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黑暗如故……拒绝进步和改革的结果，就是使庞大的中国从光辉灿烂的顶峰，堕落为一名国际间的丑角，不断战败，不断割地赔款，但当权者冥顽不灵。……中国已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命运，亡在旦夕。
◎改革与发展
任何人都赞成改革，都赞成重振纪纲，建立法律秩序，任用贤能。问题是，你要排除谁？一个由君王发动的改革，还往往失败，像十八世纪巴西帝国的皇帝，倒是最先觉悟的。可是，贵族和地主掀起政变，改成了共和。等而下之，由官员发动的改革，更杀机重重，只会招来杀身之祸。
——《帝王之死》
培根说：“时间是世界上最大的改革家，如果时间已使事物腐败，而人却无智慧革新，那么其结局只有毁灭。”
事物是向前发展的，人类社会因为人所特有的智慧，故而发展得更快。所以在人类社会里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制度，当时代的发展带动一种社会制度显现其弊端。当这种弊端影响了社会发展、动摇了统治秩序的时候，当政者就会或主动，或被动地进行改革。按照改革的程度划分，可以分为更新和系统更换。所谓更新，是在不改变社会秩序的前提下进行的制度修缮。而系统更换，则是对影响社会发展的旧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革。对统治阶级来说，“更新”只是完善原来的制度，而作为维护阶级根本利益的基础制度并没改变，因此反对声浪相对较小。但是，系统更换的工程就太浩大了，它往往会触及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这样的改革对我们君权时代的统治者而言，是绝对不可能接受的，是必然会失败的。而那些推行改革的人则会成为众矢之的，惹来杀身之祸。但是，并不是说，只要是“更新”，就一定会成功。在历史上，为了更新封建制度抛头颅洒热血，惨败而归的人，决不是少数。
决定一次改革能否成功的根本因素，是其是否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改革和变法说到底改变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当现有的生产关系不能满足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时候，当国家现行制度已经不能良性运作，对国家进行管理的时候，就会要求对生产关系中相应的部分进行调整，也就是针对上层建筑中不符合发展趋势的部分进行更新。所以，想要改革成功，非常必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要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否则，即使是强制性地推行了改革，最终也是会失败的。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和王莽改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公元473年，年仅六岁的拓跋宏即位，称魏孝文帝。当时北魏民族矛盾激化，阶级矛盾尖锐，这些问题已经严重威胁到了统治阶级的利益，所以为了巩固政权，拓跋宏的祖母冯太后为北魏孝文的改革敲响了序曲。到魏孝文帝亲政，颁布了均田令，肃清吏治，迁都洛阳等一系列汉化政策的推行，无不顺应了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趋势，加快了北方少数民族的封建化进程。极大地促进了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但是，有顺应时势的，就有逆流而上的。有北魏孝文帝的成功经验，自然少不了王莽的反面教材。西汉后期，政治腐败，经济凋敝。王莽篡位成功后，得到的就是这样一个千疮百孔的西汉王朝。为了缓和西汉遗留下来的各种矛盾，王莽从《周礼》中悟出了“王田制”，于是也不管这是否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是否可以满足当时的生产力要求，大笔一挥就在全国推行了以“王田制”为核心的王莽改制。想当然，这场不合时宜的变革以失败告终，同时为王莽政权的崩溃埋下了伏笔。
如果一场改革只需要顺应时代，顺应生产力的要求就会取得成功的话，那么我们的历史就不会弥漫着那么浓重的血腥味，而会变得简单得多。就像培根所说：“社会改革难免会触犯既得利益。有些人受益，受益者固然欢欣，而受损者则要诅咒那些改革的发起者。”宋朝的王安石变法就是一个最典型的，受诅咒的例子。王安石变法的立意虽好，但却严重地触犯了北宋统治阶级的利益。因此，从宋神宗打算任用王安石之时，就有很多王公大臣出面反对，认为如果王安石出任宰相的话 “恐多变更”，就连韩琦、司马光等人都不例外。
可是，我们的神宗皇帝是宋朝少数几个硬脾气的皇帝之一。在他的坚持和支持下，王安石还是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颁布了如青苗法、募役法等许多的新法。这可大大的刺激了北宋的统治阶级，严重地阻碍了他们的财路。于是这些大地主阶级联合起来形成了顽固的保守派，他们处处攻击王安石变法的新政，他们说王安石已经背离了儒家教义，现在是在推崇法家思想。甚至还说当时的天灾也是因为变法派不尊祖宗之法，实行新政引起的。最后连宋神宗的亲娘都站出来大加反对。在种种非议下，变法派分裂了，就连开始时非常坚定的宋神宗也动摇了，这一切导致了变法最后的失败。
纵观历史，在我们的君权时代，要想成功的发动一场改革就必须具备天时、地利、人和。而在这三者中，最为重要的恐怕就数天时了。所谓天时说的不仅是改革潮流，也是说社会动荡危机四伏。只有在这个时候，保守的“鸿儒”们才会放弃部分利益以保障自己的生命、地位、财产。这也是为什么，一般而言，王朝初期的改革往往易于成功的原因之一。
在中国，每一场改革都是带着血腥的，那些触动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系统更换，更是如此。就算你的改革策略再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就算你为这个国家做了再大的贡献，一旦你的靠山没有了，等待你的将会是充满血腥的酷刑。商鞅就是印证这一理论的最佳代表。
