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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9章 与元九书——白居易

题解

《与元九书》是作者写给元稹的信。元稹,字微之,唐代著名诗人,因兄弟排行第九而称元九,为白居易的密友。此信主要谈文学理论,又为贬谪江州后所作,故文中“愤悱之气思有所泄”。

原文

月日,居易白,微之足下:

自足下谪江陵,至于今,凡枉赠答诗仅百篇。每诗来,或辱序,或辱书,冠于卷首,皆所以陈古今歌诗之义,且自叙为文因缘与年月之远近也。仆既受足下诗,又谕足下此意,常欲承答来旨,粗论歌诗大端,并自述为文之意,总为一书,致足下前。累岁以来,牵故少暇;间有容隙,或欲为之,又自思所陈亦无出足下之见,临纸复罢者数四,卒不能成就其志,以至于今。今俟罪浔阳,除盥栉食寝外无余事,因览足下去通州日所留新旧文二十六轴,开卷得意,忽如会面。心所蓄者,便欲快言,往往自疑,不知相去万里也。既而愤悱之气思有所泄,遂追就前志,勉为此书。足下幸试为仆留意一省。

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经首之。就六经言,《诗》又首之。何者?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上自圣贤,下至愚騃,微及豚鱼,幽及鬼神,群分而气同,形异而情一,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

圣人知其然,因其言,经之以六义;缘其声,纬之以五音。音有韵,义有类。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入;类举则情见,情见则感易交。于是乎孕大含深,贯微洞密,上下通而一气泰,忧乐合而百志熙。五帝三皇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为大柄,决此以为大宝也。

故闻“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则知虞道昌矣。闻五子洛之歌,则知夏政荒矣。言者无罪,闻者作戒,言者闻者莫不两尽其心焉。

洎周衰秦兴,采诗官废,上不以诗补察时政,下不以歌泄导人情。乃至于谄成之风动,救失之道缺。于时六义始刓矣。

国风变为骚辞,五言始于苏、李。苏、李、骚人,皆不遇者,各系其志,发而为文。故“河梁”之句,止于伤别,泽畔之吟,归于怨思。彷徨抑郁,不暇及他耳。然去《诗》未远,梗概尚存。故兴离别则引双凫一雁为喻,讽君子小人则引香草恶鸟为比。虽义类不具,犹得风人之什二三焉。于时六义始缺矣。

晋、宋以还,得者盖寡。以康乐之奥博,多溺于山水;以渊明之高古,偏放于田园。江、鲍之流,又狭于此。如梁鸿《五噫》之例者,百无一二焉。于时六义浸微矣,陵夷矣。

至于梁、陈间,率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噫!风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岂舍之乎?顾所用何如耳。设如“北风其凉”,假风以刺威虐也;“雨雪霏霏”,因雪以愍征役也;“棠棣之华”,感华以讽兄弟也;“采采芣紘”,美草以乐有子也:皆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则“余霞散成绮,澄江净如练”,“离花先委露,别叶乍辞风”之什,丽则丽矣,吾不知其所讽焉。故仆所谓嘲风雪、弄花草而已。于时六义尽去矣。

唐兴二百年,其间诗人不可胜数。所可举者,陈子昂有《感遇》诗二十首,鲍防有《感兴》诗十五首。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至于贯穿今古,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首。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

仆常痛诗道崩坏,忽忽愤发,或食辍哺,夜辍寝,不量才力,欲扶起之。嗟夫!事有大谬者,又不可一二而言,然亦不能不粗陈于左右。

仆始生六七月时,乳母抱弄于书屏下,有指“无”字“之”字示仆者,仆虽口未能言,心已默识。后有问此二字者,虽百十其试,而指之不差,则仆宿昔之缘,已在文字中矣。及五六岁,便学为诗,九岁谙识声韵,十五六始知有进士,苦节读书。二十已来,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既壮而肤革不丰盈,未老而齿发早衰白,瞥瞥然如飞蝇垂珠在眸子中也,动以万数。盖以苦学力文所致,又自悲矣。

