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钱谦益的《初学集》《有学集》，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先后出版。《有学集》中的诗文，都是钱氏于入清后所作，正如出版说明所说：“从中可以看到钱谦益进行的抗清宣传、活动和其他有关人物的事迹，也可以看到他对自己身仕两朝的自惭自悔与深刻责备。”他的《病榻消寒杂咏》云：“年老成精君莫讶，天公也自辟顽民。”就是自比于殷顽。又如“莫叹曾孙憔悴尽，大梁仍是布衣僧”，简直是对新朝的怨诅了。他的《吕留侯字说》，还要吕留良改字留侯，以隐合张良为韩报仇故事。他的《答吴江吴赤溟书》，直书“本朝养士三百年如此其久也”。此书作于清顺治十八年辛丑，此“本朝”指明朝，吴赤溟即吴炎，后罹庄氏史案之难。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中的“复明运动”一章，亦论钱氏在行事上的种种反清活动。
对于钱谦益本人来说，固可由此而略明其“顽民”心事；对清人来说，自然十分痛恨，高宗尤为切齿，凡是有钱谦益作序跋的文集，不是销毁就是抽毁。高宗对死节的史可法、黄道周等以为各为其主，特加表彰；对钱谦益、吕留良、屈大均、金堡（僧澹归）等则一再斥责，声色俱厉，并以钱谦益为自附清流，以吕留良等为诡托缁流，恋生惧死，这却是不公道的。吕留良等能躲则躲，但并不怕死，是随时随地准备着这条命的。
就诗论诗，钱谦益固不失为清初一个大家。沈德潜为此而选入《国朝诗别裁集》，又为此而失欢于高宗。
沈德潜在六十岁时还是一个诸生，次年始中进士，后却成为晚达的显宦，在籍晋尚书衔、太子太傅，食正一品俸，享年九十七岁。其《甲申除夕》诗有“此身剩有筋皮骨，明日居然九十三”语，但他的诗缺少才情，别无特色。
《国朝诗别裁集》共选诗人九百九十六人[6]，而第一个赫然为钱谦益，选录的多至三十二首，仅次于王士禛（四十七首）。小传中又多推崇之词，如说“推激气节，感慨兴亡”等。这里试举入选的钱氏《奉谒少师高阳公于里第感旧述怀》为例：“苍黄出镇便门东，单骑横穿万骑中。拊手关河归旧服，侧身天地荷成功。朝家议论三遗矢，社稷安危一亩宫。闻道朝廷饶魏绛，早悬金石赏和戎。”诗中的主人公为孙承宗，高阳人。崇祯十七年，清兵攻高阳，承宗率家人拒守。城破，自缢死。
这样的诗，如果是别人写的，高宗倒不一定计较，出于谦益之手，就要引起敏感，讥为“自附清流”，高宗是看到钱谦益的名字就讨厌的，特别是结末的“赏和戎”云云，又置已入主中土的清人于何地？
《别裁集》卷一中，将钱谦益、王铎、龚鼎孳等专列一卷，等于是首卷，在凡例中说成“我朝从龙之佐”。但清人只把他们看作贰臣，怎么会当作“从龙之佐”？而钱、王、龚诸人也未必恬然自安于这一啼笑皆非的称谓。又因诸人既列于首卷，而在这一卷中，将钱谦益安排在第一名，也是顺理成章，“从望所归”。
乾隆二十六年，沈德潜还请高宗为《别裁集》作序。高宗审阅后，乃命儒臣重新编选后而为之序。这序其实是在训斥：“因进其书而粗观之，列前茅者，则钱谦益诸人也。不求朕序，朕可以不问，既求朕序，则千秋之公论系焉，是不可以不辨。夫居本朝而妄思前明者，乱民也，有国法存焉。至身为明朝达官，而甘心复事本朝者，虽一时权宜，草昩缔构所不废，要知其人则非人类也，其诗自在，听之可也。选以冠本朝诸人则不可，在德潜则尤不可……谦益诸人，为忠乎，为孝乎？德潜宜深知此义……因命内廷翰林为之精校去留[7]，俾重锓版，以行于世。所以栽培成就德潜也，所以终从德潜之请而为之序也。”
