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中山陵园附近，有座美仑美奂的住宅。它就是新近落成的蒋介石在南京的官邸“美龄宫”。
六月八日上午，蒋介石在美龄宫议事厅召集孔祥熙、宋子文、何应钦、陈布雷和第一至第四方面军司令官卢汉、张发奎、汤恩伯、王耀武，以及昆明防守司令部司令杜聿明、陆军总部直属第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第六军军长廖耀湘、第二军军长王凌云、第五十三军军长周福成等人开会，专题研究发动全面内战问题。
统一认识之后，蒋介石说：“诸位的发言，唵，一致认为消灭共党宜早不宜迟，这很好，唵！今天的会议之前，我与庸之、子文、敬之诸兄研究过，这个这个，决定使用正规军的百分之八十，唵，即一百九十三个旅，计一百五十八万兵力，全面进攻共党盘踞的所谓解放区！这个这个，唵，计划半年内消灭关内的共党部队，再以两个月时间，消灭东北地区的共党部队。”他喝了口白开水润润嗓子，“这场战争，唵，事关党国的生死存亡，这个这个，由我与敬之兄负责指挥。”
“我争取做委座的一名好助手。”何应钦说得毕恭毕敬。
十点左右，与会者在大有气吞山河的豪迈中刚离开议事厅，前美军中国作战司令部参谋长，现为蒋介石反共军事顾问的美国陆军少将巴特勒给蒋介石打来了电话。
“噢，唵，是巴特勒将军！阁下有要事找我？好，唵，我等待阁下的光临。”蒋介石放下话筒，想起了巴特勒代表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一次与共产党势不两立的致词，心里感到甜滋滋的。
五月一日，国民政府发布还都命令，宣布五月三日为蒋介石凯旋南京日。这天上午九点，蒋介石与妻子宋美龄由陈布雷、俞济时陪同，乘坐“美龄号”专机离开重庆，经西安和汉口，于下午四点抵达南京。五日上午，在长江路二九二号国民政府前面的地坪里举行隆重的还都典礼。蒋介石身着特制的，象征民族英雄的特级上将制服，在还都典礼上发表演说，要求民众“明礼义，知廉耻，明责任，守纪律。”他说：“何谓明责任？就是全国上下亲爱精诚，以在短期内消灭共党为己任。”接着，巴特勒代表杜鲁门致词。他咬牙切齿地说：“共产党的存在，是对全世界人民的一个严重威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全世界人民的一个重要任务是铲除共产主义。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真诚地希望还都南京之后的中国国民政府，成为全世界的反共中心，真诚地希望蒋委员长成为一代受全世界人民景仰的反共英雄。”
“是不是巴特勒献反共良策来了？”蒋介石静静地猜测着。巴特勒来了，但他却是为褚民谊说情来的。这实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之外。
原来，前天下午，巴特勒受一千两黄金的驱使，由褚民谊的妻子陈舜贞、女儿褚文慧陪同驱车去苏州，凭着他的身份和地位，轻而易举地进入狮子口第一监狱。
典狱长苏健生听说巴特勒是蒋介石的反共军事顾问，不敢怠慢，客气地说：“囚房十分简陋，连个坐的地方也没有。我去把褚先生叫来，请将军阁下、褚夫人、褚小姐在我的办公室与他见面。”
“不，不！我们要在囚房里与褚先生交谈。”巴特勒很固执。“好，好！那我派人送茶去，送四把椅子和一张茶几去。”苏健生说着转身走了。褚民谊见苏健生带人送来椅子、茶几和茶水，莫名其妙，愣愣地问：“这是干什么？苏先生。”苏健生悄声说：“蒋主席的反共军事顾问巴特勒将军，还有你的夫人和小姐看望你来了。”
褚民谊激动不已，一眼见到巴特勒就失声痛哭，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巴特勒扶他坐下，自己则面向他坐下来，然后显得关切地说：“听褚夫人说，褚先生对法院判以死刑不服，现在请说说你不服的理由，我好向蒋委员长进言。”
