一回痴。难怪王昭去世后，蔡元培在悼文中恸陈：“呜呼！以夫人超俗之识与劲直之气，充其量，盖足以偿余所期而无难，而孰意其中道而摧折也夫，呜呼！”
王昭去世后，蔡元培挽之曰：“维新党人吾所默许，乃不及于难，鹿车南返、鹪巢暂栖，尚有青毡，博得工资同一饱；自由主义君始与闻，而未能免俗，天足将完、鬼车渐破，俄焉属纩，不堪遗恨竟终身。”
伉俪之情，同怀之义，备极哀痛，令人动容。
怨卿不是江楼月
1902年初，蔡元培与黄仲玉在杭州结婚。
黄仲玉，本名黄世振，字仲玉，江西都昌名士黄尔轩的次女，天足，工字画，极孝敬，曾割下手臂上的肉让病笃的父亲吃，颇有名。
蔡元培与黄世振的相识极富传奇色彩：先是由林少泉作为媒人进行介绍，正好黄尔轩带着家人自江西来到了杭州，天赐良机，正好可以见面。然而，适逢蔡元培与童亦韩离开杭州到临安，已至余杭，见面未能实现。
究其原因，由于王昭刚刚去世一年，蔡元培尚未从丧妻之痛中走出，故对与黄世振见面之事并不十分在意。
然而，冥冥之中，似乎自有天意。
蔡元培一行到余杭之后，夜幕已然降临。在童亦韩引见下，蔡元培与余杭某局局长叶祖芗相识，不仅暂居于叶家，还受到叶祖芗的热情款待。
蔡元培好酒，加上生性豪爽，席间喝得大醉。
叶祖芗不仅未责怪蔡元培初次见面即失态的粗豪之举，反而极力称赞其豪爽率真。
饭后，乘着酒劲，蔡元培在叶祖芗引导下，与童亦韩一同观看大厅中悬挂的画作。
醉眼蒙胧中，蔡元培注意到它们都是工笔画，笔笔了了，画功精湛，因不曾专攻丹青，蔡元培并未特别关注，只是碍于友人情面而已。
然而，他注意到了画上的款识——黄世振。
字体秀丽而坚劲。
叶祖芗见蔡元培对画的作者感兴趣，便娓娓介绍起来，更绘声绘色地介绍了黄世振臂为父亲治病的孝行。
蔡元培也有臂为母亲治病的孝举，在蔡元培的《传略》中，有对孝举的描述：“孑民二十岁以前，最崇拜宋儒。母病，躬侍汤药，曾臂和药以进（孑民有叔父曰纯山，曾因母病而臂，家中传说其母得延寿十二年，故孑民仿为之。其后三年，母病危，孑民之弟元坚又臂以进，卒无效）。”冥冥之中，这似乎又成为他与黄世振的“共同语言”了。
蔡元培恍然：怪不得字体有女子的柔媚。
名为“世振”，肩上自然背负着父辈莫大的希望，从画与字的造诣上可以看出，她做到了。
黄世振之父黄尔轩是叶祖芗的同乡兼好友。
世界真小。
黄世振、黄尔轩，纵然尚在酒醉之中，蔡元培仍然记起了林少泉的介绍，记起相见无缘的事情来。
此刻，原本疏懒于婚事的心理定势开始改变。
这时，童亦韩乘机说出，蔡元培有向黄世振求婚的意思。
叶祖芗当即锐身自任，甘作冰人。
在叶祖芗的努力下，蔡元培与黄世振有情人终成眷属。
自从王昭去世，因为介绍对象者太多，蔡元培曾不堪其扰，不得已，他想出了一个办法——
我那时提出五个条件：
（一）天足者；
（二）识字者；
（三）男子不得娶妾；
（四）夫妇意见不合时，可以解约；
（五）夫死后，妻可以再嫁。
以上引自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一文。
这“五条”果然吓退了纷至沓来的提亲者。
要不是缘分，恐怕蔡元培与黄世振的姻缘也会错过。
婚礼颇为别致，摒弃了浙江婚礼上必须悬挂福、禄、寿“三星”画轴的传统婚俗，而以新式的孔子代之，但又不是孔子的画像，而是在一个红幛子上缀上“孔子”两个字。
据蔡元培本人在《传略》中所记，“是时，孑民虽治新学，然崇拜孔子之旧习，守之甚笃”。
午后，到了浙江风俗中闹洞房的时间，蔡元培就别开生面地召开了一场演说会，让参加婚礼的嘉宾就某一问题发表观点，以此代替传统的闹洞房之风。
蔡元培要求，个人演说虽不拘一格，但其主旨须事先制定，必须与倡导男女平等有关。文人多有演说的欲望，之后，宋恕、陈黻宸、叶景范等五人发表了演说。
宋恕认为真正的男女平等不可能实现，论证角度从男女学问入手，不是泛泛而谈，而是以新郎新娘为例子：“倘若黄夫人的学行高出于蔡先生，则蔡先生自当以师礼事之，何止平等？倘若黄夫人学识不及蔡先生，则蔡先生当以弟子视之，又何从平等？”
蔡元培显然不赞同宋恕的观点，他是男女平等的强力倡导者：“就学行而言，固有先后；就人格言之，总是平等。”
被誉为“浙江大儒”的史学巨子陈黻宸则“三句话不离本行”，从历史的角度，引经据典地阐释了男女平等的概念，虽然古板，但不由人不信服。
新式婚礼，不唯彰显了蔡元培革故鼎新的先进理念，更体现了他对黄世振、对这一段婚姻的苦心。
杭州之美，美在景致，美在传说，美在爱情。
此刻，蔡元培与黄世振就沐浴在爱情之美里。
演讲会上，宋恕乘机向黄世振提出当后母的一些建议。其实，何须宋恕传授做人后母之道，黄世振肯定会善待蔡元培与王昭所生的两个孩子。爱屋及乌，有了爱情，一切均可迎刃而解。
结婚之后，聚散参半，但痴情未改，思念殊炽。对于妻子，蔡元培爱之如火，感激不尽。
支持丈夫的事业，就是黄世振的事业；让丈夫追求人生的高度，便是黄世振的目标。助丈夫兴教育，办学校，黄世振不辞劳苦；困顿中，支持丈夫辞职，追随丈夫避祸，黄世振不避艰难，不畏危险。什么样的爱最伟大？无私；什么样的情为永恒？追随。
蔡元培身居高位，黄世振为保持丈夫之廉，不论追随丈夫到什么地方，对于蔡元培欲为她购买稍微入时些的衣饰，她都拒绝；对于官场之外的博弈——妇女间或假借公益的名义取利，或以酒食赌博而结交之事，黄世振避之若洪水猛兽，与之老死不相往来。以身作则，以端正子女之人生态度；勤俭贯之，以养丈夫之廉洁。
爱情，是一剂药，让黄世振忘了自己，只记着蔡元培与子女们。
对蔡元培，黄世振照顾得无微不至，关心他的饮食起居，担心他的健康，与蔡元培有关的一切，黄世振都记挂于心，未尝稍有松弛。不仅如此，对于蔡元培终生追求的事业，对于他痴迷的信仰，黄世振也视若自己的信仰，对于蔡元培的挚友，黄世振亦视若自己的挚友。一旦蔡元培与朋友发生龃龉，黄世振会及时提醒他，甚至不顾丈夫的愤怒。
1920年底，蔡元培欲赴欧，但不巧黄世振正在生病，蔡元培便欲延迟行期，以守在爱妻身边。但黄世振不愿丈夫因她而耽误公事，便称自己身体已无大碍，催他动身。11月26日，蔡元培在赴法的轮船上，对妻子的思念与担心难以排解，便发了一封电报给蒋梦麟，蒋梦麟回电说黄世振病情“小愈”，“小愈”一词，让蔡元培心里更加惴惴，因为这可能是“更重”的讳词。到达法国里昂之后，他又发了一封电报给李石曾，但直至他离开里昂，也未收到李石曾的复电。悬着一颗心，踏上前路，由里昂而巴黎，由巴黎而瑞士，终于收到了复电。
复电击垮了蔡元培的心——在他踏上巴黎土地的翌日，黄世振已经辞世。
蔡元培收到蒋梦麟的复电的那天，是1921年1月9日。此时，黄世振已去世一周！
终年45岁。
结婚20年，恩爱每萦心间，一朝永别，心之悲痛，言词与眼泪，渴念与痛悔，无不太过苍白无力。
心碎成万瓣，难以追念痛悔；情化作飞鸿，焉能寻觅当初？
得知噩耗的当日，蔡元培为妻子恸撰《悼亡妻黄仲玉》一篇。
呜呼！仲玉，竟舍我而先逝耶：自汝与我结婚以来，才二十年，累汝以儿女，累汝以家计，累汝以国内、国外之奔走，累汝以贫困，累汝以忧患，使汝善书、善画、善为美术之天才，竟不能无限发展，而且积劳成疾，以不得尽汝之天年。呜呼！我之负汝何如耶！
丧妻之恸，蔡元培此时不再是革新先锋、鸿儒巨子，而似乎是一个呶呶不休、捶胸顿足的女子：
我与汝结婚之后，屡与汝别，留青岛三月，留北京译学馆半年，留德意志四年，革命以后，留南京及北京阅月，前年留杭县四月，加以其他短期之旅行，二十年中，与汝欢聚者不过十二三年耳。呜呼！孰意汝舍我如是其速耶！
凡我与汝别，汝往往大病，然不久即愈。我此次往湖南而汝病，我归汝病剧，及汝病渐痊，医生谓不日可以康复，我始敢放胆而为此长期之旅行。岂意我别汝而汝病加剧，以至于死，而我竟不得与汝一诀耶！我将往湖南，汝恐我不及再回北京，先为我料理行装，一切完备。我今所服用者，何一非汝所采购，汝所整理！
处处触目伤心，我其何以堪耶！
黄世振生前，夫妻间常“探讨”死后永离之事：因蔡元培素来体弱，黄世振表示，若丈夫先死，她定会以死相随；而蔡元培则苦苦相劝，“万不可如此，宜善抚子女，以尽汝之母之天职”。过去的话，一切历历，不料，先死者竟是年轻的她！
伤心欲绝的丈夫泣血哀告：“呜呼！孰意我尚未死，而汝竟先我而死耶！我守我劝汝之言，不敢以身殉汝。然后早衰而多感，我有生之年，亦复易尽；死而有知，我与汝聚首之日不远矣。呜呼！死者果有知耶？我平日决不敢信；死者果无知耶？我今日为汝而不敢信；我今日惟有认汝为有知，而与汝作此最后之通讯，以稍稍纾我之悲悔耳！呜呼！仲玉！”
留取心痕永不磨
余今年五十七，且系三娶。所欲娶者为寡妇，或离婚之妇，或持独身主义而非极端者，惟年龄须在三十岁以上。余谙习德文，略通法文，而英文则未尝学问，故愿娶一长于英文之室女。
余不信仰宗教，嗜美术。既辞北京大学校长，即欲赴比利时或瑞士留学。
周，年三十三。前在上海爱国女学毕业，治英文有年，非宗教中之人，亦嗜美术，有志游学，与余所持之条件适合也。
这是蔡元培于1923年7月10日在苏州留园与周峻结婚时的演讲。此时，距黄世振去世已然两年有余。
20年牵挂在心的丈夫，终于再逢美丽的缘分，再得温柔的女子照顾，九泉之下的黄世振，定会欣慰地微笑。
周峻，字养浩，1890年出生，长于杭州和富阳的新登，祖籍南京，曾受教于蔡元培所创爱国女校。擅长美术与诗歌，仰慕蔡元培，曾发誓终身不嫁。
他们的结合缘于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徐新六的撮合。
他们都抓住了这缘分，一个改变了暮年不娶的心理定势，一个打破了终身不嫁的坚城。
这次婚礼，完全西化，蔡元培一身笔挺的西服，周峻一袭洁白的婚纱。
“忘年新结闺中契，劝学将为海外游。鲽泳鹣飞常互且，相期各自有千秋。”蔡元培的一首诗，已打破时空之界，使一切联通为一。
尤其是心灵。
结婚后的第十天，蔡元培携新婚的妻子和子女远赴欧洲，这是“劝学将为海外游”一句已经预告过的，夫妻相偕，也是“鲽泳鹣飞”所描画的。
周峻的作品《蔡元培半身像》中，凝聚着她对丈夫无限的爱恋；蔡元培亦深知爱妻的一颗情心，在画上题诗曰：“我相迁流每刹那，随人写照各殊科。唯卿第一能知我，留取心痕永不磨。”爱熔丹青里，情溢字行间。相依相携的情景，多么令人羡慕！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享年72岁。
国民政府教育部拟悼词以高度评价：“当中西文化交接之际，先生应运而生，集中西文化于一身；其量足以容之！其德足以化之！其学足以当之！其才足以择之！呜呼！此先生所以成一代大师欤？”
周恩来撰联挽之曰：“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毛泽东发电致唁：“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蔡元培去世时，再有两天，就是爱妻周峻50岁的生日了，不仅这个生日她无心庆祝，恐怕，此后的生日与跟前再也没有那个人的笑容了。那片笑靥，只能在心里找寻了。
“留取心痕永不磨”，心痕如旧，心伤常新，岁月的溪水边，爱情的温馨若贝壳闪亮。
准风月谈
亢声呼吁革命，躬身经营深情。文章熔铸道义，柔声抚慰爱人。琴心与剑胆，统一于昂藏之躯；铁血与喜泪，相偕于人生之巅。三段婚姻，构成人生别样精彩；一声呼唤，又为教育扬鞭启程。何须多言，桃李树下曲径通幽；习惯低调，庶人心里丰碑常新。
瞿秋白 为衔春色上云梢
瞿秋白掠影
本名：瞿双
祖籍：江苏宜兴
生年：1899年
出生地：江苏常州
卒年：1935年