家贫多故,二十七方从乡赋。既第之后,虽专于科试,亦不废诗。及授校书郎时,已盈三四百首。或出示交友如足下辈,见皆谓之工,其实未窥作者之域耳。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是时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屡降玺书,访人急病。仆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手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上以广宸聪,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责;下以复吾平生之志。岂图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闻而谤已成矣。

又请为左右终言之。凡闻仆《贺雨》诗,而众口籍籍,已谓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大率如此,不可遍举。不相与者,号为沽名,号为诋讦,号为讪谤。苟相与者,则如牛僧儒之戒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为非也。其不我非者,举世不过三两人。有邓鲂者,见仆诗而喜,无何而鲂死。有唐衢者,见仆诗而泣,未几而衢死。其余则足下,足下又十年来困踬若此。呜呼!岂六义四始之风,天将破坏不可支持耶?抑又不知天之意不欲使下人之病苦闻于上耶?不然,何有志于诗者不利若此之甚也。

然仆又自思关东一男子耳,除读书属文外,其他懵然无知,乃至书画棋博可以接群居之欢者,一无通晓,即其愚拙可知矣。初应进士时,中朝无缌麻之亲,达官无半面之旧,策蹇步于利足之途,张空拳于战文之场。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名入众耳,迹升清贯,出交贤俊,入侍冕旒。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亦其宜也。

日者,又闻亲友间说,礼、吏部举选人,多以仆私试赋判传为准的。其余诗句,亦往往在人口中。仆恧然自愧,不之信也。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又足下书云,到通州日,见江馆柱间有题仆诗者,复何人哉?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乐,娱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此诚雕虫之技,不足为多,然今时俗所重,正在此耳。虽前贤如渊、云者,前辈如李、杜者,亦未能忘情于其间哉!

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以多取。”仆是何者,窃时之名已多。既窃时名,又欲窃时之富贵,使己为造物者,肯兼与之乎?今之迍穷,理固然也。况诗人多蹇,如陈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遗,而迍剥至死。李白、孟浩然辈不及一命,穷悴终身。近日孟郊六十,终试协律;张籍五十,未离一太祝。彼何人哉!彼何人哉!况仆之才又不逮彼。今虽谪佐远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万,寒有衣,饥有食,给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谓不负白氏之子矣。微之微之,勿念我哉!

仆数月来,检讨囊帙中,得新旧诗,各以类分,分为卷首。自拾遗来,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讫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谕诗。又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又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一百首,谓之感伤诗。又有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一百韵至两韵者四百余首,谓之杂律诗。凡为十五卷,约八百首。异时相见,当尽致于执事。

微之!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故览仆诗,知仆之道焉。其余杂律诗,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但以亲朋合散之际,取其释恨佐欢。今铨次之间,未能删去,他时有为我编集斯文者,略之可也。

微之!夫贵耳贱目,荣古陋今,人之大情也。仆不能远征古旧,如近岁韦苏州歌行,才丽之外,颇近兴讽。其五言诗又高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今之秉笔者谁能及之?然当苏州在时,人亦未甚爱重,必待身后,然后人贵之。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已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至于讽谕者,意激而言质,闲适者,思淡而词迂,以质合迂,宜人之不爱也。

今所爱者,并世而生,独足下耳。然千百年后,安知复无如足下者出而知爱我诗哉?故自八九年来,与足下小通则以诗相戒,小穷则以诗相勉,索居则以诗相慰,同处则以诗相娱。知吾罪吾,率以诗也。如今年春游城南时,与足下马上相戏,因各诵新艳小律,不杂他篇,自皇子陂归昭国里,迭吟递唱,不绝声者二十余里。樊、李在旁,无所措口,知我者以为诗仙,不知我者以为诗魔。何则?劳心灵,役声气,连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偶同人当美景,或花时宴罢,或月夜酒酣,一咏一吟,不知老之将至。虽骖鸾鹤游蓬瀛者之适,无以加于此焉。又非仙而何?微之微之!此吾所以与足下外形骸,脱踪迹,傲轩鼎,轻人寰者,又以此也。

