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的佳梦，或许需要一生去实现；长大后的债务，肯定没有来生去偿还。是非功过，即便刻入石头，亦会随岁月而漫灭；海誓山盟，纵然挂在嘴上，也必逐青春而衰老。放下名利，并不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珍视幸福，亦不依靠盟誓的堆叠。
利索名缰情一斛，
当年掷果万人呼。
风流不是摇钱树，
平淡是真赢是输。
李叔同 纷纭俗事放下时
李叔同掠影
本名：李成蹊
祖籍：浙江嘉兴
生年：1880年
出生地：天津
卒年：1942年
辞世地：福建泉州
辞世原因：圆寂
身份：画家、教育家、佛学家
代表作：《送别》、《李庐诗钟》、《西洋美术史》
时人评价：不要认为我是个高傲的人，我从来不是的，至少，在弘一法师寺院围墙外面，我是如此的谦卑。（张爱玲语）
生命中的女人：俞氏、诚子、杨翠喜、李苹香
楔子
纨绔是一把剑，太多人被它所伤：不唯上苍赋予的灵气被它斫去，只剩空皮囊一具，在声色犬马中庸庸行走，即便做人的准则与要义也砍伐一空，二目明亮，却无目标，风采迥异于众人，却自甘堕落于尘世，心安理得地饰演着啃老的可悲角色。
无疑，李叔同与众不同：出身于豪富之家，却少年心怀佛性，倾慕禅机；通身灵气，超拔于众，却又苦心孤诣，不肯或止。在众多富贵公子中，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终成人中通才，鸟中凤凰。丰子恺先生曾在《我的老师李叔同》中由衷感叹：“李叔同是一个万事皆认真的人。少年时做公子，像个翩翩公子；中年时做名士，像个名士；做话剧，像个演员；学油画，像个美术家；学钢琴，像个音乐家；办报刊，像个编者；当教员，像个老师；做和尚，像个高僧。”
李叔同，不唯秀拔的灵性令人讶异，极强的自制力更令人愧怍。
情色是一盏蛊毒，多少人深陷其中，至死不悟：轻则误尽青春，遗恨终生；重则丧命误国，万劫不复。
无疑，李叔同是一个另类：早年曾频入风月之所，也曾泥足深陷；盛年更曾流连文人雅集、男女酬唱，受着众人的追捧。然而，最终，李叔同还是抽身远离了绚烂，置自己于平淡之中。当被人问及出家之因，李叔同答曰：“母殁，益觉四大非我，身为苦本。其后出家，全仗宿因，时若非即剃度不可，亦不知所以然也。一切无他顾虑，惟以妻子不许为忧，竟以一叹置之，安然离俗。”出家绝非抛却一切，万事皆空，看弘一法师对家国“俗事”的牵挂、对佛法的精研，即可知道。
心如秋叶落
李叔同的原配夫人姓俞，小名蓉儿，比李叔同大两岁。
奉母亲王氏之命，李叔同于1897年与俞氏结婚。这一年，李叔同未满18岁。其母养育李叔同长大，历尽艰辛。
陈宰《李叔同——弘一大师——兼考“家在萧山潘水间”》一文写道：“大师五岁丧父，赖生母王凤玲抚育成人，自幼聪颖，从其母习诵名诗格言，过目成诵。七岁，从仲兄文熙启蒙，日课《玉历钞传》、《返性篇》等。八岁，从常云庄受业，读《孝经》、《毛诗》。十岁，始读经史诸书、临摹汉魏六朝碑帖。十三四岁，常学篆书，后又从天津名士唐静岩、赵幼梅等学习诗文、书画、篆刻，心有灵犀……”
李叔同事母甚孝，对母亲言听计从，不忍有半点悖逆。
李叔同之孝，可以从他填词的一首歌《梦》中看出：
哀游子茕茕其无依兮，在天之涯。惟长夜漫漫而独寐兮，时恍惚以魂驰。梦偃卧摇篮以啼笑兮，似婴儿时。母食我甘酪与粉饵兮，父衣我以彩衣。月落乌啼，梦影依稀，往事知不知？汩半生哀乐之长逝兮，感亲之恩其永垂。
哀游子怆怆而自怜兮，吊形影悲。惟长夜漫漫而独寐兮，时恍惚以魂驰。梦挥泪出门辞父母兮，叹生别离。父语我眠食宜珍重兮，母语我以早归。月落乌啼，梦影依稀，往事知不知？汩半生哀乐之长逝兮，感亲之恩其永垂。
哀哀父母，生我劬劳。这两段歌词，世人公认是李叔同感念父母恩情之作。
俞氏是天津一位茶商的女儿，属旧式女子，与李叔同性情与受教育经历大相径庭。因而二人虽然表面上相敬如宾，骨子里总缺少一种融入血液的欢爱。
或许，与俞氏结婚并数年相守、生儿育女，纯粹是为了讨母亲欢心吧。
结婚第二年，戊戌变法起，旋即失败。因李叔同也是康有为、梁启超变法的坚决支持者之一，怕被殃及，于是在1898年暮秋萧瑟的风里，奉母携妻离开天津，避居于上海。乍入上海，李叔同迅速适应了那儿的光怪陆离，成为“城南文社”的一员，文才崭露。
第二年，李叔同与袁希濂、许幻园、蔡小香、张小楼诸人结为金兰之好，号称“天涯五友”，并迁居于许幻园家的城南草堂，许幻园为草堂易名为“李庐”，李叔同索性自称为“李庐主人”。
这一段时期，是李叔同与俞氏生活的琐碎而静好的时光。
可惜，时光善妒，佳梦易醒，美好易飞。
1905年3月10日，李叔同的母亲王凤玲不幸病逝，年仅45岁。
随即，李叔同携家眷抚母亲的灵柩返回天津埋葬。
至孝的李叔同哀毁之下，万念俱灰。
安葬了母亲，渐渐对家乡、对熟悉的一切都了无热情之后，李叔同在天津安置妥俞氏和两个孩子，便于当年的秋天，将自己化作一只高飞的大鸟，东赴日本。
8月，李叔同进入上野美术专科学校学习绘画，课余时间里，还在音乐学校学习钢琴。
此时的李叔同，名字是李哀，字哀公，以此表达对母亲的悼念。
第二年，李叔同作别上野，考入东京美术学校油画科。
在日本，李叔同曾参加日本诗人森槐南、大久保湘南所领导的“随鸥吟社”，后又与曾孝谷等人组织创建了中国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并以李息霜之名在话剧《茶花女》中饰演玛格丽特。
1911年3月，李叔同在东京美术学校毕业后归国，随即接受直隶模范工业学堂的聘书，担任图画教员之职。后在上海城东女学、《太平洋报》、《文美杂志》、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西泠印社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职。
1918年8月19日，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山定慧寺正式出家，并法名演音，号弘一。
此时，李叔同38岁。
得知丈夫出家后，俞氏曾从天津来到杭州，苦劝李叔同还俗。
然而，李叔同心意已决，尘缘已了，面对俞氏，简单地表达了自己决不还俗的观点之后，遂飘然而去。
美丽的西湖，如同虚设，粼粼的波光，像讽刺的眼睛，满眼的清澈，都是她的眼泪吗？
俞氏呆立在原地，满面泪痕里映现的不知是哀怨，还是盼望。
1957年3月7日，黄炎培先生在《文汇报》上发表了《我也来谈谈李叔同先生》一文，其中谈到俞氏前往杭州晤见李叔同之事：“叔同出家首先在杭州的西湖，经过了几年，叔同的夫人到上海，要求城东女学杨白民夫人詹练一和我当时的夫人王纠思伴她去杭州找叔同，走了几个庙，找到了，要求叔同到岳庙前临湖素食店共餐。三人有问，叔同才答，终席，叔同从不自动发一言，也从不抬头睁眼向三人注视。饭罢，叔同即告辞归庙，雇一小舟，三人送到船边，叔同一人上船了。船开行了，叔同从不一回头。但见一桨一桨荡向湖心，直到连人带船一齐埋没湖云深处，什么都不见，叔同最后依然不一顾，叔同夫人大哭而归。”
自此，在无数个寂寞而漫长的夜里，俞氏一直盼望着丈夫能够“回心转意”，重新回到家里，回到孩子们身边。尽管他自从母亲去世后就很少回家了，但尘世中有了他，还是让她有一种精神上的归宿。
然而，直到她生命枯竭，也未能盼回丈夫。
为排解内心深处的苦寂，俞氏曾以绣花来“移情”，打发难挨的时光，但只要想到李叔同弃她而去，想到丈夫还在陪伴着古佛青灯，她就难以怡情。
绣花，只得作罢。
1926年2月15日，俞氏在久盼无望的寂寞里去世，终年49岁。这一天，是农历的大年初三，本该是阖家团聚、共享天伦的日子。
李叔同与俞氏结婚不久，俞氏生下一子，但不幸的是，孩子夭亡了。
1900年11月10日，俞氏生下长子李准；1904年12月9日，又生下次子李端。
身为女人，俞氏从未得到过丈夫刻骨铭心的爱，但作为妻子，她不唯将自己美好的青春年华向丈夫绽放，亦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丈夫。
爱如春草生
李叔同从日本回国时，他的身边还有一个同行的女子。
是一个地道的日本人，姓名不详，李叔同的孙女李莉娟这样描述她的日籍庶祖母：“有的说叫诚子，有的说叫枝子，具体叫什么还真的不确切，也曾经到日本去找过这个人，没有下落，一直也没有找到。”
在李叔同出家前断食期间所写的《断食日志》里，反复提到一个人——福基，包括李莉娟在内的人，尤其是一些研究李叔同的专业人士，均认为福基应该就是李叔同的日籍妻子。
时任杭州师范学院弘一大师·丰子恺研究中心主任的陈星教授说：“这个日记当中多次提到了福基这个人，而提到福基这个人的时候，讲到的事件都是私人的问题，比如说给我送棉被，都是一些私人的问题，所以说我们认为这个福基可能是他的日籍夫人的名字，那么我们也问过一些日本学者，福基这个姓氏在日本流不流行，都说确确实实是一个日本的名字。在弘一大师的这个研究过程当中，所有跟他交往过的人，我们几乎都能考证出这个人是谁，唯有福基这个人没有资料可考，所以我们倾向于意见——他的日籍夫人的名字可能是福基。”
黄炎培在《我也来谈谈李叔同先生》之文中提到的“李叔同的夫人”，李叔同的侄孙女李孟娟曾撰《弘一法师的俗家》一文，否认了为俞氏。
因而，到杭州苦劝李叔同还俗的，更多的人认为是他的日籍妻子。
对于李叔同的日籍妻子，我们权且以“诚子”称之。
诚子是李叔同在东京美术学校学习绘画时房东的女儿。
他们的缘分开始于1907年。
缘分的开端是学习西洋绘画的李叔同请求“诚子”做其专职的裸体模特。
诚子因意外而吃惊。在日本，将一个女子的裸体画在画布上，并展览出去让人看，不唯画家需要勇气，模特更需要非凡的胆量。
然而，让李叔同不曾想到的是，他的请求提出不久，诚子便答应了。
在那个极不开放的时代，连接画家李叔同与裸体模特诚子的，恐怕不仅仅是对美术的爱与支持，更有对对方的感情。
在李叔同的绘画水平突飞猛进之时，他们的感情也得到了升华。
1907年春天，在樱花的馥郁里，在充盈着暧昧与挑逗的空气中，李叔同与诚子达到了灵与肉的完全结合。
随后，诚子随李叔同来到了中国。他是她的爱情，是她的胸膛，她是他的心，她愿意装进他的胸膛里。
诚子赴杭州劝说李叔同无效、返回上海后，李叔同给诚子写过一封信。以下是信的全文——
诚子：
关于我决定出家之事，在身边一切事务上我已向相关之人交代清楚。上回与你谈过，想必你已了解我出家一事，是早晚的问题罢了。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思索，你是否能理解我的决定了呢？若你已同意我这么做，请来信告诉我，你的决定于我十分重要。
对你来讲硬是要接受失去一个与你关系至深之人的痛苦与绝望，这样的心情我了解。但你是不平凡的，请吞下这苦酒，然后撑着去过日子吧，我想你的体内住着的不是一个庸俗、怯懦的灵魂。愿佛力加被，能助你度过这段难挨的日子。
做这样的决定，非我寡情薄义，为了那更永远、更艰难的佛道历程，我必须放下一切。我放下了你，也放下了在世间累积的声名与财富。这些都是过眼云烟，不值得留恋的。
我们要建立的是未来光华的佛国，在西天无极乐土，我们再相逢吧。
为了不增加你的痛苦，我将不再回上海去了。我们那个家里的一切，全数由你支配，并作为纪念。人生短暂数十载，大限总是要来，如今不过是将它提前罢了，我们是早晚要分别的，愿你能看破。
在佛前，我祈祷佛光加持你。望你珍重，念佛的洪名。
叔同 戊午七月一日
这封信情真意切，情理兼赡，但又毫无转圜的余地。
李叔同心意之固，无可改变。
当爱情的甜蜜被青灯古佛的清修遮蔽，无奈，诚子回了日本，自我舔舐伤口，自我疗伤，不知所终。
二人没有孩子。
情如迷雾浓
俞氏是一个命运悲苦的女子，对于李叔同而言，她除了是母亲王凤玲“包办”给他的礼物之外，也与李叔同与另外几位女子的“婚外情”不无关系。
