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记：
近来文思日益枯竭，兼之时局混沌，心境尤觉闷损，以致本刊稿件，已接连脱了两期。今日适逢立春，因叨“一年之计在于春”之说，于灯火昏黄中，决心驱走睡魔，作一小文。惟以一时不得适当题材，乃从旧日读书札记中整理出若干则（其间或有署以年月者），以实本刊。盖以此类文字，小大由之，不拘一格：古今中外，忆则书之，于本刊作风似尚无不合。名《己丑脞录》者，则求行文之便，以发刊之年标题，且当是今岁第一篇之作也。犹忆陶靖节记五柳先生云“好读书不求其解”，孟子舆亦谓“尽信书不如无书”。实则读书作文，皆可循此标准，互相发明也。
某月日，晴，微热，有风，夜，月色甚佳。因忆唐人“冰纹珍簟思悠悠，千里佳期一夕休，从此无心爱良夜，任他明月下西楼”之诗，似与眼前境界差相吻合，然苦不能言传耳。又思新文人中工于旧诗者数不在少，尤以周（鲁迅）郁（达夫）王（统照）沈（尹默）……诸氏称最，我且久有以《新文人的旧诗》为题，作一论文，然终不敢率尔操觚，盖旧诗之妙处，正在“可意会而不可言传”中也。且就余所见，新文人而为旧诗作理论者，其恰到好处之作，则反不多觏也。至此乃复记友人K君日前示余沈尹默“乡居终日水车鸣，我自平生爱此声，风月一时××（此二字已忘）却，杖藜聊复寄诗情”一绝，大为叹赏，此诗且由沈氏作行书，以珂?板影印分贻友好，其书法亦苍劲秀逸，令人流连不置，在当代书家中，沈氏固亦大家之一也。余室中挂有其立轴一幅，系沈氏在沪任孔德图书馆馆长时，托K君所恳求者。又沈氏和知堂之打油诗数首，亦佳。其中“斜阳流水干卿事，未免人间太有情”句，尤觉意义深长。
旋又读赵瓯北诗。诗中颇多戛戛独造之句，其“尺波将涸鱼先散，一骨才投犬共争”一联，描绘世态，尤为冷隽，余绝爱之。又为“古有长生今亦死，天如可上地无人”，亦颇有趣致。赵诗特色，即在其对人情世态，能尽“婉讽”之妙。商务印书馆辑有《清儒学术讨论集》一帙，中有陈柱之《赵瓯北诗之哲学》一文，系从哲学立场而评骘赵诗者，谓“其诗中弥满哲学思想，非如寻常诗人之仅仅伤时忧世，悲贫悼贱者而已也。当杜甫之诗，忧世忧民，敷陈时事，世称为诗史，若瓯北之诗，发挥哲学，可不谓为诗哲邪？”虽不无“偏嗜”，然瓯北诗固未许以寻常眼光视之也。又谓瓯北能在科学尚未昌明之时代，而在诗中流露打破迷信之思想，尤为难能。此则确道着瓯北诗之长处，由前引第二联可见：使彼生于今日其在思想上、学说上之见解，必更有其超越恒流者也。
某月日，晴转凉。夜小雨，旋闻雷声，至此益觉天地萧森。余侷处斗室中，心中虚飘飘如空无一物，欲作文而无题材，乃下楼往箧中取《越缦堂日记》读之，其光绪九年十月二十四日论及母妻两党间之称呼云：
夜，得沈子培书，问姑母而兼外姑者，寿文当何称？略以意答之云：古人禁姑舅子女为婚姻，然世家大族，亦时有之，南北史诸书可证，其文之称谓，则无征也。以鄙意论之，姑之服重于外姑，其党亦尊于外姑。而自唐以后，妇为舅姑递增，至服斩称情以报婿之报缌非也，故议礼家皆有加隆之议，亦从宜从俗意也。礼言姑姊，妹有受我而厚之者，则妻者我受而厚之者也。妻之父母，礼亦有舅姑之称，其名亦尊矣；姑本无母称，其恩亦稍杀矣。今者之议，似宜称外姑而不必兼及姑。至见面相称，各从其俗，其服则从姑之本服，庶乎情礼兼致也。
沈子培与李越缦，在同光间俱为浙人中之佼佼者，故当时称为沈李，而二人交谊亦颇相投分。沈李并皆博极群书，沈为此称呼问题向李请教，尤见平日对李之推崇矣。而李于答书中所陈之见自亦足采行，盖若从姑（母）而不从外姑，则不足以明其妻之所自来矣。今日以内侄而兼作婿，或表兄妹联亲者民间仍属繁有，识此以备参稽。至此，余又忆及称呼方面之二事：一、余供职某商行时，有人向上级机关呈文，中需述及具呈人之姊某氏。而其称呼，“敝姊”既不通，“家姊”亦不文，苦思不得，因来问余，余曰，然则唯称“胞姊”较为适分耳。其人称善，遂用此称。二、某次代人撰联挽其弟妇，因而对称呼煞费考虑，直称“弟妇”（俗称弟媳妇）既觉俚率不文，又以其年逾六旬，若举其名而称“某某贤妹”，似又不妥，且旧式女性本无称其名者，最后只得称为“弟夫人”，虽出杜撰，而意尚可通也。因由上文触忆及此，合并识之。