有些话还是言之成理的，如说“不求朕序，朕可以不问”，亦心平气和之论。又如被高宗之父世宗斥为“名教罪人”钱名世之诗[8]，居然也选在里面，还在注中说：“因未见稿本，所收独略。”这时德潜年近九十，故高宗斥其“老而耄荒”。
但高宗对德潜的谴责也仅止于此，还是有些情谊的。后来南巡过常州，德潜偕钱陈群往接，还赐以诗。
沈德潜最后之受重惩，是在他身后。
乾隆四十三年，即沈德潜逝世九年后，经人告发，逆犯徐述夔的《一柱楼集》中，有沈德潜所作之传，并称其品行文章皆可法。高宗震怒，乃追夺德潜阶衔谥典（文悫），撤出贤良祠内牌位，扑毁所赐祭葬碑文，存殁恩荣，一网打尽。
上谕云：“是沈德潜于徐述夔悖逆不法诗句，皆曾阅看，并不切齿痛恨，转为之记述流传，尚得谓有人心者乎……且伊为徐述夔作传，自系贪图润笔，为囊橐计，其卑污无耻，尤为玷辱缙绅，使其身尚在，虽不至与徐述夔同科，亦当重治其罪。”但德潜退休后，仍食一品俸，何至贪小到这个地步。
到了次年，却又御制《怀旧诗》，把德潜列为五词臣之末，与钱陈群并称为东南二老，末段云：“其子非己出，纨袴甘废弃。孙至十四人，而皆无书味。天网有明报，地下应深愧。可惜徒工诗，行阙信可济。”方浚师《蕉轩随笔》卷八，载有此《怀旧诗》之注云：“德潜无子，其嗣子种松不知何所来，人甚不肖，狎邪作恶，曾命该抚就近约束之，幸而未致生事抵罪，而德潜暮年所得谀墓财，皆被其荡费罄尽，娶妾至多，养子至十四人，其因德潜赐举人者，不久即夭，其余无一人成材者，实德潜忘良负义之报也。”
从《怀旧诗》及其注语看，沈德潜原先的罪名是属于政治的，中间却转为“贪图润笔”，似乎是属于经济的，最后又归结为子孙的品德上，而所谓“忘良负义之报”云云，实也含有幸灾乐祸的心理，所以，这不是“怀旧”而是怀仇。又如说德潜的嗣子“不知何所来”，简直是市井间的拨弄阴私，大失人君的体统，与上引《别裁集》的序文比起来，气度上就差得远了。
我们试将德潜选钱谦益诗和为徐述夔作传两罪比较，应是前者重而后者轻：谦益久为高宗痛恨，德潜是深知的，因而是明知故犯；德潜为徐述夔作传时，又怎知道自己死后九年述夔会被剖棺戮尸？上谕说德潜曾看过述夔的悖逆不法诗句，并不切齿痛恨，不正说明徐述夔诗并无悖逆不法的嫌疑吗？
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中云：“或谓德潜以诗学致卿贰，告归时弘历（指高宗）以己所作诗集，委之改订，颇多删润。德潜死，调其诗集进呈，则平时为之点窜及捉刀之作，咸录焉。弘历大恚，始有革爵撤祀之令。又阅其咏黑牡丹诗，有‘夺朱非赤色，异种也称王’句，指为逆词，令剖棺锉尸。”印鸾章《清鉴》卷八亦云：“帝每有所作，经德潜推敲者为多，尝语人曰：‘朕于德潜可谓以诗始以诗终矣。’后德潜卒，帝微闻其以捉刀语告人，由此衔之刺骨。”此皆流俗相传的妄语。当时为高宗捉刀的也不止沈德潜一人，如赵翼《檐曝杂记·圣学》云：“寻常碑记之类，亦有命汪文端（军机大臣汪由敦）具草者，文端以属余，余悉意结构。既成，文端斟酌尽善。及进呈，御笔删定，往往有十数语只用一二语易之转觉爽劲者，非亲见斧削之迹，不知圣学之真不可及也。”高宗在《乐善堂全集序》中也说：“自今以后，虽有所著作，或出词臣之手，真赝各半，且朕亦不欲与文人学士争巧，以贻后世之讥。”则高宗自己也不讳言其所作有他人代笔。至于“夺朱”二句，更是言人人殊，究竟是谁所作，至今也不知道，近于齐东野语。但沈德潜绝对没有写过这诗，也未被“剖棺锉尸”，颇疑是后来的好事者所作，借此以泄其反满之恨。
总之，就当时文网高潮而言，沈德潜既选录钱诗，后又为徐氏作传，生前身后之遭帝怒，原是很普通的惯例，与为高宗捉刀绝无关系。流俗附会之说实不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