若李叔同不过是一个粗陋庸常的男子，即便是包办婚姻，也会慢慢接受；以俞氏的温柔贤淑，即便李叔同是一块石头，也会被渐渐焐热。
然而，李叔同却是一个通身灵透、多才多情的秀拔男儿。
从某种意义上说，夺走俞氏情感的因素之一是李叔同遇到了当时天津知名的女伶——杨翠喜。
若李叔同真能走进杨翠喜的内心，以生命与之演绎一段爱情的绚丽传奇，或许能够从某种程度上弥补心里的遗憾。然而，事实是，当李叔同的情感正自汹涌之时，杨翠喜的命运却已发生不可逆转的改变。
杨翠喜被时任天津南段巡警总局总办的段芝贵买下，献给了载振。
载振系庆亲王奕之子，时任清廷农工商部尚书，不唯出身皇室贵胄，且位高权重。
段芝贵之所以不惜重金买下杨翠喜，自然是为自己建造晋身之阶。
他盯上了黑龙江巡抚的位置，欲乘清廷改东北官制之机，逞其野心。
1907年，段芝贵果然如愿以偿。
他以12000金的花费，买断了杨翠喜的自由和李叔同正在泛滥的情潮。
关于杨翠喜身世的版本很多，其中一个是，其本名为陈二妞，原籍直隶北通州（天津史学家张仲认为杨是杨柳青人，也有称其为江苏人的），因12岁时被卖给养父杨茂尊，于是改姓为杨。
杨翠喜出生于1889年，比李叔同小9岁，14岁时，已经艳名远播。
她与李叔同的相识时间，相识机缘，均不详。
李叔同曾写两首《菩萨蛮·忆杨翠喜》，以表达对杨翠喜的赞美与忆念之情。
其一曰：
燕支山上花如雪，燕支山下人如月；额发翠云铺，眉弯淡欲无。
夕阳微雨后，叶底秋痕瘦；生怕小言愁，言愁不耐羞。
其二曰：
晚风无力垂杨嫩，目光忘却游丝绿；酒醒月痕底，江南杜宇啼。
痴魂销一捻，愿化穿花蝶；帘外隔花阴，朝朝香梦沾。
对于李叔同与杨翠喜的相识、相恋，笔者虽然存疑，但并不想颠覆，怀疑的只是二人相识的时间。
杨翠喜是历史上著名的“杨翠喜案”的女主角，这个人的实际存在并无问题。1907年，正当妙龄之时的她被段芝贵作为礼物送给载振似乎也无时间节点上的重大错误。但不少人却以为杨翠喜系李叔同的初恋情人，因母兄反对，不得不慧剑断情丝，才娶了俞氏。
从时间上来说，并不准确。
1907年，杨翠喜18岁时，李叔同已然27岁，自从1897年与俞氏结婚之后，已育三个孩子（第一个乳名叫葫芦的孩子在襁褓中夭折）。
因此，如果说是杨翠喜的美丽使李叔同情窦初开，甚至说李叔同正是为与杨翠喜的感情所伤，心灰意冷，最终遁入空门，则令人费解。
当李叔同还是个少年时，杨翠喜不过是一个小女孩而已。
以李叔同年轻时的文人雅趣，有了妻儿之后出入风月场所甚至爱上某个名伶或妓女并不稀奇，但从其人生轨迹上来看，又有了让人怀疑之处。
李叔同结婚后的第二年，即1898年，因康梁戊戌变法失败而匆匆迁居上海避祸。在沪上，李叔同很快便崭露头角，为自己挣得了文名。这时，他与在天津声名赫赫的杨翠喜根本无缘相识。
1905年春，李叔同的母亲去世，他抚母亲之榇回天津葬母。到天津之后，被族人刁难，开始时不准其母葬入李家祖坟，颇经周折之后，才让母亲入土为安。于是，该年秋天，李叔同即离开天津，远走日本求学去了。
莫非，在他回天津之后，到赴日之前，这一段不长的时间里，在母亲生前奉母极孝，母亲逝后痛不欲生的李叔同还有闲情逸致狎妓？
1905年到1911年之间，李叔同都在日本，并于1907年前后与诚子相识并相恋。
其间，李叔同于1906年回过一次天津，并写下《喝火令》之词：“故国鸣鹆，垂杨有暮鸦。江山如画日西斜。新月撩人透入碧窗纱。陌上青青草，楼头艳艳花。洛阳儿女学琵琶。不管冬青一树属谁家，不管冬青树底影事一些些。”
这首词的下面，附有“哀国民之心死也，今年（丙午）在津门作”的句子，忧国忧民之情充溢行间，似乎不像陷入爱恋的样子。
丙午年，即1906年。
李叔同年轻时不乏出入风月场、狎妓酬唱、欢乐达旦的风流韵事，且在其诗词中，也有不少写给女子的作品。或许，《菩萨蛮·忆杨翠喜》不过是其中的两首，而杨翠喜，不过是他结识的众多才高而美的女子之一而已。
两首《菩萨蛮》中，似乎看不出李叔同对杨翠喜“浓情似火，蜜意若江”的缱绻，更多的只是赞美，至于“痴魂销一捻，愿化穿花蝶”之语，或许不过是一个男子表达对一个女子赞美时的客套言辞，也未可知。
最后，段芝贵的如意算盘还是落空了：由于被人告发，段芝贵的黑龙江巡抚之职被慈禧太后裁撤，而载振为澄清自己，将杨翠喜赶出门去，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据说不得不嫁给了天津盐商王益孙，生下一个或两个孩子后郁郁而终。
在接受《天津青年报》采访时，陈寅恪先生的弟子、文史专家卞慧新先生说：“1907年天津发生的这件杨翠喜案，以一个亦妓亦优的女子而引出一场惊动朝野的事件，甚至她的名字竟见诸光绪皇帝的诏书，实在是封建社会少见的一大事件。案件涉及皇族亲贵、地方大员、富商、土棍，从一个侧面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虽然一切都已经过去，但在民间多年的流传当中，许多细节出现了多种说法，杨翠喜到底是哪儿的人现在已经没法说清楚了。”
即便是故宫博物院有关专家对于杨翠喜的身世也颇觉棘手，在《天津青年报》记者王志辉所撰的《雾锁杨翠喜难解三谜团》一文中，引述了有关史料中的一段解释：“杨翠喜原名春囡，父亲姓金，江苏人，因为家境贫寒，7岁就被卖给了一个孙姓的大户人家，不但能吃饱穿暖，而且还和教书先生学了一手非常好的蝇头小楷。谁知道在她12岁时，孙家败落，孙母带着她来到天津投奔亲戚，过了几年安稳日子后，孙母病故，她又被卖到津门伶人杨慕林家中。杨慕林虽没有正式下海，但在天津已经是小有名气的票友，他之所以买来春囡，就是为了教她唱戏。由于春囡十分聪明，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已经能够登台了，杨慕林就给她取名杨翠喜。”
围绕着杨翠喜的，是浓结的雾霭。因而，关于杨翠喜，关于李叔同与她的若有若无的“恋情”，更为耐人寻味。
已故历史学家邓之诚先生曾撰《书杨翠喜案》之文，其中有“杨翠喜寻常里巷中人，非有倾国之貌；因缘时会，亦得挂弹章，腾万口。衰世乏才，乘时擅权者，率不能高于此辈，良可慨也”，在邓先生眼中，杨翠喜连美女都说不上，至于她是否有资格承受李叔同的痴恋，是否能将李叔同出家之因归结于她身上，要得出定论，似乎更让人觉得忐忑。
情如梦初醒
如果说，李叔同与杨翠喜的相识是在天津，那么，结识李苹香，则在上海。
李苹香，本名黄碧漪，后曾化名谢文漪、李金莲等。与李叔同同岁，祖上本为徽州名门望族，生于浙江嘉兴。
18岁上，与母亲、弟弟共游上海，因盘缠费尽，难以回乡，不小心被一潘姓男子所骗，委身于他。让李苹香不曾想到的是，潘姓男子竟然早有妻室，悍妻自然不允许这一对“狗男女”进门，不得已，李苹香随“丈夫”前往苏州，靠出卖肉体维生。
后又浮萍般漂泊于上海。
李苹香与李叔同的缘分，始自1901年。
关于二人的相识，陈德述《弘一法师诗词中的博爱情怀与空灵境界》中介绍道：“1901年，风流倜傥的李叔同到上海后，对李苹香十分感兴趣。一次，一个叫山民的人在李苹香办的天韵阁宴请铁鹤、瘘、冷钵斋主、补园居士、惜霜仙史（李叔同）等人，酒尽之后，人人均赋诗，书赠李苹香。弘一法师先赋七绝三首，后又和补园居士四首。风流才子与风韵才女相会，必相互倾慕而心心相印，法师赠诗七首，表明他已经心仪于李苹香。”
因流连于风月之所，热衷于文人雅集，名为众人知的李叔同与沪上名妓李苹香想不产生交集都难。
李叔同初次进入李苹香的“天韵阁”时，便被其倾倒。
雅致的布局，不俗的谈吐，出众的气质，可人的美貌……李苹香俘虏了李叔同的心。
诗灵袭来，李叔同不由得以诗相赠。
诗共三首：
沧海狂澜聒地流，新声怕听四弦秋。
如何十里章台路，只有花枝不解愁。
最高楼上月初斜，惨绿愁红掩映遮。
我欲当筵拼一哭，那堪重听《后庭花》。
残山剩水说南朝，黄浦东风夜卷潮。
《河满》一声惊掩面，可怜肠断玉人箫。
初番相见，诗中更多的是忧国之情。
但将一番心事说与初识的女子，其用意之深，当可想见。
当年，李叔同入南洋公学经济特科班读书，与黄炎培、邵力子、谢无量等成为同窗，皆师从于蔡元培。
对李苹香，李叔同的感情一天天浓厚。
若不是母亲病逝，若不是对天津的族人失望，若不是赴日留学，或许，李叔同与李苹香的感情之路，会延伸得更远。
然而，这只是如果，这“如果”真的成真，或许李叔同的一生就会改写。
是分别的时候了。
临别，李叔同赠李苹香诗四首：
慢将别恨怨离居，一幅新愁和泪书。
梦醒扬州狂杜牧，风尘辜负女相如。
马缨一树个侬家，窗外珠帘映碧纱。
解道伤心有司马，不将幽怨诉琵琶。
伊谁情种说神仙，恨海茫茫本孽缘。
笑我风怀半消却，年来参透断肠禅。
闲愁检点付新诗，岁月惊心鬓已丝。
取次花丛懒回顾，休将薄幸怨微之。
诗中，既有浓郁的别绪，亦有温言的劝慰。
当爱情精镶了梦境，当岁月被爱情缩短，当生命因爱而流逝得空前匆促。这样的时候，就是分手的时刻了。
自日本回国后，李叔同与李苹香的爱情都成为过往，花落何处，无需再深究。个中原因，既因李叔同已有诚子这位可人，从性情上而言，随着年龄渐长，也渐渐消淡了当年狎妓取乐的习气。
李苹香后来遇到了章士钊，遗憾的是，二人也未能真正走到一起。
幸运的是，李苹香遇到了吴芝瑛，同为优秀的女子，惜才的吴芝瑛咬牙卖掉了珍藏的董其昌手抄版《史记》，为萍水相逢的李苹香赎了身。关于李苹香的故事，吴昭谦、王绣所撰《吴芝瑛义赎风尘才女》一文中，有这样的介绍：“李苹香在风月场中周旋了好多年，才子雅士终究是逢场作戏、风流自诩，真正的爱情却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她已不愿再过灯红酒绿、强作欢笑的寄人生涯。于是决心自食其力，改名换姓为谢文漪女史，又建立了一个《谢文漪书画室》，以卖字画为生。”
至于与李叔同曾经的那段韵事，已成一本竹纸古书，虽然精致，虽然令人心动，却由于岁月在它身上留下了太多的纪念，加之纸质太脆，让人连晾晒的勇气都不能生出，更不用说翻阅了。
1942年10月10日，63岁的李叔同书“悲欣交集”四字，交给妙莲法师。此前不久，他自感病势日重，大限日近，遂手书二偈，既以此与诸友告别，又剖白自己的内心：“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忘言。花枝春满，天心月圆。”
该了处已了，谁道风月总无边？需放时便放，早知浮生会有尽。10月13日，李叔同无牵无挂，安然圆寂。
准风月谈
身处乱世，心也曾痛失根本，但终归于宁静；心陷爱情，人因而迷失自我，然终抛却前尘。伤心人自有怀抱，为情太切，为才太厚，为时光太匆促；有志者方能自警，爱己宜少，爱人宜多，爱理想宜永恒。
叶浅予 邀至丹青绘一生
叶浅予掠影
本名：叶纶绮
生年：1907年
出生地：浙江桐庐
卒年：1995年
辞世地：北京
辞世原因：病逝
身份：画家
代表作：《王先生》（长篇漫画集）、《维吾尔人》（中国画）、《画馀论画》（美术专著）
时人评价：倔强出天性，堂堂对世人。《沧桑》留信史，天壤此雄文。笔底众生相，心中血泪痕。十年焚火后，抉目认昆仑。（黄苗子语）
生命中的女人：罗彩云、梁白波、戴爱莲、王人美
楔子
叶浅予的艺术天赋似乎得自生命的深处：未受过系统的美术教育，仅靠自修，却深得绘画三昧；既无显赫的留学背景，亦无名师悉心指点，只将一腔挚爱化为无边热情，浸淫于艺术中，不愿自拔，遂成大师级人物。
性情坦荡，不拘小节，或许正因此而迷上漫画与速写，并卓有成就；灵性过人，勤奋自砺，遂成就斐然，著作等身。
创新式画法，开一代画风，承精髓于永恒的艺术，融灵魂入静默的丹青。叶浅予不仅仅有妙手，更具慧心。
叶浅予的爱情与婚姻也颇有传奇色彩。
与罗彩云的婚姻，似乎是出于“懒”——想以此为自己疗伤，想坐享其成，想推卸责任……才未对包办婚姻反抗。无关的因素都具备了，就是没有爱情参与。
任由生米煮成熟饭，任由苦果酿作苦酒。
