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成功励志超级商道:《道德经》的经商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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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无为而治的智慧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追求学问的人知识一天比一天增长,追求大道的人欲念一天比一天减少。减少又减少,一直到无为的境界。做到不妄为也就无所不为了。取得天下经常是用“无为”的道;如果“有为”,则不足以取天下。

“无为而无不为”是老子提出的极富智慧的命题,它贯穿于《道德经》的始终。表面看起来,“无为”是消极的倒退的,其实质是在前进中避开矛盾的对立面,使其畅通无阻,化被动为主动,从而达到“无不为”的境界。

在老子看来,统治者的“有为”是国家的祸害,老百姓饥寒交迫,是因为统治者的苛捐杂税太多,老百姓的灾难不断,是因为统治者妄自作为,违背规律。统治者本是无德无能的,却偏偏好大喜功,妄自作为,结果使老百姓疲于奔命,劳民伤财,造成人民的灾难。

世间所有事物,都有它自身的意志和精神,这种意志和精神是人力所无法改变的,只有关注它,满足它,顺应它,引导它,发展它,使“其天者全而其性得”,才能让其自然健康成长。因此,老子认为为政者应当能做到“无为而治”,有管理而不干涉,有君主而不压迫,有功而不自居。治国能顺应自然规律,不背离自然规律去追求人为的目的,虽然“无为”,却没有什么事办不成,达到“为无为,则无不治”。

但是,在很多人的眼里,一个国家的领袖责任重大,“无为”又怎么能把国家治理好呢?一个名叫崔瞿曾就此请教老子:“不治理天下,怎么能使人人向善呢?”老子回答说:“小心别扰乱人心就是了。人心这个东西受到压抑就消沉,受到一点激励就高扬,心志的消沉与高扬之间,好像时而让人上天堂,时而让人下地狱。国家的领导人应该清静无为,保持政策和法令的连续性,一切政事和民事顺其自然,让人民安静无扰,扰民就会使国家动荡,虐政更会使国家遭殃,正所谓:‘为者失之,执者败之’。”

老子所说的“为无为,则无不治”和“为者失之,执者败之”的结论,在中国历史上可找到大量的例证。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有为”之君,然而,他创立的秦王朝仅仅维持了15年便被普天下掀起的农民运动倾覆了。相反,高祖刘邦在灭秦建立汉王朝后,总结秦王朝“有为”的历史教训,接受了书生“陆贾”的建议,实行无为而治,采用“希言”、“不言之教”式的管理。其结果,人心稳定,生产迅速恢复、得以发展。高祖死后,惠帝即位,实权操在吕后手中,继续实行无为而治。司马迁在《史记》中说:“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文帝时期由屠夫出身的陈平长期担任丞相,崇尚黄老之术,继续推行“无为而治”。文帝的皇后窦氏也喜欢黄老之学,甚至强令其子(包括后来的景帝)研读黄老学派的著作。在文帝与窦氏熏陶下的景帝,继续采用黄老之学,宽松刑法,精简官吏,轻徭薄赋,提倡农桑。出现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西汉“文景之治”。

老子提出的“无为而治”,昔日被历代帝王将相用于治国,对于现代经商也是一份十分珍贵的财富。在日本,很多企业家的办公室里都贴有“无为”、“清静”的箴言。

美国有一家贝尔实验室,它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电话机、第一台电传机和第一个通讯卫星。贝尔实验室的领导人陈煜德的办公室里挂有一幅“无为而治”的条幅,条幅下面有一条英文注释:“最好的领导人时时不忘帮助下属,但又总不让下属觉得离不开他。”陈博士在谈到他的管理经验时说:“领导人的责任是做到你在领导,但别人并不觉得你在干预他,研究所是在你所设想的方向上迈进,但所里的人又感觉不到你的存在。”

“无为而治”应该是现代经商的灵魂。“无为”并不是无所事事,“无为”与“有为”的区别在于是否顺应自然发展的规律。遵循、顺应自然规律就是无为,把个人的主观意志强加于自然的就是“有为”。