辞世地：福建长汀
辞世原因：就义
身份：散文家、文学评论家
代表作：《赤都心史》、《俄乡纪程》、《海上述林》
时人评价：瞿秋白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毛泽东语）
生命中的女人：王剑虹、杨之华
楔子
瞿秋白是一位革命者，有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的豪情。当历史的脚步变得踉跄，当民族的呼吸变得粗重，瞿秋白是走在变革最前列的那拨人中的一个。
生于没落，长于窘困，瞿秋白没有任生活的重轭压垮，他瘦削的身量中，有着掀翻旧的一切的力量；知识的微光足以召唤眼睛，理想的星子足以温暖心灵，瞿秋白没有迷失于岁月幽暗、逼仄、狭长的巷道里，他炯炯的双眸飞出黑暗，先自迎接来自外界的光亮。
跨过委屈，睥睨误会，小觑排挤，逾越个人荣辱，瞿秋白的思想若秋实之丰腴，若秋霜之洁白。
“我自己忖度着，像我这样的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积习未除’的。对于政治，从一九二七年起就逐渐减少兴趣。到最近一年——在瑞金的一年实在完全没有兴趣了。工作是‘但求无过’的态度，全国的政治情形实在懒得问……这真是十几年的一场误会，一场噩梦。”投身革命，怀赤子之性；勇于自剖，爱文人雅思。瞿秋白的坦诚，令人讶异和敬佩。
瞿秋白不仅仅是一个革命者，还是一个情种，是一个在心爱的女子面前卑微地自称“爱之囚徒”的男子。
清丽而高远的秋下，有只白鹤扇动着劲健的双翼，向着爱情飞去，阳光多情地照在身上，使之成为闪着亮光的一幅剪影，令人不由浮想起联翩的美丽心事。
那剪影，便是瞿秋白。
此时，除了革命之外，爱情便是瞿秋白的方向。
王剑虹的小鸟依人，是清亮悠长的鸽哨，瞿秋白甘愿是那羽迷途的鸽子，循着它，便会找到温暖与幸福；杨之华是垂杨之花，飘逸而清新，迷蒙而动人，瞿秋白是收敛了所有顽劣的孩童，只将柔弱的飞絮捧在手心，放在心里，以心血来滋养，宁肯委屈了自己，宁肯消瘦了自己。
瞿秋白，是一个情种，一直都是。
偏留绮思绕云山
1922年，东南高等师范改建为上海大学；1923年夏，刚从苏联归国不久的瞿秋白应邀在上海大学任教，并担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该年8月，瞿秋白激情昂扬地撰写了《现代中国所当有的“上海大学”》之文，以前瞻的眼光，为上海大学勾画了美好的蓝图。
就是这里，成为瞿秋白两段爱情萌生的膏腴土地。
瞿秋白的第一任妻子是王剑虹。
王剑虹，本名王淑，生于1901年，重庆酉阳人，土家族。
1916年秋天，高远明净的天穹对于心怀志向者而言，是一种最外展的诱惑，王剑虹如一只晴空下排云而上的劲鹤，以优异的成绩自家乡考入湖南桃源县第二女子师范学校。
两年后，时名为蒋冰之的丁玲也成为湖南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的一员，二人遂成为极要好的姐妹。
山雨欲来风满楼，敏感的王剑虹感觉到了时代最初的悸动，在校期间，她与老师、同学们一起，积极创办激进刊物，宣传以变革为主题的演讲，彰显出时代弄潮儿的勃勃风采。
“王剑虹长有一双智慧、犀锐、坚定的眼睛，可谓是美丽端庄，但平时王剑虹显得十分严肃，走路时昂首挺胸，目不旁视，显得有一股傲气，一看就是一个不庸俗、有思想的学生。”这是丁玲对王剑虹的描写。丁玲的笔触，不仅蘸满了纯真的友谊，还凝结着对好友的由衷崇拜。
在《记丁玲》中，沈从文这样描述丁玲与王剑虹的巨大差别：“当时丁玲女士还不过十七岁，天真烂漫，处处同一个男子相近，那王女士却是有肺病型神经质的女子，素以美丽著名，两人之间从某种相反特点上，因之发生特殊的友谊，一直到那王女士死去十年后，丁玲女士对于这友谊尚极其珍视。在她作品中，常描写到一个肺病型身体孱弱，性格极强的女子，便是她那个朋友的剪影。”
王剑虹西施捧心般的惹人怜爱，自然会吸引众多男子的眼光，她的美丽与阳刚的完美结合更是一种神力，吸引着气质极为接近的瞿秋白。
王剑虹与丁玲的友谊，被温暖地体现在丁玲的小说《梦珂》中，丁玲以王剑虹为原型之一，塑造了梦珂的形象。
小说中，梦珂是美丽的：“这幼女在自然的命运下，伴着那常常喝醉，常常骂人的父亲一天一天的大了起来，长得像一枝兰花，颤蓬蓬的，瘦伶伶的，面孔雪白。天然第一步学会的，便是把那细长细长的眉尖一蹙一蹙，或是把那生有浓密睫毛的眼睑一阖下，就长声的叹息起来。不过，也许是由于那放浪子的血液还遗留在这女子的血管里的缘故，所以同时她又很会像她父亲当年一样的狂放的笑，和怎样的去扇动那美丽的眼，只可惜现在已缺少了那可以从挥霍中得到快乐的东西了。”
梦珂的成长经历中，也有很多王剑虹的影子：“她在酉阳家里曾念过好几年书，也曾进过酉阳中学。到上海来是两年前的事。为了读书，为了想借此重振家声，她不得不使那老人拿叹息来送别她的独女，叮咛又叮咛的把她托付给一个住在上海的她的姑母，他的堂妹。”
王剑虹也曾被其姑母收养过，只不过其姑母王醒予住在湖南常德。
王剑虹这个名字的诞生，是她在湖南省立第二女子师范毕业之后，到上海继续求学之前。
是1920年。
临行前，为激励女儿，父亲王勃山取“剑虹”二字，以替代女儿本名中的“淑”，典出“功高拜将成仙外，才尽回肠荡气中。万一禅关然破，美人如玉剑如虹”之句，清代爱国诗人龚自珍《夜坐》中的精髓。
王剑虹果然不负父望，其剑如虹，直斫向恶势力。
在上海，王剑虹首先选择了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术学校，因该校费用低廉。
然而，好景不长，王剑虹就被开除，因为她偶然看到一位老师调戏一名女模特，便怒不可遏地赏了该老师耳光。
这一段经历，便成为她短暂人生的一个闪光点，为人们记取。
不久，王剑虹之父，这位曾为同盟会会员和国民政府秘书的“老革命”，通过老朋友谢持的关系，将女儿介绍至中华女界联合会会长、黄兴夫人徐宗汉处工作。
这一时期，王剑虹的收获颇为丰硕：通过徐宗汉，她认识了时任徐宗汉秘书的李达夫人王会悟，又通过王会悟与李达、陈独秀结识。
1921年12月10日，中华女界联合会机关刊物《妇女声》周刊创刊。撰稿人皆为当时社会的精英，如陈独秀、邵力子、沈雁冰、沈泽民等。
王剑虹是主要编辑之一，因编写俱佳，深得陈独秀与李达赏识。
1922年春节，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上海平民女校开学在即，王剑虹乘回湖南之机，将好姐妹丁玲自湖南接至上海，并与之同入平民学校读书。此时，丁玲因父亲去世，不得已与母亲寄居于舅舅家中，被迫与表兄缔结了包办婚约。
2月10日，平民女校正式开学，共有学生23人，除了王剑虹与丁玲之外，还有高君曼（陈独秀夫人）、王一知（施存统夫人）、钱希均（毛泽民夫人）等。陈独秀、高语罕、邵力子、陈望道、沈雁冰、沈泽民等当时的风云人物均在该校任过课。
上海平民女校的筹办，有王剑虹的辛勤努力。
然而，由于经费断流，创办不到一年，平民女校即告夭折。
王剑虹与丁玲无学可上，便离开上海，在南京“自己学习，自己遨游世界”，度过了一段当家庭教师、当卖花女、当佣人的艰涩时光。
这样的寥落里，一段缘分正在温柔款款地走近22岁的王剑虹。
1923年初秋，薄凉尚未取代暑热，大街小巷涌动着的依然是炎夏的景致。王剑虹与丁玲在南京租住的家里来了三位不速之客：一位是时任团中央书记的施存统，一位是柯庆施，这两位，她们在上海平民女校读书时已经认识——他乡遇故知，多时不见，王剑虹与丁玲意外且惊喜。
还有一位，素昧平生。
这个年轻人，就是瞿秋白。
他之所以来南京，是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
1980年，丁玲在《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一文中，这样描述瞿秋白给她的第一印象：“这个朋友瘦长个儿，戴一副散光眼镜，说一口南方官话，见面时话不多，但很机警，当可以说一两句俏皮话时，就不动声色地渲染几句，惹人高兴，用不惊动人的眼光静静地飘过来，我和剑虹都认为他是一个出色的共产党员。”
瞿秋白的出现，不仅改变了丁玲的生活，更为王剑虹的人生精致地勾画上一层闪亮的光辉。
得知二人在南京的拮据生活后，瞿秋白鼓励她们离开南京，进上海大学读书；二人均已被瞿秋白渊博的学识与诚挚可亲的人格魅力所折服，便不约而同地将瞿秋白指引的方向作为她们的向往。
俞平伯的宋词欣赏课令王剑虹如痴如醉，宋词里美若春芳的爱情故事令她着迷，其中激荡着的阳刚之气更令她热血沸腾；而丁玲则流连忘返于茅盾讲授的《伊利亚特》、《奥德赛》中离奇而美丽的异族远古故事之中。有了名师的辛勤指点，学生尽可集天地之灵气，采日月之精华，欣喜地徜徉于知识的花圃里。
最让王剑虹与丁玲崇拜的还是瞿秋白，这可不仅仅因瞿秋白是她们认识最早的上海大学的老师，也不仅仅因他是她们进入上海大学的“介绍人”。在《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中，丁玲以颇为温暖的笔触写道：“可是，最好的教员却是瞿秋白。他几乎每天下午课后都来我们这里。于是，我们的小亭子间热闹了。他谈话的面很宽，他讲希腊、罗马，讲文艺复兴，也讲唐宋元明。他不但讲死人，而且也讲活人。他不是对小孩讲故事，对学生讲书，而是把我们当作同游者，一同游历上下古今，东南西北。”对瞿秋白的渊博知识与独特的授课风格，数十年后，丁玲仍难以忘怀：“我常怀疑他为什么不在文学系教书而在社会学系教书？他在那里讲哲学，哲学是什么呢？是很深奥的吧？他一定精通哲学！但他不同我们讲哲学，只讲文学。”瞿秋白教俄语的方法，更让丁玲敬佩：“他为了帮助我们能很快懂得普希金的语言的美丽，他教我们读俄文的普希金的诗。他的教法很特别，稍学字母拼音后，就直接读原文的诗，在诗句中讲文法，讲变格，讲俄文用语的特点，讲普希金用词的美丽。为了读一首诗，我们得读200多个生字、文法，由于诗，就好像完全吃进去了。当我们读了三四首诗后，我们自己简直以为已经掌握了俄文了。”
有了爱，眼神便是星光，笑靥便是春天。瞿秋白瘦而高的身影，不仅成为她们的谈资，更成为她们的向往，主控着她们的梦境，精镶着她们的心情。
而王剑虹与瞿秋白的身世、命运有更多相似的地方，二人的性格也更为接近。因而，他们最后能走到一起，就不仅仅是天意和偶然了。
1916年2月7日，农历正月初五，春节尚未走远，仄仄的跫音还能听得隐约，远远近近的，谁家顽童偶尔燃放的炮仗声还在提醒着人们：虽然时艰日深，虽然命运若覆巢之卵，但在春节这一重大的节日里，还是应该给自己一些提振的。
然而，这天晚上，对于瞿家，尤其对于瞿秋白而言，却是终生都难以摆脱的痛苦记忆。
瞿秋白一向好强的母亲金衡玉，不堪因家贫和族人误解、冤屈而泛滥起的铺天盖地的绝望，服了用虎骨酒拌红磷火柴头的毒药自尽，撇下了包括瞿秋白在内的大大小小七个孩子。
这一年，瞿秋白17岁。
慈爱的母亲，以这种决绝的方式结束了自己，成为瞿秋白一生都难以治愈的伤。“亲到贫时不算亲，蓝衫添得泪痕新。饥寒此日无人问，落上灵前爱子身。”瞿秋白用血与泪凝成的《哭母》一诗，则将他的心伤撕裂得更宽，血流得更多。
早在三年前，在充满苦难的中国的另一个地方，王剑虹的母亲也不幸去世。那时，王剑虹才12岁。
当同病相怜的感觉在两个年轻人心里春水般涨满，盈盈秋水般的爱情又如何能够回避得了？