麻木的开头，似乎已预示遗憾的结局。
与梁白波、戴爱莲的婚姻则不同。因情而相识、相恋，因爱而结缡、厮守，后又因情而分离。叶浅予何幸，得遇一个个优秀的女子，并与之水乳交融，成就男欢女爱的浪漫；叶浅予又何悲，当爱情终成往事，当痛苦破空而至，袭扰心灵，最终仍旧像罗彩云一样，成为被人抛弃的受伤者。
所幸，命运又将王人美送到叶浅予的生命里。
所不幸，虽不乏温馨与幸福，但二人性格迥异，磕碰不断，家庭是战场，硝烟时起；更令人伤悲的是，天妒红颜，使之多病，最后又不得不黯然分开——永远。
先是运动将二人拉开，死寂的夜里，泪堕的声音惊心动魄；后是死神的无情使缠绵逐水，长久的凝望里，爱人何在？
造化弄人，谁也反抗不得。
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
1930年冬，冻云凝滞，寒风如诉，冰雪成凌。叶浅予奉父母之命，自上海回家乡桐庐，与罗彩云完婚。
这是一桩父母包办的婚姻。
叶浅予没有反抗。
究其原因，首先是他与王文英的感情不了了之，感情正处于谷底。
罗彩云的出现恰好填补了这个巨大的感情“亏空”。
与王文英的相识，缘于叶浅予的堂姐叶佩菁的介绍。此时的叶浅予尚为杭州私立盐务中学的一名学生，而王文英与叶佩菁是同学，均在杭州省立女子师范读书。通信数月，感情日渐深厚，叶浅予突发奇想，欲放弃现时的学业，到厦门报考新厦大，出于对爱情的膜拜，王文英毫不犹豫地同叶浅予前往。然而，随着报考的失败与叶家的破产，二人的爱情便被折断了翅膀。热得足以融化心灵的情话都冷若寒冰、所有的海誓山盟都如秋风过耳，这苍茫的人世间，爱情还能有明丽怡人的颜色吗？叶浅予为情所伤。
其次，叶浅予有对男女之情的渴望，有组建小家庭的梦想，在对爱情失去信心的时候，罗彩云“适时”地“从天而降”，正好给了他实现梦想之机。
新建的家庭能够幸福吗？建立在陌生男女之间的感情纽带牢固吗？即将诞生的人伦关系究竟是乐还是悲？叶浅予心里没底。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恰好是一个结实的大伞，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理由——若家庭幸福，夫妻和睦，正夙愿得遂；若不幸与之相反，幸福蒙尘，感情如坠冰窖，责任只在父母，只在罪恶的封建包办婚姻，与他无关。
再次，罗彩云生于书香门第，祖父曾任县令，其父任浙江省省政府秘书之职，兄长是小学教师——这些，都让叶浅予满意：这样的家庭背景，她的个人修为应该不差。
然而，让叶浅予无论如何也不曾想到的是，罗彩云竟然异乎众人，从小就厌恶上学，几乎是文盲；从小酷爱打麻将，沾染上了一些颇不良的习气。
叶浅予的心理落差之大，不啻霄壤。虽然对罗彩云的失察之过在于父母，但婚姻造成的痛苦却只能由叶浅予来承担。
自1925年起，叶浅予便来到上海打拼，经过数年努力——画广告、为教科书画插图、设计时装、从事舞台美术布景……一路走过，脚步坚实，这个初到上海时站柜台的小伙计，仅仅几年间，便成为小有令名的画界精英。
上海，成为发现叶浅予、扶植叶浅予成长的肥沃土壤，在这块沃土上，叶浅予的事业之树正葳蕤茁壮，渐成参天之势。
结婚之后，叶浅予要回上海了，他所创的《上海漫画》杂志、所主编的《时代画报》等刊物离不开他。
罗彩云也要求跟着去，态度之坚决，令叶浅予措手不及。
见丈夫不同意，罗彩云采取“一哭二闹三上吊”之法，欲迫使叶浅予就范，并将婆婆拉到自己的阵营，征得了婆婆的同情，终于如愿以偿。
想到妻子如此坚决地跟着自己，初时的叶浅予心里不乏温暖，一日夫妻百日恩，在上海，有一个依赖自己的女人，到底能给男人一种内心深处的抚慰。然而，不久之后，他就发现，罗彩云之所以如此，并不仅仅是陪伴他那么简单。
很快，罗彩云便展露出在娘家时养成的不良习气，在上海这座尤爱打麻将的城市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生养孩子期间，沉迷于打麻将、逛街、购物之中的罗彩云不唯将孩子丢给婆婆，将为孩子哺乳的天职全部“转嫁”于奶妈，还养成了克扣家用、私设小金库的习惯。
在《叶浅予自传》里，他痛苦满怀：“每当交了画稿之后，或下班回家之时，总觉得精神空空荡荡的。这时，罗彩云即使在家，我也觉得毫无生气，宁愿独自一人到公园走走。看到游园的大人孩子们或成双成对的情人们，更感到自己孤独。有时碰到什么应酬场合，就喝点酒，听点唱，把时间混过去；有时干脆约朋友坐跳舞厅，抱着舞女跳几场，解解闷气。总而言之，家里放着个文盲夫人，像一部生孩子的机器，实在空虚寂寞。”
感情之脆弱，若古书中对大家闺秀肌肤的描述，吹弹得破。因而，叶浅予遇到梁白波，便几乎是宿命一般。
叶浅予与罗彩云的婚姻相对稳定地持续了五年，之后，便处于名存实亡的幽暗隧道之中。
直到1954年，罗彩云在已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在江苏艺术学院工作的儿子叶申的劝说下，与叶浅予正式离婚。
1970年，罗彩云不堪忍受“反革命分子”叶浅予老婆罪名的重轭，服安眠药自杀。
罗彩云与叶浅予育有两个孩子：叶申（1931年）与叶明明（1934年）。
对于罗彩云，叶浅予坦承，对她是有感情的，甚至有过感激。在《叶浅予自传》中，他回首与罗彩云共同经营的那段岁月，对这段婚姻的解体，感触良深：“是她，使我切身体验了男女之间爱的基础是什么；是她，使我明白包办婚姻本身就是罪恶，结婚双方本人不能负责。我之所谓同情或恻隐之心，是封建人道主义的迷药，我曾被迷药迷住了心窍；我的一些忏悔语言，实际是虚伪的。封建道德不知伤害过多少人，罗彩云被伤害了，我也被伤害了。”
恩怨总无端，云一般难以捉摸，雾一样的惆怅，阴暗了人情；恩怨总有端，一个眼神的龃龉，一个念头的歧路，都翻转了人生。
回首处，明波洁白如斯
走进叶浅予生命中的第一个杰出女子是梁白波。
与梁白波的缘分翩然现身于叶浅予事业绚烂、爱情艰涩的尴尬时期。
他们的相识缘于极偶然的机会，冰人是一幅漫画——《母亲花枝招展，孩子嗷嗷待哺》。
画为梁白波所作，上面并未签全名，而仅仅是BON。
此时，叶浅予的小女儿叶明明刚刚出生不久，尚在哺乳期，而叶浅予的妻子罗彩云因不愿喂奶，让叶浅予四处张罗，为女儿找奶妈。
然而，要寻找合适的奶妈，谈何容易？
在苦恼之时——首先是为女儿担心，其次是对妻子不负责任的气愤，叶浅予见到了这幅漫画。
还有漫画的作者，她是来《时代漫画》社投稿的。
初见梁白波和她的画，叶浅予便怦然心动。
虽素昧平生，尚未说一句话，叶浅予便觉得，面前的女子与他心有戚戚焉——他分明觉得，这幅漫画是代他立言，说出了他想说而未说出的话！
他对罗彩云只顾保持自己漂亮的身材，保证自己玩乐的时间，而将女儿哺乳的大事弃置一旁的做法极为不满，这幅漫画已将他的想法直观地表达出来了！
很快，叶浅予便知道了梁白波的名字。
向《时代漫画》投稿的女作者极少，不想让身为主编的叶浅予牢牢记住，的确是一件难事。
与众不同的梁白波和她超出凡众的视角，吸引了在苦痛中飘摇的叶浅予。
叶浅予当即决定，将这幅漫画发表在《时代漫画》下一期的封面上。
接下来的日子，二人打交道便多起来。
于是，叶浅予又知道了梁白波更多的信息：
梁白波曾求学于新华艺专和西湖艺专，后在菲律宾一所华侨中学担任过美术教员之职；接触漫画之前，她是学习油画的；目前，她刚回国，没有工作，靠菲薄的漫画稿费勉强度日。
梁白波的窘状，激起了叶浅予作为男人的同情心；更让叶浅予觉得有缘的是，梁白波的住处距他甚近！
梁白波似乎对叶浅予也颇有好感，主动请叶浅予吃饭。
相见恨晚。二人的心倏然离得很近很近。
自此，二人开始幽会。
尤让叶浅予感到温暖的是，梁白波毫无名分之念，明知他有家庭，还是与他走到一起，义无反顾。
1935年的春天，对于叶浅予与梁白波而言，极不寻常。这个春天的温暖，融化了叶浅予对爱情积久的绝望。他再次被爱情温柔地击中，生活开始变得饴糖般浓稠、甜蜜。
这样的时候，津浦铁路局也充当了媒人。
这样浪漫的季节里，一列火车自浦口开出，宗旨是宣传卫生。
叶浅予与梁白波也在被邀之列，双双在这列火车上。
于是，充溢着玫瑰芬芳的旅程开始了。
自浦口经蚌埠、徐州、泰安、济南、沧州，甜蜜缩短了旅程，倏忽间已到达天津。
爱情让人不知疲倦，沿途的胜景更浓郁了心底的甜蜜。
任务已经完成，为犒劳和鼓励参与卫生宣传的功臣们，铁路局将叶浅予他们拉到了北平。
三天后，同行者心满意足地踏上了回沪的归途。
叶浅予与梁白波“脱离”了组织，他们没有回去，而是在金鱼胡同一家公寓住了下来。
他们要尽情地畅游古老的北平城，疯狂地享受爱情。
以上海漫画家的身份，叶浅予潇洒地与北平画家、摄影家与记者往来，他们是他新结识的朋友；以叶浅予女朋友的身份，梁白波一脸幸福地牵着叶浅予的胳臂，与她完全陌生的世界近距离接触。半个世纪后，叶浅予犹自幸福地写道：“我们白天游故宫、天坛、天桥、颐和园，晚上看京剧名角演出……我从小喜欢看戏，青年时迷上了京戏，自己也能哼两句，但在上海只能偶然看到北京名角的戏。到了北平，几乎每天晚上可以看到不同名角的演出……”
这一段时间，不仅叶浅予大大增长了见识，梁白波收获更大：受爱人的影响，她学会了速写。
爱情之树茁壮成长的速度，不唯局外人难以想象，即便当事人也既惊且喜。
相见时难别亦难。令两人痛苦的是，北平城像是迥然入九霄的神仙宫殿，而上海则是冷硬的人间，缠绵梦太易醒，转瞬间只能跌落到残酷的现实！
回到上海，二人的关系只能收敛：当初的甜蜜有多少，现在的痛苦就有多少。
然而，一件事的出现，使他们索性破釜沉舟，不再畏首畏尾。
上海的《时报》，刊出了一则“《王先生》作者因感情突变，逃离家庭出走”的消息，消息赫然刊于头条的位置，触目惊心。
是已经侦知叶浅予与梁白波婚外恋情的罗彩云向报社“爆了猛料”。
罗彩云此举，本意在提醒甚至吓唬叶浅予注意影响、及时悬崖勒马，结果却适得其反，反而断了叶浅予与梁白波的退路，也斩断了叶浅予对罗彩云的最后一丝不忍。
于是，叶浅予一边邀约律师，处理与罗彩云的离婚事宜，一边与梁白波从上海“移师”至南京，公开同居。
罗彩云不愿离婚，颇费周折之后，叶浅予在答应暂不离婚、每月给罗彩云付生活费的条件后，终于获得了与梁白波并肩携手于阳光下的资格。
遗憾的是，这一段感情仅仅持续了四年。
这一段时间里，在爱情的滋润下，叶浅予与梁白波在事业上均卓有进境：叶浅予创作了长篇漫画《小陈留京外史》和《王先生到农村去》；梁白波也创作了连环漫画《蜜蜂小姐》，并为《抗战漫画》月刊供稿。
随着全国抗战的烽烟燃起，随着成就的愈来愈高，当初不顾一切、飞蛾扑火的爱情渐渐变得冷却。
1938年，梁白波因爱上了一位空军英雄而主动与叶浅予分手，二人在武昌昙花林话别之后，梁白波彻底脱离了漫画群体，追随她的爱情而去。解放前夕，梁白波随丈夫迁居台湾，后因患精神分裂症自杀。这位富有才华的漫画家，以这种方式香消玉殒，令人扼腕。
回忆与梁白波的缱绻痴缠，叶浅予始终充满着温情：“回忆在南京的生活，那是我们最美好的日子。我充分享受了一个才女的一切赐予，充分感受到她在艺术上对我的启发。尽管这几年也有许多磨难，但所收获的比失去的多得多。白波不是一个寻常的女性，她有不吝施舍的精神，也有大胆占有一切的勇气。在那个年代，虽然有社会风气的熏陶，她内心的叛逆因素却起了主导作用。像我这样一个屈从于封建家庭的人，居然敢于挣脱束缚手脚的绳索，关键在于白波的大胆与勇敢，支持我竖起反叛的旗帜，和她一道去探索新的人生道路和艺术前景。”
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清辉惹寸肠。树欲静而风不止，思欲淡而梦无香。四年的爱情香芬，足以精镶叶浅予的一生。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梁白波像一只玲珑的鸟儿，向着新的爱情痴情地唱歌之后，叶浅予便被打入痛苦的深谷。
