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审判长先生准许将我的《八年的回忆》公开发表，我委实心满意足矣，愿在此表示感谢！”陈公博向台上一鞠躬，“我知道，法院之所以判我死刑，是从我的身份地位着想，不这样做不行，我对此毫无怨意。本来，我从日本回国受审，就是要表示我束身以服法之范例。因此，我再一次表示绝不上诉。”
“我不服！”大家一怔，抬头一看，见一个中年女人站在旁听席中。她说：“作为陈先生的妻子，我要上诉！”
陈公博转动半个身子，摇着手对妻子说：“不必了，夫人。”
五天后，最高法院收到李励庄为丈夫辩护的《刑事申请复判状》，并附有戴笠密送给陈公博的反共资料，其中包括八路军和新四军的番号、布防地区和两军连长以上指挥者姓名表，以及戴笠、顾祝同和宋子文发给陈公博的密信、密电和通过无线电话与陈公博秘密联系的记录，等等方面的情况复制件。
应该说，《申请复判状》的理由是充分的，证据是确凿的，虽然戴笠已死，但还有两个很有影响的人证，至少可以改判死缓或终身监禁。然而，这个社会实在太复杂了，也太古怪了，使得高明的历史学家也无法把历史写清楚。
五月十四日，李励庄的《申请复判状》被驳回。最高法院的批复是：“所谓理由纯系狡辩，所谓证据纯系捏造，故维持原判。”
第二天上午十点，石美瑜由苏健生陪同来到陈公博的囚房，将最高法院维持原判的意见告诉他。
“这是我意料之中的事。”陈公博苦涩地一笑，“对此，我只有苦笑而已。”一九三九年，陈公博寓居香港期间，曾根据他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六年的经历，写成《苦笑录》一书。为何取这么个苦涩而尴尬的书名？陈公博在《自序》中这样写道：“政治的内幕，太复杂而且太变幻莫测了，往往使得身当其事的人们也难得知道它变幻的来由，也难得知道它演化的结果。”“只有像大风雨里的孤舟，听着它漂流，听着它簸荡，有时连生命也要听天由命让其浮沉。在当时遇到此种事情时，固然使你哭不得，笑不得，只有苦笑一下。即使在今日我把这段经历记载下来，虽然事情已隔了许多年，但还是感觉哭不得，笑不得，也只好苦笑一下。”
陈公博曾经在他的《少年时代的回忆》一文中写过这样一段话：“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以我为首组织十人团，其目的是制造新贵人，即抓着机会便要往上爬。”他抱着这种思想，先投机到共产党，再投机到国民党，最后投机到日本侵略者的营垒中。他苦笑，投机一生，却落得个如此身败名裂的下场！他苦笑，笑出了难言之隐，他何曾料到自己会死于同路人蒋介石之手呢！
石美瑜和苏健生走后，陈公博首先想到的是最高法院批复的“所谓证据纯系捏造”一句话，他决定分别给顾祝同和宋子文写信，究竟是不是捏造？他坐在床上，用膝盖当桌子，展开一张十六开白纸，刚写了“墨三兄大鉴”，觉得顾祝同的影响没有宋子文大，自己在南京与他的交往也不及与宋子文频繁，就把写下的这五个字裁掉了。但是，当他写了“子文兄大鉴”之后，又觉得自己天真可笑，怀着不可名状的心情，在纸上写了五个鸡蛋大的字：“羊求狼开恩”，又摇头苦笑着，然后把它搓成一团，丢进马桶里。最后他决定写首诗留给家属，再由家属抄送给有关亲友。他整整花了四个小时，写了一首五言长诗。其中有这样一些句子：
“少小从军行，单骑渡韶水。
亡命走山泽，校字隐鲛市。”
“恃此肝胆烈，愿为朋友死。
只求心所安，不计身之毁。”
“友谊泰山重，性命鸿毛比。
兆民欣有托，寸心喜无愧。”
“犹有忧不去，烽烟倏四起。
独有意难平，祸乱尚未已。”
陈公博在诗中不仅为自己歌功颂德，而且还流露出对国内共产党的力量日益强大的担忧，表示他至死也不忘反共。
接着一连三天陈公博失眠，他要求监狱给点安眠药，但未获得批准，只好在精神的极度折磨中等待着东方发白。黎明，在陈公博的生活里已失去了新生的含义，而成了阴阳交界的鬼门关，也许就在这一天，他就会走向另一个世界。
六月三日早饭后，苏健生不知是很欣赏陈公博那手遒劲的行书字，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把陈公博叫到他的办公室，手指桌子上的宣纸和笔墨，要陈公博为他写副对联。
“我愿意献丑，不知苏先生写什么内容？”陈公博说。
“写副处世为人的吧！”苏健生说，“内容由陈先生定。”
陈公博略加思索，说：“那就写‘大海有真能容是怀；明月以不常满为心。’怎么样？”
“很好。”苏健生点点头。
当陈公博只差三个字未写时，突然发现有四个武装法警站在旁边。他知道，平时监狱中是不会有法警进入的，于是惊问道：“是不是来提我去执行死刑了？”四个法警不置可否地笑笑。