褚民谊是一副典型的囚犯模样。他面黄肌瘦，满脸憔悴，蓬乱的头发如同经过寒霜的一堆枯草，灰白的胡须足有三寸长，身上的衣服脏兮兮的。他的上身不时地在衣服里微微扭动着，以制止虱子的骚乱。他用袖子擦擦眼泪，说了几句表示感谢的话之后说：“请允许我从我的一段经历说起。我原在蒋先生手下任行政院秘书长，直至民国二十四（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汪先生在中央党部被刺后同时辞职。从民国二十七（一九三八）年起，我任上海中法工学院院长，期间因校务事曾两度赴重庆，向教育部请示有关问题。至于汪先生如何与日本接洽和谈，我根本不知其事，就是近卫文麿发表声明与汪先生发表艳电，亦与我毫无关系。老实说，筹建南京国民政府我是参与的，因为我们想到必须有一政府与敌人抗衡，可以稍解人民倒悬，也为国家前途留一余地。何况南京政府承党国大统，与重庆政府实为相辅相成。我之所以参加南京政府，除了上述原因，还因为我与汪先生是连襟，是留法同学，是心心相印的好朋友，是志同道合的好同志。”
死到临头不认罪，是汪精卫集团诸汉奸的共同特点。褚民谊接着说：“政府依照《惩治汉奸条例》处我死刑极不合理。其实，南京和重庆两个政府是殊途同归，其救国主张是一致的。如果说主张和平者有罪，那么主张抗战者亦有罪。”他逻辑混乱，“因为联合国胜利了，中国的抗战成功了，我们这些人则成了罪犯。如果轴心国胜利，日本得势，该定罪的恐怕是另一些人了。”
巴特勒的感情受黄金支配，明知褚民谊强词夺理，却一笑置之。他说：“褚先生还有哪些可以为自己辩护的理由？”
陈舜贞见丈夫陷于沉思，代替他回答说：“理由就是褚先生是有功之臣，巴特勒将军！”
“请褚夫人详细说说。”巴特勒很感兴趣。
“民国十四（一九二五）年，国父孙中山先生在北平协和民院割治肝癌后，该院声称已将割除的肝脏火化。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协和医院被日军接收，发现孙先生的肝脏仍用酒精保存着。”陈舜贞说，“民国三十一（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九日，褚先生专程去北平，将孙先生的肝脏领回，送交南京中山陵园管理处保管。这是一。其次，民国三十二（一九四三）年五月，褚先生又从日本人手中取回孙先生所著《建国大纲》手迹，交南京中央博物馆保存。”她因得意而显得很激动，“这肝脏，这手迹，可是价值连城的珍贵文物啊！所以说，褚先生是党国的有功之臣！”
褚民谊说：“孙先生的肝脏落在日军所属坦克第三师团长山路秀勇手里，他一开口要五千两黄金。于是，我去找驻华北日军总司令下村定。因他与我是好朋友，结果分文未花就将孙先生的肝脏领回来了。”他满脸自豪神色，“孙先生的手迹落在日军第一军司令官澄田睐四郎手里，我赶到太原找他时，他已将手迹钉入一只小木箱，正准备运往日本历史博物馆。开始他矢口否定，后来否定不了又要我给他六百斤湘西出产的上等烟膏。我又去北平找下村定，结果只给了他十斤一般的烟膏就领回了手迹。”他脑袋晃了晃，“如果不是我的努力，这肝脏和手迹肯定散失了，那将是不可饶恕的犯罪呢！”
“好，好！有了这一条，蒋委员长一定会从宽处理褚先生的问题。”巴特勒说，“请褚先生给蒋委员长写个信，详细说说这两件事。”
现在，巴特勒将褚民谊的信递给蒋介石，一往情深地说：“请委员长阁下过目。褚民谊先生可立了大功啊！我殷切希望委员长能够以其功赎其罪，从宽处理他的问题！”
蒋介石见巴特勒不是为消灭共产党献计献策，而是为汉奸褚民谊说情，很不高兴，但他素来在美国人面前百依百顺，何况巴特勒还是杜鲁门直接派到他身边当反共军事顾问的。他将信连看两遍，沉吟一会，木讷地问道：“巴特勒将军怎么认识褚民谊的，唵？”巴特勒说：“因为美国驻华使馆一等秘书史迪特克先生与褚先生曾经是留学法国的同学，褚夫人通过史迪特克先生与我取得联系。”他一直微笑着，“而我，与史迪特克先生又是连襟，碍于情面，不得不来见委员长。”
“将军阁下，唵，是我的反共军事顾问，这个这个，你不用通报，也不用打电话约定，随时可以到美龄宫来，只要我在家，唵！”蒋介石说，“创办黄埔军官学校时，唵，国父孙中山先生是军校总理，我是军校校长，但我不敢称自己为国父的同仁。”他把胸脯挺得高高的，“不过，我坚信自己是国父学说的忠实信徒，这个这个，立志做国父的好学生，唵，立志做国父未竟事业的忠实继承人。既然褚民谊效忠党国，保存了孙先生的灵肝和手迹，这个这个，从尊敬国父着想，也是从尊重将军阁下着想，可以从宽处理他的问题。”