当此之时,足下兴有余力,且与仆悉索还往中诗,取其尤长者,如张十八古乐府,李二十新歌行,卢、杨二秘书律诗,窦七、元八绝句,博搜精缀,编而次之,号《元白往还诗集》。众君子得拟议于此者,莫不踊跃欣喜,以为盛事。嗟乎!言未终而足下左转,不数月而仆又继行,心期索然,何日成就,又可为之叹息矣。

又仆尝语足下:凡人为文,私于自是,不忍于割截,或失于繁多,其间妍媸益又自惑,必待交友有公鉴无姑息者,讨论而削夺之,然后繁简当否得其中矣。况仆与足下,为文尤患其多。己尚病之,况他人乎?今且各纂诗笔,粗为卷第,待与足下相见日,各出所有,终前志焉。又不知相遇是何年,相见在何地,溘然而至,则如之何!微之微之!知我心哉!

浔阳腊月,江风苦寒,岁暮鲜欢,夜长无睡。引笔铺纸,悄然灯前,有念则书,言无次第,勿以繁杂为倦,且以代一夕之话也。微之微之!知我心哉!乐天再拜。

译文

某月某日,居易白,微之足下:

自从足下被贬到江陵府,直到现在,您赠予和酬答我的诗篇已近一百首了。每逢寄这些诗来,您还不辞委屈,有时作序,有时写信,都冠在卷头。这都是用来阐述古今诗歌的意义,并且说明自己做文章的缘由和年月的先后的。我既然接受了足下的诗,又理解了足下这番意图,也就常常想要回答来信,概略地谈谈诗歌的基本道理,并陈述自己做文章的意图,总起来写成一封信,送到足下的面前。但是,几年以来,为事故拖累,很少空暇。偶然有了空闲,有时想做这件事,又想到我所说的并没有超出足下的见解,所以有好几次都是铺开信纸又做罢了的。最终没能实现过去的心愿,直到如今。现在被贬调到浔阳任职,除去起居饮食之外,没有别的事可做,于是就浏览足下到通州去时留下的二十六轴新旧文章,开卷阅读领会其中的含意,真好像和足下会面谈心一样。我长时蓄积于内心的想法,便想一吐为快,恍恍惚惚感觉足下还在面前,竟忘记了足下是在遥远的通州。从而,我的郁积不平的感情想要有所发泄,于是就回忆起从前的心愿,勉力地写了这封信。希望足下为我用心看一看,我是很以为荣幸的。

所谓文,起源是太久远了。三才各有自己的文:上天的文,以三光为首;大地的文,以五材为首;人间的文,以六经为首。就六经来说,《诗》又是为首的。为什么呢?因为圣人就是用诗感化人心,而使天下和平的。能够感化人心的事物,没有比情先的,没有比言早的,没有比声近的,没有比义深的。所谓诗,就是以情为根,以言为苗,以声为花,以义为实的。上自圣贤,下至愚人,微小如豚鱼,幽隐如鬼神,种类有别而气质相同,形体各异而感情一致。接受声音的刺激而不产生反响,接触到情感的影响而内心不感应,这样的事是没有的。

圣人懂得这个道理,就根据言语的状况,把它纳入六义,按照声音的形态,把它溶入五音,使之合于规范。五音有韵律,六义有类分。韵律协调言语就顺畅,言语顺畅声音就容易动人。类分明确情感就得以表现,情感得以表现就容易感人。这样一来,其中就包含着博大精深的道理,贯穿着隐密细微的事物。天子和平民就能上下沟通,天地之气就能彼此相交,人们的忧乐相同,人们的心意也就达到和乐。三皇五帝所以按正确的道理去办事,垂衣拱手就把国家治理得很好,原因就在于掌握了诗的义和音,把这做为主要权衡,也辨明了诗的义和音,把这做为主要的法宝。

因此,听到“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就知道虞舜时代治道昌明。听到五子洛之歌,就知道夏太康的政事已经荒废。用诗讽谕的人没有罪过,听到这种讽谕的人可以做为戒鉴。实行讽谕的和听到这种讽谕的各尽自己的心力。

