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明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名世宗朱厚熜似乎玩够了这种“谥号游戏”，厘定祀典，尊孔子为“至圣先师”，取消谥号、封号。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世祖福临又加尊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十四年又改称“至圣先师”。从此，孔子的“谥号”时代算是结束了。到了民国，万象更新，更不可能再翻这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然而，整个封建社会的大部分时间，孔子的“谥号”都在不停的变化之中。通读每一个时期的史书，恐怕名皆不同。让一个对中国历史不甚了解的人去看那些史书，怕是读了一天都没有弄明白，孔子到底是谁，在每一个历史时期又起着怎样的作用。
中国的史书，虽然人名繁杂，既“讳”又“谥”，但只要细心点，也还是可以读读的。真的让中国史书，读无可读的是那些，被政治力量干扰的历史事实，是那些对史实的有色评价。不需广征博引，只是简简单单的几个问题，就可以将史书上那些评价的华丽外衣剥得一干二净。
且不说两位西汉“少帝”，他们太过年幼，羽翼未丰。在无人保护的情况下，埋葬在政治旋涡中也实属正常。我们就说说玄武门之变，这场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兄弟阋墙。
史说事情的起因源于公元617年，李渊在李世民的支持下在太原起兵反隋，并很快占领长安。据说，李渊在起义之前曾经承诺李世民，只要他得位，定封他为太子。公元618年，隋炀帝死后，李渊建立唐朝。但他并没有兑现他昔日的承诺，而是立世子李建成为太子。是年，李建成向李渊建议由李元吉做统帅出征突厥，借此要夺了秦王李世民的兵马，然后想要趁机除掉李世民。李世民知悉后，在危急时刻决定背水一战，先发制人。
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公元626年7月2日，李世民向李渊状告李建成和李元吉淫乱后宫。李渊决定次日询问二人，李建成获悉，决定先行入宫，逼李渊表态。在宫城北门，玄武门执行禁卫总领常何本是太子的亲信，却被李世民策反。这年六月四日，秦王亲自带一百多人埋伏在玄武门内。待李建成和李元吉一同入朝，走到临湖殿，发觉不对头时，李世民带领伏兵从后面喊杀而来，一箭就射死了李建成，尉迟恭也射死李元吉。东宫的部将得到消息前来报仇，和秦王的部队在玄武门外发生激烈战斗，尉迟敬德将二人的头割下示众，李建成的兵马才不得已散去。三天后，李世民被立为皇太子，诏曰：“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两个月后，李渊退位，李世民登基。
在这段正史的记录中，我们会发现，作为“玄武门之变”的刽子手，李世民是多么的无辜。这场悲剧的开始是因为唐太祖李渊的背信，发展是因为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咄咄相逼，结局是李世民的忍无可忍。
在正史中还有这样的一个细节，上述李建成“资简弛，不治常检，荒色嗜酒，畋猎无度，所从皆博徒大侠。”试想一个资质鲁钝，好色贪杯的世子，会被李渊奉为太子。知子莫若父，李渊会不知道自己几个儿子的性格？在皇储废立这种大事上，他会没有好好的判断自己的儿子是否适合在上位？说李建成如此的骄奢淫逸，无疑是在说李渊昏庸。如果李渊昏庸，他会反隋成功，建立唐朝。说在反隋时李世民战功显著可能是真的，但把所有功劳都归于他一党，却着实偏颇。再说李渊承诺李世民当太子一事，其实哪个儿子当太子他都是开国皇帝，都会是太上皇，没多大差别。李世民在反隋时，战功又十分显赫，立他为太子合情合理，为何要诓骗这个在他看来的黄毛小儿。
另外，请注意这样一个细节，在“玄武门之变”后三天，李世民就当上了太子。他刚刚当上太子，老皇帝就下诏曰：
“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
