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叶辛文学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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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让文学和生活一同前进

1969年的3月31日,火车把我送出上海,送到遥远的、对我来说一无所知的贵州山乡去插队落户。

1979年的10月31日,省里把我调到作协分会,我平生以来领上了第一份工资,二十八元整。那年,我三十岁了。

整整十年半的时间。是漫长的,漫长得令人难熬;是短暂的,短暂得仿佛一眨眼就过去了。

是啊,对历史的长河来说,十年半时间,算得了什么呢?可对我们的祖国、我们的民族来说,已经逝去了的十多年时间,经历了多少起伏、跌宕和变迁啊!拿我来说,我的青春,我的思索和追求,甚至于我的爱情,都是在这段岁月里开始的。我的人生之路,就是在偏僻山乡的羊肠小道上,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我对祖国农村这一片广袤大地的深切感受和理解,对栖息在这块土地上的农民的感情,就是在这段岁月里形成的。

我们整整一代新中国诞生时期出生的青年人,何尝又不是这样走过来的呢。

关于这段岁月,1978年后复苏了的中国文学,用了大量的篇幅,千千万万的文字描绘了它。

我根据自己的感受和理解,也写下了三本长篇小说:《我们这一代年轻人》《风凛冽》《蹉跎岁月》。

记得1978的夏天,我在贵州猫跳河畔的一个深山沟里,写作《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时候,曾怀着一腔热情想过,我要把十年间的体验,写成一个四部曲。当《年轻人》完稿的时候,有人很诚恳地劝我:长篇小说读起来费劲儿,耗时间,三部曲、四曲部就更费劲儿,更耗时间了。不如把感受到的生活,分别写出来。这样于作者,更主动些;于读者,也更灵活些。

我觉得这是金口玉言,非常信服地接受了意见。

继《年轻人》之后,1979年,我又写下了《风凛冽》和《蹉跎岁月》。

在《蹉跎岁月》快写完的时候,我听说了一件事儿,有个上海女知青,长得端正俏丽,很动人,她当过知青代表,说过一些在当年听来是司空见惯的话:扎根农村一辈子干革命啊,虚心接受再教育啊,改造世界观啊……就是这样一个人,后来嫁给了一个四十多岁的老光棍,生下了两个孩子,过着贫寒的生活,而她嫁给老光棍的过程,听来几乎是荒谬的……

这个女知青的命运吸引着我,一边在听人讲,一边我已经决定,下一部长篇小说,我就来写“她”。

1980年,我参加了中国作协第五期文学讲习所的学习。这段时期的学习,中断了我的写作计划。但这个时期的学习,使得我能隔开一点距离,冷静地来认识已经想写的这个题材。显然,这对我是有益的。整整一年时间,只要稍有空暇,我就在思索这个题材,想着即将写的那些人和事,冲动时,我就在本子上写下一两页。

学习结束了,秋天,我回到猫跳河畔的深山沟里。幽静奇秀的自然环境,坡陡水险的河谷,悬崖上时而传来的猿啼。一切都是我熟悉而倍觉亲切的。我开始写作关于知识青年的第四部书,我想把自己的经历画一个句号,而后去开拓另外的领域。

事与愿违。我只写下了一部分草稿,大约十三万字,就把笔扔下了。不是写不下去,是周围山寨上变化了的生活像块巨大的磁石一样,吸引着我去观察和感受。

1979年10月份,我离开山乡回上海改稿子时,在山乡的那条小小的赶场街上,苞谷卖三角钱一斤。这个价格,是我1969年来插队时就惊疑不解地听到过的。十年来,苞谷价始终在三角上下浮动,青黄不接的五黄六月,还会升到三角五,甚至于四角。

而1980的10月份,我离开一年后回到山乡,也在那条小小的赶场街上,苞谷只卖一角六七一斤了。十年来几乎不曾变动的苞谷价,是怎样陡然跌落下来的呢?这里面有什么秘密呢?生活逼着我去观察和思考,我惊讶地发现,赶场街上不但苞谷降了价,竟然还有农民拿肉出来卖,油、豆类、粮食,好些东西的价格也都降下来了。

不用费心去打听,我就明白了,在我熟悉了的山寨上,生活正在起着喜人的变化。我听到了多少久居乡间没听说过的新鲜事儿啊……

我决定搁下笔,耐心地看一看。当时我这么想,既然生活本身正在起变化,那么,我笔下的人物自然也该有所变化,“她”怎么变呢?我得泡在生活里,仔细看一看。

这一搁笔,足足搁了将近两年。两年来我看到联产连心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怎样一步步完善起来,怎样改变了山寨上的生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两年来,我根据对新生活的观察和体验,兴味浓郁地写了中篇小说《同样是收获季节》、长篇小说《墓石》。两年来,我又趁着改稿、探亲、开会的机会,走了北京、上海和内地几十个大、中、小城市,留心观察了那些回城市的同龄人的命运。

我觉得,自己找到了新的角度来表现我想写的长篇小说。我不能像以往写的三部书那样来写,我得站在今天的认识上来。

1982年的夏天,新的创作冲动促使我翻出了两年前写的那些草稿,我完全可以把这十三万字推倒重来!于是,我跑到花溪,在巴金和萧珊当年结婚的那幢房子里,写完了这部长篇小说《在醒来的土地上》。

至于这本书里写了些什么,表达了些什么,我不赘述了。只打算就这部书的写法,说几句自己的想法。这本书在《十月》长篇小说专刊发表以后,有读者来信提出,我的这本长篇,和其他长篇的写法不一样,回叙占了一本书的绝大部分。也有些同行对我说,这部书的结构,明显的是用一种新结构法写的,即反映现在的时间极短,从严欣踏进沙坪寨到他与郑璇一起到树林子里散步,前后一共六七天时间,一个星期。而回溯的时间却非常长,差不多写了插队落户的十年。如果算上严欣和郑璇童年、青少年生活的回忆,那就更长了。还有人指出,这种结构法,目前在国外是很流行的。感谢这些人给我说了不少好话。其实,之所以这样结构,主要是因为我对这个题材有过前面所说的一段再认识的过程。近几年来,承蒙读者的关心,我收到过一千几百封来信,热情的青年朋友们,以巨大的关心时时注视着我的插队落户的同龄人们,还有那些他们自称几乎从不读文学作品的老教授、老同志们,我对你们的来信是十分感激的,我对你们给予我的鼓励和鞭策是牢记在心的,我愿意把这本新作奉献给你们,我更愿意听到你们的宝贵意见和批评。

让文学和生活一同前进。

1983年六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之日,于北京

1984年3月14日于贵州黔灵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