某月日，午前曾雨一阵，薄暮天色澄清，洵当“如洗”的形容。夜来风势甚大，蚊虫“攻势”已缓和多矣。不但省却一笔蚊香及D·D·T之类费用，且耳畔无扰攘，身上免扒搔之苦，正可安心夜读。时局若斯，来日安危未可逆料，能偷得一日闲读几行书，此时尚不失为一种“清福”，初不必再做什么红袖添香的肉麻春梦也。
续读《越缦日记》。李氏腹笥极宽，日记中处处可见其“渊博”，不仅于读者学问上裨益良多，即在朝章国故方面亦颇有钩索价值，对研究同光掌故者尤不可不时加浏览也。唯越缦在生前作日记时，已准备后世刊布，故不免做作之气，字里行间颇可觇其矜才使气之处也。其对当时人物，又少所许可，一不如意，即诟詈满纸矣。余读《越缦日记》，虽取其笔记式之轻松而自成段落，然半亦缘记中颇多清末政治、社会、文物、科举等资料故也。今日读其光绪九年十一月初七日，其中所记有关胡雪岩（光墉）一则云：
昨日杭人胡光墉所设阜康钱铺忽闭。光墉者东南大侠，与西洋诸夷交。国家所借夷银白洋款，其息甚重，皆墉主之。左湘阴西征军饷皆倚光墉以办，凡江浙诸行省有大役大赈事，非属光墉，若弗克举者。故以小贩贱竖，官至江西候补道，衍至布政使，阶至头名顶戴，服至黄马褂，累赏御书。营大宅于杭州城中，连亘数坊，皆规禁籞参西法而为之，屡毁屡造。所畜良贱妇女八百数，多出劫掠。亦颇为小惠，置药肆，设善局，施棺木，为饘粥，时出微利以饵杭士大夫，杭士大夫尊之如父，有翰林而称门生者。其邸店遍于南北。阜康之号，杭州、上海、宁波皆有之，其出入皆千万计，都中富者自王公以下，争寄重资为奇赢。前日之晡，忽天津电报言其南中有亏折，都人闻之竞往取所寄者，一时无以应，夜半遂溃，劫攘一空。闻恭邸文协揆等皆拆阅百余万，亦有寒士得数百金，托权子母为生命者，同归于尽。今日闻内城钱铺曰四大恒者，京师货殖之总会也，以阜康故，亦被挤危甚，此亦都市之变故矣。
胡雪岩之为人及其商业手腕，时人对之毁誉不一。越缦对杭人又素不相洽，其同治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记中，对胡亦加轻视，盖不免有浙东西畛域之见，然从越缦所记中，亦足以见胡之起家及其失败之大略焉。要之，吾人就胡氏整个事业而论，实可代表晚清社会的一个“金融巨人”（阿英称胡氏语），并可由胡氏所设各种商号上而对清末中国的商业活动作一剪影。《近代名人小传》（沃丘仲子作）货殖部分云：“同治间足以操纵江浙商业为外人所信服者，光墉一人而已。”非夸语也。犹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述及中国明代某一经济家之生平，因而考得当时中国之经济情况（此得自郭鼎堂氏所作某篇论文中，曾刊战前《光明》半月刊，此处以无原书查稽，详情已不能记矣），则胡氏之商业活动，尤足反映十九世纪末叶中国社会经济上之一大变故，而足为研究我国经济史者之取材矣。同时，在今日所谓“豪门经济”“官僚资本”云云，胡氏彼时之商业手段及其私人生活，又恰恰为此二语之注脚，易言之，即已得其风气之先耳。兹再就此申言之。
胡初为贾竖，旋受左宗棠之知遇及提携，使筹饷购械，倚畀甚深，赏识尤力，左氏家书中谓“其人虽出于商贾，却有豪侠之概”，又称其“商贾中奇男子也”，以是一登龙门，声誉大隆，加以胡之长袖善舞，于是得以官商两栖，左右逢源，不仅积赀巨万，且晋头品顶戴黄马褂，“福至心灵”，财缘势生。他书记其“江浙丝茧向为出口大宗，夷商把持，无能与竞，光墉以一人之力，垄断居奇，市值涨落，外国不能操纵，农民咸利赖之。国库支绌，有时常通有无，颇恃以为缓急之计”，于此乃征当时外商的经济侵略已极严重，而胡氏则藉其官僚资本又从而操纵抗衡之。又从前引《越缦日记》中所记京师巨官显宦，多向胡之钱铺存储，如所云恭邸即恭亲王，文协揆则协办大学士刑部尚书文煜，存阜康银数多至七十余万，后曾被给事中邓承修所弹劾者也，并见官商勾结之风，由来久矣。而中国官僚资本声势之甚，尤若一脉相传者。