到了东周衰落秦国兴起的时候,采诗之官就废除了。天子不以采诗观风的办法补救并考察政事的缺失,平民也不以诗歌渲泄疏导自己的感情。于是颂扬成绩的风气兴起来,补救政事缺失的道理遭到破坏。这时候,六义就不完整了。

国风演变为楚辞,五言诗开始于苏武、李陵。苏武、李陵、屈原遭遇都不好,他们都切合自己的情志,发抒感慨而写成诗文。因此,“携手上河梁”之类的诗句,仅止于表达离别的伤感,“行吟泽畔”这样的吟咏最终也只归于怨愤的思绪。诗中所表达的尽是彷徨难舍,抑郁愁苦,没有写到别的内容。但是距离《诗经》还相去不远,六义的大概还保存着。因此,描写离别就以双凫一雁起兴,讽咏君子小人就用香草恶鸟打比方。虽然六义不完备,还能得到国风传统的十分之二三。这时候,六义就开始产生欠缺了。

晋宋以来,得到国风传统的大概就罕见了。如谢康乐诗的深奥博大,但是多耽溺于山水。如陶渊明诗的超拔古朴,但是又多放情于田园。江淹、鲍照之辈,又比这些还要偏狭。像梁鸿所写的《五噫歌》那样的例子,连百分之一二也没有。这时候,六义就逐渐微弱,走向衰落了。

到了梁、陈中间,大都不过是玩弄风雪、花草而已。唉,风雪花草这类事物,《三百篇》中难道就割弃了吗?这只是看运用如何罢了。比如“北风其凉”,就是借风以讽刺威虐的;“雨雪霏霏”,就是借雪怜悯征役的;“棠棣之华”,是有感于花而讽谕兄弟之道的;“采采芣了紘”,是赞美车前草而祝贺妇人有子的。这都是以风雪花草起兴,而表现的意义则在于刺威虐、愍征役、讽兄弟、乐有子的。与此相反怎么可以呢?这样,“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离花先委露,别叶乍辞风”这类篇章,辞藻确实华丽,我不知道它所讽谕的究竟是什么。因此,我说这类诗仅仅是玩弄风雪花草罢了。这时候,六义就完全消失了。

唐朝兴盛二百年,其间诗人不可胜数。可以列举的,陈子昂有《感遇诗》二十首,鲍防有《感兴诗》十五首。还有诗中的豪杰,世称李白和杜甫。李白的作品,才华出群,不同凡响,是人们无法可比的。但是,探索其中的六义,在十首之中连一首也不具备,杜甫的作品最多,可以流传的有一千多首,至于贯通古今,格律运用纯熟,做到了尽美尽善,又超过了李白。但是举出《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这样的篇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诗句,也不过三四十首。杜甫尚且如此,何况不如杜甫的呢?

我经常对诗道的破坏感到痛心,恍恍惚惚地就激愤起来,有时正在吃饭就吃不下去了,夜里睡不着觉。我没有估量自己才力的不足,就想把诗道恢复起来。唉!事竟与愿违,又不是几句话可以说尽的,但是还不能不向您粗略地陈述一番。

我出生六七个月的时候,乳母抱着我在书屏下边玩,有人指着“无”字、“之”字教给我。我虽然嘴上说不出来,但是心里已经默默地记住了。后来有人拿这两个字问我,即使试验十次百次,我都能准确地指出来。那么我是生来就与文字有缘了。到五六岁,就学习做诗,九岁通晓声韵,十五六岁开始知道考中进士的荣耀,就刻苦读书。二十岁以来,白天学习做赋,夜里刻苦读书,间或也学习做诗,连睡眠和休息都顾不上了。甚至于嘴和舌头都吟成疮,手和肘都磨成茧。到壮年肌肉不丰满,人没老而过早地牙齿衰朽,头发苍白,眼睛也老花,眸子里面总是一晃一晃的,好像飞着苍蝇,挂着珠,动不动就以万计。这大概是刻苦学习、奋力做诗造成的,自己感到很悲哀。

