酱料是中国人最喜爱的食物之一，也是中国饮食史上的一项重要发明。它色泽棕黄，味微臭，食味咸香易保存，是我国北方地区最钟爱的食物。然而酱的制作过程就有些让人匪夷所思了。首先，要把黄豆蒸熟风干成块，在选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加上水和盐巴汇于一坛之中，让它慢慢的腐化、霉变。当有一天它已经“腐得不能再腐”了，也就修炼成功，成了一坛酱，一坛黏黏呼呼，咸不拉几，还有一丝腐臭的酱。
柏杨先生，不知哪一日观看了酱的发酵过程，突然顿悟——呜呼！我们的文化，一坛大酱者乎。而在《中国人史纲》中，更是详细的像我们介绍了中国“文化大酱”的发酵过程。上云：
中国悠久而光辉的文化发展，像一条壮观伟大的河流。纪元前二世纪西汉政府‘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开始有灿烂而平静。十二、十三世纪宋王朝理学道学兴起时，开始沉淀。到14世纪，这河流终于淤塞成一个酱缸，构成一个庞大而可哀的时代。
中国就在这样的一坛陈酱中翻滚，传承着我们的文明。那些我们引以自豪的先贤智慧早在这坛中，和着盐巴和水，沉淀，发酵，腐化。到最后，那些鲜灵灵的灵气早都不知烂到哪去了。腐化，还不是我们“酱缸文化”最可怕的地方。“酱缸”最恐怖之处在于同化和熏染。在这坛腐酱中，我们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艺术全部被酱成了酱菜，在酱缸里载浮载沉，苦苦挣扎。而那些治世武功的君王，也没好到那里去，随着孔儒夫子，一路酱下去，成为最腐朽的生灵。
莫怪乎，柏杨先生要在《酱缸震荡》一书中感叹：
夫酱缸者，侵蚀力极强的混沌而封建的社会也。也就是一种被奴才政治、畸形道德、个体人生观和势利眼主义长期斵丧，使中国人的灵性僵化和国民品质堕落的社会。
在这里，酱缸不再只是一个文化概念，而沉淀为一个社会概念。就像柏杨先生说：“文化是政治的根。”在这种“酱缸文化”中，我们的政治注定难逃魔掌，注定被酱死在“成者王侯，败者寇”和“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中。在这样的标准下，我们的英雄注定要背负“小人”、“枭雄”之名，注定要在篡位后才会拥有客观的正面评价。我们的社会，注定要在家文化之中，迎来一个又一个白痴皇帝，一个又一个动荡与治世的交替。我们的历史注定要在政权的交接中，失去他存在的客观价值，而成为一部文学作品。
是王非王？在一部传记小说中，只能随作者的主观好恶来评价。是王非王？在一部充满中主观色彩的史书中，已经无法找到客观的评断。是王非王？我们只能忽略史学家的评断，读他笔下的事件。我们只能用一双透视历史的眼睛，去自己探个究竟。
◎文化欺诈
在政治挂帅下，中国史书成为诈欺大本营。遇到帝王老爷们哎哟哎哟，端不起嘴脸，栽倒在地时，总是“讳”个没完。或语焉不详，或根本成了没嘴葫芦，把人气得吐血。呜呼，要想中国现代化成功，第一件事应该是砸碎政治挂帅的枷锁，先使史迹显示出来真正面目。
——《帝王之死》
若说起中国的“讳”文化，实在是源远流长。中华有五千年文明，它就占了五分之二，有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现象。关于“讳”的起源，专家学者各执一词，但是大多数的学者认为它起源于西周。在《左转·桓公六年》中就有着关于它的记载：“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而这里的“讳”还仅维持在一种宗教迷信的程度。作为一种封建制度存在的“讳”形成于秦朝，兴于唐宋，到了清代，就和其他“酱缸文化”一样，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按照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一件事情如果到了“极致”就会衰落下来，这就叫“盛极必衰”。作为我们五千年“酱缸文化”的精品，“讳”毫无疑问的走上了这样一条通往衰败的路。当君权时代结束，“讳”也就随着民国的建立而被废除。