春秋战国时期，不仅是我国思想文化的大繁荣时期，也是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的时期。这一切都注定了这是个变革的时代。在这一时期，生产力有了很大的提高，铁质农具被广泛使用，再加上牛耕的推广，使得原有的奴隶主土地所有制被取代。相对先进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成为主导。与之相伴的，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要求越来越高的地位。他们要求建立起与他们的经济制度相配套的政治制度，要求改革政治，废除奴隶制，建立一个由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大背景下，秦国的商鞅开始了他改变中国历史的变法。他从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实际出发，认为应该“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强调治理国家的根本是重农、战，并且认为想要国强兵壮，就要进行教育改革，进行法制宣传，培养法治人才。商鞅抨击儒家，认为以诗、书、礼、乐为教育内容的教育几乎无用，主张用鼓励耕、战为内容的法治教育代替“先王之教”，即“燔诗书而明法令”，认为法治必须以德治为基础，法令也要浅显易懂；而且应该让立法者给民众解释法令，使所有人都明白其内涵。商鞅认为教育是宣传法制和培养人才的工具。
但是商鞅的变法尖锐地侵犯了贵族们的利益，所以遭到强烈的反对。太子傅公子虔和太子师公孙贾就曾挑唆太子公开出来反对。但是商鞅的后台很硬，秦国当时的最高统治者秦孝公是他忠实的支持者。在他的支持下，商鞅大刀阔斧的改革秦国的政治经济，加强了思想统治，推行了新法。可是，秦孝公死后太子继位，也就是秦惠王。他本就不同意变法，更不欣赏商鞅这样的人，于是公子虔等人趁机诬陷商鞅谋反，将他车裂。商鞅虽然死了，但秦惠王并没有废止他的革新，反而大力推行新法，使秦国日益强大起来，为后来秦灭六国，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商鞅的变法是成功的，但是商鞅却是失败的。变法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发展了生产力，又恰巧得到了当时的最高统治者——秦孝公的支持。商鞅之所以落得“秦人不怜”的下场，原因之一是由于他的改革措施中有废除井田、奖励耕战等一系列触犯贵族阶层对土地和官职的垄断特权的内容，所以以太子为首的既得利益集团便进行强烈的反对。其次是因为他迷信暴力、轻视教化等思想，也就是“内行刀锯，外用甲兵”。他焚烧《诗》、《书》，用粗暴的手段来解决意识问题，实行文化专制主义，而且实施愚民政策，甚至推行连坐法而刑及无辜等，这些都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柏杨先生曾将商鞅变法评价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辉煌变法”，但是“儒家学派一直用这个悲惨结局，告诫后世的政治家，万万不可变法”。这种言论几经周折传到清朝的时候，又进行了升级。在戊戌变法时，在守旧党中就有儒家学派理学巨头，时任宰相的徐桐反对说：“宁可亡国，不可改革”。附和这一理论的满族权贵甚至说出：“宁把国家送给友邦，也不交给家奴（家奴，指的是汉人。）” 这样的话。国之将亡，谁又奈何得了呢？
1853年7月8日，刚刚跻身于强国之列的美国，派出东印度舰队司令佩理率领四艘全副武装的黑色大船，闯入了横须贺港，向日本政府提出了开港通商的要求。这位十分自负的美国将军，对前来交涉的日本使者说：你们最好不要抵抗，因为一旦开战，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必胜。日本使者悻悻然的回去，说了自己的所见所闻。日本人陷入了沉思，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英国军舰将大清帝国欺得毫无还手之力。几千年来，日本几乎都在向中国学习。如果连中国都败给了对手，那么日本又拿什么来对付这样的对手。因此，当美国黑船压境时，实际的日本人选择以欢迎的态度接受了佩理的要求。相应的，佩理将军也用电报机、钟表、望远镜、蒸汽机车和大炮向日本人展示他们工业革命的成果。
和中国一样，在美国叩开日本国门，签订了历史上第一份不平等条约之后，荷兰、英国、法国等国家像见到麦芽糖的蚂蚁一样，蜂拥而至。开始了在这个岛国上的利益争夺。顷刻间日本成为了西方商品的倾销市场和廉价原料的供应地。开港仅仅半年，日本黄金就外流了一百万两，国内经济萧条，民怨四起。看着此刻千疮百孔的日本，明治天皇陷入了沉思。于是，在1868年4月15日，明治天皇颁布了改写日本近代史的《五条誓文》。这是一个推动国家变革，开启变法图强大幕的总纲领。从此，日本进入了一个被称为明治维新的时代。
正如日本文明史学家加藤周一说：
穆斯林国家和中国都有一个特点，对引进外国技术抵触很强，明治维新的时候，日本帝国大学国立大学的许多学科和诸多领域，短时间内全部实行了西化。这里积极的一面是效率很高。为了尽快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一切从零开始完全实行西化。实际上也证明了这样做效率确实很高。
我们和日本对待西方文明的不同态度，决定了中国与日本这两个昔日友邦，之后截然相反的命运。面对西方文明的侵入，日本政府采取了完全的拿来主义，外派代表团，革新内政，发展商业工业，积极的向西方强国，尤其是德国学习富强之道。这一时期所采取的是一种有别于自由主义经济的发展模式，历史学家们称之为“统制主义经济模式”，就是在保留资本主义基本性质的前提下，改变经济运行的方法，使国家成为主导力量，从而让工业以超出常规的速度腾飞起来。到了1910年的时候，日本95%以上的男子，90%以上的女子都接受过教育。日本和英国的铁路里程差距从明治维新初期的1000倍缩小为不到4倍。可是这还不够，此刻的成绩距离日本想要赶超欧美强国的目标还很遥远。因此，焦躁的日本寻找到了一条新的出路。
在明治政府刚刚成立五年的时候，日本就用武力逼迫邻国朝鲜开国并从中获利，这距离它被美国打开国门还不到20年。而在1894年，据日本被迫开放仅仅四十一年，它又通过中日甲午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从那一刻起，他不再是跟在我们身边的小弟弟，一跃成为了瓜分我们的“友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