受母亲的影响，瞿秋白爱静，爱诗，书生气颇浓，但又不乏阳刚与斗志；而王剑虹则更多受了父亲的濡染，在女性阴柔的内核中糅入了“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的英豪之风。
瞿秋白对王剑虹充满了喜爱，出众的美丽、与众不同的气质、好学上进的态度……都成为瞿秋白心中的风景；王剑虹则崇拜着只比她大两岁的瞿秋白，相识之前已经读过的《赤都心史》与《俄乡纪程》，已经奠定了崇拜的基调，上课时的风度与博学，更让情窦已开的女子燃烧了自己。
受瞿秋白的影响，王剑虹开始学习俄文，曾留学苏联的瞿秋白自然是她的启蒙老师：这是怎样的一位老师啊！既有耐心的讲解，细致的分析，亲切的鼓励，更有火热的眼神，温柔的态度，细腻入微的关爱……普希金的诗歌，是最合适的媒人，将二人的关系拉到最敏感、最令人心动的轨道；飞速行进的时光是神奇的手指，将二人的情心搔得舒适而躁动。
终于，王剑虹当年在刘海粟的美术学校积下的绘画功底发挥了作用，她为瞿秋白画了一幅素描。王剑虹将画拿给瞿秋白看，心里打着鼓，不知能否入他的法眼，每一笔，都凝聚着她的感情呢！
让王剑虹感到意外的是，瞿秋白却说她画得不像。鼓点更急促了，声音也更响了，王剑虹的心，霎时被羞涩与委屈漾满。这时，瞿秋白才告诉她，之所以说不像，不是画得不好，而是将他画得太好了！
此时的瞿秋白，完全不像她的老师，更不像声名赫赫的大人物，而像一个孩子；王剑虹听到瞿秋白的赞美时，也不再像沉稳的女子和矜持的学生，幸福的潮水漫上来，含情的眼睛将她彻底背叛！
爱情，多么美！
然而，两个人都心照不宣，谁也没有将心思向对方表白。
爱情的力量不仅未能将王剑虹与瞿秋白拉得更近，相反，二人因之而疏离了对方。变化，外人都已经看出，尤其是丁玲。即便是友人的好心撮合，两个人似乎都不愿配合，故意冷落对方似的。
直到1923年快要结束的时候。
寒冷的风里，王剑虹作出了一个令人意外且心寒的决定：辍学，回老家。
这不是王剑虹的性格啊，爱书如命的她，怎么会舍得辍学？再说，这儿有她崇拜和爱慕的瞿秋白，她又如何有勇气抛舍？颇有男儿气的她，怎么会如此一反常态？
丁玲很是奇怪。
收拾王剑虹的床铺时，丁玲偶然发现了一叠东西——王剑虹手写的诗稿。
它们，被谨慎地压在床垫下。
平素，王剑虹与丁玲无话不谈，有了新诗作，自然会与姐妹分享。因而，这叠“不见天日”的诗稿更引起了丁玲的好奇。
看了其中的一首，丁玲便坐不住了，她决定立即找瞿秋白！
看了王剑虹的诗稿之后，情潮拍击着瞿秋白的胸膛：王剑虹的心情，又何尝不是他的心情？王剑虹的困惑，又何尝不是他的困惑？如果说，王剑虹将感情偷偷在心底收藏的原因是少女的矜持与羞涩，自己呢？是身为老师的原则，是怕伤一个学生的自尊，还是怕其他学生的议论？
王剑虹的其中一首诗为：
他，回自赤都的俄乡，
本有潇洒更增新的气质，
渊博才华载回异邦艺术之仓。
他那学识、气度、形象，谁不钦羡、敬重？
但，
只能偷偷在心底收藏！
原来，王剑虹之所以要离开上海大学，回到老家，竟然是因为折磨人的爱情！
谁道相思不可怜？月嘲花妒倚危栏。长歌柳下思难减，小立风前恨又添。爱淤于心，又难以启齿，所爱的人又始终保持缄默……
爱到无可爱处，退至无可退时。在这样的尴尬里，恐怕回避便是唯一可走的路了。
瞿秋白被深深地感动了！
在丁玲的提醒下，瞿秋白也给王剑虹写了一首诗：
倩女传书似红娘，笨傻张生喜若狂。
急赴闺阁拜莺莺，两朵红杏终出墙。
诗里，不仅表达了对王剑虹的爱情，亦表达了对丁玲的感激之情。
其实，当情发一心之时，又何须别人提醒呢？
1924年1月，瞿秋白和王剑虹结为秦晋之好。
10天之后，瞿秋白即告别新婚的妻子，远赴广州，参加将于该月20—30日举行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路上，他写下了多封思念王剑虹的书信。
1月12日的信写道：
虹：
……你偏偏爱我，我偏偏爱你——这是冤家，这是“幸福”。唉！我恨不能插翅飞回……
爱恋未必要计较什么幸福不幸福。爱恋生成是先天的……单只为那“一把辛酸泪”，那“暗暗奇气来袭我的心”的意味也就应当爱了——这是人间何等高尚的感觉！我现在或者可以算是半“个”人了。
梦可！梦可！我叫你，你听不见，只能多画几个“！”可怜，可怜啊！
“梦可”是瞿秋白对王剑虹的昵称，是法语“我的心”的谐音。人已两地，但心已留在爱人身边。文字中，瞿秋白与王剑虹的炽烈爱情要破空绽开了。
第二天，极度的思念驱动着笔，便又写了一封：
虹：
我们要一个共同生活相亲相爱的社会，不是要——机器、楼房啊。这一点爱苗是人类将来的希望……
要爱，我们大家都爱——是不是？
——没有爱便没有生命；谁怕爱，谁躲避爱，他不是自由人。——他不是自由花魂。
“没有爱便没有生命”，有了爱，生命里便充盈着芳香。然而，为了“要一个共同生活相亲相爱的社会”，还是要暂时分开。这是多么苦痛的事情啊。
1月16日，与爱妻分别已然留下了后遗症——魂不守舍，即将到什么事都做不成的地步。“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诗经·采葛》的意境正与瞿秋白相同吧？只是，《采葛》中离开家的是那名女子，而今，离开家到远方去的却是瞿秋白！
怎不令人有强烈的漂泊之感？
这一天，时光的齿轮像被卡了壳，漫长成无涯无际的岁月。瞿秋白写道：
虹：
这两天虽然没有梦，然而我做事时总是做梦似的——时时刻刻晃着你的影子……没有你，我怎能活？以前没有你，不知我怎样过来的。我真不懂了，我将来没有你便又怎样呢？我希望我比你先没有……
其间，瞿秋白还给王剑虹写过一首诗：“万郊怒绿斗寒潮，检点新泥筑旧巢。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梢。”
婚后，瞿秋白成了最讲究的人：离开家时，他西装笔挺，领带严谨，皮鞋锃亮，头发光鲜，面孔清洁。爱情是最好的衣服，全具化在其装束上。
婚后，瞿秋白成了精力最充沛的人：有爱情的滋润，他精力旺盛，在外面上课、当翻译之外，回到家还能陪妻子说话，赶写文章和译作，似乎永远不知疲累。
每当丈夫忙碌，王剑虹也在旁边陪着，沏一壶茶，以消除丈夫的疲惫。
婚后，瞿秋白成了最浪漫的人：忙碌之余，瞿秋白还每天为妻子写诗，每有得意之句，便刻成图章，永久保存。
然而，天妒幸福人，不愿见温存。1924年7月，王剑虹因肺病医治无效去世，年仅23岁。
丁玲得知噩耗，匆忙赶到上海，再也见不到美丽的王剑虹，只有一口棺木静默于四川会馆。也未见到瞿秋白，他赴广州参加会议去了，正值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磨合期，他必须成为一匹千里奔袭、不避风霜的骐骥。
王剑虹去世前，给瞿秋白写了一封信：
秋白：
我生活在你的爱抚之中，虽然只有半年，我已经感到无比地满足了。
半年不过是人生激流中的一片涟漪，然而它却是无比绚丽多彩的一朵浪花。病魔纵然夺走我的生命，但不能夺走我对你的爱。
南京莫愁湖上的月夜真令人留恋。你把爱的诗句刻在美丽的雨花石上，让我永远地珍藏。那时，你曾经教我吟诵普希金的诗，此刻我又想起那美丽真诚的诗句，就让我摘用来向你永诀吧！——我那么温柔专一地爱过你，我一点也不愿使你难过悲伤，愿上帝给你另一个人，也像我爱你一样……
这封信，既是王剑虹留给丈夫的情书，亦是她对这个世界表达的最后眷恋。因为爱情，她短暂的生命少了很多遗憾；也因为爱情，她的生命便多了很多留恋。支撑起她人生构架的，是爱情所具有的建立一切的强大力量；让她的胸襟美丽而宽广的，是爱情的幸福甜蜜……
这封遗书，瞿秋白未曾对丁玲提起，尽管他深知丁玲因为王剑虹的死而怨恨着他。且莫说丁玲埋怨他害死了王剑虹，即便他本人也在怀疑，王剑虹的肺病是否由他传染。就让人误会和怨恨吧，这样，或许能略微减轻他的歉疚。
他何曾忘记过王剑虹呢，即便与杨之华结婚之后。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含笑面对国民党的枪口，慷慨就义。在狱中，他以一首《梦回》来表达对王剑虹的怀念与思恋：“山城细雨作春寒，料峭孤衾旧梦残。何事万缘俱寂后，偏留绮思绕云山。”
其实，“万缘”又何尝“俱寂”呢？那绵绵的细雨，不正是有情人的殷殷思念？那缭绕的山岚，不正是有情人跨越时空的爱恋？
数十年荏苒已过，丁玲终于意识到瞿秋白与王剑虹爱情的纯洁。因而，在《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一文中，她评价他们的爱情时的笔触便多了柔软与客观，多了宽谅与赞美：“尽管他们这段生活是短暂的，但过去这一段火一样的热情，海一样的深情，光辉、温柔、诗意浓厚的恋爱，却是他毕生难忘的……剑虹在他心中是天上的人儿，是仙女……”
颀杨之华，纯白之秋
1924年11月7日，王剑虹去世未及四个月，瞿秋白便与杨之华结了婚。
这也是当初丁玲怨恨瞿秋白的主要原因。
杨之华，生于1900年，浙江萧山人，美丽而聪慧，好学而多才。1921年1月26日，杨之华践幼年时家庭包办的婚约，与衙前镇沈玄庐之子沈剑龙结了婚。当年11月5日，生下女儿沈晓光，后因沈剑龙移情别恋，愤怒且失望的杨之华将女儿的名字改为“独伊”，取“只要你一个”之意。
“（姐姐）和沈剑龙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两人志趣各异，感情上产生了无法弥补的裂痕，就在姐姐去上海青年会读书期间，这位比她小两岁的公子住在乡下，生活作风出轨了，姐姐多次给他写信，他却只字不回，最后到了不得不分手的地步。”杨之华的妹妹杨之英这样回忆姐姐与沈剑龙的感情之殇。
1922年，杨之华成为上海平民女校的一名学生，与王剑虹成为校友；1923年入上海大学社会系读书，不仅与王剑虹继续成为校友，且成为瞿秋白的学生。
瞿秋白的风采，倾倒的不仅仅是王剑虹、丁玲二人，也有杨之华——从听他的第一节课起，崇拜的洪水已经冲破闸门。渐渐地，崇拜有了些异样，当薄雾微凉的心事浮上心间，便有一些淡淡的怅惘若隐若现。然而，瞿秋白身边已经有了学姐王剑虹的倩影了，他们幸福的样子令人艳羡。于是，怅惘便渐渐浓稠。“师母”王剑虹病了，瞿秋白脸上便经常笼上疲惫与担忧交织的神色，以往的意气风发、翩翩风度便消减了很多。杨之华不由得为瞿秋白担心，也曾多番探望王剑虹的病情，病恹恹的王剑虹，自是空前的虚弱，但在杨之华眼里，却多了几分楚楚可怜的美。
于是，便有一种同情泛起，生怕发生什么不该发生的事情，毕竟他们才刚刚啜饮到爱情的琼浆啊。王剑虹去世了，昔日相携的那只手不见了，成双的身影落了单，瞿秋白被痛苦漫过，难以挣扎。在别人眼里，他还是那么潇洒，杨之华似乎能看到他内心深处最隐秘的角落去。不由得走近了他，算是代学姐照顾他，缓解他的痛苦吧，相信学姐不会责怪的，相反，或许学姐会觉得欣慰。从年龄上讲，她还大学姐一岁呢，应该足以承担起照顾他的重任了。
杨之华终于下定了决心与瞿秋白走到一起，瞿秋白当然义无反顾地与杨之华共同面对。
1924年，她和沈剑龙解除婚约，并登出令人瞠目结舌的启事：
杨之华沈剑龙启事：自1924年11月18日起，我们正式脱离恋爱的关系。
瞿秋白杨之华启事：自1924年11月18日起，我们正式结合恋爱的关系。
沈剑龙瞿秋白启事：自1924年11月18日起，我们正式结合朋友的关系。
这三则启事刊登于邵力子主编的《民国日报》上，于1924年11月27、28、29日连续三期刊出。