这意味着，立了李世民，李渊便不问世事，将朝中事宜交托于他，正式放出了手中的实权。而这时正是公元626年，距离李渊登基仅仅八年。纵观中国古代史，可曾有过一位登基八年就做够皇帝的皇帝。可曾出现过一位不留恋权势的帝王。如果李渊不爱权势，他干嘛反隋，干嘛要建立自己的李家王朝呢？
这些疑问都直直指向了一个谎言，一个伪善的小人，一段篡改或者说善意润色过的历史。这段史实最大的可能是，李渊造反，就属李世民功大。但是，李渊一建立皇朝，就按祖宗典志封长子为皇太子。这时，失望的李世民很郁闷，他身边的若干摇尾系统就开始吹小风，扇风点火起来。当火烧旺了，太子党又适时的要夺他的兵权，他一咬牙，一不做二不休，直接用“玄武门之变”杀了自己最大的敌人，再逼李渊禅位。
得到梦寐以求的一切后，他开始担心史书上会怎么评价他，于是他明示、暗示，让史官适度的在维持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小小地美化一下自己。史官很开通，很明理，大笔一挥，先暗示李渊无能，再来批评李建成和李元吉，接着给李世民高唱赞歌。这样一番努力下来，也不怪李世民无辜得出奇，李渊昏庸得可以。
故而，看中国历史，一定要先想到谁当权。在通读时，要记住将褒扬当权者的部分打个折扣，批评当权者的敌人，尤其是失败了的敌人的部分，也要打个折扣。这样，折来折去，历史的原貌才会还原出来。
中国因讳而改来改去的名，冗长不知所谓的“谥”，再加上被政治歪曲的事实，合起来就构成了我们中国的史。是而，读史书时千万要读事不读字。
故步自封还是改革变法
◎易碎的政权
大多数君王都是故步自封，把政权看成玻璃罐，捧到手里，连姿势都不敢改变，唯恐怕玻璃罐掉到地下跌个粉碎。结果酱在那里，捧得筋疲力尽，最后来一个倒栽葱，还是稀里哗啦。
——《帝王之死》
在《庄子·秋水》中有这样一个故事。说很久以前，燕国有一位少年，他家境殷实，长得虽不是一表人才，却也五官端正，算得上是中上等的。可是他却非常不自信，他总是觉得衣服是别人穿的比他好，别人吃的饭也比他香，别人还比他有气质——总之，就是别人样样都好，自己什么都不行。为此抑郁了好一阵，直到有一天，他灵光一现。暗道，不好我就学呀！为了能追上那些人，他也真是煞费苦心，翻着花样地模仿人家。可又模仿的不像，常常惹人笑话。后来他的蠢事传开了，众人要给他个名号，因他生活在寿陵地区，于是就叫他寿陵少年。
话说有一天，寿陵少年信步街上，无意中发现街上行人的走路姿势虽然各异，但都十分好看。不禁顾影自怜起来，哀声叹气地埋怨自己走路的姿势像一坨扶不起来的泥。之后的日子里，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成了一块心病。某日，他正耷拉着脑袋唉声叹气地走在路上，突闻几个人说邯郸人走路的姿势如何优雅，如何美。他一听，道是自己的走路姿势有救了，连忙去向路人打听邯郸人是如何走路的。路人看着突然窜出来的寿陵少年，觉得他很无聊，没有理他就都走了。我们这位寿陵少年望着路人的背影，捶胸顿足的下了一个决心——去邯郸学步。之后的日子里他瞒着家人小心的张罗着到邯郸去的事宜。等他到了遥远的邯郸，他觉得什么都很新鲜。尤其是那邯郸人走路的姿势，更让他欣羡不己。于是，看到小孩子活泼的蹦跳，他学；看见老人稳重却略显蹒跚的步伐，他学；看到妇女的摇曳多姿，他学。就这样过了大半个月，他不仅把钱花光了，也忘记了自己原来是怎么走的了，只好爬着回去了。
这就是有名的“邯郸学步”。它意指生搬硬套，机械地模仿别人。最后，不但学不到别人的长处，反而会把自己的优点和本领也丢掉了。话分两边，除了邯郸学步外，它还引出了另外一个成语——故步自封。它用来比喻那些守着常规，不思革新，不求进步的人。这样两个意思相悖的词，出自同一个典故不禁让人疑惑，反复思量一番，又觉得是十分有道理的。起码在我们君权时代的帝王身上，这两成语就完美的结合，诠释了他们的特点。
我们的君主习惯性故步自封。不是他们不想创新，而是他们受到的教育不允许他们创新。中国古代在思想上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是儒术，而柏杨先生针对中国的这一特点曾辛辣地批判到：