之后，叶浅予奉命往返于香港与内地之间，从事《日寇暴行实录》的监印和《今日中国》画刊的出版工作。意念中，梁白波的倩影挥之难去，但又遥不可及。
这样的苦痛里，另一只可爱的小鸟——戴爱莲，悄悄飞临叶浅予的碧梧枝头。
戴爱莲的祖籍是广东鹤山，1916年出生于西印度群岛的特立尼达岛。
戴爱莲是一个失去了本姓的可怜女子，其祖父阿大小时便被招募至特立尼达，并不知自己的姓名。于是，人们便以“戴”作为他的姓，因广东方言中，“戴”“大”同音。
戴爱莲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因受酷爱音乐的母亲的遗传与熏陶，颇有艺术细胞。15岁时，随母亲定居于伦敦，并继续学习舞蹈。然而，由于父亲艾石克经商失败，家里陷入困窘，学习难以持续，连生存都成了难题。所幸，曾经教过她的一位伦敦著名的芭蕾舞教授慧眼识玉，免费教授戴爱莲，才使得她的学业得以延续。
过人的天赋、非凡的努力加上名师的指点，数年间，戴爱莲在舞蹈上登堂入室，渐渐跻身于既精通芭蕾又掌握现代舞的年轻舞蹈家之列。
祖国全面爆发抗日战争之后，戴爱莲离开伦敦，离开她待遇优渥的舞台，来到香港，希图为祖国尽一份绵力。
1938年6月14日，由宋庆龄任主席、宋子文任会长的“保卫中国同盟”于香港成立。
热血而爱国的戴爱莲决定暂时盘桓在香港，在她一向景仰的宋庆龄身边为祖国尽些绵力。
她并不知道，一段长达10年的美丽缘分正悄然降临。
廖仲恺的女儿廖梦醒是引来这段缘分的青鸟。
有一天，时任保卫中国同盟秘书的廖梦醒找到了正在香港的叶浅予，请他出面，为戴爱莲即将举办的舞蹈表演会做宣传。
这次舞蹈表演会是由宋庆龄发动，意在为远在延安的国际医院募集基金以购置医疗器材。
廖梦醒强调，戴爱莲是一位爱国的舞蹈家，是自英国来香港的，目的就是为祖国效力，并替叶浅予与戴爱莲约定了会面的时间与地点。
半个世纪后，叶浅予尚能清晰地记得他与戴爱莲的初见：“这位舞蹈家身材矮小，舞技娴熟，可是说一口英语，我的英语只有中学程度，如何对付得了！彼此之间交流思想只好打手势，还有时用图画。”
在肢体语言或其他方式的辅助下，两人谈得非常愉悦。
仅仅一周后，二人便成为非常熟知的朋友。
对于戴爱莲而言，来到香港后，由于语言障碍，她难以接触更多的内地人，叶浅予是唯一的一个。对于祖国内地的情况，戴爱莲非常渴望了解，叶浅予便成为她实现这一愿望的唯一窗口。
对于叶浅予而言，戴爱莲也是他有生以来接触到的唯一一位华侨艺术家，加上为爱情所伤，亟待抚慰，尤其渴望来自美丽异性的温暖。
于是，相见恨晚之感便萌生于两颗同样热爱艺术和祖国的心灵。
仅仅相识半个月后，两人的关系就发生了质的变化，据《叶浅予自传》中所述，“我们之间由社会人的关系升华到生物人的关系”。在热情似火的戴爱莲的爱情攻势下，叶浅予缴枪投降，幸福地全城沦陷于戴爱莲的甜蜜陷阱中。
得知两人坠入了爱河，宋庆龄非常高兴，便主动扮演了主婚人的角色。
在自己的住处，宋庆龄为叶浅予与戴爱莲举行了新婚宴会，郑重宣布二人自此成为夫妻。宴会上，有叶浅予的同事、《今日中国》画刊的丁聪与刘邦琛，也有保卫中国同盟的廖梦醒、爱泼斯坦、柳无垢与巧茉莱。
宴会后，叶浅予与戴爱莲乘船到香港、澳门间的长洲岛度了三天“蜜月”，水波潋滟，荡漾着新婚夫妇的甜蜜；春光若诗，融合着33岁新郎的幸福与24岁新娘的娇羞。
蜜月结束后，二人在香港的新居——叶浅予与戴爱莲在一个印度人家里所租的那间房里，又举行了一次茶会，招待亲友，作为他们爱情与婚姻在亲友面前的揭幕式。叶家没有亲人在港，只有一批驻港的文艺界朋友，如夏衍、冯亦代、郁风、黄苗子、马国亮、丁聪、刘邦琛、张光宇、张正宇、盛舜等，戴爱莲的姨娘李夫人一家在香港，便携其一子一女现身。
这是1940年的春天，这属于叶浅予与戴爱莲的春天。这个春天里，他们的心消除了距离，他们的人生交汇在一起。这段婚姻，和与罗彩云的截然不同，粘合起这段婚姻的全无包办的成分，只有浓烈的爱情；也和与梁白波的迥异，这一次，他们多了亲友的祝福，少了颠沛流离的尴尬与忐忑。
茶会后的一周，夫妻俩开始向理想进发——一直以来，戴爱莲渴望到延安去，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服务；而叶浅予也需要就《今日中国》的出版经费问题向重庆有关方面汇报，自然相携同行。
水陆更迭，舟车劳苦，历经15天，终于抵达重庆。
在重庆，叶浅予夫妻见到了许多老朋友。此时，戴爱莲才知道，自己的丈夫竟然是一位如此有名的画家！因而，当朋友们开玩笑说，是叶浅予运用骗心之术将她俘虏时，她急忙用英语为丈夫辩解：“不！不！是我甘心情愿嫁给他的，他是个好人！”单纯的样子惹人怜爱，幸福的常态尤令人艳羡。
抵渝之前，途经桂林时，叶浅予夫妻受到了广西艺术馆欧阳予倩的盛情接待，应邀观看了广西地方戏——桂戏的演出。戴爱莲初次接触到中国戏曲中的舞蹈身段，如痴如醉，遂萌生学习祖国舞蹈之念。
这对戴爱莲而言，是其艺术之路的一次重大转折；福祸相倚，对于他们的爱情而言，似乎又遥遥地埋下了伏笔。
在重庆，叶浅予向有关部门辞去了《今日中国》主编之职，意欲与妻子一起到延安去。之后，他们在化龙桥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周恩来。
在周恩来建议下，二人最终放弃了去延安的打算，因为后方更需要他们这样的人才。
其间，夫妻二人经历了日寇对重庆连续一周的疲劳大轰炸，不唯重庆军民抵制住了死亡的威胁，叶浅予夫妻的爱情也经历了磨难的考验。
大轰炸之后，戴爱莲的艺术浴火重生，在高昂的意志里，她将新结识的音乐家马思聪的小提琴曲《思乡曲》和《新疆舞曲》编成了两个独舞节目，搬上了重庆交响乐团演奏会的舞台。
叶浅予夫妻在重庆一年有余，于1941年秋末时节返港。叶浅予也在重庆军民革命激情的激励下，灵感澎湃，将这次重庆之行的耳之所闻、目之所睹绘成了80幅漫画，以《重庆行》的主题在港展出。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攻香港，打乱了叶浅予陪戴爱莲赴新加坡旅行、表演和举行画展的计划。
这时的他们，再次经历了死神的威胁：被困于九龙山尾村的一个农民家中。所幸，一个月后，他们逃离厄运，逃至桂林。
在桂林，戴爱莲得续向民间舞蹈学习的“前缘”，师从桂剧名演员小飞燕学得《哑子背疯》，并应广西艺术馆之邀，办了一期短期舞蹈班，尤其可贵的是，与田汉结识。
叶浅予也将此次逃离苦难的经历画成了《逃出香港》23幅漫画，可谓收获颇丰。
然而，谁能想到，经历劫难的夫妻，竟然在和平到来之时劳燕分飞呢？
1949年北平解放之后，叶浅予任美协副主席之职；自1950年起，戴爱莲受文化部之聘，任北京舞蹈学校校长。
1950年，叶浅予再次经历了生命中最冷的一个冬天。在这个冬天里，奉命参加民族访问团赴新疆刚回来的叶浅予，头顶忽然炸开了一个惊雷：戴爱莲严肃地向他提出了离婚——她爱上了青年舞蹈家丁宁，他是她舞剧《和平鸽》排演时的同事，并在叶浅予家中住过一段时间，由于工作的频繁接触和融洽的配合，天真的戴爱莲认为，找一个相同职业的人更有益于她事业的发展。
自1940年至1950年，叶浅予与戴爱莲十年的幸福之源宣告枯竭；1951年，叶浅予与戴爱莲正式办理离婚手续，喜乐同源，戴爱莲溺于对新恋情的畅想里，叶浅予则独拥苦痛；1956年，戴爱莲与丁宁结婚，遗憾的是，这段匆促的婚姻并未维持多久便走到尽头，原以为爱情是天荒地老的神话，不料却是瞬间绽放的寂寞烟花。
与叶浅予离婚、尤其是新的婚姻夭亡之后，长期以来，戴爱莲一直陷入痛悔中。然而，直到叶浅予去世，她未能实现复婚的愿望。叶浅予的女儿叶明明说：“只有爸爸最了解妈妈，只有爸爸能和妈妈进行精神上的沟通。他们不但事业上相辅相成，心灵上也是相互安慰。”然而，津渡虽在，白帆千里，离恨悠悠，谁人可知？只留下深深的懊悔和亲人们的遗憾罢了。
2006年2月9日，戴爱莲逝世于北京，享年90岁。此时，叶浅予已经辞世11年之久。
《叶浅予自传》中，叶浅予的笔触蘸满了忧伤：“翻阅画箧，发现1944年在四川北温泉松林宿舍画的一幅题为‘松林人物志’的画，其中有一对走江湖的夫妇，女的跳舞，男的击鼓，那就是我们两人生活的写照。”往事历历，一如昨日，然而，一切都似乎是记忆中的幻影而已。
人美如月，情归永恒
1955年，叶浅予与著名电影演员王人美结婚。
他们的结合，缘于同为演员的吕恩的撮合。
王人美，原名庶熙，祖籍湖南浏阳，1915年出生，长于长沙。其父王正权系长沙第一师范数学教师，曾为毛泽东的老师。父亲去世后，王人美先随哥哥姐姐到武汉，后随二哥王人路到上海，入黎锦晖美美女校学习歌舞，与黎莉莉、薛玲仙和胡笳被称为明月团的“四大天王”，饰演《野玫瑰》女主角和《渔光曲》小猫一角后，王人美名声大噪。
1934年，王人美与金焰结婚，十年后离婚。对此，王人美曾回忆道：“抗战爆发后，金焰和我缺少共同生活，他认为丈夫应该养活妻子，不赞成我独自参加大鹏剧社，更反对我报考美军打字员。他不了解我经历流亡生活后的思想变化，我怎么能安心当一只家猫。他不理解我，认为我伤害了他的自尊心。我们的离异既没有吵闹，也没有眼泪……”
叶浅予与王人美结婚时，他48岁，她40岁。年龄与性格决定了他们结婚的低调，没举行隆重的仪式，只在四川饭店宴请了几十位老友，郭沫若、于立群、阳翰笙、吴祖光、丁聪、黄苗子、郁风等人到贺。
祝福的诚挚，掩不住性格的迥异；新婚的幸福，很快便被争吵替代。
1985年，年届古稀的王人美经解波整理，出版了《我的成名与不幸》一书，书中对丈夫叶浅予似乎充满了哀怨：“叶浅予是个好画家，却不是个好丈夫。除了懂画，别的什么都不懂，家中里里外外的事全要我操心。如今我半身偏瘫，管不了那么多。你看这个家，搞得多脏多乱。嗨，还有好多好多让我恼火的事，也别说了。我告诉你一句话，叶浅予是个过于沉浸在事业里的人，当这种人的妻子真不容易！”
王人美因不慎摔跤引发脑溢血，自此成为植物人，于1987年4月12日去世，享年72岁。一代巨星，敛去了所有光芒。
媒人吕恩曾经回忆叶浅予与王人美的爱情：“婚后两个人到了上海，过了几年的平静日子。到一九五七、五八年的时候，因为一次运动人美又发病了，而且很厉害，后来就被送到北大医院，也吃了很多苦。‘文革’来了，浅予在监狱里关了八年，但是非常的坚强。我觉得这真是两个很坚强的人碰到了一起，更是两个好人走到了一起。当然他们夫妻之间也经常拌嘴，其实是人美对浅予爱得太专、太过火了。一九九一年浅予回老家桐庐，他曾指着山边的一块地，说他死后要葬在这里，把人美也和他葬在一起，他心里面是有人美的。”
在吕恩眼里，叶浅予与王人美的感情是“善始善终”的。
叶浅予与王人美的感情，忧喜参半，恩怨杂陈。既有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琐碎与龃龉，也不乏“却话巴山夜雨时”的渴盼与温馨，《叶浅予自传》里，既有“婚礼当天就不太愉快。结婚才一个月，我俩就为一点小事顶撞起来，她竟一本正经地提出要和我离婚”的自剖，也有“我躺在病床上，想着这位共同生活了30多年的伴侣，不由心中黯然，只能默默地祝愿她的灵魂获得解脱”的缅怀。
王人美病逝之后，叶浅予恸写《悼亡诗》一首，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老汉八十/多么想老伴你为我做一顿生日美餐，/政协会议正酣，老汉心脏查出异状，/急忙送进医院，和你一样躺在病床。/“四一二”噩耗传来，/生离死别是什么滋味？/八宝山最后一面，无缘赶上，/遗憾呀，遗憾！
1995年5月8日，叶浅予在北京长逝，享年88岁。眼底丹青，赤橙黄绿青蓝紫；胸怀丘壑，山水含笑待我归；满腔柔情，一笑一嗔皆有意；平生正直，坦坦荡荡近乎痴。
一切，都归于永恒。
准风月谈
坦荡是眼底高山，看时很近，走时却很远；幸福是胸中幻象，想时颇易，做时却颇难。经营爱情，有法而无定法，浪漫为纬，现实为经；维护婚姻，无心而实有心，诚挚为先，尊重为要。无人可学，他人的天堂，或许是自己的地狱；爱我所爱，爱人的希望，应作为自己的目标。