接下来，大家已经熟知的结果是，1924年11月7日，即苏俄十月革命胜利纪念日，瞿秋白与杨之华结为夫妻，沈剑龙也参加了婚礼。此前，沈剑龙并未责怪杨之华与瞿秋白的婚外恋；相反，他与瞿秋白“一见倾心”，相见恨晚，遂成亲密朋友。
然而，周慧发表于2010年11月14日《常州日报》的文章《瞿独伊生父为何人？》中却有不同的看法：“许多人说曾举行婚礼，有沈剑龙、杨之华父母参加等，都是误传。当时杨之华的父亲已经去世了。瞿秋白被反动当局通缉，杨之华工作也处于地下状态，所以婚礼的说法不可信。”
从时间上来说，瞿、杨的结婚亦颇有疑点：报纸上登载杨之华与沈剑龙“脱离恋爱的关系”、瞿秋白与杨之华“结为恋爱的关系”的时间均为1924年11月18日，是不是意味着，在与沈剑龙脱离关系的前11日，瞿秋白即与杨之华结婚且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不论是否有隆重的婚礼，瞿秋白与杨之华的爱情之纯洁坚贞，是世人公认的。
之华：
昨天接到你的三封信，只草草地写了几个字，一是因为邮差正要走了，二是因为兆征死的消息震骇得不堪……之华，你能来接我更好了！之华，我只是想着你，想着你的心——这是多么甜蜜和陶醉。我的爱是日益地增长着，像火山的喷烈，之华，我要吻你，我俩格外的要保重自己的身体，——我党的老同志凋谢的如此之早啊。仿佛觉得我还没有来得及做着丝毫呢！
秋白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二日
之华：
临走的时候，极想你能送我一站，你竟徘徊着。海风是如此的飘漾，晴明的天日照着我俩的离怀。相思的滋味又上心头，六年以来，这是第几次呢？空阔的天穹和碧落的海光，令人深深的了解那“天涯”的意义。海鸥绕着桅樯，像是依恋不舍，其实双双栖宿的海鸥，有着自由的两翅，还羡慕人间的鞅掌。我俩只是少健康，否则如今正是好时光，像海鸥样的自由，像海天般的空旷，正好准备着我俩的力量，携手上沙场。之华，我梦里也不能离你的印象……
秋白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五日
1929年，是瞿秋白和杨之华同在莫斯科的非凡日子，瞿秋白担任中国共产党驻莫斯科代表，而杨之华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的学员。入我相思门，知我相思苦，长相思兮长相忆，短相思兮无穷极。相思最苦，即便是身处同一座城市、能够经常见面也难以消减；爱恋之深，即便是莫斯科河最深的水域也难以比拟。
凄凉别后两应同，最是不胜清怨月明中。似乎可以推知，若二人相距海角天涯，长期难以相聚，又该如何痛苦。
1935年2月下旬，瞿秋白在福建长汀为地方反动武装钟绍葵的部队所俘，因叛徒指认，瞿秋白江湖郎中林祺祥的假身份终被识破。得知丈夫被捕的消息，杨之华联系蔡元培、宋庆龄、鲁迅等知名人士设法营救无效，瞿秋白于6月18日被杀害。
关于瞿秋白英勇就义前的情景，其女瞿独伊在接受采访时回忆道：“父亲走到中山公园的亭子，站在那里照相；给他准备了四碟菜，他坦然地喝酒吃菜，然后出来用俄文唱国际歌。赴刑场前没有一点紧张或是害怕。他一边走一边抽烟，神态自若。街上人和记者看这场景都看不出来谁是要枪毙的。他说，我有两个要求：‘不能屈膝跪着死，我要坐着；不能打我的头。’走了大概有一里多地到了罗汉岭刑场，后面有一座山，父亲就坐在那块平地上，说：‘此地甚好。’他牺牲前喊口号，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红军万岁。他倒下时，大家非常安静，记者和其他的人都没有声音，因为都知道他是谁。”
就义时，瞿秋白年仅36岁。
瞿秋白身故之后，杨之华再也没有成家，工作忙碌之余，细数着与瞿秋白共度的十载朝暮度日，那一叠叠朝花夕拾后的品味，即便是一串串缺月残阳，也成为美丽记忆。在杨之华心里，再也找不到比瞿秋白更优秀的男人，找不到能像瞿秋白那样对她好的人了。枕着回忆入眠，未尝不是一种宁静的幸福。
经过20年不懈寻觅之后，终于在1955年，杨之华找到了瞿秋白的遗骸。瞿秋白离开她时身穿黑色对襟衫、白布低膝短裤、黑线袜和黑布鞋的样子，她还记得清晰无比，一如他的笑容，始终在她魂里梦中绽放。黑上衣是她亲手所缝，20年后，衣服虽已难以分辨，但扣子她还一眼认得出来。瞿秋白的遗骸被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周恩来亲题碑铭。20年的期盼，20年的牵挂，杨之华或许可以松一口气了。
瞿秋白曾被以叛徒视之，杨之华母女也受到牵连。直到1980年2月29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历史遗留的问题要继续解决。比如这次会议上提到的瞿秋白同志，讲他是叛徒就讲不过去，非改正不可。在处理历史问题的时候，要引导大家向前看，不要过分纠缠。”
1980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为瞿秋白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人格之洁，生命之纯，终于重绽光华。
此前，1977年7月，中共中央已为屡被关押受审、饱受迫害、于1973年10月含冤而逝的杨之华平反昭雪，秋之白华，华秋之白，最终得到肯定。
瞿秋白，一个酷爱中国豆腐的顽童，一个视爱情若生命的情种，一个将从政当成误会的政治家，一个单纯而多才的文人……瞿秋白博大而丰富的精神世界太过精彩，很难找到最恰切的词句形容，或许，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爱国者，一个睥睨名利的超脱者，一个有情有义的可爱男儿——王剑虹与杨之华的丈夫，瞿独伊比父亲还亲的养父。
准风月谈
未必为真，当誓言如山似海；或许为假，当承诺感天动地。朴素的情感，往往孕育绚烂的花朵；简洁的过程，往往深含明妍的笑容。谁是爱情的主宰，除了两颗相爱无邪的心？何为幸福的真谛，舍却一份低调奢华的永恒？误会袭来，唯有淡定能够应对；阴霾密布，应为心灵邀进阳光。
顾颉刚 得遇卿卿于愿足
顾颉刚掠影
本名：顾诵坤
生年：1893年
出生地：江苏吴县
卒年：1980年
辞世地：北京
辞世原因：病逝
身份：史学家、民俗学家
代表作：《古史辨》、《当代中国史学》、《汉代学术史略》
时人评价：中国民俗学的第一把交椅，给你抢去坐稳了。（刘半农语）
生命中的女人：吴征兰、殷履安、张静秋、谭慕愚
楔子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顾颉刚是孟子这一理论的实践者。
以怀疑的精神治学，以笃诚的意志钻研，拭去真知的尘封，使其光芒熠然天下；揭开谬误的光环，使其疏漏得以弥补。
背倚数千年历史，苦心孤诣，追根溯源，开创新学派；面向无穷尽未来，旁及民俗与故事研究，不迷信权威，不苟同流俗，成卓然大家。
“历史的传统不能一天中断，如果中断了就会前后衔接不起来。我们都是服务于文化界的人，自己的生命总有终止的一天，不值得太留恋，但这文化的蜡炬在无论怎样艰苦的环境中总得点着，好让孑遗的人们或其子孙来接受这传统，这传统是什么，便是我们的民族精神、立国之本。”正因如此，才孜孜，兀兀穷年的啊。
“我将凌大岳，长路抚征鞍。岩穴何辞僻，关山取次看。高风吹岭急，斜月照途寒。思量男儿事，宁嗟道路漫。”中学时，顾颉刚写此诗以述远大志向，并终生矢志不移。这或许是他成就斐然的主因吧。
事业为经，支撑起人的高度，让人劲拔强健；爱情为纬，让人丰满柔和，冲淡致远。
顾颉刚的婚姻与爱情亦充盈着浪漫与执着。
与吴征兰虽无感情，但仁爱为先，尽力与之培养感情，不离不弃。吴征兰去世之后，缅怀成病，竟因之一度改变了研究方向。
对殷履安与张静秋感情甚笃，呵护有加，也因为这样的敦厚之情，滋润了顾颉刚的人生。
顾颉刚生命中的女神是谭慕愚，虽无结缡之缘，夫妻之分，却冰清玉洁，绵绵不绝，直到生命的终结。
对史，顾颉刚充满了怀疑，一丝不苟；
对情，则诚信待之，衷心营之，温肠热肺。
尽管曾因情而遭诟病，然而，正是这样的刚柔并济，才构成了史家完整的人格世界。
糟糠之妻·吴征兰
顾颉刚生于1893年5月8日，1911年1月27日与同城吴征兰结婚之时，他只有17岁。
出生于数代单传的书香家庭，正因如此，长辈们很早便开始为他订婚，以增加传递香火的砝码。
“相亲”仪式在秘密的状态下进行，对此，顾颉刚的女儿顾潮在《我的父亲顾颉刚》一书中有这样的表述：“一次子虬公（按：顾颉刚父亲）带他去茶馆吃茶，与邻桌的客人寒暄几句，并唤他过来拜见，不久便离去。他原以为这是父辈一般熟人相遇，未曾在意，后来才知此是女方家长前来相亲。”
虽然意外，虽然不乐意，但顾颉刚并未反抗。
一是不敢。此时，顾颉刚年龄尚小，性格内向，根本积聚不起反抗的勇气。
二是孝顺。尤其对于他的祖母，祖母的强势与对他无微不至的关怀，都是顾颉刚觉得必须接受长辈尤其是祖母的安排的理由。对于其祖母，顾颉刚后来在《玉渊潭忆往》中写道：“我的一生，发生关系最密切的是我的祖母。简直可以说，我之所以为我，是我的祖母亲自塑铸的一具艺术品。”
这样的年龄，这样的性格，这样的心态下，他又如何反抗？
结婚之后，顾颉刚笃定了“男女之情舍吾妇外，不应有第二人耳！”之观念，一心对待妻子吴征兰。
吴征兰比顾颉刚大四岁，完全是一个旧式女子，小脚，不识字，观念传统落后。但顾颉刚并不厌弃，反而尽力与之培养感情。
1911年底，顾颉刚写成《妇女与革命》一文，发表在有正书局的《妇女时报》上，该文宣传妇女革命，鼓吹妇女应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这是顾颉刚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文章署名“吴征兰”。
文章发表后，顾颉刚得意地拿给妻子看。婚后，吴征兰一直由丈夫断断续续地教她识字，10多个月后，她已能书写自己的名字，看些简单的文字。虽然对于顾颉刚的这篇文章，尤其是其中的道理并不理解，但看到文章的署名，知道丈夫的感情所在，吴征兰仍不免会心微笑。
1916年秋，顾颉刚考入北京大学哲学门，此时的北京大学，教学理念和课程开设是陈腐落后的，直到1917年1月蔡元培任校长，北大才吹进新鲜无比、让人酣畅淋漓的教学风气。自此，顾颉刚如鱼得水，兴奋之中，如饥似渴地遨游于知识的海洋里。
对于蔡元培，顾颉刚总是难掩敬佩与赞美之情。他曾撰《我所知道的蔡元培先生》之文，以表达对蔡元培的景仰之情，其中有这样的句子：“他总是希望人家发展个性，永远鼓励人们自由思想，他惟恐别人不知天地之大，又惟恐别人成见之深。他要人们多看，多想，多讨论，多工作，使得社会可以一天比一天进步，人生可以一天比一天快乐。这一个他的中心主张，虽则他自己没有明确说出，但是认识他的人是都感觉得到的。”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在年轻的顾颉刚眼里，蔡元培是一座高山，有了这座高山，他不唯掌握了新知，还受到了新思潮的荡涤，人生的境界亦得到了大的攀升。
顾颉刚的学业飞速进步之时，他的家里正在发生变故。