其次，如《越缦日记》所谓胡又“颇为小惠”，如同治十年，直隶患水灾，胡奉其母金氏之命，捐制棉衣前后达一万五千件，并捐牛具籽种银一万两。光绪四年，陕省亢旱成灾，饥民待赈孔亟，前后又捐实银五万两解陕备赈，其他如捐赈苏、鲁、晋、豫等地各款，“合计银钱米价棉衣及水陆运解脚价，估计已在二十万内外，而捐助陕甘赈款，为数尤多”。并以丸散药材解往西北陕甘各地。因此乃大受左宗棠之器重，曾迭次具折奏请清廷奖赏恩施。胡之得膺显衔，邀廷赏，即出左之竭力抬举也。而胡之各项捐输，其中亦有如今日之所谓变相的“救济特捐”者。此亦今昔豪门阶级市惠沽誉之一法门也。
胡之败也，当不外私人生活之过于糜烂，现金周转不灵，国库又被其亏空甚多，对洋商又屡食言，兼之各地商号主持者皆乘机中饱自肥，以致信誉日堕，由外强中干而至一败涂地，但在客观环境方面，则当时外商之经济侵略及买办资本之抬头，当亦为一重大打击。书史虽未明言，而考察彼时之经济情况，则其为一主要因素，可无疑也。
关于胡之私人生活，各家颇多渲染，大抵皆写其纵情声色荒淫奢汰等“豪举”，且有敷陈为说部者，如署名大桥式羽（实孙假托）之《胡雪岩外传》，及陈得康《胡雪岩演义》；又《海上花列传》所写之黎篆鸿，闻即影射胡氏。《胡雪岩外传》写其杭州花园，为一具体而微之西湖，即大假山一项，已耗去八万金，院门并建十六院，以分居姬妾。其事或者有据，然亦颇涉夸张失实，穷形极状之处。此又晚清若干小说家之通病也。兹撮录李伯元《南亭笔记》所记胡之私生活以为作结：
胡好骨董……一日有客以铜鼎出售，索八百金，且告之曰：此系实价，并不赚钱也。胡闻之颇不悦，曰：尔于我处不赚钱，更待何时耶？遂如数给之，挥之使去，曰：以后可不必来矣。其豪奢皆类此。每晨起，取翡翠盘盛青黄赤白黑诸宝石若干枚，凝神注视之，约一时许，始起而盥濯，谓之养目，洵是奇闻。胡有妾三十六人，以牙签识其名，每夜抽之，得某妾乃以某妾侍其寝。厅事间四壁皆设尊罍，略无空隙，皆秦汉物，每值千金，以碗砂捣细涂墙，扪之有棱，可以百年不朽。园内仙人洞，状如地窖，几榻之类，行行整列，六七月，胡御重衣偃卧其中，不复知世界尚有炎尘况味。花晨月夕，必令诸妾衣诸色连翩而坐，胡左顾右盼，以为乐事……胡尝观剧，时周凤林初次登台，胡与李长寿遥遥相对，各加重赏，胡命以银千两，倾之如雨，数十年来无有能继其后者。
不但胡本人起居如此奢侈，即其所雇仆役等因受豪门生活之影响，举措亦多骄纵逾分者。如：
胡之舆夫，相随既久，亦拥巨赀。舆夫有家，兼蓄婢仆，入夜舆夫返，则佥呼曰：老爷回来了，快些烧汤洗脚。一舆夫而至于此，真是千古奇闻！
李记所述胡之行事犹不止此，此处摘录片段，亦已觇胡之私生活铺扬至于如何程度，信如所言，则暴殄若此之甚，宜其晚境弗保矣。惟其中或多恍怪不经，言过其实之处耳。盖胡在当时有“活财神”之称，以此里巷侈谈，流俗震炫。而若干对胡有私怨者，又辄编造其细行以逞一快。而文人“生花之笔”，尤喜摭拾琐闻，渲染谈资。因之遂有种种悖于情理之举止流传于世矣。舍此不论，则胡雪岩及其事业之盛衰消长，谓之十九世纪末中国经济史上之一沧桑自无不可。而就盛极时声势言之，则又今日“豪门”阶级之“先进”也。易言之，胡雪岩虽死而几十年来胡氏之典型固仍长存于中国之阛阓中，特手魄气度，后来者或视胡犹不免逊色耳。
醒醉生（汪康年）于《庄谐选录》中于综论胡一生之余而评其败曰：“综胡一生言之，抑亦一时无两人也……及其败也，此方以侵蚀库款被县官封闭告，彼即以夥友无良挟赀远遁告，身败名裂，莫为援手，宾客绝迹，姬妾云散，其后判若两人。呜呼，何其哀也。岂生平所获皆不义之财，故悖入者亦悖出欤？抑务广而荒，受逾于器，人满则天概之，故及身而败欤？梁武帝有言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憾？其斯人之定论也夫。”所言虽不脱因果道德上之陈说，然亦足以资拥金自满者之警惕也。又：
作者曾于前此《论语》中著有《明清的清算豪门案》一文，当时本欲兼及清末之胡雪岩[虽胡之结局并非如严（嵩）和（珅）之被清算]，因就中国历史上豪门而论，雪岩固亦其中之特出者，但以材料一时费检而未果。今乃据旧日札记略加排比，先写一轮廓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