徐悲鸿 意短情长寸心知
徐悲鸿掠影
本名：徐寿康
生年：1895年
出生地：江苏宜兴
卒年：1953年
辞世地：北京
辞世原因：患脑溢血病逝
身份：画家、美术教育家
代表作：《九方皋》、《愚公移山》、《田横五百士》
评价：我认为，他不但在艺术创作上很有成就，而且在艺术理论上也是有见解的。（周扬语）
生命中的女人：蒋碧薇、孙多慈、廖静文
楔子
奔马与雄狮不仅仅是徐悲鸿天纵才气的具现，更是其爱国情结的张扬；移山的愚公与杀身成仁的田横五百士不唯是徐悲鸿内心岩浆的沸腾，更是其不甘国土沦丧、渴望民族雄起的凸显。
以丹青为血，以画笔为枪，徐悲鸿以美术为阵地，荷戟挺立，摒弃彷徨，意欲唤醒国人，提振国人缺钙的爱国意识。
从这样的角度而言，徐悲鸿不仅仅是一个富有才华的画家，一个蕴藏血勇之气的文人，更是一个热血贲张的斗士，一个边吹响号角边冲锋陷阵的军人。
爱国情绪与艺术一样，是融入徐悲鸿血液的东西，或者说，二者均为徐悲鸿的血、灵魂和图腾。
构成徐悲鸿血、灵魂和图腾的元素中，还有爱情。
是爱情，将他从丧妻夭子的悲痛中拽出，走到矢志追求艺术的进取境界；是爱情，点燃了他渴慕的眼睛，眼睛燃烧着，驱走心中的阴霾；是爱情，让他奋不顾身，与蒋碧薇勇敢地面对世俗，向着爱情的火焰扑去……
是爱情，使徐悲鸿顶住了所有压力，走过阮囊羞涩的赤贫，走过画作无人问津的尴尬，走出一片艳阳天。
此时，蒋碧薇，是左右徐悲鸿爱情走向的鸽哨。
孙多慈脸上的羞赧是一种催化剂，中年的徐悲鸿瞬间敛去了矜持，年轻的风又自心底吹起，霎时间便吹遍静如潭水的岁月。于是，心灵的天穹便如秋，高远得令人吃惊，晴朗得令人心悸……爱情，恍若一梦，但又如此真实。
毕竟，焰火是容易熄灭的，唯其绚烂，才易消失；唯其动人，才是瞬间。
只剩下丑陋而硌人的怅惘。
廖静文是一朵秀气的秋云，悄悄地飘来，静静地入驻，温柔地眷顾，恒定地厮守……此时，云不再只是云，静好的岁月是它的心思，平淡的日子未必不是一种浪漫。
于是，徐悲鸿的青春与灵性便再次绽放。
蒋碧薇：恩怨随风
与蒋碧薇真正走到一起之前，徐悲鸿已经经历了数次感情的打击：父亲病故、元配病逝与幼子吉生夭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三段令他痛苦的打击接连降临的同时，也使他成了自由人，使其心灵的空间空前扩大——虽然说起来如此残酷。
父亲的撒手西去，使徐悲鸿不得不结束了独自在上海卖画、伺机学习西洋画法的计划，匆忙赶回家乡，在家乡的彭城中学、始齐女子学校、宜兴女子学校等校任图画教员之职。
其间，徐悲鸿通过同事蒋兆兰和程伯威，得与蒋梅笙相识，并曾至蒋府做客。
蒋兆兰是蒋碧薇的伯父，程伯威是蒋碧薇的姐夫。
而蒋梅笙是蒋碧薇的父亲。
蒋梅笙对徐悲鸿的欣赏，无意间成为搭建徐悲鸿与蒋碧薇姻缘的桥梁。
1915年，沉浸于艺术之梦中的徐悲鸿，再次离开家乡，来到上海。先在黄警顽、黄震之的襄助之下，学习法语与德语，为日后出国深造做准备；后于1916年考入复旦大学法文系系统学习法文。
命运的博大精深与翻云覆雨令人讶异，此前，蒋梅笙也接受了复旦大学之聘，全家由宜兴迁居上海。
于是，徐悲鸿与蒋碧薇的爱情便有了萌生的膏腴土壤。
此时，蒋碧薇未满18岁，其名还叫蒋棠珍，“碧薇”是不久之后，徐悲鸿为她所改的名字。
徐悲鸿与画家周湘、高奇峰、高剑父等人的结识，为哈同的“哈同花园”创作仓颉像，均昭示着徐悲鸿的前途不可限量；与康有为的结交，更令蒋梅笙感叹，他若有未曾许人之女，会考虑嫁与徐悲鸿。
前提不存在，蒋梅笙怎么许诺都作不得数，仅仅表达赞誉之情也就够了。然而，父亲的态度，无疑影响了蒋碧薇。
从蒋梅笙的感叹中，我们也可以得知，蒋碧薇已经名花有主。
5年前，她已经由父母做主，许配给苏州名门望族查家的二公子查紫含。
包办婚姻历来受秉性正直者反对，更何况蒋碧薇是一个个性十足的女子。只不过，未遇到徐悲鸿之前，她的反抗未表现出来而已。
如今，不动声色间，蒋碧薇心里的那层隐忍便被捅破。
徐悲鸿的才华她早已耳闻，徐悲鸿的风采她早已心仪，她的青春，是一帧风景，美丽，纯净，未尝受任何污染。
如今，她要将这青春交付徐悲鸿了！
然而，徐悲鸿心里是怎么想的呢？蒋碧薇饶是聪慧过人，也难以确定，从偶尔与徐悲鸿短暂相处的情形来判断，他应该是喜欢她的。这种喜欢，是爱情吗？
事实上，徐悲鸿早已爱上了蒋碧薇。
蒋碧薇曼妙的身材、可人的容貌，尤其是她过人的气质和与众不同的修养，是一只魔力难拒的手，紧紧攫住徐悲鸿的心。且不说徐悲鸿是一个受艺术女神眷顾的天才画家，即便是一个普通男子，在蒋碧薇面前，他也会成为出色的美丽鉴赏家。
蒋碧薇是一个绝好的艺术品，是上天的杰作。
爱情的岩浆在心里汹涌奔突，徐悲鸿听到了青春的呼唤。
然而，蒋碧薇会接受他吗？
查家来蒋府议亲的时日即将来临，蒋碧薇蓦然萌生穷途末路般的恐慌：若不能及时确定人生的方向，若不能及时侦知徐悲鸿的真实想法，一切都要晚了！
蒋碧薇又不由想起未婚夫查紫含投机取巧、欲让岳父为他考试作弊的糗事。这样的人，值得她托付终身吗？
1917年5月14日，徐悲鸿与蒋碧薇的爱情故事精彩上演——这一天，他们私奔了！
目标是日本。这个岛国离上海近，可以省去不少路费，更可以节省不少时间；尤为重要的是，日本艺术氛围相对浓郁，中国留学生麇集，除了徐悲鸿心仪已久的法国，日本是最佳选择。
在日本，陌生而新鲜的生活，更多地向他们展现了它的千疮百孔和狰狞。
没有足够的名气，画作就不好售出，即便售出，价钱也不会高，这是铁律。
生活费用并不会因为两个人的恩爱而网开一面，仍然高得惊人。
当一对男女在爱情面前迷失了自己，生活便会冷冷地提醒他们，人生的方向在哪儿。
就是如此，爱情，一旦遇上了生活，便不得不放下高贵的浪漫，沾染上呛人的烟火气。
不得已，拼命地挣钱，尽力压低生存成本。
所幸，他们的爱情是一件恒温的衣服，源源不断地提供着温暖。
所幸，还有理想，像一盏高挂于头顶的明灯，驱除了徐悲鸿的彷徨，使他拥有不竭的动力。
当白昼隐去，当漫长而寂寞的黑夜降临，当浪漫与激情落潮，当疲惫沛然升腾，尖利可触的漂泊之感便会苏生。恍然明白，有了爱情，肚子仍会饥饿。
只有先回到国内，边谋生，边经营他们的爱情。若能寻求到公费留学的机会，自然是上上之选。
不论国内还是国外，有一个事实是清晰无比的：蒋家已与查家成功退婚，他们取得了胜利。经营爱情，总算有了最坚实的基础。
不久，徐悲鸿应蔡元培之邀，自日本归国，任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此时的徐悲鸿，年仅22岁。
自此，蒋碧薇的倩影，终于能够优雅地亮相于祖国的天空下；她和徐悲鸿也可以以夫妻的名义，光明正大地行走于北京的街道上。以世俗的眼光看来，他们的爱情，终于修成了正果。
1919年3月下旬，徐悲鸿与蒋碧薇再次离开祖国，目标是巴黎。
这一次，徐悲鸿是公费留学。到巴黎后不久，他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巴黎国立美术学校，潜心于绘画和素描之中，浸淫于艺术的无穷魅力里；蒋碧薇求知的眼睛也开始晶亮于一所教授基础法文学校的教室里。
在浪漫的巴黎，他们度过了一段最美丽的时光。虽然北洋政府发给的公费极为有限，虽然由于徐悲鸿名气还不够，他们仍不免为柴米油盐担忧。然而，那一段日子的阳光，当是散发着芬芳的，关于那一串日子的记忆，也当是彩色的。
爱情是一件最神奇的衣服，蒋碧薇容光焕发，徐悲鸿青春涌动。
然而，生活的情节永远不甘于平铺直叙。
因公费一度中断，徐悲鸿与蒋碧薇只能暂且离开浪漫的巴黎，到学费略微便宜的德国继续学业。
在德国，蒋碧薇遇到了张道藩；由于张道藩的执着追求，她与徐悲鸿的爱情也一度面临着考验。
值得庆幸的是，爱情经受住了考验。
这是充满凶险的1921年。德国虽不以浪漫著称，但张道藩的浪漫却一度令徐、蒋爱情陷入动荡。
1923年，公费恢复，徐悲鸿与蒋碧薇离开德国，重返巴黎国立美术学校。
爱情的警报似乎瞬间解除，然而，让人未尝意料到的是，张道藩随后也到了巴黎，以艺术之名，成为巴黎最高美术学院的一名求知者。
数月之后，因公费再度中断，徐悲鸿不得不离开妻子，与在法国游历的黄孟圭为伴，先转赴新加坡，靠作画筹措学费；后又归国，为筹措学费进行着艰辛的跋涉，直到1926年才得以回到在法国的蒋碧薇身边。
徐悲鸿不在的三年里，填补蒋碧薇情感黑洞的，是张道藩；陌生的国度里，想方设法驱走她孤苦寂寞的，是张道藩。
在《蒋碧薇回忆录》里，她对张道藩由衷称赞：“他是那么诚实可靠，热情洋溢，乐于助人，悲鸿不在我的身边，他的确帮过我不少忙，我对他寄予了无比信任，常常请他充当我的男伴。”虽然这一段时期，蒋碧薇的爱情城池并未陷落，但仍然可以说，从此时开始，张道藩已经进驻蒋碧薇心灵。
在徐悲鸿远离的日子里，在蒋碧薇被孤独攫住的朝朝暮暮中，张道藩的抚慰无疑是整个春天的烂漫。然而，在火一般的追求面前，蒋碧薇没有遗忘当初的誓言，她心如磐石，意若蒲苇，矢志不移。对于蒋碧薇的坚守，吴基民在《蒋碧薇生死恋》中写道：“她想到来欧洲这些年里，丈夫整天潜心作画，还几度只身前往南洋卖画，对她的情感日趋淡漠。孤独中，张道藩给过她几倍于丈夫的温存。她对此迷茫过、感怀过，也犹豫过。张道藩的这封信使她陷入万分痛苦的境地……但她还是下决心关闭了对张道藩的感情闸门，十分理智地回了一封长信，劝张道藩忘了她。”
随着徐悲鸿的回归，为情所伤的张道藩匆匆与法国女子素珊结婚，他们的爱情再次化险为夷。
善始的爱情，令人遗憾的是，仍未能善终。
徐悲鸿并未守住自己的爱情城池。自1930年那个活色生香的秋天袅袅降临，他的情潮开始为另一个女子漫上岸滩。
意识到徐悲鸿的心已经被另一个女子偷走之时，一向敢想敢做的蒋碧薇开始了绝地反击。
此时，儿子徐伯阳（生于1927年）年仅四岁，女儿丽丽（即徐静斐，生于1929年）刚刚两岁。
蒋碧薇打碎了徐悲鸿欲与“新欢”共同出国的美梦，极力将徐悲鸿的婚外恋广而告之，并郑重警告那个“狐狸精”，让她断绝与徐悲鸿的来往。
蒋碧薇做了一切努力。
表面上看，蒋碧薇似乎胜利了，“狐狸精”另嫁他人。事实上，她也永远失去了徐悲鸿。
1945年底，徐悲鸿与蒋碧薇正式离婚。
1948年，蒋碧薇以张道藩的影子爱人的身份，与之一起赴台。
1969年，《蒋碧薇回忆录》出版。当遥远的爱情重新绽放于淡然的文字里之时，它仍然散发着馥郁的香芬。唯其如此，对于给过她绚丽青春和奇妙迷梦的徐悲鸿，蒋碧薇才以怨恨作为文字的底色。
在怨恨的氤氲里，徐悲鸿为她画的那幅画，始终在她的卧室静静地挂着，画中人的表情宁静、美丽。
1978年2月16日，蒋碧薇于台北去世，享年80岁。
年少“轻狂”，为爱不顾一切；中年变幻不定，爱情动荡不宁。当年的方向，被当事人渐渐否定，一切，似乎都自我迷失在春秋的苍茫里。常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殊不知，让爱情动荡不宁的，恰恰是人心。
徐、蒋情变，究其原因，有人说是二人秉性格格不入，有人说是政见迥异，有人说是徐悲鸿移情别恋，有人则说是蒋碧薇性格不再温柔……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不论如何，二人共同酿造的爱情琼浆，曾醉倒无数人；时至今日，它仍然不曾风干失水，仍然鲜活。
孙多慈：心如红豆
爱情保鲜，历来难如蜀道。欲使爱情鲜艳，须使心灵鲜活，当一个人的心灵不愿或不能为另一个人鲜活时，当一个人不愿或不能让另一个人的心灵鲜活时，爱情要保鲜，只能是空话。
其结局是，要么勉强凑合，在热战或冷战中艰难度日；要么分道扬镳，各自寻找春色。
孙多慈，无疑是徐悲鸿的春色。
她的出现，虽静默如梦，却反响若雷。
孙多慈，本名孙韵君，出生于1913年，安徽寿县人。
令徐悲鸿与孙多慈“于我心有戚戚焉”的媒人或许是艺术，“悲鸿生性拙劣，而爱画入骨髓，奔走四方，略窥门径……”《悲鸿自述》中的话，或许孙多慈也颇有同感。