1913年初，一向体弱的吴征兰生下了长女自朋；1917年2月，吴征兰生下次女自珍不久，忽逢大街上有出殡的队伍经过，吴征兰经不住热闹场面的诱惑，遂忘记了生产之后的极度虚弱，随着下人们出门观看，不料寒气入体，此后便干咳不止。直到暑假，顾颉刚回到家里，见妻子的症状，料定是结核病，便要求进西方人开的医院看病。然而由于顾家长辈平素节俭成性，加之当地人均认为咳嗽系小毛病，可自行痊愈，便没有听从顾颉刚的要求。
见妻子身体愈来愈虚弱，顾颉刚遂要求家里为自珍寻找乳母，以便吴征兰积聚些元气，也遭拒绝。
自此，由于为妻子担心，顾颉刚往往夜不能寐，最终患上了失眠的病症。
寒假回家之时，顾颉刚见吴征兰的病情更加严重，于是极力要求长辈为妻子治疗，又不被采纳；年后回校之后，为妻子的病情忧惧交加，失眠症空前重笃，已达无力学习的地步。叶圣陶见状，非常担心，曾给过他中肯的建议。1918年5月17日，顾颉刚在回复叶圣陶的信中说：“承示以精神疗病，然病之不瘳，正在精神：……内子病后，家人意见不齐，坤毕力呼援，终归无补，悲观过甚，更无一刻宽舒。”对吴征兰的关爱之情，跃然字里行间。
精神压力一天天大，对妻子的担心一天天重，失眠的情况便有增无减。最终，顾颉刚难以适应校园的生活，便于该年6月离校回到老家。
此时，吴征兰已经病危。
顾颉刚再次严辞要求延治，再次遭拒；甚至要求为弥留之际的妻子换一间稍微好点的房间，也未被同意。对此，顾颉刚写信向老父质问，不料却被老父回信训斥。此时，为了妻子，顾颉刚一改温顺的秉性，抗词以辩：“我倘是只像从前人读书，守着小孝，凭你尊长来压制我，我只好永永贴伏；不独不敢有‘怨怼’的行动，并不敢有‘怨怼’的心思……惟其我做了现在的学问，觉得一切事情，都立于平等地位，都有是非可讲，所以长辈有不是处，尽可直说；有害我处，尽可怨怼……”
顾颉刚对长辈的反抗和对吴征兰的悉心照顾，并未挽住妻子的性命。1918年8月，吴征兰不幸病逝。
哀痛之下，顾颉刚发誓，终身不再续娶。
吴征兰入殓翌日，顾颉刚的父亲劝他续娶，被顾颉刚以求学为由婉拒了。
但最终抵抗不住祖母和父亲声泪俱下的苦苦哀求，顾颉刚只得痛苦地答应了。他不由得仰天悲叹：“吾之得竟学业，长者之赐也；吾之得有妇，长者之与也。妇逝不敢怨……吾其可以自主乎！”
想想也是：祖母老迈，气息奄奄；父亲年齿渐长，执掌家业渐感乏力；顾颉刚本人则体弱多病，需要照顾；两个女儿又需人看顾；更有顾家的香火继传之千秋大业……
想恪守绝不续娶、以酬亡妻的准则，困难重重。
1919年5月21日，顾颉刚走进了他的第二段婚姻，新娘是殷履安。
贤淑慈孝·殷履安
顾颉刚答应再娶之后，其祖母与父亲欣喜若狂，便欲立即为他物色合适的女子，恨不得第二天就能洞房花烛。对此，顾颉刚不以为然。他认为，婚姻是人生大事，草率不得，亦不能急于求成。理由无可辩驳，长辈只得答应。就顾颉刚而言，抛出这样的观点，一是反映了他真实的意愿，二是为了拖延时间，以稍稍告慰吴征兰的在天之灵。
第一段系包办婚姻，男女双方完全没有自主权，虽久经磨合，终获宁静的生活，但毕竟不比自由基础上的恋爱。对此，顾颉刚在给友人的书函中表述了自己的观点：“弟所娶之人，第一，须有学术上之兴味。无论现在程度高下，惟不可不有求学之志愿……第二，须淡泊宁静，不染时尚，不好浮华。弟拙于处世，亦不奢于治生之望，如以富贵期我，则便触处牾矣。”
他吸取了第一段婚姻的教训，对于即将到来的婚姻，他恪守自愿的原则，对方必须同意，关系确定之前，双方必须互相了解，包括学业上、健康上、性情上，不可再在完全陌生的前提下走到一起。
可以说，第二次婚姻尚不知何时降临，就已然意味着，它必须是进步的，带着自主色彩的。
可贵的是，顾颉刚特地告诉媒人，不管女方为何人，一定要将他的实情——身体虚弱、已有两个女儿、家境并不殷实且过门后须赡养祖母与继母——告诉女方，否则婚事免谈。
然而，年迈而老式的祖母不愿按孙子的意愿行事，她最热衷的是生辰八字和合。这让顾颉刚非常痛苦，但又不便硬碰。
这时，同在吴县第五小学学校任教的叶圣陶和王伯祥得知顾颉刚丧妻之后继而被家人逼婚的窘状，便邀请他前往散心。
不料，这一“偶然”，却催成了一桩美丽的姻缘。
或许，姻缘的降临，原本在叶、王二人的掌控之中
顾颉刚见到了殷履安。
殷履安系王伯祥的学生，在顾颉刚面前，王伯祥百般称赞，称其人品优秀，称其刻苦好学，称其素有志向。
叶圣陶亦不惜溢美之辞，在旁边敲边鼓，极力促成此事。
终于，顾颉刚对殷履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见之后，便倩影萦怀，再也难以忘记。
然而，让顾颉刚担心的事情还是来了：按照祖母的要求，有关“专家”对二人的生辰八字进行推演之后，认为不合，不能成为夫妻！
顾颉刚特地给父亲写信，苦口婆心地予以劝解，并申明自己的立场，终于打动了父亲，他到杭州重新请人占了一卦，这次，二人的八字竟然出奇的“合”。
结婚之前，顾颉刚根据自己要了解对方的原则，向王伯祥了解殷履安的学业情况。
王伯祥非常配合，找到了一本《女校落成纪念册》，上有殷履安所写的文章——《家政关系》。顾颉刚展卷刚一看其首句，即暗暗称奇。文章开头说：“昔顾亭林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吾以为匹妇亦与焉。”观点之新，口气之大，责任感之强，令顾颉刚叹服。
于是，顾颉刚欣然写成《与殷女士缔姻记》之文，其中有这样的句子：“伟哉此言。今世人方贱学而忽人生，优游怠荡，攫金混食，世乱不知其纪极。吾既久欲肩天下兴亡之责任于我匹夫之身，而君亦欲以匹妇之身共肩天下兴亡之责，足征我二人人生觉悟已有同心；他日事业之可以协调，又何疑焉……”
结婚之后，顾颉刚打破常规，不顾家人反对，携妻子游苏州园林，徜徉于西湖的秀美山水中。当这种“度蜜月”的离经叛道之举遭家人责怪之时，顾颉刚则将责任全部揽于自己身上，称此举对自己的病有益。
一段时间后，到殷履安的娘家行“双归礼”时，顾颉刚乘机看了殷履安在学校时的作业之类的资料——顾颉刚的疑问全部冰释，妻子果然是一个品学兼优的人！
自此，他更珍惜妻子，更呵护自己的婚姻。
数日后，顾颉刚返家，特地留妻子在娘家小住几日，在回苏州的船上，一种从未有过的思念如江上浓雾，铺天盖地而来，充溢心间。自此，顾颉刚开始给妻子写信，倾吐思念之情。
当父亲质疑殷履安女红与持家时，顾颉刚挺身而出为妻子辩解，他再也无法容忍当初吴征兰被人轻视和欺负的事情发生了。
寂寞死去的吴征兰点燃了顾颉刚追求自主、捍卫婚姻爱情的火种。
在蹭蹬的人生路上，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异性知己。在给殷履安的信中，顾颉刚动情地写道：“履安啊！我的知己只有你了！我与你若能住在一起，没有别人，我要做事时便做去，你不来干涉我；你要做事时便做去，我不来干涉你；就是两人心里互有参差时，也只有数劝而无强迫；融融泄泄，心神交畅，这是怎样的乐境！”
结婚一个月后，顾颉刚要去北京大学复学了——在爱情的抚慰下，他的病痊愈了；在婚姻的提振下，他的力气来了，心气恢复了。
丈夫走了，殷履安留在家里，替顾颉刚养育着两个女儿，赡养着祖母、公婆，尽着孝道。
有了殷履安，顾颉刚可以安心地驰骋于学问的世界里了。
有了红颜知己，他的失眠症不治而愈。
美丽的爱情，是最好的药。
殷履安在顾颉刚的笔下，是一个美丽善良、持家守孝的难得女子。
如1961年7月之《景西杂记》中：“予亦以祖母病偏中，初则往返京、苏，继则乞假居苏，及祖母没，父以不能辞杭职守制，予妻履安代奉灵帏，予遂入商馆，与伯祥同居者一年。”
此时的殷履安，代替了公公为祖母守制，免除了公公因不愿辞职而丁母忧的尴尬。那种慨然锐身自任的果决，令人钦佩。
《景西杂记》是多年以后的回忆，其间因年代久远，往往略去了当初的火药味，变得平和了许多；而当初，祖母去世，父亲与继母不肯为其守灵，却让孙子孙媳代守，对此，顾颉刚是不满且做过反抗的。在1922年12月1日给俞平伯的信中，顾颉刚表达了这种不满：“我心中，以为灵座本来无看守的心要；就是要看守，其责亦在子与子妇；子与子妇懒得看守，孙与孙妇更没有这个责任。所以我虽是受骂，只是不屈。结果，我父请了我叔出来打和局，并自己说要寻死，使得我在感情不忍剧烈反抗，只得住下了。”
从顾颉刚的日记里，未见殷履安对代守灵座有什么不满的言行。德才兼备的她，是唯丈夫马首是瞻的。从感情上来说，嫁到顾家数年，与祖母结下了感情，因而，也不忍无人守灵的尴尬发生。
这件事过后，也促成了另一件好事：由于祖母的去世，结束了顾颉刚与殷履安夫妻长期分居的生涯，怕妻子在家受到父亲和继母的刁难，终于在1924年秋冬交替的时节，将殷履安接至北京，夫妻终于团聚。此时，顾颉刚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担任助教，并任《国学季刊》、《歌谣周刊》编辑之职。
殷履安还是一个支持丈夫学业，助其事业大成的知识女性。
如顾颉刚《拟编之书》中记曰：“余性好抄录，二十余岁时发愿为《学术文钞》，日写一篇。其后大学毕业，迫余作文者多，无暇转写，兹事遂废。然在中山大学年余，所印发讲义皆昔人之作，履安等抄之，而由余标点分段，并加批判，竟成四十册。”亲自为丈夫抄写书稿，不唯是对其事业的支持，更是对他们爱情之树的浇灌。
关于殷履安，钱穆曾在《师友杂忆》文中提及。在该文中，钱穆曾谈及他在顾家做客时，殷履安给他留下的印象：“其夫人奉烟茶，奉酒肴，若有其人，若可无其人。然苟无其人，则绝不可有此场面。盖在大场面中，其德谦和乃至若无其人也。余见之前后十余年，率如此。”
“夫人贤德，尤所罕见。颉刚患失眠症，每夜必为颉刚捶背摩腿，良久乃能入睡。其两女乃前妻所出，而母女相处，慈孝之情，亦逾寻常……园中师生对颉刚一家人之亲切，亦难以言辞形容。”
或许，对于顾颉刚而言，殷履安既如空气之不可或缺，又如空气般默默无闻；对于殷履安而言，能在丈夫身边，足矣。
然而，战乱之中，居无定所，长期劳顿，终使殷履安罹病。
如顾颉刚《浪口村随笔》所记：“予于一九三八年秋末，自渝飞滇，任云南大学教职。冬初，履安携自珍由海道来昆明，暂居白果巷吴辰伯家。然日机轰炸频仍，城中势不可居，乃移家于北郊浪口村。其地距城二十里，友朋非必要则不来，颇得闲静读书之乐。迄一九三九年一月，得吾父在苏弃养之电，中心摧折。为摒挡家事，履安于六月中归去，而予以在滇频受北大同学排挤，送至成都，执教于齐鲁大学。是年秋，履安携自朋至滇，转飞蓉城，予迎之于飞机站，见其面容憔悴，额生褶皱，宛若其母，心惊小别才数月，何竟老至廿年，知往返万余里，力已不任也。然观其眠食如常，则以为积劳至是，稍息当可康复。何期一九四零年之夏，予又受人之打击，愤而去渝，忽接家书，履安便血，归而送医院验之，则肾结核也。一九四一年，渠疾稍瘥，复飞重庆，与予同居柏溪。”
1943年夏，殷履安突然病重，三天之后，便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开了她深爱的顾颉刚。对此，顾颉刚在《浪口村随笔》中痛苦难抑：“痛哉，痛哉！此笔记五册，皆予居滇、蜀所作，即为履安有生最后之五年。每一展卷，辄回忆当时情事，泫然不能自禁。用记于此，以志倭寇侵略、丧我淑人之恨焉。”
“二时半，履安气渐促，至二时五十分去世……履安与予结缡整整二十四年，今日永隔幽冥，忍之痛绝。”1943年5月30日，顾颉刚在日记中写下了爱妻先他而逝的惨痛之感。