而“讳”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存在这么久，其赖以生存的土壤就是君主至高无上的地位和父权的盛行。在封建专制时期，帝王和尊长的名讳是何等的高贵，是不可侵犯的。你不但不能指着他的鼻子骂，和他用相同发音的字，甚至连轻呼他的名字都是种会被杀头的罪过。为了不犯这种致命的错误，我们的史官灵机一动，想出了一系列避讳的方法，通常的方法是用别字代替，或者用空格表示。再不就给你改个名。比如你叫荀况，字卿，但是汉宣帝叫刘询，所以纵然你是先师，是大思想家，是已经死掉了的人，还是得把“荀”字改成“孙”字。从此后世史书上只有“孙卿”而没有荀卿。直到哪一天，改朝换代，新人当家作主了，才得以正回本名。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很多的人名和地名改来换去的原因。也正是这种技术方法造成了后世修史时的无数麻烦。
不只是避帝王“讳”，在封建制度愈发稳固的后世，作为这种制度的一个显著特征，“讳”逐步演变成了一种理论体系。在《公羊传·闵公元年》说：“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在这条总原则的指导下，避讳的对象就可以分为以下三类：第一是比自己地位高的，第二是圣贤，最后是自己的长辈。其中，第一类中又分为避帝王讳和避长官讳。避帝王讳的范围是越发展越大，到了连皇后及其父祖的名字、皇帝的字、前代年号、帝后谥号、皇帝陵名、皇帝生肖等都要避讳的程度。且这种“讳”又是绝对违反不得的，是整个国家的所有“讳”中等级最高的一个。
避帝王讳也叫做“国讳”，荀子避的就是“国讳”。这种讳不仅要避以前帝王的名讳，就连现今的帝王名讳也要避。不仅平民要避讳，贵族要避讳，帝王的亲兄弟要避讳，就连帝王本人也不例外。例如，清世宗——雍正帝爱新觉罗·胤禛即位后，为了避讳，他的兄弟就从“胤”字辈变成了“允”字辈。唯一一个例外是康熙帝的第十三子胤祥，因为胤祥对胤禛忠心耿耿，所以在他死后，胤禛允许他改回“胤”字。
而我们古代的“讳”也还真是五花八门，管得奇宽，不管是地名、城名；不管是死的、活的；不管你叫了多久，应该享有优先注册权，只要犯了“国讳”，全部都得改。例如：
农历一月古时本来又叫“政月”，这是因为古代的皇帝都要在一年的第一个月里接受文武百官的朝拜，并决定一年的政事。到了秦朝，由于秦始皇一月出生，取名“嬴政”，以后就把“政月”改为“正月”。“正月”的“正”不再读“政”，而读作“征”了。
秦始皇的父亲名子楚，于是把楚地改为“荆”。
吕后名雉，当时文书上凡遇雉字，均用“野鸡”二字代替。
汉文帝名叫刘恒，于是把恒娥改名“嫦娥”，把恒山改为“常山”。
汉武帝叫刘彻，汉初有个知名辩士叫蒯彻，史书上就改称蒯彻为“蒯通”。
汉光帝名叫刘秀，曾一度把“秀才”改为“茂才”。
汉明帝叫刘庄，当时竟把《庄子》一书改称为《严子》。
王嫱字昭君，避晋文帝司马昭讳，改称“明君”或“明妃”。
唐太宗名世民，唐人行文用“代”字代替世字，用“人”字代替民字；观世音略称为“观音”，民部改称为“户部”。等等。
真不知道，如果中国的帝制承袭下来，如果我们尚在清王朝，今天我们是不是会出版一本名为《帝讳大全》的书。当历史走到了今天，当我们再度回首史书时，会不会在繁杂多变的人名中，迷失掉。进而张冠李戴，楞说关公和秦琼曾在赤壁大战。又或者，我们已经开发了一种有别于汉语的语言，名叫“中国小民语”，只限平民阶层使用呢？
“讳”文化，在继“国讳”后，还有一种会吃人的“讳”，被评为是“讳”中最恐怖者。它就是“为亲者讳”，也叫做“家讳”，是一种家族内部避讳先祖名字的做法。它同国讳一样，先祖的名字，在言行、文章上都要避开。在封建家长制社会中，家讳实际上是国讳的延续，是封建社会不可逾越的伦理纲常。而且，其吃人之盛远胜于“国讳”。
“诗鬼”李贺是“家讳”下牺牲品的最佳代言人。因其父亲名叫晋肃，与进士的“进”同音，算是犯了“家讳”，所以他不能参加进士考试。纵使李贺满腹才华，却终生不得志。空怀抱负，却只能于书房之间郁郁寡欢，27岁便离世。