正因“爱画入骨髓”，徐悲鸿才恋艺术如命，九死其犹未悔；对于孙多慈而言，正因“爱画入骨髓”，她才如那个秋天一般，娉娉婷婷地现身于徐悲鸿面前。
孙多慈是由其父好友宗白华陪同，来到时任国立中央大学美术系教授的徐悲鸿身边的。
因孙多慈报考该校中国文学系未能成功，便“退而求其次”，到艺术系旁听。
对此，徐悲鸿深感不满。
然而，仅仅两个月后，徐悲鸿便否定了自己，转而由衷地称赞孙多慈了：“慈学画三月，智慧绝伦，敏妙之才，吾所罕见。”
短短数月，由陌生而熟悉，由误会而激赏，徐悲鸿走出了一条缺乏过渡的心路历程。他不仅特聘孙多慈为模特，允其自由出入画室，还特地为她画了一幅素描。上面所引的话即题写于素描之上。不称全名，而简称女生为“慈”，徐悲鸿的心思，值得寻味。
将二人由陌生人拉到一起成为恋人的，或许仅仅是“慈”“悲”二字。
多年前，徐悲鸿改“徐寿康”为“徐悲鸿”。莫非，冥冥之中，竟是为了若干年后的缘分？或者说，是由于一段即将于二十年后降临的缘分，才促使他改了名字？
“慈悲”之恋，自此启幕。
爱情刚流出山涧时，往往是纤弱的，其声音也似乎只如雏莺稚燕的初鸣，即便如此，也吓坏了孙多慈。毕竟，徐悲鸿已是大师级人物，又是她的老师；而她，年仅18岁。二者的不对等，瞽者亦可感知。家庭初经变故，老父饱受囹圄之苦，肩负父辈莫大期望的她又如何肯放任情窦为老师而开放的荒诞？
被人爱毕竟是幸福的，单纯的孙多慈已经感受到了这种幸福。在徐悲鸿的画室，她可以吃到时鲜的水果，苹果、葡萄、柿子，应有尽有，这些都是徐悲鸿特地为她准备的。徐悲鸿作画时，孙多慈静静地坐在他对面，一个姿势累了，另换一个，或者站起来踱几步；渴了，就自己喝几口水，边喝边笑嚷……她是完全自由的、自在的、甚至是自愉自乐的。徐悲鸿总是以慈爱的目光看着孙多慈撒娇味很重的“表演”，像父亲在看女儿；又像一个男人在看着自己的女友，眸子里跳动着小火苗。他完全投入到绘画中时，如果孙多慈“胡闹”得过了界，才会低低地吼她，但徐悲鸿此时所谓严厉的表情，傻子都能看出，是故意装出来的。
台城之行及其催生的新生儿——油画《台城月夜》的问世，成为徐、孙师生恋的重要节点。
1930年12月，孙多慈忽然受徐悲鸿之邀到台城去。
意外之余，孙多慈答应了。
于是，台城，这个因为韦庄的“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而笼上浓重沧桑的地方，这个玄武湖南岸的历史遗迹，便成为孙多慈与徐悲鸿的恋情急剧升温的见证。
台城多情，特地安排了足够多的美丽。初冬的寒冷飞快地褪尽，取而代之的是春天般的温煦。在张健初先生笔下，孙多慈与徐悲鸿的爱情初航优美得像一首浓郁的情诗，他在《孙多慈与徐悲鸿爱情画传》中写道：“初冬的日子，微风。在山下时，天花花的还有些太阳，但过北极阁，沿鸡鸣寺南的山麓爬上去，便依稀有雨丝飘了下来。虽不大，却略略生出些寒意。徐悲鸿与孙多慈并肩而行，一地落叶在脚下‘沙沙’作响，走到窄处，徐悲鸿便上前一步，把拦在路中的树枝挡开，等孙多慈钻过来，然后再快步跟上。两人气喘吁吁立在台城之顶时，眼前的天地一下子变得开阔起来。东望，远处的钟山，群峦绵延，龙蟠苍翠。北眺，茫茫玄武湖，十里烟柳，水天一色。”
寒冷，不仅催生对温暖的渴望，对于孙多慈而言，更意味着温暖。唯其寒冷，才更需要温暖；唯其温暖，才浓结了幸福。
孙多慈心里漾满了幸福，幸福里，她将心交给了眼前的男人——徐悲鸿。
幸福，更催生了油画《台城月夜》。
油画《台城月夜》，几乎可以说是徐、孙二人台城赏月的忠实记录：徐悲鸿席地而坐，表情安详，孙多慈侍立于侧，围巾飘飞。安详的表情下是激跳的心，飘飞的围巾后是澎湃的情。没有说话，但心意交流，触类旁通，即便天上的那轮月儿，也不由沉浸于这暧昧的宁静里，于是格外地亮……
这幅画，既毁于徐悲鸿之手，亦毁于蒋碧薇之手，准确地说，毁于嫉妒之手。
蒋碧薇回忆道：“至于那幅《台城月夜》，是画在一块三夹板上的，徐先生既不能将它藏起，整天搁在那里，自己看看也觉得有点刺眼。一天，徐先生要为刘大悲先生的老太爷画像，他自动地将那画刮去，画上了刘老太爷。”
画的命运，缘于爱情的命运，尤缘于人的性格。
徐悲鸿是一个负责任的人，或许，正因如此，他才难以忘怀当年蒋碧薇与他飞蛾扑火的“悲壮”；正因如此，他才在新的爱情面前负疚。
这种负疚，便成为一把刀，既害了自己，也害了原本善良的两个女人。
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把刀，既救了徐悲鸿自己，也救了孙多慈与蒋碧薇。
更将另一个女子推到世界的前台，推到千千万万人面前。
当徐悲鸿给蒋碧薇发出“你要是再不回来，我恐怕要爱上别人了！”的信的刹那，他便后悔了：为孙多慈的温柔可人，为蒋碧薇的泼辣难控，为自己的情令智昏。即便想维持稳定的家庭，即便想保持与蒋碧薇的关系，即便想让儿女不被父母离异的痛苦折磨，也未必非用此法不可。
徐悲鸿的预感不错，蒋碧薇接到信的一瞬间，情势便远非徐悲鸿所能掌控。
山雨欲来。
是谁接连不断地“背叛”了爱情？
为蒋碧薇的怒火所灼，《台城月夜》被毁，徐悲鸿与孙多慈双双出国之事宣告流产，刚刚驶出港湾的爱情触礁。
更重要的是，或许，自此，孙多慈成为惊弓之鸟，徐、孙爱情成为水月镜花。
1934年8月，结束欧游的徐悲鸿返回南京，学期伊始，徐悲鸿决定，带包括孙多慈在内的学生到天目山游历、写生，为期一周。
这一次，对于他们的爱情而言，是高潮，也是“回光返照”。
红豆生南国，秋来正自红。不堪盈手赠，为我太多情。近20个月不见、情潮难控的孙多慈摘下两颗红豆，珍重地放在徐悲鸿手里。没有语言，纵然是千言万语，亦不知如何表白；如斯美景，如此氛围，语言，只是最苍白无力的多余物。
只有，两颗心在剧烈跳动。
徐悲鸿虔诚地捧着红豆，放于胸前，让它们无限贴近自己的心。
其他同学似乎早已洞悉了所有情节，给了他们足够的空间。
二人相拥相吻，紧紧地，久久地。
回到南京后，徐悲鸿立即请人制作了两枚戒指，分别将红豆嵌入，红豆上各刻“慈”“悲”之字。名字中嵌有“慈”“悲”的两个人，分别戴着“悲”“慈”的戒指，各各无言，一切尽在心里。
1938年7月31日，徐悲鸿在《广西日报》登出了一则启事：“鄙人与蒋碧薇女士久已脱离同居关系，彼在社会上的一切事业概由其个人负责。特此声明。”
然而，情节的发展完全出乎徐悲鸿意料，由于孙多慈父亲的坚决反对，也由于孙多慈的孝顺、懦弱或理性，鸳盟被弃掷于尚未变冷的初秋里。
幸福的时光，不过是昙花一现；美丽的梦境，最终成为难以捉摸的虚无。
1940年，经作家郁达夫妻子王映霞的热心介绍，孙多慈与时任浙江流亡政府教育厅厅长的许绍棣结婚。
“慈之问题，只好从此了结（彼实在困难，我了解之至）。早识浮生若梦而难自醒，彼则失眠，故能常醒。”这是徐悲鸿给好友舒新城的信，悲伤且无奈。爱情面前，纵是才子巨人，也难以自控。对于孙多慈的转嫁他人，徐悲鸿初时只疑为梦中，难以置信，直到神志清醒之后，方才不得不相信：“虎穴往往无虎子，坐看春尽落花时。平生几次梦中梦，魂定神清方自知。”
那令人心醉的爱情，何处可寻？想来，痛失爱情，早已在徐悲鸿预料中吧，以他的聪慧，肯定早已想到了：“夜来芳讯与愁残，直守黄昏到夜阑。绝色俄疑成一梦，应当海市蜃楼看。”
那可触可嗅的过往，竟然如南柯一梦，心之悲催，痛何如哉！
1949年，孙多慈随许绍棣来到台湾。在走出被蒋碧薇将出国之事破坏的痛苦之后，孙多慈东山再起，苦心孤诣十几年，已成酷似徐悲鸿前期画风的著名画家。
1953年9月26日，58岁的徐悲鸿病逝于北京医院。
人生是一个圆，只是收口处不知在何时何地。
徐悲鸿去世的消息是蒋碧薇告诉孙多慈的。
没有预约，甚至，二人早已不知对方的存在。
告知徐悲鸿去世的噩耗时，蒋碧薇口气平淡；而孙多慈，则如五雷轰顶，世界倏然倒塌。
原来，这么多年，许绍棣构建成的，不过是她的物质框架，而她的精神支撑，永远是徐悲鸿。
之后，孙多慈戴了三年的孝——为徐悲鸿，以寄托心中的哀思。
1975年2月，孙多慈在美国去逝，享年62岁。此时，她深爱的徐悲鸿已经去世22年。
相爱者生命的结束，未必意味着爱情的枯萎；相反，结束的生命会化作养料，滋养原本平淡了的爱情，使之倏然之间容颜焕发，光彩照人。
廖静文：静美若文
被徐悲鸿推到世界的前台、推到千千万万人面前的女子，是廖静文。
1946年1月14日，徐悲鸿与廖静文结婚。
廖静文，湖南长沙浏阳人，1923年出生。
他们的缘分是一次招聘。
1942年，徐悲鸿欲招聘一名图书管理员，廖静文以出类拔萃的成绩和姣好的外貌被聘，此时，她年仅19岁。
对于与徐悲鸿的初见，数十年之后，廖静文依然记忆犹新：“一天，我从报纸上看到重庆的中国美术学院在桂林招考图书管理员，当时我想去重庆工作，这样就有机会在重庆读大学了，于是我就去参加考试了。考试的时候，一位面容严肃、头发斑白的长者在黑板上写了一个题目：谈个人在过去和今后的追求。这位长者就是徐悲鸿，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
1943年，廖静文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中文系学习，第二年辍学，重新回到中国美术学院徐悲鸿身边。
廖静文虽为湘妹子，但并不辣；她的美丽大方、温柔可人渐渐赢得了徐悲鸿的喜爱。
1944年，春天刚刚张开翅膀的时候，徐悲鸿与廖静文在贵阳订婚。
自1938年宣布与蒋碧薇解除同居关系以来，年近半百的徐悲鸿已经孤独地生活了6年；自1940年孙多慈与许绍棣结婚之后，徐悲鸿已在痛苦的深渊里挣扎浮沉了四度春秋。
廖静文出生于一个贫穷的知识分子家庭，虽然家境拮据，但从小便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古典文学功底厚实，在学校更是得到了博览群书的机会，中外文学名著见则读之，读则思之，受其影响颇深，并自然地体现在她的行为与气质里。
廖静文多才多艺，在学校求学期间，曾在抗日文工团担任合唱队员，是学校女子排球队队员，曾参加学校举行的田径比赛。温柔之中不乏活泼开朗，这都让徐悲鸿为之痴迷。
他们的婚礼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举行，隆重而有品位，证婚人是郭沫若与沈钧儒。
结婚之后，徐悲鸿为表达对廖静文的爱，将自己最满意、最珍爱的画作署上“静文爱妻保存”，作为礼物送给她。
原以为曾经沧海，谁知道天外有天；原以为幸福无缘，不曾想再受命运眷顾。
徐悲鸿去世后，30岁的廖静文又陷入巨大的痛苦中。
少年时，因为兄弟姐妹众多，加之家境极度贫寒，廖静文一度自卑，内向，不喜与人交往。所幸，她有书，有知识，渐渐地脸上便多了喜色，后来又有了幸福的爱情，更让她品尝到了人生的美好。
很快，廖静文便从悲痛中挣扎出来，将徐悲鸿的1250多幅作品、1100多件收藏、10000多件中外美术图籍资料捐献给了文化部，并将自家的一栋房舍捐出，以建造徐悲鸿纪念馆。
摆脱了物质的羁绊，完成了丈夫的心愿，一身轻松的廖静文进入北大中文系读书，目的只有一个，待学成之后，为她深爱的丈夫立传。
1957年，廖静文自北大毕业；同年，徐悲鸿纪念馆成立，这是建国以后的第一座美术家个人纪念馆，廖静文亲任馆长。
结婚时，徐悲鸿51岁，廖静文23岁，二人的结合并不一帆风顺，阻力的来源是她的家人，反对的理由自然是二人的年龄。廖静文曾经回忆道：“我写信告诉家里和正在读大学的姐姐，说我不想再读大学了，我打算跟徐悲鸿结婚。但是我的父亲和姐姐都写信来反对，说不能这样，你怎么能爱一个比你大28岁的人，更不该中途放弃学业。但我决心已定。当时我姐姐在贵阳师范学院读书，重庆到贵阳有公路，我和悲鸿说：‘我要去贵阳做姐姐的工作，让姐姐再跟父亲做工作，让我们结婚。’”
与徐悲鸿对生活充满感恩的“我真正找到了我所爱的人！”的感慨相呼应，廖静文当被人问及其婚姻观时说：“不为什么，就是为了爱情。”
