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叶辛文学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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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那是忘却不得的

《爱的变奏》校样寄来了,我正摊在桌上校阅,一位相熟的朋友翻看了一下,陡然问:这又是一本关于知青的书?

是的,这又是一本关于知识青年的书。怎么啦?

朋友坦率地说:都过去多少年了,你就不能写写别的吗?

我当然还要写点别的。只是,这一本,我写的还是知青……

朋友的责备,使我觉得,我该写一篇后记,讲几句心里话。让亲爱的读者,对作者也好多少有所了解。

1985年夏天,有两个山乡里的中年妇女找到省城贵阳来,她们简朴得几乎寒碜的衣着,她们拘谨的神态,她们的言谈举止,几乎完全是一副世代居住在山寨上的农妇模样了。不是她们开口讲上海话,很难相信她们曾经是上海知青。她们到省城来是为求一个工作,是来诉苦的。知识青年起初由城市到达乡村时,从来都是听农民忆苦思甜,虔诚地接受那份再教育的。曾几何时,她们自己却向人们诉起苦来。日子过得太艰难了,是生活,逼着她们走到今天这一步来的呀:她们全是当年嫁给村寨农民的知识青年,其中有一个还是优秀知青,她当年开创一代新风同山乡农民的结合连同接受再教育的事迹,曾经在“下乡上山”刊物上登载过。我清楚地记得,这本刊物传到我们集体户时,大家对她的事迹还足足议论了半天。现在这两个当年与山乡农民相结合的典型,一个死了丈夫,拖着三个娃崽;一个丈夫虽尚健在,但拖拉着两个娃娃,身处穷乡僻壤,日子也难以为继。她们来到省城,只是希图通过一定的渠道,为她俩呼吁一下,求得一个工作。

由于领导同志的关注和干预,这两位上海女知青在几个月以后,终于在偏远的小县城的一家工厂里落实了工作,算是得到了归宿。那么,其他知识青年呢,有没有沦落在生活的底层而无人问津的呢?

我回上海去探亲,有人指着弄堂里某个女子的背影告诉我,她也曾是知青,下嫁了农民,挣扎着回到上海老家,栖居在住房紧张的娘家,在里弄生产组找到一份出体力的工作,而她的丈夫和孩子,户口进不了上海。她在上海呢,生活不检点……

我随意翻阅一本发行几百万册的青年刊物,那里记载着几位当年自寻门路插队在宁波乡下的女知青的命运,她们几乎都为环境所迫嫁给了宁波当地讨不起老婆的种田农民,她们几乎同时得到当地的照顾在插队十几年后被召进了乡镇小厂,但她们的生活和家庭都不如当地的农户,她们经常挨老公的拳头,她们的丈夫几乎是一致认为“……知青老婆看得多、想得多,心活络,靠不住,农活干不过当地人,做工还得分居两地,真是谁娶谁倒霉!”夫妻之间没啥话好说,远远不如当地农民小两口的结合。由此男人们挥完了拳头只能闷闷喝酒,再有就是赌钱!当年的女知青自知翅膀太沉,飞不起来,也不想再飞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忍耐。多少年了呀,生活只让她们懂得忍耐。其中有个女的,忍不下去了曾闹过离婚,可上上下下都说她没良心,说她忘了“要口饭吃”的时候,是她男人收留了她!骂她有野男人,骂她……社里、县里自然是出面做“安心”工作,而最使人受不了的,是上海父母听说女儿要闹离婚,赶紧把原先在上海借读的小孩退送回乡下,声称绝不收留离开男人“败坏门风”的“临时户口”,她们这种人,怎能随便离婚呢?

原谅我几乎摘录了青年刊物上的一段,不是我对这类生活的“支流”感兴趣,我举出的这几个生活中的实例,难道不给我们透露了这么一个信息吗,即使在今天,当年随着轰轰烈烈的潮流跑到乡下去的一些知青,仍在城市和乡村的夹缝里生活得不那么如意。城乡差别依然存在,把这一点写出来,大概对我们的改革和开放不是无益的。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改革,不正是要为消除城乡间的差别而积极努力吗?

我本人曾经在乡下待了一段长长的日子,这并不是我连续写作五本关于知识青年的长篇小说的唯一原因。特别是提笔写这一本的时候,更多的是理智在提醒我:不要忘却,忘却那些已经过去了的灾难性的日子给一代青年造成的悲剧,那是忘却不得的!

1987年9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