家庭贫困又多事故,二十七岁才应进士试。考中以后,虽然专心于分科考试,还是没有停止做诗。到了做校书郎的时候,诗作足有三四百首。有时拿出来让如足下这样的朋友们看,大家一见都说写得工巧,其实我并没有达到诗作者的水平。自从到朝廷做官以来,年龄渐长,经历的事情也渐多,每逢与人谈话,多询问时政,每逢读书史,多探求治理国家的道理,这才知道文章应该为时事而著作,诗歌应该为现实而创作。这时候,皇帝刚刚继位,政府之中有正直的人士,屡次下诏书,调查人民的疾苦,我正是在这时升做翰林学士,又做左拾遣的官,亲手领取写谏章的用纸,除写奏章直接向皇帝陈述意见之外,有可以救人民疾苦,弥补时政的缺失,而又难于直接说明的事项,就写成诗歌,慢慢地让皇帝知道。首先是用来开阔皇帝的见闻,对他考虑和处理国家大事有所帮助。其次是报答皇帝的恩情奖励,尽到谏官的职责。最后是实现个人平生振兴诗道的心愿。没有想到,心愿没有实现而悔恨已经产生,诗歌没有闻于上,而诽谤却已经形成了。

我还要请您允许我把这件事彻底地说说。凡是听到我的《贺雨》诗,众人就一起喧嚷起来,已经认为不合适了。听到我的《哭孔戡》诗,众人就面呈怒色,都不高兴了。听到《秦中吟》,有权势的显贵和近臣都相视变色。听到我的《乐游园》寄足下诗,执政者就扼腕痛恨。听到我的《宿紫阁村》诗,掌握军权的人就切齿痛恨。大都这样,不能全都举出了。与我没有交谊的人说我是沽名钓誉,恶意攻击,嘲笑诽谤。假使是与我有交谊的,就以牛僧孺揭露时政而被斥逐的教训警戒我,甚而我的兄弟妻子都认为我是错的。那认为我没错的,整个世上也不过二三个人。有一个邓鲂,看见我的诗就高兴,不久他就死了。还有一个唐衢,读了我的诗就哭泣,不久唐衢也死去了。另外就是足下了,而足下十年来又困顿到这步田地。唉!难道六义四始的传统,上天就要破坏它而不能支持了吗?还是我不知道上天的意愿就是不让人民疾苦闻于皇帝呢?要不然的话,为什么有志于做诗的人不顺利到这样严重的地步呢?

但是,我自己也思量过,我只不过是关东一个普通人罢了。除去读书作文之外,其它事是糊糊涂涂一无所知,甚至连书法、绘画、弈棋、博戏那样可以与众人交接联欢的事,我都一无通晓。就是说,我的愚笨是可想而知了。当初应进士试的时候,朝廷里面连一个疏远的亲戚也没有,达官之中连一个曾有过一面之识的朋友也没有。争取功名我不善于奔走趋附,科举考试我也没有可靠的凭借。但是,十年之间我却三次中第,名声为众人所知,足迹达到侍从之官。在朝廷之外与贤俊之士相交结,在朝廷之中就服侍皇帝。开始我是由于文章知名的,最后又由于文章获罪,那也是应该的。

最近,又听亲戚朋友们私下说:礼部、吏部举行选拔人才的考试,多用我应试的赋和判词做为标准。其余诗句,也经常在人们的口上流传。我感到很惭愧,也不相信这件事。到第二次来长安的时候,又听说有个军使高霞寓,要聘一个歌妓。歌妓大夸其口说:“我能唱白学士的《长恨歌》,怎么能同别的歌妓一样呢?”因此,就抬高了身价。足下书信中还说过,到通州的时候,看见近江的客舍柱子上有题写我的诗的,那又是谁呢?以往我经过汉南的时候,恰好赶上主人集合一群歌妓,为别的宾客做乐。那些歌妓看见我来了,就指着我互相使眼色说:“这就是《秦中吟》、《长恨歌》的作者。”从长安直到江西,一路三四千里,凡是地方学校、佛寺、旅舍、行舟之中,经常有题写我的诗的,平民、僧众、寡妇、未嫁的姑娘也总有歌唱我的诗的。这的确是微末的小技,没什么值得称道的,但是现在时俗所重视的,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即使前代有才能的人物如王褒、扬雄,前辈如李白、杜甫,心里也是注重这一点的。