到了东汉，政府有个规定，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发言、辩论、写文章，都不能超出他老师告诉他的范围，这叫做‘师承’。如果超出师承，不但学说不能成立，而且还违反法条。这样下来之后，把中国知识分子的想象力和思考力，全都扼杀、僵化。
作为皇帝的人必须起到表率作用，于是，身为皇帝的儿子第一个走进了“师承”的诡异怪圈。后来儿子成了皇帝，“师承”变成了“父承”。众人皆说：“你的天下是你老子留下来的，可要守好了，要是丢了，你怎么有脸见你的祖宗呢？”皇帝儿子一听，惊出一身冷汗。那些初坐皇位时的喜悦，一股脑的烟消云散了，取而代之的是沉重的负担和深深的畏惧。他捧着手里的皇权，却始终没有安全感，生怕一个不小心弄碎了。他有心图志超越自己的父亲，可尚未实施，那微弱的信心就被鸿儒大臣们一盆又一盆，名为“父承”的冷水浇熄。几次下来，皇帝儿子学乖了，学会了中国的“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要想做到这句话，我们的皇帝儿子，只能在“承”的范围内疯狂地模仿自己的父亲。而“承”本身就是种硬性规定的“邯郸学步”的行为，几番下来，我们的君主会独行的就少之又少了。
翻阅中国历史，东汉以后那些被录入史册的帝王，排除亡国之君，哪一个不是在发展自己老爹的思想，哪一个不是在照抄照搬前人的治世之功，哪一个不是小心翼翼的守着王权，哪一个肯张开眼睛看向更远处的文明。又有哪一个走出了“师承”和“父承”的怪圈，告别故步自封，告别了邯郸学步。
即便是盛世唐朝，作为儒家思想的嫡系传人，我们先祖也只是满足于“万国来朝”的景象，对于自身的革新则惊恐万状。所以当我们进入宋朝，发起了一场名为“程朱理学”的文化运动时，“师承”和“父承”也随之有了空前的发展。人们，包括我们的君主被彻底的酱死在祖辈的理论中。这也是为何自称坐拥中原的宋朝，外患不断。终败在了少数民族的铁蹄之下。
细看中国的王朝，纵然元灭宋，却也没有将江山坐稳一百年。这很大的原因，在于他的种族歧视和对汉“儒”文化的完全排斥。与它相比，清朝就要好得多了。自清兵入关到溥仪退位，清朝的统治在中国整整维持了两百五十九年。在这期间，清王朝吸取了蒙古的教训，并没有实行民族高压政策，也没有完全排斥汉“儒”文化。相反，他们在入关后大力推广汉文化，任用汉人为帝师。也因为这样，我们那些糟粕也被继承个十足。其中就包括我们的“师承” “父承”。并且当少数西方人来到中国，朝拜我们的清朝皇帝时。那种心理上的优越感让我们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自信，这种自信无限度的膨胀，终于变成了一种自大。作为这种自大的代表人的就是我们的清高宗乾隆。
营造“康乾盛世”的三位皇帝大体上都是明君，康熙皇帝的文治武功使得中国政治稳定，雍正时期大刀阔斧的改革充盈了国库，乾隆从先祖手里继承了殷实的“家底”，做了六十年幸福的皇帝。作为帝王，乾隆还是尽到了他应尽的职责，将国家治理得有条不紊。但是他被眼前一片盛世繁华的景象欺骗，产生了骄傲，晚年时更为自己定下“十全老人”的称呼。
更要命的是，他忽视了自己是帝王和先祖，他不明白他的自傲自大情绪对后世有多大的影响力。他自认是天朝，目中无人，甚至轻视技术革新，限制对外通商；其次，他的继承者们没有一个是有魄力改革的君王，所以他的看似无害的政策和自大情绪被遗传了下去。可是，世界的变迁并不以一个帝王的意志为转移，乾隆驾崩前，西方的部分地区已经开始了产业革命。中国从盛世王朝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位有着狭隘眼界、夜郎自大、故步自封、闭关锁国的“十全老人”负有很大的责任。
1793年带英国使团来中国的马戛尔尼曾经得出这样的结论：“清政府的政策跟自负有关，它很想凌驾各国，但目光如豆，只知道防止人民的智力进步。”而这时候清政府的当权者仍然捧着“天朝”的玻璃罐，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用柏杨先生的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