“那就请委员长写个手令。”巴特勒说。
“可以。”蒋介石说罢，挥笔给陈舜贞写了封信。
陈舜贞先生大鉴：
褚民谊先生附敌乃罪有应得，但念其追求国父奔走革命多年，又设法保存国父灵肝和国父手迹，此次日本投降后能够移心转志，努力维持广东治安，便于中央接管，故对他的问题当可从轻议处。最高法院自当照此办理。
甚望多珍摄。专此敬颂
时安！
蒋中正叩上
六月二十五日于南京
在中国，权大于法，历来皆然。五天后，最高法院以褚民谊保存珍贵文物为由，发回江苏省高等法院重新审理褚民谊的问题。
七月二日早饭后，褚文慧也许是心情特别舒畅，将压在箱底下已十月之久不取穿戴的艳装和黄金首饰拿出来，将自己打扮一番，然后携带蒋介石的信，由南京乘火车去苏州。不料，坐在同排座位上的是个年轻的女扒手，也是满身珠光宝气，她谎说她是何应钦的妻侄女，名叫王秀萍，并送张名片给褚文慧，其职务是何应钦的机要秘书兼英文翻译。褚文慧为了使父亲的拯救多得到一分支持，就主动与她交谈。因对面坐着两个打扮入时的中年男子，褚文慧拿出一个笔记本，在上面写道：“我是褚民谊的女儿褚文慧，我父亲的事甚望王小姐在姑父何先生面前美言几句。”女扒手在笔记上写道：“一定在姑父面前为令尊大人进言，请褚小姐放心。”
车过常州不久，褚文慧要去厕所大便，居然将装着蒋介石手迹和二十块银元的皮料挎包交给女扒手。等她从厕所回到座位上时，已不见女扒手的踪影。她有苦难言，也不便声张。好在她身上还有将蒋介石手迹拍成照片的底片。她抵达苏州后，将手上的一只金戒指兑换成法币，先去邮电局给母亲打电话，将手迹被失告诉母亲，要她马上去见巴特勒，万一高等法院要信函原件，就说原件保存在巴特勒手里。陈舜贞在电话里对女儿的不谨慎责备几句，马上喊了辆出租小轿车见巴特勒去了。
接着，褚文慧去照相馆，洗印两张信函复制件，然后去高等法院见院长兼审判长孙鸿霖。果然不出所料，孙鸿霖要信函原件。他说：“我们不要复制件，要蒋主席信函的真迹。”“信函真迹保存在美国陆军少将巴特勒先生那里。”褚文慧说，“他是蒋主席的反共军事顾问，请孙院长打电话给他，要他马上派人将信函原件送来。”“好吧，我给巴特勒先生打电话。”孙鸿霖说。
巴特勒又从陈舜贞手里得到五百两黄金，在电话里对孙鸿霖说：“蒋委员长写给陈舜贞女士的信，是由我转交给陈女士的。我自从半年前出任委员长的军事顾问以来，就有意收藏他的手迹。征得委员长的同意，凡是他的手迹经过我的手，一律由我保存其真迹。如果孙先生不相信，请打电话给蒋委员长。”
孙鸿霖哪里敢给蒋介石打电话！他说：“相信，绝对相信！江苏高等法院就依照最高法院的批复和这份信函复制件，于最近重新审判褚民谊的问题。”
褚文慧离开高等法院，喊了辆人力车去狮子口第一监狱。她见苏健生不准她与父亲见面，又把手中的那张王牌打出来。苏健生一眼见到蒋介石的信函复制件，马上转变态度，就将自己坐的那把木椅子往肩上一扛，送她去监狱二楼二一五号房间。
褚民谊看了蒋介石的信函复制件，禁不住老泪纵横。“天助我也，天助我也！”他无比激动地向上伸出两个手臂。
八月六日上午，高等法院开庭重新审理褚民谊的问题。消息传开，也许出于好奇，抑或想看个究竟，到场的新闻记者和旁听者比对褚民谊第一次审讯和第二次判决还多，竟达到八百五十多人。其中有三百多人无座位可坐，就秩序井然地列队站在旁听席后面。
八点五十五分，褚民谊由四名武装法警押送到庭。他换了件比较干净的深灰色长衫，下穿隐条浅褐色西装裤，脚穿棕色皮鞋。头发往后梳理着，胡须也刮光了。总之，他浑身上下显得很精神，眉宇间洋溢着死里获生的喜悦。
九点整，孙鸿霖按照蒋介石信函定的调子，宣读复判书。他念道：“查褚逆民谊虽然叛国投敌而罪恶昭著，但纵览他的人生旅途，从事革命是主要的，其设法保存国父灵肝及《建国大纲》手迹，为党国立了大功。日本投降后，对自己的犯罪深有悔悟，自觉地维持广东治安而立功赎罪。鉴于此，本法庭决定将褚逆民谊的死刑改判为有期徒刑二十年。”他放下复判书同道：“褚逆民谊！你是否还有话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