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任何改革都不会像它看上去那么一帆风顺，培根在《论革新》中说道：“所以改革要十分谨慎，每一次改革都必须有实效而非标新立异。从事改革更不可轻率从事。要注意到，即使有很多人赞同，他还是危险的！”明治维新虽然是历史趋势的必然，虽然他给日本的经济文化都带来了质的飞跃，但是他对西方文明全然接受的态度，也带来了国内尖锐的文化矛盾冲突。尤其是大久保利通强硬地采用简单的拿来主义方式推行改革，但政府在发展工业方面既缺乏经验又急于求成，导致政府财政难以为继。而文明开化过程中的过火行为，使得日本的传统文化面临崩溃，甚至有人提出日本人应该改说英语，与西洋人通婚，以改良日本人种。这一切，不可避免地引发了现代文明与本土传统文化的激烈冲突。在世界上，任何一场革新的冲突，都是要用血来祭奠的。在1878年5月14日，掌握着明治政府实际权力的大久保利通，像往常一样早早地出门，准备入宫开会。几分钟后，一条消息传到宫中：四十九岁的大久保利通在东京清水谷被刺杀。但不幸并没有成为阻止日本人前进的障碍，既大久保利通之后，伊藤博文根据日本国情，重新修改了改革的方案，将改革进行到底。
与日本不同，我们革新的阻力从不会来自民间，它看起来更像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价值观冲突。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一些颇有眼光的有识之士，看到了中国疲弱的弊病，更看到了日本强盛的事实。就像日本向西方寻求强国之路一样，我们开始了向日本学习革新的年代。在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向光绪帝上书，要求变法。那时的光绪帝虽然已在名义上亲政，但实权却仍然掌握在慈禧太后的手里。面对虎视眈眈的西方列强，慈禧太后难得的同意光绪帝进行朝政改革的想法。于是在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像明治天皇颁布《五条誓文》一样，通过颁布《定国是诏》来表明变更体制的决心。但是我们的朝廷并不像日本的明治政府那么齐心，也并不是每一位官员都看清了我们国家的处境。虽然已经称西方国家为“友邦”，但内心深处的不屑与自大，使他们根本不接受改革的提议。所以在戊戌变法的新政一开始便遭到了来自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荣禄等人的强烈抵制。
终于，在这年的9月28日，随着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六人的人头落地，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宣告失败。按柏杨先生的话说：
“这是一场由没有实际政治经验的年轻皇帝和维新党人发起的。虽然其形式上和商鞅变法很相似，但是我们的这位年轻皇帝并不是握有实权的秦孝公，维新党人也不是在百姓面前说话算数的商鞅”。因此，他们的结局是显而易见的。再则，自东汉开始，我们的文明就被困酱缸之中，成为一谈腐物。到了宋朝，这坛酱的腐化程度早已经登峰造极。纵是不触碰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更新”都不易推进，何况是这场要在根本上改变国家运转方式的系统更换呢。
柏杨说：
秦王国经公孙鞅革新变法，使那个半开化、野蛮而又落后、没人瞧得起的国度，十年之间，旱地拔葱，突然间冒出来，成为一等一级的超级强国，横冲直撞，天下无敌。而后，赵雍再度作为见证。可是，从此之后，改革变法之举，在中国却成了绝响。
纵然天下大乱，但只要给封建统治阶级一处可以偏安之地，那么“系统更换”就绝对不被准许。
有太多的历史向我们证明改革的必要，也有太多的事实向我们证明在华夏大地上改革的艰辛。柏杨先生更在纵观历史后，不禁发出这样的感叹：
我们真搞不懂，当权老爷为啥不走这条立竿见影的路，却坚持着僵化了的传统。坚持的结果是，逼出革命，玉石俱焚，身败名裂，政权覆亡。偏偏当权老爷宁可身败名裂，政权覆亡，也不肯改革变法，使自己强壮如牛。难道这是中国人的宿命悲剧？
