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都会对社会对生活产生不满，尤其是心思细腻的中国文人。他们深受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影响，从不甘于沉溺在文学创作的海洋中，而是对仕途充满了美丽的幻想。于是，仗着才高八斗，乘着科举的东风，一个个排着队地跳进了政治的泥潭中。柏杨认为中国的后宫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最为丑陋血腥的后宫，在那个金色的牢笼中，多少无辜的美丽生命悄然逝去。这些生命的全部意义都围绕着一个男人。而这个男人身边的所有人所有事都围绕着一个中心——政治。
后宫当且如此，旧时的政治场上又会干净到哪里去。可惜了那些跻身仕途的文人，他们在进入官场之前，大部分的时间都过着“书房生活”，单纯且快乐地徜徉在文字的浩瀚海洋中。但是，当他们一入官场，那过分单纯的脑袋就注定了他们会受伤害。他们将那些污秽看在眼里，忍得住的终将熬成“婆婆”，忍不住的就惨喽，重则小命休矣，铡刀一落，从此身首异处。轻的被贬他乡等待皇恩大赦的一日。
回首遥望我们因为“发牢骚”而被贬的文人还真是不少，各朝各代都有，像战国时“上下求索”的屈原，唐朝时居于“陋室”的刘禹锡，宋朝的“九死南荒”而不恨的苏轼等等。他们的一生在政治上的价值不高，多为“怀才不遇”型，但他们在文学上的价值就不可估量了，而那些令他们扬名古今的佳作，大多作于他们被贬异乡的那些日子里。
我们先说说战国时期的屈原。那时天下大势所趋，逐步走向统一。作为战国七雄中的楚国在这一时期开始了它的由盛转衰。顷襄王时，更是一度被秦国掌握，俯首听命。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屈原成就了后世的《离骚》。屈原本是出身贵族，一生经历了楚威王、楚怀王和顷襄王三个君王。按理说应该算是政坛上的“三朝元老”，且他又有很杰出的政治才能，按说他在政坛上应该如鱼得水，尽享荣华富贵。可惜，他却偏偏败在了自己的一片赤子之心上。他的高洁让楚怀王对他十分信任，在这一时期，屈原对内劝服怀王变革图强，对外主张连齐抗秦。可惜这些变革触动了楚国旧贵族的利益，更是对以楚王幼子公子子兰为首的亲秦派一个打击。这两方势力不断地在楚怀王面前中伤屈原，再加上楚怀王孤傲自大、没有主见，在两派势力的挑唆下，曾让楚王给予信任的那份高洁反而成了他疏远屈原的根由。
在顷襄王六年，楚秦两国准备讲和，屈原和大多数的楚国人一样，一方面责怪子兰不该劝楚怀王到秦国去，致使怀王客死他乡，另一方面责怪他怂恿顷襄王向秦国投降。由于满腹的才华与抱负，在政治上无法施展，再加上眼见国力日渐衰弱、民生凋敝，屈原感到痛心疾首，只好在诗歌中发发牢骚。他指出怀王之所以客死异乡，就是因为“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亲秦派听了怎能不恐慌，他们觉得屈原的存在就是一种威胁。伴君如伴虎，没人敢肯定万一哪天顷襄王反应过来，会不会拿他们祭楚国的列祖列宗。于是小人们又唆使顷襄王把屈原流放到荒蛮的地方。终于在公元前278年，屈原将自己放逐到了汨罗江中，和他的诗作一起留在了历史的卷宗里。
屈原无疑是最高洁的牢骚文人，他也同样留下了最美丽的牢骚。他的性格温文而不刚烈，他用自己的生命发了他人生中最大的一个牢骚，“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他的生命就像绚烂短暂的樱花，像艳丽刚直的牡丹，在人生最美丽的绽放后，毫不留恋地迅速凋零。他是我国文人牢骚史上最盛洁的祭品。
说到了樱花牡丹，自然要说说蒲草。在《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用蒲草自比，以示忠贞。唐朝时期也有位用荷自比，以示清高的。不过那只是他的气节，事实上他的人生更像坚韧如丝的蒲草。在唐顺宗永贞年间，进行了一场史称“永贞革新”改革。这场变革就像我们历史上的其他失败了的改革一样，生不逢时，没有碰到一位强而有力的君主，所以它虽有进步性，却在宦官集团和节度使的强烈反对下，以失败告终。那些参加革新的人，自然成了朝中异类。一些中国人对异类的态度是“非我族类，其必有罪”，由此可知，那些可怜的文人志士，非死即外放。在这次变革失败而被波及的人中，就有我们以荷明志的郎州司马刘禹锡。
元和十年，即公元805年，刘禹锡又被召回了长安。也莫怪文人命运多舛，他们通常嘴快又记不住教训。就在刘禹锡回来的这年春天，他去京郊玄都观赏桃花时，诗兴大发，写下了《游玄都观咏看花君子》：
紫陌红尘拂面来，
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
尽是刘郎去后栽!