古人说:“名声是天下所共有的器物,不要索取过多。”我是什么人,我获得现时的名声已经够多了。既要获得现实的名声,又要获取现实的富贵,假使我自己成为造物主,能够同时都给予吗?我现在的困穷,是理所当然的。况且诗人向来是多难的,像陈子昂、杜甫,都是做一个普普通通的拾遗,而一直困难到死。李白、孟浩然一辈,连最低级的官职都没做过,穷极潦落一生。近来,孟郊年已六十了,才最后试用做个协律郎,张籍已经五十岁了,也没超过一个太常寺的太祝。他们都是什么人物呵!他们都是什么人物呵!况且我的才能又赶不上他们。现在我虽说被降职调到远方的州郡,做个佐贰之官,但是官阶还是五品,月俸四五万,寒天有衣穿,饥饿有饭吃,除去供给自身之外,还能养活家人,也算对得起白家的先辈了。微之微之呵,请不要为我忧虑吧!

我几个月来,在搜检书函过程中,得到新旧诗,按种类的不同,分了卷别。自做左拾遗以来,凡是所遇所感,与美刺兴比有关的诗,还有自武德到元和年间即事立题而写的诗,题做《新乐府》,共一百五十首,叫做讽谕诗。又有时公事完毕回家独处,有时辞官闲居,满足生活,保养元气,随意地吟咏性情的诗一百首,叫做闲适诗。又有受到外在事物的触动,激起内在的思想感情,随着所感所遇而以歌唱表现出来的诗一百首,叫做感伤诗。又有五言、七言的长句,五言、七言的绝句,长自一百韵短至二韵的四百多首,叫做杂律诗。一共十五卷,大约八百首。将来我们相见的时候,一定完全送给您。

微之,古人说:“不见用的时候就只顾自我修养,见用的时候就要为天下人造福。”我虽然不贤,也常常以这两句话为师。大丈夫所坚守的是圣贤的大道,所等待的是时机。时机到来,就是作云的龙,搏风的鹏,生气勃勃,勇往直前。时机不来,就是深山的豹,远空的鸿,安安静静,引身而退。仕进退隐,往何处而不怡然自乐呢?因此,我的志向是在造福于天下,我的行为是在只顾自我修养。我所奉行并贯彻始终的是圣贤的大道,以言词表达出来的就是诗歌。所谓讽谕诗,表达的就是造福天下的志向;所谓闲适诗,表达的就是只顾自我修养的思想。因此,读了我的诗,就知道我所坚持的圣贤之道了。其余的杂律诗,有的是为一时一物所引起来的,有的是为一笑一吟所激发出来的,都是随意成章,并不是我平生所重视的,只是在亲戚朋友聚合离散之间,用它排除离别之苦,增加聚会的欢乐的。现在选编之间,未能删去。将来有人替我编辑这些诗文,把它们略去就可以了。

微之,尊重耳闻的,轻视眼见的,崇尚古代的,看不起今天的,是人的常情。我不能远追古代的旧闻做证明,就像近年韦苏州的歌行,除去才气超拔,词藻华丽之外,很接近于以兴的手法表达讽谕的意义。他的五言诗又高超雅正,安详恬静,是自成一家的体制。现在的作者谁能赶得上呢?但是韦苏州在世的时候,人们并不大重视,一定等到诗人死后,人们才珍重他的作品。现在我的诗,人们喜爱的,通通不过杂律诗和《长恨歌》以下那些作品。时俗所重视的,正是我所轻视的。至于那些讽谕诗,意思激切而言语质直,闲适诗思虑恬静,文词迂缓。由于质直并迂缓,人们不喜爱也是应该的了。