初识徐悲鸿，是对他的崇拜，愈走近他，愈觉他人格的魅力，便愈爱他。正是由于这种爱，廖静文才在任徐悲鸿纪念馆馆长期间，不遗余力地宣传徐悲鸿，推动徐悲鸿作品的交流，将自己的所有精力都用在对徐悲鸿美术事业的继承和发展上。
徐悲鸿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之时，纪念馆被砸，廖静文身心承受着双重的磨难，但她深信，总有一天，她能将徐悲鸿纪念馆修缮一新，为此，她以惊人的毅力，咬牙坚持着。
1972年，廖静文给党中央写信，请求恢复纪念馆，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同意批示，使得徐悲鸿纪念馆于1983年落成。
回首往事，在接受采访时，廖静文依然感慨系之：“那时我也不想活了，若真那样，我对不起悲鸿。后来我找到周总理，总理想办法把馆里所有的收藏送到故宫太和殿旁的一个大殿里锁起来，一放就是13年。因为那里面太潮湿了，等再拿出来的时候几乎都发霉了，一些油画上的色块也掉了下来。”
1984年，廖静文所撰、26万字的《徐悲鸿一生——我的回忆》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这是她对丈夫捧出的一颗心，这颗心，热烈如初。
1985年，“徐悲鸿画室”成立，在廖静文的主持下，由中央美术学院与徐悲鸿纪念馆联袂对全国美术专业人士和美术职业教员进行培训，力求使徐悲鸿的画法和艺术成就发扬光大。
廖静文与徐悲鸿育有一子一女：徐庆平（1946年）和徐芳芳（1947年）。
徐悲鸿去世后，在推动徐悲鸿未竟的事业时，不管多苦多累，只要一想起徐悲鸿当年为她写的诗，廖静文心里就充满了甜蜜，充满了力量：“灯昏已入夜，无计息相思。魂已随君去，追随永勿离。”
静美若文的女子，却撑起宏大的事业；静默若溪的思念，却缀成绵长无尽的岁月。
准风月谈
才气如何？绵长的岁月未消淡光芒；人格如何？点滴的毁誉只聚起伟厦。爱情与艺术，怎分轻重？国格与令名，同样维护。当初的追求，或许是一时冲动；日后的背叛，不过是水到渠成。爱与心一并年轻，只要心心相印；日与月同等辉曜，务必月月更新。过往的谁是谁非，并不重要；未来的予取予求，悉请改正。
顾维钧 精彩人生跌宕情
顾维钧掠影
祖籍：江苏嘉定（今属上海）
生年：1888年
出生地：上海
卒年：1985年
辞世地：美国纽约
辞世原因：病逝
身份：外交家
代表作：《顾维钧回忆录》
时人评价：民国第一外交家
生命中的女人：张润娥、唐宝、黄蕙兰、严幼韵
楔子
出身豪门，偏恨纨绔，抛却所有骄娇之气，遂终成外交奇才；相貌俊美，原可放荡，在风月场中放任青春，却恪守传统到老。
外交场上，风云变幻，形势若流云离散，顾维钧却能不避艰危，置生死于度外，最终樽俎折冲，维护了国家与民族尊严。
因而，“半个外交家”并非贬抑之评，只不过是称其所处的环境恶劣而已。当身后的国家积贫积弱，当朝廷的外交被羞辱裹挟，当发言权距自己万里，当正义与生命成为死敌……顾维钧为人处世的勇气与杰出的外交才能便分外凸显。
外交上的浮沉如江水九曲，爱情上的春秋也不甘平淡。
当爱情若天外神蕊，璀璨地绽放，父母之命却如阴霾，遮天蔽日。于是，张润娥以一种最意外的姿势降落，顾维钧霎时被剥夺了所有的民主——所有的法律条文都成为虚设，所有的民主意识都不过是过眼云烟。
爱是最沉重的字眼，当张润娥隐入爱情的背景，唐宝便以优雅的明媚来到顾维钧的生命里。
月如银，情似火，只可惜天妒红颜，温柔乡瞬间成断肠地。
黄蕙兰是一只渴望高飞的鸟儿，翱翔时扇动的风声和秀美的风姿曾经令顾维钧陶醉，但命运是一位吝啬的老人，从不肯将完美赐人，最终，只留下满腹惆怅，一纸遗憾。
纵目于这个世间，谁会将幸福无情地揎于心外呢——除了无情者与失智者？顾维钧当然是爱情的渴望者，在他的梦里，爱情从来春暖花开。当严幼韵含情的目光穿越世俗，顾维钧的心湖便激起空前的波澜。于是，两个生命自此对接，两个世界融合为一，阴云四散，忧悒杳然，一切海阔天空，凤凰和鸣。
于是，当初在外交界的百炼钢，霎时变成爱情中的绕指柔。
自此，老夫聊发少年狂，一部青春为情香。
强颜欢笑烛红时：张润娥
雄鹰初展翅，梦伟恨天低。1901年，13岁的顾维钧考入上海圣约翰书院，三年后又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专攻国际法及外交专业。
就在顾维钧为绚烂的理想而苦心孤诣之时，1908年夏天，他不得不回国——不堪父亲的软硬兼施，他必须归国商讨婚姻大事了。
这是他生命里的第一段婚姻，准妻子是张润娥。
张润娥是上海著名中医张骧云的侄孙女，顾维钧12岁半时，其父顾晴川便与偶至顾家为顾维钧看病的张骧云约为婚姻——此时，张润娥年仅10岁。
初时，年幼的顾维钧并不知反抗，更不知包办婚姻对他与张润娥可能会造成的戕害，直到他在哥伦比亚大学上三年级时接到父亲的信。
信中，顾晴川建议儿子速回国与张润娥完婚。
虽曰建议，但冷硬的字里行间，蕴藏着难以违抗的威严。
顾维钧便以学业为重，待学成之后、工作有了着落之时再行完婚之礼的理由婉拒了父亲。
父亲默然，他深知小儿子倔强的秉性。于是，必欲取之，姑先与之，须智取而不能强攻。
不久，顾维钧便收到了兄长的来信。
兄长的来信更为委婉，先从家乡的风俗谈起，接着似乎以淡淡的语气谈及父亲心里的不快——因为最小的儿子尚未成家，做父亲的心里始终有一块巨石。
兄长建议顾维钧，如果他回国完婚，定会为父母卸去那块巨石。
顾维钧岂能不知父亲的曲线相劝之意，更清楚兄长的先礼后兵之术。然而，从小他就与兄长的感情甚笃，因而也不忍过分违拗。
于是，顾维钧给兄长回复，声明自己可以回国，但目的不是为了完婚，而是为了商量毕业后再结婚的事宜。
很快，顾维钧得到了父亲的首肯。
心中没有了障碍，顾维钧便踏上了回国之途。
他选择的归国路线是取道欧洲，目的既是为了亲近久已心仪的欧洲旧大陆，更是为了适当地拖延时间，享受难得的自由空气。
然而，对于顾维钧而言，自由的空气毕竟是稀薄的，乍回上海的当天，顾维钧的母亲蒋氏便告诉他，父亲正在考虑他与张小姐的完婚之事，并要他立刻见父亲，一并商量结婚细节。
顾维钧意外之余，对父亲出言不逊；顾晴川见识了儿子的强硬，羞愤难遏，拂袖而去。
第二天，顾晴川为逼顾维钧就范，开始绝食。
重压之下，顾维钧不得不低头。于是，张润娥在极其尴尬的情势之下得以进入顾家。
此时，顾晴川执掌上海财政大权，顾家的财势，非同小可；张骧云名医世家，家财不菲，顾家爱子与张家掌上明珠喜结连理，仪式之豪奢，令外界颇为轰动。
然而，这桩婚姻，是一桩典型的有名无实的婚姻，金声玉应的奢华下，掩盖不住悲剧的忧伤。
新婚之夜，尴尬笼罩着原本应喜气盈门的洞房。洞房里，不见新郎顾维钧，只有新娘屈辱的孤影。一连几天，顾维钧一直睡在母亲房里，躲避着新娘的温柔，以此反抗父母的淫威。
直到数日之后，在父母的软硬兼施下，顾维钧才不得不宿于新房里。
在《顾维钧回忆录》中，对于这一场景，顾维钧写道：“我睡在一个躺椅上。我形式上的妻子要我在大床上睡。我说大床是给她的。她说，如果我要单独睡，她可以睡躺椅，把大床给我。就这样，好几夜过去了，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伊人不见，尚能以设想予以填补。然而，真的在眼前，却冷若冰霜，其杀伤力更令人发指。
局外人似乎亦可想见，新娘子的哀痛。
“结婚”不久，顾维钧便向父亲提出，学业已经耽搁许久，他必须回美国了。
顾晴川洞察了儿子的“伎俩”，在同意顾维钧返校的同时，严辞要求他必须带着张润娥。
顾维钧只得答应。
时至今日，我们推测顾维钧当初的心态，一是不想让父亲再次发怒，免得因怒而致病，新婚以来他的表现已足以令父亲盛怒壅心了；二是善良的顾维钧不想让妻子太过尴尬，毕竟有夫妻之实，他若扬长而去，巨大的屈辱不是一个弱女子所能承受的；更重要的是，理想在他头顶照耀，如果他不答应带上妻子，父亲便会切断他的求学之路，这将使他痛悔终生。
赴美途中，二人各怀心事：“我记得我们在旅途中从来没有谈过任何有关我们两人之间的事情，只谈了些对她本人和对她的教育有利的事，还有她在美国会碰到的情况。”
在顾维钧眼里，张润娥不是妻子的角色，而是妹妹，对她，他不必负丈夫之责，却必须行兄长之职，教育她，保护她。
顾维钧将张润娥送至费城一对老夫妇的家里，这对老夫妇对张润娥疼爱有加，不只在生活上关心张润娥，更与女儿一起，教张润娥英语。
紧张的学习之余，顾维钧时常从纽约回来看望张润娥，他们像朋友一样见面，像兄妹一般亲近，一起散心，一起娱乐，一起畅想各自的未来。
1911年，在顾维钧的提议下，张润娥终于同意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
离婚之后，他们一直保持着朋友和兄妹般的关系，张润娥在美国的一切费用均由顾维钧负责，直到辛亥革命在中国爆发，顾维钧才将张润娥送回国内。
回到上海不久，张润娥即看破红尘，出家当了尼姑。
爱情成空，或许，对于张润娥而言，唯有古佛青灯方能治疗心伤吧。
晚年的顾维钧对无辜却孤苦终生的张润娥犹自心怀歉疚，在《顾维钧回忆录》中，称誉张润娥是“淳朴、善良、宽容、忍耐的好女人”。
1933年，事业如日中天的顾维钧仍牵挂着张润娥与张家人，为弥补歉疚，曾对生活拮据的张家进行接济，并写信相慰，遗憾的是，他托人捎去的钱和信均被退回。
看来，顾维钧只能独自挣扎于难言的歉疚中了。
天妒红颜肠寸断：唐宝玥
顾维钧的第二任妻子是唐宝（因其英文名为May，故又称唐梅）。
他们相识于1912年，媒人是唐梅的父亲、著名外交家唐绍仪。
《顾维钧回忆录》中这样描述他与唐梅的相识相恋：“我住在天津，候轮去沪。正是这两个多星期的功夫，唐先生对我发生了好感，把他的女儿——唐梅介绍给我。按照他的授意，我俩总是下午出门，不是闲逛，就是买东西，喝茶。我是单身汉，虽然住在利顺德饭店，还是几乎成了唐家的常客；只要没有其他约会，我总是和他们家人一起吃午饭和晚饭。这时我和梅混得熟了。我要离津时，唐梅说要去上海看望她的姑母，她好久没去上海了，问我是否能顺便陪她去。我说那会使我感到很高兴。于是我们同船去沪，当然，我们更加熟稳了。”
自与张润娥结婚起，顾维钧便长期处于爱情的渴想之中，得以结识美丽且气质过人的唐梅，顾维钧自然喜出望外，加之唐绍仪的欣赏与提携，顾维钧更是受宠若惊。因而，自沪回津后，在唐绍仪的主持下，顾维钧便与唐梅订了婚。
1913年6月，顾维钧步入了人生中的第二段婚姻，美丽的上海虹口公园，成为他与唐梅爱情的见证。
顾维钧与唐梅的结婚，还有一段插曲：二人原定的结婚日期为6月2日，但因为唐绍仪娶吴氏女为妻的日期是6月4日，女儿在父亲之前结婚，颇有不敬之嫌，便将两个婚礼的时间互换了一下。对此，《顾维钧回忆录》中，他不无得意地写道：“唐先生五十多了，自然要先结婚。如果女儿出嫁，倒也没有什么不对，不过在中国人眼里，父亲在女儿结婚后的第二天结婚总不大好看。他结婚的计划，事先唐宝也不知道。我们的婚期改得很突然。”
1915年8月，顾维钧被任命为驻墨西哥公使；两个月后，赴英国伦敦与驻英公使施肇基商讨欧战情况的顾维钧被转任为驻美公使，同年11月赴美就职，唐梅随夫赴任。这一年，唐梅与顾维钧在华盛顿生下了他们的长子顾德昌。
1918年，顾维钧被委任为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
然而，由于巨大的变故，未能立即奔赴巴黎。
——该年10月，唐梅不幸去世，此时，她刚刚生下女儿顾菊珍不久。
顾维钧沉痛地写道：“当时正在流行西班牙流感，她成了牺牲品。她的去世对我不仅是一个重大损失，也是一个可怕打击。她患病后仅几天便死去，留下两个孩子，一个一岁，一个两岁……妻子的去世打乱了我小家庭的安宁，而那两位职员的悲伤则使整个使馆的气氛极为消沉。”