关于殷履安之丧，顾潮在《我的父亲顾颉刚》一书中有一段描述：“这次患恶性疟疾，别人犯此病尚不致丧命，而母亲身体久亏，便难以承受，她28日（按：1943年5月28日）患病，高烧与吐泻并作，当时父亲正因事在外，29日晚得知母亲病势甚重，次日一早急忙赶回，此时母亲已处于昏迷状态，经医生打强心针后清醒一小时，不久即去世。”
对于爱妻之丧，顾颉刚不唯对丧妻本身痛苦不堪，更为未能厚葬之而悲哀。1943年6月6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此次丧事，计用二万三千元，尚系极不成样子者，所谓草草殡葬也。”
突然失去殷履安，顾颉刚难以接受，在其7月23日的日记中，他写道：“与自珍言，予此次丧妻，较第一次还难受。其故则以征兰死后家还在，家事一切由祖母主持，予尚不感空虚。今日则履安死后，柏溪则无家可言，而我与自珍又飘泊医舍，处处是浮飘飘的，精神物质俱不得安定也。”
结婚之后，长期以来，一旦夫妻分居两地，顾颉刚就与殷履安鸿雁往返，不可断绝。国家沦丧之恨，两地相悬之思，全靠妻子开解，而殷履安也渴盼着丈夫的来信，他的喜怒哀乐，与她紧密相关，能为丈夫做些事情，能为丈夫分忧，她由衷地高兴。
1919年底，顾颉刚回老家与妻子团聚之前，曾撰《赠履安墨盒铭》一文：“履安固厚我，井臼操劳，弗克常有书至。余以积念之深，每不谅而怨焉。今值冬假将归，因刻文墨盒为赠，甚愿履安于几案之际，拂拭之顷，感物怀人，知我延企之情有如所寄；镂金者书，镂骨者思，金犹烂，情思无变；遂乃受督哀怜，就兹染翰，濡烟既饱，挥洒如心，扇我以温词，照我以朗抱，使我猖介之性长得润泽于和愉美适之中，不以遭逢拂逆，抑郁悲伤。是则我之精神胥赖履安为阖辟之矣，岂特绸缪于相厚之情哉！”
后来，顾颉刚所赠的墨盒，一直伴随于殷履安身边，直到抗战胜利之后，南返途中，不慎丢失。然而，对于这篇情真意切的铭文，直到数十年之后，顾颉刚还能一字不落地写出来。
爱妻之心拳拳，即便是局外人也会感动。
殷履安因身体原因不能生育，这点顾颉刚早已知道。这不仅仅是殷履安一个巨大的遗憾，也是对顾颉刚爱情坚贞程度的巨大考验。事实证明，顾颉刚经受住了这种考验。
一如顾颉刚在《融一斋笔记》中所述的那样“曩在北平，好写笔记，维时履安琴案相庄，此心亦至宁定，予之学业略有所成，胥以此也。倭寇变起，方寸棼如，虽百城环列，已失读书之趣，所记遂寡。卢沟衅作，间关逃难，书稿尽失，履安万里相从，体日以坏，一室之中但有愁惨，笔记之事久不为矣。履安没后，予精神益不振，兼以一年之中四迁其居，书物散乱，坐定即感不快，更何心操翰乎！”殷履安在时，顾颉刚心内安宁，学业有成，功劳全在爱妻身上；自从殷履安去世之后，顾颉刚魂归无所，五内如焚，整天陷入痛苦之中，哪有时间和精力治学？
殷履安去世之后，顾颉刚的人生再次进入了幽长而寂寞的狭窄巷道，压抑、痛苦。
痛苦袭来，顾颉刚甚至想跳进嘉陵江，一死了之。
不久，一个叫张静秋的女子适时地进入了顾颉刚的生活。
秀外慧中·张静秋
顾颉刚与张静秋于1944年4月4日订婚，两个多月后在北碚结婚。
张静秋，今江苏徐州铜山人，1908年1月17日出生。1929年考入北平师范大学外语系，1933年毕业。
毕业后，张静秋立即与三名徐州同乡——丁少兰、卜惠、尹耕琴创办了徐州私立立达中学，取“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之意。后来，张静秋、丁少兰、卜惠、尹耕琴四人被徐州人誉为“四女杰”。七七事变后第二年，学校停办，张静秋转至广西桂林，并在桂林女中担任教职，后又转徙于重庆等地任教。
与顾颉刚相识之时，张静秋正在中央大学柏溪分校教书。
顾颉刚的朋友罗根泽、萧一山等人盛赞张静秋不仅仁爱孝悌，更笃信教育救国，并为此而放下了婚姻，以致35岁“高龄”尚未考虑个人问题。
顾颉刚听了之后，心里不由得激起波澜。
顾颉刚与张静秋的结婚，本着“三不”原则——不行婚礼，不发请帖，不印谢柬，但为表郑重，顾颉刚还是在《大公报》上登载了《顾颉刚、张静秋结婚启事》：“兹于七月一日在北碚结婚，值此国难严重之际不敢备礼，各亲朋处均未柬邀，务乞鉴谅，并乞勿致馈贻是幸。”
这则《启事》，与其是一则结婚启事，不如说是一则道歉并拒礼声明。
得与张静秋结合，顾颉刚心情舒畅，结婚前，他写了《赠静秋诗》一诗：“北碚激波澜，涌荡嘉陵浔。迤逦登岗阜，黄桷何森森。我来居其间，忽然觏知音。温泉梅花下，婉娈结同心。鸡鸣好相励，风雨讵能侵。千秋与万里，悠悠我此忱。欲以将沸血，化为苍生霖。君许并致力，其利自断金。他日须弥上，携手豁双襟。磊落吐斯怀，对答如鼓琴。隔山传虎啸，仿佛栖深林。会当游大泽，与子作龙吟。”
《融一斋笔记》中，顾颉刚也提到，殷履安去世后，他生意全无，更无心治学。然而，有了张静秋，情况便全然不同了：“兹幸于北碚重建家庭，静秋之爱我与履安同，虽寇氛未靖而生活渐归安定，环境既易，予曷敢长此自废，因置此册以束放心。愿静秋日加督责，使予有晚成之望也。”
顾颉刚是幸运的，他所遇到的女子都是全心全意爱他之人。
每一个妻子病逝之后不久，顾颉刚即步入新婚，历来为人诟病。若能设身处地为当时的人们想想，或许稍可释怀：从大气候而言，战乱之中，人被时代不可知的浪潮推着，须臾之间即生死两判，每个人都需要甚至渴望有一个依靠，顾颉刚也是如此；从顾颉刚自身而言，身体虚弱，生活能力不强，需人照顾；治学诸事繁杂，亦需人相助。因而，得与优秀女子尽快结婚，不唯对顾颉刚有益，对其子女，对学术，也大有裨益。
1946年春，张静秋任江苏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校长。
1947年，张静秋和兄长张仁序曾获国民代表大会徐州代表竞选资格，但因对当时许多代表贿选之举不满，遂放弃竞选。对此，1947年11月17日的《徐报》曾以“张雁秋张静秋放弃国代竞选”为题进行了报道。
报道部分文字为：“铜山县国大代表竞选人张雁秋、张静秋为同胞兄妹，对社会皆有贡献，亦皆深负地方乡望，此次同出竞选国大代表，颇为竞选花序中之异彩。记者特走访张雁秋氏于寓所，据张谈：民主政治竞选一事乃国民对本身应有之权利，亦为对社会应尽之义务；凡属国民，皆应踊跃参加，形成活泼的民主政治之风气。是以於国家行宪之前，本县将选国大代表时期，愚兄妹皆曾办理参加竞选手续，准备竞选……并望竞选诸先生，在事前不必互相攻讦，在事后尤贵互相礼让；庶于行宪之始，为民主树一好风气，为来者树一好模楷……”
1948年，张静秋辞去江苏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校长之职，专职在家照顾顾颉刚及子女的生活，以支持顾颉刚的历史教学和研究。
1954年起，顾颉刚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研究员，并担任《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的总校，后均圆满完成任务，这与张静秋的支持密不可分。
张静秋无疑是对顾颉刚影响最大的人之一，尤其在国家非常时期，张静秋对顾颉刚的影响更是不可小觑。顾颉刚在1966年7月30日记有这样一段话：“国家新建，政府虑资产阶级之破坏社会主义建设，运动迭起，静秋畏于罹祸，日以开会、读报相勖，不许予亲古物、古籍以妨改造，予徘徊瞻顾，求两全而不得，其心情之苦可知也。业务受领导于政治，而两者咸须急起直追，庶不负党对予之属望，将如何而可以安排主次，使垂老之年卒有微末之成就自献于社会主义建设中乎？是诚不胜其祷祝者已！”
1980年12月25日，顾颉刚逝世，享年87岁。
1991年2月12日，张静秋病故于北京，享年83岁。她为顾颉刚生下四女一子：顾潮（1946年）、顾洪（1947年）、顾（1949年）、顾德堪（1951年）。风风雨雨三十余载，颉颉颃颃八千里路。她的心，作为爱情的祭品，献给了顾颉刚。
爱情搁浅·谭慕愚
顾颉刚的一生中，还有一个女子，在长达五十年的岁月里，精镶着他的生命。
她就是谭慕愚。
谭慕愚，湖南长沙人，生于1902年，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幼聪颖过人，好学不辍，但由于家道中落，不得已离开学校。1923年，谭慕愚成为北大新生中的一员。
他们的初识，当在1924年4月13日。
对于谭慕愚，顾颉刚一见倾心，遂难以自拔。
此时，他已与殷履安结婚5年，只不过，因需代夫尽孝，殷履安一直在顾颉刚的苏州老家。
在同年4月29日的日记中，顾颉刚记下了他钟情少男般的清新之感：“予于同游诸人中，最敬爱谭女士，以其落落寡合，矫矫不群，有如幽壑绝涧中一树寒梅，使人眼目清爽。”
仅仅一周之后，顾颉刚致信挚友俞平伯：“我对于女子向来不感什么趣味，但这次竟给我看到一个非常合意的女子。她性情极冷，极傲，极勇，极用功，极富于情感。她到了山中，一个人跑到很远的涧壑里，大家都嫌她落落寡合。但她不是真淡漠，她见了花的喜悦，会不自禁地手舞足蹈起来。我一见了她，就起了很强的爱敬之心，不觉精神恍惚了。”
接着，顾颉刚似乎蓦然想到了远在老家替他尽人子之责的妻子，便表白道：“这很奇怪，我并不想和她成姻眷，我也不愿和她发生较深的关系，只是觉得她可爱，只是觉得我爱她的情事无法处置。我也不希望她知道我爱她，更不愿意得到她的爱。我曾同介泉、缉熙夫妇讨论这事，他们都说我的性情像她……”
顾颉刚的信中弥漫着浓郁的迷惘：“平伯，我的理智同感情分了家，叫我如何是好？”最后，顾颉刚似乎抬起头向四周环视，然后，压低声音，告诫俞平伯：“以上的话，请你不要告人。”
1931年1月9日，南京城的酷寒，冷却不了顾颉刚的诗情绽放，一首小诗喷薄而出：“一天风雪冷难支，为约伊人不改期。我愿见时便恸绝，胜留余命更生离。”“伊人”，指谭慕愚。此时的谭慕愚，已易名谭惕吾，并已回到设于南京的内政部工作。“我愿见时便恸绝”，未见思幽绝，见罢肠寸断。见与不见，又有何异？见而生怨，又有何益？小诗是顾颉刚与谭慕愚见面之后的痛苦呓语。翌日，二人再次相见。相见时难别亦难，都反映于顾颉刚的日记里：“不见慕愚，一年半矣。情思郁结，日益以深。今日相见，自惴将不止陨涕，直当晕厥。乃觌面之下，尘心尽涤，唯留敬念。其丰仪严整，消人鄙吝可知。今日天寒，南方诧为数十年所未有。彼为我买炭，手拨炉灰，竟六小时，我二人在一室中未曾移席。呜呼，发乎情，止乎礼，如我二人者殆造其极矣。”
发乎情，止乎礼，固然可贵。然而，似乎是谭慕愚的矜持在起着主导作用，否则，结果或许会有不同。
1943年，殷履安去世16天之后，顾颉刚似乎已自哀痛中走出，以一封长长的信向谭慕愚求婚。
谭慕愚婉拒了——或许是不爱，或许是觉得不该爱，毕竟一个优秀的女子尸骨未寒。
或许，另有深层的原因。
数月之后，顾颉刚开始追求张静秋。
求婚未成，但数十年来，顾颉刚与谭慕愚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些，不唯顾颉刚的子女们知道，张静秋也知道。不仅如此，他们还与谭慕愚相处甚洽。
顾颉刚一直关心着这个他终生心仪的女子。1979年2月24日，当听说谭慕愚被平反昭雪之后，顾颉刚在日记中记下了自己的欣喜：“今日报载人大常委会中设立法制委员会，费孝通、谭惕吾皆在，知1957年之冤狱一洗而空矣。为之喜慰。”
谭慕愚也一直记着顾颉刚。1993年，在顾颉刚百岁诞辰纪念活动中，谭慕愚做了《顾先生的惊人记忆力》的发言。