被誉为日本“经营之神”的松下幸之助介绍自己的经营秘诀时强调:“我并没有什么秘诀,我经营的惟一方法是经常顺应自然的法则去做事。”

松下幸之助生前曾多次讲:“虽然人类有作为王者的力量,但惟有在适合自然的法理时,才能发挥力量而君临天下。如果违背自然的法理去做,王者就会变成暴君,而不能发挥威力。所以为了行王者之道,就必须服从自然的法理”;“凡是经营者,都必须根据天地之间的自然法理活动,这并不是什么困难的道理,就如同下雨撑伞一样简单”;“倘使人类以其微小的聪明才智去思考问题,依照自己所想的肤浅方法去处理事务,违背了天地自然的道理,其失败与挫折乃是意料中的事。因此,人类虽然应该运用智慧去行事,但仍然需要遵照超越人类智慧的伟大的天地自然法则与道德去经营,才是获得成功的保证”。

松下企业精神中有很重要的一条,便是“顺应同化精神”。所谓“顺应同化精神”,其内涵是:“公司发展壮大,必须顺应自然规律,想人为改变社会发展趋势是不会成功的”。也就是说,“顺应同化”就是顺应客观规律。把顺应规律提升为企业精神,可见松下幸之助先生对“无为”的重视程度了。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石被称为“中国最悠闲的老板”,与很多老板的忙碌比起来,王石的手机甚至可以一天都不会响。王石也对自己的“悠闲”感到很开心。

1999年2月,王石辞去了公司总经理职务,只担任董事长一职,总经理由原来的副总经理郁亮担任,王石不再操作具体事务。此后,王石便经常成为各大电视台座上宾,到高校和各种全国性高层论坛发表演讲,坐上热气球为企业做广告,学习滑翔,攀登珠穆朗玛峰。

在一次电视访谈节目中,王石这样解释自己的董事长职责:“郁亮他们考虑10年内的事情,我考虑下一个10年的问题。”

刚从总经理职位退下来的时候,王石还是有点不适应。以前见到墙上的画挂得不正都要管的王石发现自己被冷落了。过去他在各种会议上慷慨陈词,拍板做决策,现在人家按照他的指示已经不邀请他参加重要会议了;过去部下都用崇敬的眼光看着他,向他请示各种问题,而现在他要坦诚地告诉他们:“这种事我不了解。”更让王石不好受的是,有的时候凭着经验,他能够看到郁亮他们犯些小错误,但还是要忍着不说,放手让他们自己去尝试。幸运的是,王石克制住了。王石要求自己,董事会只决定今年拿多少地,至于范围在哪里,怎么去拿,拿多少,都是郁亮他们自己的事了。

王石是一个很有自制力的人,他强迫自己不要去看地。有时候瘾上来了,他就去帮别的地产公司看地,自家的田却是怎么也不种了。深圳“万科城”从买地到策划,从投标到建设,他都不参与。等到房子都建好了,他都没有去看一眼。直到有人劝他说“房子都卖疯了,你还不去看一眼?”他才下了这个台阶去看了一圈。

在年富力强的时候,48岁的王石选择了一种无为而治的管理方式。尽管很痛苦,尽管曾经一度感到大权旁落,但王石凭着顽强的意志力及早地渡过了这一关。退居二线以后,万科的发展不仅未受到影响,反而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很多人也一度为万科的前途感到担忧,甚至有风险投资家准备撤资,但万科稳步发展的业绩很快就消除了人们的怀疑。王石退居二线的1999年,万科的销售额是29.1亿元,2000年增加到38.7亿元,2001年为44.6亿元,2002年为45.7亿元,2003年为63.8亿,利润同样是稳步上升。

与一些老板“两眼一睁,忙到天黑”的状态相比较,王石的“闲”实是一种大智慧,应是中国企业老板追求的境界。

经商的最高境界是:“无为而无不为”,因为“为”的最高原则是“无为”。秉持“无为”的智慧,天下没有什么是办不到的。“无为”并非是要我们什么事情都不做,而是一种恰到好处,是尊重事物自然而然的发展趋势,保持自然、和谐和统一。这是一种博大精深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