现在爱我的诗,与我同时活在世上的,就只有足下而已。但是,千百年后,怎么能知道再没有像足下这样的人出现,而了解并喜爱我的诗呢?因此,八九年来,我与足下做官顺利,就以诗互相鉴戒,遭到斥逐就以诗互相慰勉,各自独居的时候就以诗互相告慰,住在一起的时候就以诗互相娱乐。与我相交的和谴责我的,大都由于诗呵!比如今年春游长安城南的时候,我与足下在马上互相作乐,就分别吟咏新颖美丽的的短律,不掺杂别的体裁,从皇子陂归昭国里,互相轮流吟唱,在二十多里的路程上吟诗的声音一直不断。即使樊宗宪、李景信在旁边,也没办法插嘴。了解我的把我看做诗仙,不了解我的把我看做诗魔。为什么呢?心灵劳苦,声气耗费,日以继夜,而不知辛苦,这不是魔又是什么?与志趣相同的人结伴,面对美景,有时是花开时节宴饮以后,有时是月夜之下酒喝得正畅快,吟咏诗句,彼此唱和,竟忘掉了老年将到,即使驾着鸾鹤,去游蓬莱、瀛洲这样的仙山,那种快乐也不会比这更高了。那不是仙又是什么?微之微之,这就是我与足下以形体为外物,摆脱与俗人交往的踪迹,蔑视富贵,轻视人间的原因。

正在这个时候,足下的兴致还有余,还要与我把交往的友人的诗全部索取来,选择其中最好的,譬如张十八的古乐府,李二十的新歌行,卢拱、杨巨源二秘书的律诗,窦七、元八的绝句,广泛地搜集,精心地选取,把它们编辑起来,称为《元白往还诗集》。请位君子得知考虑编选他们的诗这件事,没有不雀跃高兴的,把这看做一件大事。唉!计划没有实现,足下就被降职调离,没几个月我也接着被贬官了。心情没有兴致,什么时候能完成,又要为这件事叹息了。

我曾经跟足下说:任何人做文章,都偏私以为自己的好,不忍心删削,有时缺点就在繁多上,其间好坏自己又辨别不清,一定得依靠朋友做出公允的评价而不加宽容,进行讨论删削,这样以后繁简恰当不恰当才能处理合适。况且我与足下,写文章特别怕繁多,自己尚且认为是毛病,何况他人呢?现在我们暂且分别编辑诗文,粗略地分出卷次,等到我和足下相见的时候,各人都拿出自己编辑过的东西,以完成过去的心愿。但是,又不知何年能相遇,何地能相见,死期一到,该怎么办呵!微之微之,知道我的心吗?

浔阳腊月,江风吹来,感到凄苦寒冷。岁末很少欢趣,长夜无眠。拿来笔铺下纸,寂静地坐在灯前,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语无伦次,请不要厌烦我的繁杂,暂且用以代替一夕之话吧。微之微之,知我心吗?乐天再拜。

赏读

《与元九书》是白居易“粗论歌诗大端,并自述为文之意”的一篇重要诗歌论著,其中提出的诗歌理论观点主要有三: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提倡“美刺兴比”、“著诚去伪”和“意激而言质”。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的诗歌定义。同时,《与元九书》也是一篇发愤之作。作者是在贬谪江州之后,“愤悱之气思有所泄,遂追就前志,勉为此书。”

全信由远而近,先写远古,次写近世,再写当代,然后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和遭遇来写。历史与现状结合,论说与实际结合,所以,写得深入浅出,有骨有肉。其中“痛诗道之崩坏”是文章写作的出发点,也是文章揭露时弊的重要内容,作者对文学问题的基本看法,也是由此而带出。作者推崇《诗经》,继承了《诗经》缘志写情的现实主义诗歌理论,把诗歌创作的得失与时代政治等因素紧密结合起来,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精辟见解。这种进步的诗歌理论是他所倡导的新乐府运动的纲领,对后世的诗歌创作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在写作方面,本文逻辑结构相当严密,内容层层递进,互为依托。语言上,骈散结合,既通俗又精炼,既质朴又典雅,增强了文章的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