对于这一已为人熟知的观点，学者张京华并不认同。他认为，谭慕愚之所以拒绝顾颉刚，并非仅仅因为殷履安刚刚去世，而是因为她对顾颉刚的学术方向、研究思路，或许均不认同。道不同不相为谋，正因如此，建国以后，谭慕愚虽与顾颉刚同处北京，但联系并不频繁。似乎一切都意味着，顾颉刚不过是单相思而已。即使是在1993年5月社科院召开的顾颉刚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上，身为学生，谭慕愚与会发言时，避开顾颉刚的学术成就而只从其记忆力惊人的角度，不唯有故意避重就轻之嫌，更证明了她不想与顾颉刚同调之意。
若张京华的分析能够成立，此时此刻，顾颉刚已然去世13年之久，而谭慕愚也是91岁高龄的老人，即便曾经在学术上有过龃龉，但一个早已作古，一个又垂垂暮年，又怎会“睚眦必报”至此？
1997年，谭慕愚与世长辞，享年95岁。连这一疑问，都成为永远的存疑了。当年的风华，早已星散；亘古的天空，晶亮着探询的目光。
谁是这目光的主人？你、我、他，今人和后人。
准风月谈
金子终究会发光，因为山河沧桑，金子永恒；有情未必成眷属，因为世事无常，人生短暂。怀疑一切，未必是正确的路，尽管走这条路已足够勇敢；经营爱情，或许是失策的事，尽管有这件事曾精镶梦境。毁誉无根，其实远非那么重要；功过无常，最终一切都永远归零。当下事为要，眼前人可珍。
黄侃 此心每为少年狂
黄侃掠影
本名：乔鼐
祖籍：湖北蕲春
生年：1886年
出生地：四川成都
卒年：1935年
辞世地：南京
辞世原因：过量饮酒
身份：语言学家、国学大师
时人评价：老师是中外学术界公认的大师之一……他在文字、音韵、训诂诸方面的成就是空前的。（程千帆语）
生命中的女人：王氏、黄绍兰、彭欣草、黄菊英
楔子
狂狷如黄侃，眼中无权贵之尊，无权威之崇，无流俗之可怖，宁折不弯，正直到透明，心地单纯若赤子。
尊师重道如黄侃，无年龄大小，只有道之所存；无身份之别，只以新知为则。好学勤思，对于治学而言，黄侃浑若一张洁白的绢帛。
恪守孝道如黄侃，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因而才“无父何怙，无母何恃”，因而才“出则衔恤，入则靡至”。《诗经》之意，黄侃深谙其精髓。
然而，在爱情与婚姻上，黄侃之狂，实不敢恭维。
“黄侃文章走天下，好色之甚，非吾母，非吾女，可妻也。”虽是当时报刊的损人之语，或许失之于夸张，但亦可彰显黄侃对待男女之情之一斑。
不能武断地说黄侃对他倾心的女子或倾心于他的女子毫无怜惜，亦不能抹煞黄侃对多位女子的真性情。然而，怜惜之时，真性情之中，始乱终弃者有之，蓄意欺骗者有之，脚踩两只船者有之。不能不说，这些污损了黄侃的形象。
爱则合，不爱则分，这是现代人的爱情理念，却被80年前的黄侃悉数尝试，作为一代国学大师，其治学之传统与其爱情观之前卫，巨大的反差，令人瞠目结舌。
师生恋、忘年恋、多角恋，婚恋观完全西化的现代人尚且有所顾忌，而黄侃竟能行之无碍，旁若无人，为人师表之身份与传道解惑之天职，二者跨越障碍的融合，实在令人讶异莫名。
或许，真性情果真是一把双刃剑，伤人伤己，在须臾之间。
爱书若饥，故朝闻道夕死无憾，为学为文，备受崇敬；爱异性若渴，不免堕入滥情泥淖，伤人伤己，多蒙讥嘲。
然而，黄侃终究是黄侃。
此心每为少年狂
黄侃的结发妻子姓王，名字不详。
王父与黄侃之父黄云鹄系至交挚友，因二人的情谊甚笃，便滋生让孩子结为夫妻之念，其心虽善，却未必符合读书人的身份。
由于黄侃与王氏阅历、性情与受教程度的差异，诸多无奈、敷衍与苦痛充斥于婚姻生活之中，婚后生活之惨淡寥落，当可想见。
他们结合于1904年，此时，黄侃18岁，心如小兽，憧憬着外面精彩的世界之时，忽然被套上了枷锁，关进了铁笼，痛苦可知。
结婚之后不久，因宣传排满思想被湖北普通学堂开除的黄侃便得到了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的资助，离开蕲春县老家，扬帆远赴东瀛，入早稻田大学求学。夫妻离得更远，连冷战的机会都被剥夺了。
而其妻王氏，作为一个旧式的可怜女子，除了默认丈夫与自己的长期分居，以羡慕的眼神看着丈夫像一只大鸟从头顶飞过之外，只有叹气与流泪的份了。
对于黄侃而言，不论是以运甓、不佞、信川等笔名发表《释侠》、《专一之驱满主义》、《哀贫民》之文也好，还是以极为传奇的方式结识大儒章太炎并以之为师也罢，当他的学业精进、扇动巨翼向理想靠近之时，春风得意、素来潇洒的他，恐怕极少能够想到远在家乡、独守空房、被寂寞与屈辱攫控的王氏来的。
父母疼爱女儿，却亲手将女儿推入痛苦的深渊，中国封建婚姻与家庭之罪孽，想想便令人气愤。
1908年，因母亲病笃，黄侃离开日本，回国尽人子之责。其母去世之后，在黄侃闭门定省未结束之时，因惧怕清廷以革命党人名义逮捕，不得已匆忙结束丁忧，再次远走日本。
1910年，黄侃回到家乡，筹划并创办孝义会，广泛宣讲种族大义及中国生存危急之现状，深得人心，他的宣讲由起初小小的住处，渐渐扩大至黄家的祠堂，祠堂难以容纳了，便移到外面，到青青的山坡，或者静静的河边去，前来听讲的民众由数十而数百、由数千而上万。不仅仅蕲春县的乡民，相邻的黄梅、英山、罗田诸县，甚至邻省安徽的宿松、太湖等地的乡民也纷至沓来。
因而，服膺其理论的人愈来愈多。
在其桑梓蕲春县，甚至更大的地面上，年轻的黄侃，名气愈来愈大。
其间，闲暇之时，黄侃曾多番向同乡大儒黄笑春问学，渐渐地，竟“节外生枝”出一段耐人寻味的缘分。
缘分的那头，是清雅的女子黄绍兰。
黄绍兰是黄笑春的女儿，生于1892年，比黄侃小6岁。
当黄侃在家乡崭露锋芒之时，黄绍兰还是个涉世未深的少女。她看他的眼神，是仰视的，黄侃是深谙民族大义的英雄，是留日归来的俊杰。
因而，稀疏而偶然的见面时光里，每当黄侃镜片后面的目光若无其事地飘过来，黄绍兰的心便为之跳得快上许多。多次这样的美妙经历之后，那个清瘦的背影在黄府出现，他年轻的跫音极富节奏感地响起，便会点燃一个少女羞怯的眼眸。
黄绍兰是父亲的掌上明珠，年纪虽幼，但沉稳与刚强并重的性格使其已俨然成为黄家的主心骨，而黄侃则是一个有妇之夫。
崇拜，或许可以升华为爱情，但在这样的年岁和前提下，似乎还缺乏足够的能量。
黄绍兰，原名黄学梅，字梅生。幼承庭训，加之聪颖勤学，深得乃父疼爱。
之所以改“学梅”为“绍兰”，事出有因。
1905年起，13岁的黄绍兰在汉口的一所教会学校读书时，为鼓励自己，特取“继承花木兰精神”之意，为自己更名为“黄绍兰”。自此，她便以花木兰自励，以默默诵读北朝民歌《木兰诗》来软抵抗学校当局强迫学生读《圣经》的规定。每当诵至“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她心里便不由得为花木兰叫好，为她英勇杀敌的无畏而击节；每当诵至“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门看伙伴，伙伴皆惊惶。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时，便直想笑出来。
于是，在黄绍兰心里，无数次悄无声息的斗争中，她都神不知鬼不觉、兵不血刃地取得了胜利。每当这样的时候，难熬的朗诵《圣经》的时间轻松滑过，少女的心灵也再次受到了洗礼。
花木兰，成为她一生的偶像之一。
1907年，黄绍兰入京师女子师范学堂读书。这一年，因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相继驾崩，国家进入国丧期。在学校举行的“哭临”仪式上，黄绍兰做出惊人之举：她异乎众人，席地而坐，背向灵位，不唯未发出半句哀声，脸上也没有丝毫哀戚之色。
学校当局视之为洪水猛兽，欲以大逆不道之罪将黄绍兰除名，以正视听，以除后患。
多亏教习高潜等人仗义执言，联名作保，黄绍兰这个品学兼优的学生才得以继续学业。
从此，黄绍兰之名，便蜚声女师。
1910年，18岁的黄绍兰以优异的成绩从北平女子师范毕业，接受开封女子师范学堂的聘请，成为该校一名国文教员。
身在局促的校园，放眼广阔的世界。以花木兰和秋瑾自期的黄绍兰当然不会忘记社会的动荡和国家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她不甘心只做一个学校的职员，她的理想是革命救国。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黄绍兰辞去教职，像无数热血男儿一般，投笔从戎。
不久，黄绍兰被黄兴委派奔赴上海，成为上海女子北伐敢死队中的一员。
而此时的黄侃，正转徙于江湖之间，浮沉于辛亥革命的洪流之中。因无意为稻粱谋，不屑为官做吏，也来到上海，并于1912年成为《民声日报》总编辑。
于是，黄侃与黄绍兰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由此前的互相倾慕，迅速走到了一起。
相同的志向，同样的背乡离井之感，乡土情结，更重要的是积久的感情——这些因素是绕不过的，他们同居了。
王庆元《黄季刚先生年表》中有这样一句话：“黄绍兰女士辛亥前与（黄季刚）先生相识并同居。”
“同居”，是事实，结婚，不过是障眼法。因为黄侃的妻子王氏尚在，而此时，禁止重婚的法律已经出台。黄侃有犯重婚罪的危险，同样受过新式教育的黄绍兰岂能不知？也许，由于爱情燃烧所致，她再也没有后退的力气和分辨的眼光。
有过一串美丽的日子，终于和所爱的人结合了，思念被热烈覆盖，渴慕被缠绵熔化。昔日叱咤风云的女子，敛去了所有锋芒，心甘情愿地成为爱情的奴隶，黄绍兰心里，充盈着无尽的柔情蜜意，她的身边，是多情的黄侃，她倾慕的那个人。
结合之时，黄侃与黄绍兰曾办理一纸结婚证书。只是，证书上的名字不是黄侃，而是一个姓李的假名。黄绍兰听信了黄侃的甜言蜜语，认为只要有爱情的照耀，她的生活将会永远与黑暗无缘。
或许，耽溺于爱情中的女子，轻信是她们的通病。
幸福像整蛊，不由人不信。
第二年，他们的女儿黄允中（乳名珏珏）出世。
爱情有了结果，但孩子是爱情的保障吗？
享受爱情幸福的黄绍兰并未停下革命的脚步。
1912年5月，旨在“造就忠裔，矜恤孤寒”的辛亥烈士忠裔院在南京成立，黄绍兰荣任院长，她恪尽职守，始终以革命人道主义为管理宗旨，一时之间，使忠裔院秩序井然，令众多学员大受裨益。然而，随着“二次革命”的失败，张勋的辫子军于1913年攻陷南京，忠裔院势同累卵。危急关头，黄绍兰果断地将烈士遗孤一一送回原籍，宣布解散忠裔院之后，回到上海。
1914年起，黄侃接受北京大学之聘，离开了黄绍兰与小珏珏。
除北京大学外，黄侃还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兼课。
在北大学生眼里，黄侃是一位严格的老师，也是位孩子气的老师。1920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的著名书画家萧重梅先生，在其《六十年前我在北大的几点回忆》一文中，记下了他与黄侃的一次“交锋”：“有一天下午上课，我精神有点疲倦，便用手捧头而坐。黄先生看见后勃然大怒，说：‘我讲书，你困觉！’我说：‘姿势不对，并非睡觉。’随即放下手，端正了姿势。但黄先生怒气未息，说：‘不愿意听就下去嘛！’我一负气就出去了，接连两个星期没上黄先生的课。又是陈独秀学长把我找到他的办公室去了，问我为什么不上课。我陈述了以上情况。陈先生说：‘你是中国文学的，主课是黄先生讲，你不上课怎么学呢？’我说：‘怕黄先生不许我上课。’陈先生说：‘好！我送你去。’便拉着我的手，把我送进教室，正好黄先生在讲课。陈先生看我坐在位子上，黄先生也没有说话，陈先生才离开教室。从此我就恢复上古文课了。”