诗是好诗，在中国文学鼎盛的唐朝，如果不是诗中那明显的以“桃树”和“桃花”暗喻暂时得势的奸臣和小人，或者这暗讽不被那些他嘲弄的人发现，它应该是首可以风行一时的佳作。结果，事实证明，暂时得势的奸臣小人也是从科举中走过来的，也是很有智慧很有文采的。所以想当然，这样的诗让他又被人以“语涉讥刺”的罪名弹劾。至此刘禹锡迎来了他人生中的第二次贬谪，而这一次，他离开繁华的京都长安长达12年之久。
人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刘禹锡没用上三十年，只十二年就回到了长安。看着繁华的街道，不由地又忆起了昔日糟贬的前尘往事。情不自禁的重游了玄都观，看着当日作诗的桃树林，又忍不住发发牢骚，写下了《再游玄都观》：
百亩庭中半是苔，
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
前度刘郎今又来。
历尽艰辛，宦海沉浮了许多载的刘禹锡，在这首诗中，坚贞地表明他赤子之心犹在，初衷不改。正是这种宠辱不惊、置声名利禄于腹外的气度，让他潇洒地在十二年后留下了这篇表明他坚贞的佳作。在这里，他痛快淋漓地抒发了自己坚持斗争，坚守志向的信念。后人每每谈起“前度刘郎今又来”的不懈斗争精神，都是敬佩不已。刘禹锡的诗句也演变成一句成语——前度刘郎。但是在君主专政时代，尤其是中国君主专政时代，没遭受过贬谪的官员尚要“谨言慎行”，何况有不良记录的刘禹锡呼？据说《再游玄都观》序言中的一句“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的诗句又引得“执政又闻诗序，滋不悦”的后果。不过这位执政相较于贬谪他的那几位，更为宽厚，终将他留在了长安，可是祸根深重，就凭刘禹锡的不知悔改、不识时务就注定了他无法成为中国君王时代的高官。及至最后，刘禹锡也只做到太子宾客加检校礼部尚书，死了之后才被追赠为户部尚书。
古人多以花草自比，效仿屈原自比为兰的有之，学习陶渊明自喻为菊的也不为少数，爱荷自比的也不是只有刘禹锡一人。但翻开诗人的简介生平，能做到刘禹锡这样，独立浊世，数度风雨而不改初衷的“荷”却少之又少。如此说来，也勿怪他的《陋室铭》还有“前度刘郎”流传到了现在。这高傲的文人偏做高傲的诗，这高傲的诗中有着泰然自若，处变不惊的气度。正是这种气度融在了那字里行间成就了今天的蒲草刘禹锡。
若论史上哪个文人命最硬，心胸最开阔，最没心没肺，若苏轼称第二，那么绝无人敢称第一。苏轼的一生概括起来，可称之为没有永远的生命，却永远的倒霉。
苏轼21岁时中进士，30岁之前的生命是在笔墨纸砚中度过的，典型的书房人生。但在宋神宗熙宁二年，也就是公元1069年，他迎来了自己生命的第一个转折点。而这个转折中的关键人物，除了当时北宋集团的最高统治者宋神宗外，还有一位在历史上颇有名望的文学家——王安石。话说，宋神宗赵顼听了王安石对社会时弊的批评，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就让他草拟了一份改革方案。这王安石一听，道是自己的时运来了，可以一展拳脚，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就当真大刀阔斧地从北宋的社会到北宋政府，从政治再到经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苏轼心里有些不悦，不是因为宋神宗只赏识王安石让自己郁郁不得志，而是王安石的改革让他觉得缺乏稳健的基础和安全感。于是在熙宁四年至元丰初期他来了个眼不见为净，告别了北宋政治核心，自请外调。当时神宗的一颗心挂在了王安石的变法上，也没有关心他，就先后把他派往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地方官。
其实，我们都只道苏轼的文采好，却不知如果不是生不逢时，他在政治上也是很有远见和实力的。就说他外调这几年，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颇有政绩。而他对王安石变法的忧心，也一一在变法的实施后显现出来，直至公元1076年，变法失败，王安石被罢相。