因此，这副对联的最后三个字的笔画有点打颤。陈公博强作镇静，对苏健生说：“这是一副在特殊情况下书写的对联，因为我是个臭名昭著的人，一个马上走向死亡的人，恕我不署名了。”
“署上，请陈先生署上你的大名。”苏健生说，“正因为如此，这副对联有着特殊意义，值得珍藏。”
“这实在使我感动！好，我署名。”陈公博又拿起笔，在对联的右上方写上“苏健生先生雅正”，在对联的左下方写上“陈公博敬书”。他放下笔，对苏健生说：“可借没能盖上我的印鉴和闲章，很遗憾。”他顿了一会，“请典狱长先生给我半个小时回房间收拾一下，再请你批准我与在二楼的陈璧君先生、褚民谊先生见一面。”
“可以。”苏健生满足他的要求。
陈公博由两个法警押着回到囚房后，脱下身上的灰色长衫，换上干净的浅褐色东方呢长衫，又把皮鞋擦得锃亮，然后刮了胡须和梳理头发，想给人留下整洁而从容不迫的形象。他一扫平日对这间囚房的憎恨和厌恶情绪，把它当成光怪陆离的人生缩影，慢慢转动着身子，用恋恋不舍的目光将囚房扫视一遍。他站在床铺前踌躇了一会，把自己吸了近十年的一只烟斗塞进裤口袋里，双手捧着一把自己用了五年的陶瓷小茶壶，离开伴随他渡过两个月又七天的囚房，缓步走下二楼，在二○四号囚房与陈璧君见面。
陈璧君正戴着老花镜在阅读报纸，一眼见到陈公博，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
“君姐！请恕我先走一步，甚望你多加保重。我此去，可以有面目见汪先生于九泉了！”陈公博将茶壶递过去，“身居囚室，身边别无长物，一把常用的茶壶，就留给君姐作个纪念吧！”
茶壶内壁已黑如锅底，没有茶叶时，冲半壶开水进去，也能浸出幽香。
陈璧君双手接过茶壶，失声痛哭，啜泣着说：“万万没有想到，我们都死在老蒋手里，死不瞑目啊！”
“君姐！这一切只有用我在《苦笑录》的《自序》中一句话来解释：‘只有像大风雨里的孤舟，听着它漂流，听着它簸荡，有时连生命也要听天由命让其浮沉。’这么一想，似乎一切都明白了。”陈公博还是苦笑着，“请君姐别过于悲伤！当局判你终身监禁，你的日子还长着呢，一定要多保重！好，我随汪先生去了！”他对她深深一鞠躬，然后走出门去，对站在门口的两个法警说：“请押送我去二一五号房间与褚民谊先生告别。”
褚民谊接过那只烟斗，痛哭流涕，与陈公博拥抱在一起。陈公博说：“我先走了，保重保重。”“四月二十二日，当局已判我死刑，我的日子也不多了。九泉见，九泉见！”褚民谊紧紧握着陈公博的手。
“重行兄的情况与我不一样，只要《申请复判状》的理由充分，当局会改判的。”陈公博说，“放风时，请代我向关押在这里的诸位先生致意，恕我不一一与他们告别了。”
“一定，一定。”褚民谊说得呜呜咽咽。
在监狱的监刑室，监刑检察官钟长鸣先向陈公博问了姓名、年龄、籍贯、职业之后，对他说：“已经接到法院命令，今天就对你执行处决，你还有什么遗言？”
“我要写两封信，一封是给家眷，一封留给蒋先生。”陈公博说。“同意你的要求，不过时间不超过两个小时。”钟长鸣拿来纸笔墨，让他坐在一张小桌子旁写遗书。陈公博在给李励庄的遗书中写道：“随信附上一首五言诗，请抄送给你认为该给的亲友。”“万望教育子女认真阅读《苦笑录》前的《自序》，让他们好好做学问，千万别从政，政治太可怕了。”
他在给蒋介石的信中说：“我虽然死，但我绝不对先生有什么怨词。先生置我于死，自然有许多理由，或者因为我以前随汪先生反对过先生，或者因为我参加南京政府，或者因为国际关系，或者因为国内政治的关系，甚至或者因为恐怕我将来对于国内的统一是一个障碍。凡此理由，先生都可以让我去死。而以上几种理由，我都愿意接受。”“悬悬放不下心的还有一个共产党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到国家前途，关系到国民党的前途，更关系到先生的前途。我将死，不得不尽量和先生说，或者将死人之言可以使先生动听，也未可知。”
这封信写到一半时已近中午，陈公博对钟长鸣叹息道：“唉！当局自有成竹在胸，一个将死之人，说了也未必有用，不如不写了！快到中午，我不能耽误你们的用膳时间。”他又提笔在信上写道：“没时间了，信未完，言未尽。先生是个聪明绝顶之人，我的未尽之言想必能够明白。”
就因为陈公博信中有“没时间了”四个字，蒋介石很窝火，下令革了钟长鸣的职。眼下，监狱送来一瓶老白干、一盘炒肉片和四个馒头，要陈公博进最后的午餐。“不必了，不必了！”陈公博摇摇手，“我急于要去了！”他与钟长鸣和在场的法官和法警一一握手告别。
刑场就设在监狱内。刑场四周布满了手持驳壳枪的法警。陈公博缓步进入刑场，脸色惨白地对左右和身后的执行法警说：“朋友！请多帮忙，为我做得干净些。”他说罢刚走了三步，身后的那个法警趁他不在意时，就对准他的背部开了一枪。
陈公博俯倒在地，经过两分钟的抽搐，气绝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