韩愈听闻了李贺的遭遇，十分惋惜，便作了偏《讳辩》，上云：“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虽然当这篇醒世之文做完时，李贺早已成了长眠地下的地地道道的“鬼”，但相信他如果天上有知，定会拍手叫好。大叹：讳食我矣！讳乱史纲矣！
拜读中国史书，如果只看字面，一定会迷失在里面，被各种各样变幻莫测的人名和地名搞得昏头转向。这不只是拜我们“酱缸文化”中的“讳”所赐，还有一个罪魁祸首不能忘记。他就是柏杨口中的“中华文化的特产——硬把绰号扣到祖先脑袋上的干法”。
在祖先逝去后给他们加上的绰号一般叫做“谥号”，也叫做“谥”。这种“谥号”可不是谁都能有的，它是种身份地位的象征，在《逸周书·谥法解》中关于“谥号”有这样的解释：“谥者，行之迹也。号者，功之表也。车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行出于己，名生于人。”由此可见，“谥号”的获得者一般是古代的帝王、诸侯、卿大夫、高官大臣等。只有这类人死后，朝廷才会根据他们的生平行为，给予用来褒贬善恶的一种称号。也幸好它得来不易，不然，再经“讳”的深加工，我们今天怕是只能当哑巴，当无名氏了。
不过“谥号”对史书的影响，却不见得比“讳”小多少。就拿孔子为例，他有“名”、“字”、“号”，如果我们把这些连起来，再加上他的“谥号”。我们连念完他的名字都是件庞大的工程。话说孔子的“谥号”最早见于《左传·哀公十六年》，上述周敬王四十一年，也就是公元前479年，孔子去世，鲁哀公亲自去吊唁他。在吟唱唁文时，道：“旻天不吊，不慭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无自律。”古人认为“尼父”约略就是孔子的谥号。其实这时的“尼父”只是对孔子的一种敬称，并非谥号。可是，这却是孔子“谥号学”的开端，在这之后几乎每一个封建朝代都对孔子进行了追封。尤其是西汉独尊儒术、儒家学说大一统之后，这种几乎成为习惯的追封更是愈演愈烈。
按时间的顺序排列起来，首先是西汉元始元年，汉平帝刘衎追封孔子为“褒成宣尼公”。接着在北魏太和十六年，即公元492年，孝文帝元宏称孔子为“文圣尼父”。再来是“北周大象二年，即公元580年，静帝宇文衍追封孔子为“邹国公”。到了隋开皇元年，也就是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称孔子为“先师尼父”。
进入唐朝，和中国封建化相伴，给孔子加“谥号”也出现了一番盛世空前的景象。从唐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太宗李世民尊孔子为“先圣”开始。到贞观十一年，也就是公元637年，改称孔子为“宣父”。再到乾封元年，公元666年，高宗李治赠孔子为“太师”。又到武周天绶元年，即公元690年，武则天封孔子为“隆道公”。及至唐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玄宗李隆基封孔子为“文宣王”。短短一百多年间，孔子的谥号就被变了五次。好像只要换了个皇帝，天下大抵安定，而这位君主闲着没事就会给孔夫子，换换“谥号”，表彰一下。
后来到了宋大中祥符元年，即公元1008年。宋真宗赵恒又加称孔子为“玄圣文宣王”，四年后，又改称“至圣文宣王”。从此算是正式开启了，孔子的“王”时代。
这里的“王”不是后世皇帝以下的诸侯王的王，而是周天子“武王”、“成王”的王。“玄圣”是指有治天之德而不居其位的人；“至圣”是指道德最高尚的人，司马迁首先以此称孔子。
《史记·孔子世家·赞》说：“……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再后来，少数民族入关，为了表示对汉人的尊重，对儒学的肯定，元大德十一年，即公元1307年秋，新即位的元武宗海山加称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