六年相恋，五载结缡，柔情蜜意，如山如海；一朝永别，三生悲恸，谁人能够承受？一儿一女，嗷嗷待哺；一什一物，睹之思人：顾维钧几乎被痛苦吞没。
然而，巴黎和会在即，他不仅是一个痛失爱妻的心碎丈夫，更是一个代表国家与民族、肩挑民族大义与尊严的外交官，除了收拾起伤痛、凝神应对之外，别无他法。
对于亡妻，顾维钧除了将之厚殓厚葬、心里时刻思量、携一双儿女拨冗到坟前祭奠之外，也别无他法。阴阳两隔，情思难通，恐怕是人生最惨痛的事情了。
谁念西风独自凉：黄蕙兰
然而，顾维钧的伤痛并未持续太久，两年以后，当黄蕙兰以优雅的姿态出现在他面前时，他的爱情之苗便再次破土而出。
黄蕙兰出生于1893年的印尼，其父是被誉为“亚洲糖业大王”的黄仲涵，其母魏明娘是当地有名的美女。
黄蕙兰出生不久，魏明娘因与丈夫感情触礁，便携女离开印尼，远赴英伦，过着奢华的生活。
在缺乏父爱的环境里，黄蕙兰优裕地长大；在豪奢的家境里，黄蕙兰出落成一名光彩照人的女子。
三岁生日时的礼物，是一条镶嵌着80克拉钻石的项链；因游走于伦敦、华盛顿、巴黎、纽约等世界著名城市之间，黄蕙兰精通英、法、荷等六种语言，魅力十足，风头强劲。
她的肩上，是婚姻不幸的母亲所有的希望。
认识顾维钧之前，黄蕙兰的爱情历程浪漫而执拗：随母亲欧游的轮船上，她与一名德国军官邂逅，军官逼人的英气令她迷醉，小小的她便不可救药地爱上了他，单纯而热烈的“爱情”延续了7年之久——此时的黄蕙兰，尚是一个7岁的小姑娘。
直到认识了“小邝”，黄蕙兰才从执着的单恋中得到自赎。
在与年轻的骑士们赛马之时，19岁的赛马手小邝来到黄蕙兰身边。身为银行家公子的他风度气质自非寻常人所能比，轻易俘获了少女的心。
在黄蕙兰眼里，幸福已经降临，小邝就是携带幸福给她的人。
即便父母已经查出小邝已经娶妻生子，黄蕙兰仍然执迷不悟，幼稚地盼着小邝为她离婚。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不仅摧毁了和平，还未放过黄蕙兰的爱情，在死神的狰狞面前，黄蕙兰终于选择了退缩。
她的幸福之梦，再次惊醒。
多舛的爱情，使人成熟，某种意义上说，亦使人更具魅力。
对于黄蕙兰而言，更是如此。
爱情是生命对她的厚赐，它不仅给了她更多的魅力，更给了她尤为美丽的幻想。
对于自己通身散发出的美丽，黄蕙兰非常自信，她曾经说过：“如果你能想象一位中国摩登女郎的模样，那就是我！”
遇到顾维钧之前，黄蕙兰幻想着自己的丈夫会是一位公爵，因而，她不允许自己轻易属于一个年轻放荡、心内空虚的王孙公子，即便与他们恋爱，这恋爱也不会被赋予长久而旺盛的生命。
“玉在椟中求善价，钗于匣内待时飞。”黄蕙兰是璞玉浑金，是宝钗一支。
她的爱情世界所蕴藏的精彩，是不肯轻易让一个纨绔子弟窥见的。
“我总是越过现在的伴侣的肩头去远眺他人。”黄蕙兰不再轻易陷落自己，她深知青春的价值。
似乎，黄蕙兰的一切矜持，一切原则，都在等待一个人——顾维钧。
此时的顾维钧，已经不再是一名普通的驻外公使，他的外交生涯有了炫目的华彩。
在巴黎和会上，日本代表要求以战胜国的身份接管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权益，英、法、美等国代表因为忌惮，便答应了其要求，强行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割让给了日本……会上，顾维钧以《中国要求胶澳租界地胶济铁路暨德国所有他项关于山东省权益之直接归还说帖》，强调中国立场：决不妥协，决不签字。中国不能放弃山东，犹如基督徒不能放弃耶路撒冷，山东是孔子的诞生地，是中国人心中的圣地，一如耶路撒冷是基督徒的圣地一样。
顾维钧一战成名，被以民族英雄视之。
一年以后，正沉浸于意大利城堡的古朴神秘和对文艺复兴由衷缅怀之中的黄蕙兰，突然有了与顾维钧相识的机会。
母亲忽然通知黄蕙兰，要她到巴黎去。
缘分，就是喜欢看人措手不及的样子。
黄蕙兰不愿意去，她的游兴正如鼓满了风的帆。
母亲说，有一个男士在巴黎等待着她，渴望着见她一面。
黄蕙兰更不愿意——男人，在她的生命里，是最泛滥的动物。
终究拗不过母亲，黄蕙兰只得退让。
机缘产生的契机是黄蕙兰的姐姐黄琮兰对顾维钧的宴请。
在黄琮兰家，顾维钧偶然看到了放在钢琴上的一张照片。
黄蕙兰在用含情的眸子看着顾维钧。
那荡漾的青春，那超群的气质，一下子将顾维钧从丧妻的阴影里拉出来，他觉得，他蓦地进入了阳光地带。
用餐时，黄琮兰特地安排妹妹与顾维钧的座位挨着。
宴会之初，顾维钧并未赢得黄蕙兰的青睐：“他留着老式的平头，衣着和我的男朋友们常穿的英国剪裁的服装相去很远。”——年龄上，两个人相差有些大；性情上，顾维钧传统，严肃，甚至有些木讷，恰恰是黄蕙兰不喜欢的。
随着宴会的进行，顾维钧出类拔萃的谈吐，敏捷的思维，严肃中不失柔和的举动，细致的体贴，很快打动了黄蕙兰。“宴会还没结束，我已觉得有些陶醉了。我们在一起友好而不感拘束。”黄蕙兰由衷地感叹。
美人在侧，梦也生香。天与之而不取，必遭天谴。随即，顾维钧对黄蕙兰展开了爱情攻势——频繁的约见、馥郁的鲜花、巴黎浪漫的氛围、美丽的景致……黄蕙兰迷失了自己，如果爱情是一个陷阱，这个陷阱对双方而言，是甜蜜的。黄蕙兰愿意跳进去。
然而，两个人的爱情并不一帆风顺。年龄和财富上的差异、顾维钧两次结婚的事实、一子一女的拖累，成为横亘于他们之间的关隘，黄蕙兰的父亲黄仲涵是反对最强烈的一个。
在父亲的反对下，黄蕙兰也犹豫不决起来。
在母亲魏明娘和姐姐黄琮兰的支持下，黄蕙兰终于看清了方向。于是，1920年10月10日，顾维钧与黄蕙兰在巴黎使馆举行的晚会上宣布订婚。
一个月后，二人在布鲁塞尔的中国公使馆结为连理。
因结婚第二天，要在日内瓦召开国联大会，顾维钧连夜动身，黄蕙兰自然随行。
新婚之夜，竟然以如此特别的形式度过，对于黄蕙兰而言，不唯是一个意外，更是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浪漫——生性活泼、不拘一格的她，虽然格外珍惜自己的洞房花烛夜，但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是在遗憾之余，提炼出了难得的烂漫来。
生活似乎在以这样的方式提醒黄蕙兰，她已经是一位著名外交家的夫人。个中深意，令人咋舌。难怪日后她会飞快进入外交官夫人的角色，并为丈夫的外交事业助一臂之力。
本着“法国，以及别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要根据维钧和我的表现来确定他们对中国的看法，我们是中国的橱窗”的原则，一直以来，黄蕙兰非常重视自己和丈夫在外国人面前的形象，为此，她不遗余力地改造丈夫，由对丈夫穿着、气质的改变入手，到对丈夫骑马、跳舞等技能的培养，进而外展至对中国驻巴黎使馆的修缮。黄蕙兰，以一个女子的纤手，做着千千万万男人做不到的事情。
难怪著名外交家袁道丰这样称誉黄蕙兰：“当大使太太是最适合黄蕙兰的胃口，与西人酬酢应答如流，也确有她的一套。很少有中国大使的太太能够和她比拟的。”“老实说，在我国驻外大使夫人如林当中，最出色的大使夫人要以黄蕙兰为首屈一指了。”即便宋美龄也由衷地赞叹黄蕙兰：“别忘了大使夫人起的重要作用呀！”
然而，这一对金童玉女般的伉俪，这一对外交史上珠联璧合的夫妻，婚姻却未能让人们白头偕老的祝福得遂。
1956年，68岁的顾维钧辞去大使之职，移居纽约；几乎与此同时，与妻子黄蕙兰先分居继而离婚。一段长达36载的婚姻，令人遗憾地走完了它风雨兼备、喜乐共存、成就与遗憾相生的历程。
黄蕙兰与顾维钧育有两个孩子：顾裕昌（1922年）、顾福昌（1923年）。
晚年的黄蕙兰撰写了《没有不散的筵席》一书，对她与顾维钧颇富传奇色彩的爱情与婚姻进行回顾，其中不乏尚有甜蜜余味的回忆，也有女人味十足的幽怨：“他娶妻子把她当作家庭中的一件装饰品，就像托尔斯泰一篇小说中的那位丈夫一样，把妻子当做家中的一把安乐椅。”
书中，黄蕙兰很客观又不无遗憾地得出结论：“他是一位可敬的人，中国很需要的人，但不是我所要的丈夫。”
与顾维钧离异之后，黄蕙兰孤独地居于纽约曼哈顿，以养狗为伴，以寂寞为朋，虽然失去了婚姻，但她仍以顾夫人的身份行世，对顾维钧与唐梅所育的女儿顾菊珍视若己出。
或许，得嫁顾维钧，是她一生的骄傲吧。
1993年，黄蕙兰静静地逝去，像一颗曾经敛去了璀璨光华的星，享年100岁。
重拾山河在晚晴：严幼韵
1959年，顾维钧与严幼韵女士结婚，这一年，顾维钧71岁，严幼韵54岁。
严幼韵，祖籍浙江宁波慈溪，1905年出生。家资豪富，从小便受到了优良的教育，是复旦大学最早的女生之一。
在复旦，严幼韵坐着或开着自己牌号为“84”的汽车上学，成为学校最亮丽的风景线。被无望的爱情激发了灵感的男生将“84”以英语谐音为“爱的花”。
此时的严幼韵，花样笑靥，诗般韶华。
与顾维钧结婚之前，严幼韵曾于1929年9月与著名外交家杨光结为秦晋之好，其时，杨光任清华大学教授兼外交部顾问。
之后不久，杨光为国民政府所遣，赴欧洲任职，后任驻英国伦敦总领事，严幼韵随夫出国，过起了紧张而有条不紊的外交生活。
夫唱妇随的幸福于1942年4月被凶残地斩断。这一年的春天里，杨光的鲜血染红了他的公职，也将爱妻破碎的心房浸透，三个女儿——杨蕾孟、杨雪兰、杨茜恩，瞬间跌入失怙丧家的痛苦深潭。
由于日军攻占了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严幼韵的爱情被日军的铁蹄踏碎。
之后，渺无涯际的苦痛里，严幼韵逐渐让自己坚强起来，继承丈夫的遗志，成为一名出色的外交官。
1959年10月，她结束了外交官的生涯，之后，与顾维钧走到了一起。
夕阳的爱情是默默无语的眷顾，结婚之后，严幼韵完全洗去铅华，作别绚烂，在顾维钧“好管家、好护士、好秘书”的角色上乐此不疲。
除无微不至地照顾顾维钧之外，严幼韵还极力帮助他投入《顾维钧回忆录》的撰写工作。如果说，顾维钧历时17年完成的长达11000页、600多万字的英文回忆录是一个浩大工程的话，严幼韵的悉心照护和温情鼓励则是这个工程源源不断的动力和稳固的物资后方。
与顾维钧婚后的生活细节，30年以后，年过百岁的严幼韵仍然记得。2007年，接受央视采访时，她说：“礼拜六，礼拜天打打麻将，他记性不大好，所以我给他打打小麻将，给他作为一种治疗，他很清楚，起牌也快，唉，你没给算这个，你没给我算那个，他看得出来，可是认人他记性不好，经常问你贵姓啊，他说我姓什么，待会儿又忘记了，你贵姓啊，后来想想他说你名字怎么写啊？有好几次，他脑筋就进不大去了。其实那时候只有90多岁，脑袋记性不好，可是呢？他打麻将清楚，所以我把麻将当成治疗手段，让他手动动，看看人，所以他很开心。”莫说“当时只道是寻常”，细节里往往蕴藏着最感人的爱情呢。
1985年11月14日，顾维钧病逝于美国，享年97岁。五年之后，严幼韵代逝去的丈夫为上海嘉定博物馆捐献155件顾维钧的珍贵遗物，并捐资10万美金，襄助建立顾维钧生平陈列室。
顾维钧逝世后，已故著名学者董霖曾撰《敬悼外交耆宿顾维钧博士》之文，对顾维钧的外交成就予以评价：“第一，顾氏对于国际公法及国际问题研究有素，且精通外文，当巴黎和会讨论山东问题时，中国代表团中唯顾氏有充分准备，故虽匆促被推发言，竟能一举成名。第二，顾氏运思细密，治事勤慎，如有可以为国谋求权益的机会，决不放松，且经常筹划远大问题，故政府对之倚赖特深。第三，顾氏一心为国，不求私利，爰能处事客观公正，不为党派左右，不畏外力压迫。”
灿若明霞，阔若山海。顾维钧的生命与爱情传奇，历久弥新。
准风月谈
看似平常最奇崛，生命若弦，高亢与忧郁，全在双手弹奏；成如容易却艰辛，爱情如酒，清醒与糊涂，皆由自己把控。有知音，意在山海间，当随其移步，并引之为人生乐事；有幸福，近在咫尺处，应付出诚悃，足以装点整部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