这不是中国人的悲剧宿命，这是在酱缸中活活被酱死的人的宿命。我们从“师承”到“父承”，在君权社会下，我们服从伦理的绝对权威。任何一点打破规矩的东西都要被扼杀掉，抹杀掉。于是，我们在这样的杀机重重中，学会了躲藏，学会了遗忘。遥想东汉之初，那位下令“师承”的仁兄，可能就与他的祖宗一样，只是想奴化他的子民，告诫他们服从，永不思变。然而，他的王权最终被推翻了，他的子孙并没有像他期望的那样，稳坐龙椅之上。后来，朝代更迭不断。可是这样的观念却沉淀在了儒术之中，这样的做法也被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加工采用。我们的文化就在朝代的交替中，被酱得越来越死。及至后来，连那些稍有智慧的君王都忘了真正的游戏规则，同他底下的无数小民一样，困死在酱缸之中，不在思变。
“独尊儒术”曾经给华夏大地带来过和平和生机，带来过稳定和发展。但是，事物从不是静止的，当历史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会“盛极必衰”，这种曾经为我们带来发展的行为也必将带来禁锢。在世界都在变化的情况下，我们需要的不再是那些陈规，我们需要的是创新，是变革。然而这太难了。太多的规矩束缚了我们的灵性，我们把“遵守”当作本能，我们的眼睛只能看到“子曰”的内容，那些蕴藏在自然之中的规律我们却从未去发现。或者从更早的“焚书坑儒”开始，这种眼盲的疾病就已经在我们身上埋下了病根。使得我们即使在文明开化的今天仍然保守着封建时期先民们的陋习。使得我们只将眼睛对准书本，却从未想过抬头看那明媚、广阔的青天。
《圣经》上说：“你们应该站在路上察看，访求古道。那是善道，便行其间。这样灵魂方得安息。”这条善道不仅在我们的社会中、历史中，也在我们人生的漫漫旅途中。
真的不能说
◎文人相轻
没权势的知识分子没有保护自己的甲壳，只好被捏。被捏的结果是，“相轻”也就成了没权势知识分子的注册商标，动不动都会有聪明才子，掀起盖来让大家瞧瞧。中国的艺术批评，包括文学批评，以及严格的批评态度，始终无法建立，原因全出在这个注册商标上。
——《柏杨妙语》
柏杨先生认为，“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当官的知识分子，一类是当不上官，或还没有当上官的知识分子。前者谓之‘士大夫’，被称赞为国家栋梁，后者就成了所谓‘文人’。发明‘文人无行’的朋友，我们可以确定他准是幸而当上了官的知识分子，对于同时往上爬，而屁股还没有坐上权力宝座的朋友，一千零一个瞧不起”。
中国古代读书人的终极理想是以天下为己任，为民请愿，为国、为帝分忧。通常这些文人只要是过得了科举这座独木桥的，就会有表现的机会，只要表现良好，就能得到皇帝的信任、礼遇和尊重。而这种文化思想事实上是我们古代“士”文化的延伸，这群人就是“士”的延续。
最开始的时候“士”可能指原始社会末期，和氏族部落首领或者显贵同一宗族的武士。进入阶级社会后，他们自然而然地成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在古代，学在官府，也就是说只有士以上的贵族子弟才能拥有文化知识，所以“士”也就成了对有一定知识和技能的人的称呼。到了春秋时代，各国之间征战不休，士的地位也跟着出现了或上升或下降的变化。
有些卿大夫为扩大影响，巩固地位，设法招来士众以张声势，很多士便投靠到他们那里。还有部分士因为经济困难等因素去为人办丧事，当赞礼，或者经营商业。也有人从事私人讲学，传授文化知识，从此中国历史上又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文化活动的士。他们游学各国，思想活跃，为中国古代学术领域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促进文化科学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到了战国时代，争霸和兼并战争频繁，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更为激烈。这无疑大大的刺激了士阶级，为求一展抱负的机会，一群朝秦暮楚的游说之士应运而生。他们穿梭于国与国之间，充当说客谋臣，给各国君主出谋划策。纵横家便是其中的代表。这时，各国封君权贵的养士之风空前盛行。