之后何正臣、李定等新进官僚看到王安石卷铺盖走人了，暗道机会来也。为了讨好宋神宗，也为了给自己找个好出身，他们在苏轼诗文中深文周纳，罗织罪状，弹劾苏轼“指斥乘舆” “包藏祸心”。当即在元丰二年，即公元1079年，把他从湖州逮捕，扔进了监狱里，勘问他诽谤朝廷的罪行，这就是北宋有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我们可怜苏东坡先生在43岁的不惑之年，感到很疑惑，他不明白，只不过写写辞发发牢骚，何以进了监狱。就在这种随时掉脑袋的恐惧中，在经过几个月的折磨之后，苏轼侥幸被释放了。可是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他被贬谪至黄州，开始了被迫面壁思过的日子。但苏轼到底是一个“没心没肺”的能人，境遇已经这般凄惨可怜了，还是在1082年，他被贬的两年后做了一首流于后世的名作《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崩云，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辞中以怀古为中心，遥想了周瑜的前世今生，不免自比感叹。但纵观全诗，不见一字悲，不问一声哀，句句铿锵豪迈，如非此等没心没肺之人，如非这等豪迈之士，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在那样的境遇下写出这等阔达的诗歌。兴许是他的没心没肺让老天都没了办法，在元佑元年，即公元1086，旧党执政。苏轼再次被调回京都，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职。前途正是一片光明美好，偏我们的苏先生也没比上面的屈原、刘禹锡好到哪去，全都是不撞南墙不死心的驴子。回京后好日子没过几天，就又和旧党在罢废免役法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在元佑四年，又一次自请出京，任杭州知府。元祐六年才又一次被召回。然而这次，他可再没了以前的运气，碰上诸如王安石般的君子。这一次他对上了贾易等人。这群人一见苏轼就头疼，于是他们寻隙诬告。苏轼也毕竟是久经宦海沉浮的老政客了，见势不好，长叹一声，自请求外任，先后被派至颍州、扬州、定州。
可惜，他仍没能逃过朋党之争的杀伤力，在绍圣元年，哲宗亲政，新党得势。正如古话中的“一朝天子，一朝臣”一样，他们疯狂地排除异己，贬斥元佑旧臣。苏轼就像坐滑梯一样，被一贬再贬，由英州、惠州，一直远放到儋州。直到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宋徽宗即位，他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7月死于常州。
纵观苏轼的一生，他除了发发牢骚，没有做过更积极出格的事情，然而，在从宋神宗的王安石变法开始，北宋的朋党之争，权力交接，却没一次忘记过他。他沾朋党最大的光也就是被召回京，还经常因政见不合，自请外调，可是一旦朋党倒霉了，他就只能跟着倒霉。贬谪、贬谪、再贬谪。在这一次次的贬谪过程中，他所展现出来的生命力，恐蒲草尚不能及。
中国的许多绝世之作，都是从被贬的官员嘴边流泻出来的，而留下这些的文人又往往因这几句牢骚被贬谪甚至被处死。或许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宿命，这些文学作品被赋予了一份传奇性，而被后世流传下来，没有淹没在历史的流沙中。余秋雨先生曾经赞叹这些由于政治斗争而遭受迫害的文人，他说：“世代文人，由此（政治迫害）而增添一成傲气，三分自信，华夏文明，才不至于全然黯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