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知道王鸿绪之名，只是由于他与《明史稿》的关系，对他的人品尚不详细。近阅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中有云：“鸿绪于徐乾学为门生，于高士奇为姻戚，三人奉密谕以逐余国柱、明珠，复自立党相角，遂至俱败，后俱再起。徐已先没，高亦不寿，唯鸿绪兄弟保持富贵。终康熙之世，世或以其专任史局著《明史稿》之故，而不知实充耳目侦伺之役，今故宫尚存所缮密奏，故李光地《榕村语录续录》以奸猾钻刺目之，真小人之尤也。”
旧藏中适有民国十九年故宫博物院出版的《文献丛编》第二、第三两辑，内有王鸿绪“密缮小折”一辑。据说明，小折有三十封，密谕三封，共储一小匣，匣有七小屉，旧藏故宫懋勤殿，年份由康熙四十四年至六十年五月。
王鸿绪于康熙时曾充左都御史，后被劾休致，后复为工部、户部尚书。康熙于四十四年南巡，六十年幸热河，事前曾委鸿绪任此耳目之职。其第一折中有云：“伏念臣至愚昧，何足比数，乃仰荷天恩，破格密加委任，唯有竭尽犬马，力矢忠诚，以仰报圣恩于万一。至蒙恩谕谆诲，虑臣稍露风声，关系甚大，臣益感而欲泣，永永时刻凛遵，三缄其口，虽亲如父子兄弟，亦决不相告，自当慎之又慎，以仰副天心委任之至意也。自后京中可闻之事，臣随时于恭请圣安内缮写小折，密达御览。”从这里可以看到，当时君臣之间高度的保密心态，也标志着皇帝对王鸿绪的高度信任；折中的话因而也绝非游词，而是句句实话。平心而论，任何大臣，接到此项任务，也一定是把自己当作犬马来效忠的。
然而王鸿绪也由此而增加了心理负担。
有一个候补道范溥，在苏州强买女子。王鸿绪向康熙密奏后，范溥曾向程姓亲戚说：“有汉大臣说我不好，我不去送驾吧？”程姓说：“是太监与你的信吗？”范溥说：“不是太监，是御前第一等人与我的信。”王鸿绪得悉这番对话后，“心中畏惧异常”，托人打听这“第一等人”究竟是指谁；又因范溥交游很杂，神通广大，王鸿绪又担心“臣将来必受其中伤，谨预为奏明”。实在令人可怜可笑。像强买女子这种事，有什么必要向皇帝密奏呢？当然也因为康熙对密奏内容，不管大小轻重，都爱闻之故，因而成为合适的搭配了。
王鸿绪曾疏劾江湖异人朱方旦、广东巡抚李士桢等，并见于史传，为什么对一个候补道范溥这样害怕？一半怕范中伤，一半也因告密者心里有几分虚，毕竟不是光明磊落的事情。一方面唯恐皇帝知道得不多，一方面唯恐给别人知道。告密者的心理，大概都是这样。
满洲侍卫官员在刨挖人参，这是违禁的，这些人又是有恶势力的。王鸿绪密奏了，却又在折末说：“此事最真，但干涉甚大，稍露风声，臣之身命，将来必为人倾陷。伏祈圣主至慎至密，缓缓细访，自得真情。”我们倒真替他难受，本来不是他职务范围内的事情，却为此而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
最滑稽的是：“京师人传言，傅作楫出口子，解役八人，向他讨赏……据副都御史汪晋征亦说此事是真的。谨密奏。”既是“京师人传言”，不就是大家都晓得的了？为什么还要“谨密奏”？
知府的儿子与父妾通奸，被人发现，逼诈银两甚多，这难道也要向皇帝“谨密奏”？又如“京师小盗，大半系外来强盗，潜从前三门等处，或四五为群，带有器械，从房上夜入人家……”，下面又像说故事那样，把强盗如何抢劫的细节说得清清楚楚，“一交冬令，天寒夜长，家家防盗，不得安枕。谨密奏”。亏得康熙有兴趣、有耐性，朱批道：“朕亦闻得。”可见他也认真看过了。
他调任户部尚书时，曾上一折，其中说：“缘初到任，其中弊窦，不能明晰，未敢冒昧密陈，伏祈圣鉴。”康熙朱批道：“部中之事，不可苛求。”康熙可能有些不耐烦了。不久，他又为户部大买草豆案写成密折：“此虽非臣任内之事，然既知之，不敢隐而不言，合应密为奏明。谨密奏。”康熙朱批道：“此不过小事，今大事已成。”
他的职务是尚书，但真正的职业是密奏，并且已成为一种嗜好。尽管这差使是康熙委任的，但从他告密的手段来看，还是可以看出他的人品。这里且举一事。
约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都御史郭琇，曾劾奏少詹事高士奇、左都御史王鸿绪等表里为奸，植党营私，贪赃枉法，依媚大臣诸大罪，甚至称他们“豺狼其性，蛇蝎其心，鬼蜮其形”。高士奇等因而被罢官。
这时又被起用，而且委以重任，这一大起大落，自必给他以极大的刺激，于是感泣之余，甘为犬马而不惜，冒着身命之险而密奏了。
据昭梿《啸亭杂录》卷四，王鸿绪还参与了康熙朝的储位之争：“理密亲王（允礽）既废，储位久虚，仁皇帝（指康熙）因命众王大臣保立东宫。时允禩党羽布满中外，王鸿绪后至，掌书‘八’字以视众，众遂共保廉亲王（允禩）为储位。仁皇帝震怒，问首谋之人，众莫敢对，以马太傅齐首衔，故问拟大辟。因谓众曰：‘朕必立一刚坚不可夺之人为尔天下共主。’盖谓宪皇帝（指雍正）也。”又据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朱方旦案》云：“王鸿绪参奏（朱方旦）在当时或博持正卫道之名。其实鸿绪为佥邪，后世自有定论，不但当其生时经郭琇严劾，有罪名可指也。礼亲王昭梿《啸亭杂录》称鸿绪党附皇八子廉亲王允禩。魏源《明史稿书后》指其污蔑建文，夸张靖难，意在鼓吹廉亲王之拥兵夺嫡。凡此皆可见鸿绪之为人矣。鸿绪身与允禩之谋，处人骨肉，不以其正，决非端士。乃以修史重任，出私意以乱是非，致使前朝事实不为信史。读书论世之士，视此等舞文作奸，其罪更浮于一时之结党矣。允禩后由世宗改名阿其那，疾之如此其甚，而于鸿绪不过不甚礼之，身后特命勿予谥典而已，初未尝一网打入党案之内。盖鸿绪以富贵为本怀，而允禩无成，即倾心于世宗，且没于雍正元年八月，后来党祸已非鸿绪所能预。”然则鸿绪之缮写密折，当亦因其“以富贵为本怀”之故。结党营私、党附允禩、犬马效忠，在鸿绪原是一以贯之。乾隆四十三年（1778），国史馆进王鸿绪传，乾隆命以郭琇劾疏载入，使后世知鸿绪辈罪状。但他的这些密折，如果不是故宫博物院印行，后人就无法见到。当时写这类密折的人，不知是否只是王鸿绪一人，今天也难以查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