后来秦朝统一七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至此，“统一天下”的观念便深植人心，中国历史也进入了一个朝代更替，而非国之吞并的时代。所以从秦汉开始，士的内涵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士”不再仅仅是流落各个权贵之下的食客，它包含了“士大夫”和“士人”两个概念。当它指称为“士大夫”时，它可以是军队中的将士，也可以是在中央政权和州郡县供职的官吏的泛称；当它指称为“士人”时，则一般特指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从事精神文化活动的知识分子。
到了汉代，“士”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士人”特别重“士名”。所谓士名就是指“士”本身的人格名望、风骨气节及学识才能。“士名”出众的人就会成为“名士”，一旦成为名士，功名利禄就会接踵而来。在利益面前人的品行高低就会一见分晓，“士人”也不例外。一经高官厚禄的诱惑，品格高的人就会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恪守封建的礼教纲常；品格略低的就会浮华交游，广结朋党，相互吹嘘，沽名钓誉。到了西汉末期由于经济形势的原因，门阀士族渐渐开始萌芽。等到了东汉，这些有势力的士大夫愈发强大，并最终形成豪族。
及至魏晋时期，凡士族一定是当朝显贵。而有资格位列名士的，只能是那些在魏晋有一定的政治地位的人，尤其是那些出身世家，世代在魏晋拥有政治地位的人。这时的士族势力空前强大，有时甚至能够超越皇权，所以这时的皇位之争也异常血腥，常常会演变为门阀间的斗争。这些大士族们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甚至修撰族谱，拒绝与寒门往来，禁止与非士族的寒门联姻。就算那些寒门通过科举成为朝臣，也会被士族们排挤。
例如，南朝刘宋时，寒门出身的中书舍人狄当、周赳并管要务，有一次去拜访士族张敷，“敷命移座远客”，不与接触。
这些士族们为了标榜门第高贵，从不做小官。甚至因为小官的事务繁杂，而将之戏称为“浊官”。到了东晋以后，士族与寒门的界限划分清晰，除了极少数的寒门能够上升为士族，士族门阀的数量基本上是固定的。这些士族间也进一步分化出各个等级，如清河崔氏的门第高于博陵崔氏等。
面对势力越来越强大的士族门阀，南朝时，皇帝终于意识到了士族对皇权的威胁。为了架空士族权力，对士族施行了只授高官而不给实权的政策；更由于士族世袭的原因，其内部腐化严重。士族子弟“上车不落则著作（郎），体中如何则秘书（郎）”，生而富贵，遂不思进取，纵情声色，骄奢淫逸，乃至“熏衣、剃面、傅粉、施朱”，士族也渐趋没落。在侯景之乱中，南朝士族更是因为其自身的腐败性，而基本上死亡殆尽。
至北魏孝文帝时期，为了巩固统治，制定了严格的士族制度，依官位给士族分了四个等级，再依据等级高低享受政治经济特权。士族制度在魏晋南朝形成是因为历史遗留，在北魏则是以法律形式进行的硬性规定。这无疑更加巩固了士族地位，过多的特权，过高的地位使北魏士族很快变得腐败不堪。以致后来在河阴之变时遭到了沉重打击。
士族制度萌芽于西汉中后期的国势衰微中，在东汉确定并形成了士族门阀，历经魏晋南北朝才渐趋衰落。可以肯定，士族制度对于国家的稳定统一是种隐患，但士族的权力在一次次的帝王交接中日趋强大，甚至曾经一度超越了王权，却终究走向了灭亡。追其根由，我们不难发现让士族没落下来的并不是王权，而是士族本身。
当“士”发展到“士族”时，“士”本身应该具备的品德才学，已经大打折扣。当士族制度形成，甚至可以世袭时，他们身上就已经埋下了毁灭的炸弹。自身特权的极度膨胀，相对安逸的社会环境，士族失去了原有的活力。甚至滋生了一种名为不劳而获的病毒，它以极快的速度传播，加速了士族内部的腐化，最终走向倒台。“士”本是封建社会的中坚力量，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当“士”失去了原有的活力，变得腐化不堪时，他就会变成蛀蚀屋梁的白蚁，这也是为什么，在士族制度兴盛的那几个朝代里，我们的“大一统”变得短暂而无力。
西汉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成了我国“士”文化的核心思想。之后的“士”也多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产生。而我们的儒家先师似乎早就料到了“士”的产生，会带来那些与之相伴的缺陷，在产生之初就针对“士”做了一系列要求。
子路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