黄侃执拗的性格，此刻显得颇有些孩子气的可爱。
严格，基于学识渊博；锋芒毕露，缘于其深受学生的喜爱。
这样的喜爱，或许会成为黄侃爱情“横生枝节”的膏腴土壤。
1926年，黄侃在东南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执教时的学生张汝舟这样回忆黄侃的杏坛风采：“他讲声韵学很有系统，却没有一张讲义。我记得他常常只用粉笔在黑板上画表，表是画了一张又一张，他把古音从郑庠六部、顾炎武十部、江慎修十三部到他的二十八部都画出来了。还在他的二十八部下面注明顾、江、戴、段、孔……说明他的二十八部不是自己私拟的。一张表讲了好多堂课，曾经大发议论，而最后一句是奇谈：‘讲什么古韵，郑庠六部就够了。’”黄侃的博学，率真，让学生折服不已。
不久，黄侃多情的种子便再度萌生，他忘记了与黄绍兰多年的思慕，忘记了与黄笑春的师生之谊，忘记了乡土之情，女儿天真的小脸也已隐去，黄绍兰的温柔与美丽也被风吹散。
至于结发之妻王氏，更被弃置于根本不值得提起的阴暗角落里。
因为，苏州籍女学生彭欣草走入了他的世界。
那年轻的面庞，焕发着青春的光彩；那明波般的双眸，盛满的不仅仅是崇拜，还有爱恋。
很快，单纯的青春便成为俘虏，扑入爱情的怀抱。
这是黄侃作为名师的“收获”，也是他作为男人，被人讥刺为有辱师道、滥情的明证。
当一股俏丽的风从细窄的墙缝里透出，很快便传入远在上海的黄绍兰的耳朵。
将心沉浸于对黄侃的思念中的黄绍兰，心灵倏然之间，萧瑟若深秋的荒草。
爱情，是多么脆弱的东西，局外女子的一个眼风即可将它摧毁。
黄绍兰欲哭无泪，柔肠百转之后，她肝肠寸断。
祸不单行，适逢黄笑春到沪上看望女儿，像匕首般剜刺他混浊的眼睛的，是女儿不知与谁生出的孩子。
恨透了女儿辱没家风的丑行，脸面值千金的黄笑春怒火难捺，与黄绍兰断绝了父女关系。
转瞬间，黄绍兰一无所有。
她知道，虽然婚书在手，但她婚书上的“丈夫”是一个虚构的名字，她根本无从向黄侃讨还公道。
黄侃的师母汤国梨曾写过《太炎先生轶事简述》之文，对黄侃的用情不专深恶痛绝，骂他为“无耻之尤的衣冠禽兽”，认为黄侃“有文无行”，对于黄侃的滥情和不负责任，汤国梨认为其“为人所不齿”。斥责之严厉，约同于当面掌掴矣。
喜黄绍兰之聪慧上进，哀其痴情被弃，章太炎收其为女弟子。
爱情搁浅，但事业不能停滞不前。自我疗伤的同时，1916年春，在黄炎培、沈恩孚等教育界知名人士的关注与支持下，黄绍兰与徐宗汉（黄兴夫人）、汤国梨（章太炎夫人）在上海创办了博文女校，由黄绍兰担任校长。
黄绍兰无论如何也不曾想到，这里竟能承担如此重大的历史使命：成为中国共产党“一大”部分代表的宿舍。虽然博文女校历经风雨，停停复复，连地址也不得已变更，然而，黄绍兰的办学热情却丝毫不曾消减。
博文女校迁址以后，黄绍兰不再担任校长之职。对此，汤国梨回忆道，“由于绍兰爱好钻研文学，处理日常校务非所擅长，就请了同学赵敬若担任校长，以后赵与邹鲁结婚而辞职，由另一位姓钟的同学接任校长，由黄兴的夫人徐宗汉担任学校董事长。博文女校的校牌，是请太炎书写的。”
对于博文女校在非凡的时期所承担的光荣重任，汤国梨记忆犹新：“在这所学校里发生过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沪召开期间，参加‘一大’的一部分代表即以博文女校为宿舍。”
这是1921年7月的事情。
7月23日，具有开天辟地意义的中国共产党一大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后称望志路106号）召开。共有全国各地代表计12人与会：长沙小组的毛泽东、何叔衡，北京小组的张国焘、刘仁静，上海小组的李达、李汉俊，济南小组的王烬美、邓恩铭，武汉小组的董必武、陈潭秋，广州小组的陈公博，旅日小组的周佛海。
其间，因意外来袭，会议不得不暂时中断，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红船上完成了会议议程。
由于黄绍兰并非共产党员，因而，对于在博文女校安排党代表住宿之绝密，她并不知晓。同样不知晓的还有张謇、黄炎培、章太炎等人。有7月19日上海《民国日报》所刊的一则《博文女学招生黄朴君鬻书启》可以佐证：“文艺专修科，注重中西文学，算术附属高小，国民各班均有余额插班，亦可寄宿，八月廿四号开学。名誉校长张謇，校长黄朴君女士。绍兰毕业北京女师范，学术湛深，文章、尔雅、六书、音韵之学，深窥堂奥。性喜临池，楷法出入晋唐，于率更书体致力尤深，效北平翁学士书，几可乱真，造门求书者踵趾相接。创办博文女校，先后数载，家之为毁。此来学款不继，筹措益艰，君锐志进行，再接再厉，同人佩其毅力，热心劝仿海上名人鬻书助赈之例，酌收润金，以资苴补……”
之后，黄绍兰再任博文女校校长。
1926年1月30日，黄绍兰的风采再次出现于《民国日报》报端：“法租界打铁浜博文女校，昨日举行寒假休业式，十时开会，由校长黄朴君报告，次来宾严宣，校董汤国梨，教员孙鹰若演说，均勉学生于寒假期间，不忘求学，切实温习，以免旷废。”
才女菩萨心，天使鸿鹄志。黄绍兰，作为章太炎的得意女弟子，不唯代表女性国学的高度，亦代表着女性办学的高度。
不唯教书，更重育人。国难当头，黄绍兰及博文女校始终站在为国抗争前沿。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中，黄绍兰、徐宗汉、蔡元培夫人周峻曾创立“上海反日救国大同盟”，以女性的热血，温暖着一颗颗不甘成为亡国奴的国人的心。她们的爱国行动，一度成为上海十九路军奋勇杀敌、不惜马革裹尸的坚强动力。
1933年，黄兴铜像在武汉龟山麓落成，黄绍兰应徐宗汉之邀，赴武汉参加落成典礼。其间，黄绍兰遥追先烈之就义，目殇而今之战乱，义愤填膺，怒火难按，于是痛骂蒋介石，当面斥责在座的时任湖北省主席的张群，义正词严，不避安危，令正直之士暗自称快。
1935年10月8日，黄侃在南京的寓所中因饮酒致胃血管破裂而逝，终年49岁。一代狂狷学人，生前未出一本专著，溘然长眠；满身毁誉之主，死后留下数名子女，怛乎盈心。多少指责骂詈，顷刻都写在沙上，被风吹散；多少赞美崇敬，全部归于虚幻，变得毫无意义。
半年前，黄侃寿辰降临之日，其最尊敬的老师章太炎特地撰一副对联以贺寿：“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成好著书。”作为老师，他希望自己最得意的弟子能够著作等身，莫再固守不著书的戏言。如今，50岁已到，可以开著书立说之戒矣。
然而，素来迷信的黄侃却从老师的贺联中读出了“绝命黄”三字，不觉大惊失色。
半年之后，竟一语成谶。难怪章太炎听到黄侃去世的噩耗之后，不觉捶胸顿足，呼天抢地：“这是老天丧我也！这是老天丧我也！”究其心理，主要是痛惜国学失此大才，他本人丧此高足，未必没有痛悔半年前贺联成预备挽联之事。
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又撒手西归。
乍丧旧日的情人，又失崇敬的师长，黄绍兰备受打击。
不久，她接受了广州中山大学之聘，出任该校国文系教授。
自此，她改张扬的“黄绍兰”为“黄朴”，字君素，以冲淡之怀约束自己，潜心治学，尤其深研《易经》，并颇有收获。
1937年，黄绍兰在抗日烽火燃遍全国之时，离开广州，回到她最熟悉的上海，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担任教授兼国文系主任。
1947年11月13日，黄绍兰上哀国土沦丧，下悲己身孤苦，久而成疾，医治无效，在上海病逝，终年55岁。此时，黄侃已经去世12年之久。
关于黄绍兰之死，还有另外的版本。有人认为黄绍兰因黄侃移情别恋而因怨生恨，缘恨生病，郁郁而终；有人甚至认为黄绍兰看到彭欣草所生的两个男孩自重庆到上海寻她之后，心理上难以接受，于是以一根素白的绢练，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这样的结局，颇能增加黄绍兰命运的悲情色彩，在爱情的剧情里，向来是悲情更受欢迎，但细细想来，未必符合黄绍兰的性格。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若黄绍兰殉情的结局是真实的，她半世的要强、倔强、不畏强权的秉性，就变成了虚构。这样的结局，实在是大大弱化了一个杰出的女子。
有情人的爱怨痴缠究竟有多久？无情者的天空究竟如何才能云淡风轻？一直耽于风流漩涡中心的黄侃无法给出答案，或许，我们可以从坚强的黄绍兰那里得到。
只是，这答案，需要我们用心寻觅。
便是飘零也感卿
1919年，黄侃的原配夫人王氏因病去世，含怨走完了她寂寞烟花般的一生。
这时，黄侃刚过而立数年，正值年轻之时。
自该年起，黄侃到武昌高等师范担任教职。
本来，黄绍兰该顺位“转正”了，但事实并非如此。
在武昌高等师范，黄侃结识了一名年轻女性——黄菊英。
黄菊英是武昌女子师范的学生，黄侃之女黄念容的同班同学，与黄念容十分投缘。
慕黄侃之名，受同学之邀，黄菊英曾多番到黄家做客。
宝贝女儿的好友造访，黄侃自然热情相待。
在大名鼎鼎的黄侃教授面前，黄菊英自然也非常激动。
一个因爱女而极力表现（当然或许还有其他的成分），一个因崇拜而心生爱慕，不知不觉间，一种令二人均感到诧异的情愫便充盈于心了。
水到渠成般地，黄侃高调宣布要与黄菊英结为夫妻。
只言半语起处，轩然大波生成，亲友们莫名惊诧。
黄菊英的家人更是羞愤交加，坚决杜绝二黄来往。
巨大的压力面前，年轻的黄菊英惧怕了。
黄侃当然不肯失去黄菊英这个小爱人，遂写一首词以表衷肠。
是一首《采桑子》：
今生未必重相见，遥计他生，谁信他生？缥缈缠绵一种情。
当时留恋成何济？知有飘零，毕竟飘零，便是飘零也感卿。
词中充满着赤裸裸地“忽悠”甚至“蛊惑”之意，但感情真挚，令人动容。
单纯的黄菊英果然被打动，她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甚至恐吓，毅然抛弃一切，与黄侃勇敢地走到了一起。
黄菊英是陪伴黄侃到最后的女子。
有人说，黄侃一生共结婚9次，此说未必确切，极可能有夸张的成分在。
以黄侃的真性情，一生所遇女子当不止王氏、黄绍兰、彭欣草与黄菊英数人，尚有不少女子被岁月雪藏于其隐秘的洞穴中，难见天日。
同居或许是真，结婚则极可能是假。就黄侃而言，见一个女子，爱之恋之，追求之，欲娶之为妻，这一段时期是他感情的黄金时期，应当是真挚。然而，他的爱情若绚烂的焰火，须臾炫目须臾熄灭，一切誓言都化为空壳，丑陋地任人嘲讽，这样的时候，不再喜欢，关闭爱情的闸门，也是真实的。
爱则合，不爱则分，黄侃是一个近乎透明的人，做出类似始乱终弃的事情便不足为奇了。
因而，关于黄侃九度走进婚姻的传言也恰恰证明，人们对黄侃在感情上的不负责任所持的批判态度。
准风月谈
才高不是狂狷的理由，因为世人未必共妒；名显不是滥情的阶梯，一如河流当有堤防；多情不是放弃的前因，须知为人定要自惜。自毁形象，常在一言一行之间；经营幸福，当重一砖一瓦之始。爱别人之爱，爱便会与怨恨绝缘；弃别人所弃，弃或许是意外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