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谊号”中型客机腾云驾雾，平平稳稳，在南京至东京的航线上低速飞行。舷舱里坐着陈公博及其随员褚民谊和林柏生。三个人的穿戴一样，都头戴深灰色礼帽，身着藏青色呢料大衣，大衣领口处很潇洒地露出一段领带。所不同的是褚民谊和林柏生的领带分别为蓝色和紫色，陈公博的领带是殷红色，显得格外耀眼。舷舱里有十八个座位，只坐着三个人，又都默默地各想各的心事，显得空旷而冷寂。
陈公博想的是怎样掩饰自己的真实思想，进一步取得日本政府的信任。褚民谊思考的是早点去广东任省长。林柏生为自己即将掌握美丽富饶的安徽省而陶醉。昨天下午，陈公博对林柏生说过，访日回南京之后就举行行政院二三四次会议，正式任命他为安徽省长，他的宣传部长将由赵尊岳继任。因此，林柏生的思维又多了一层内容，既不脱离公馆派，又要获得陈公博的信赖和器重。
好比雇工面对势必破产的雇主，他们对日本已不抱什么希望和幻想，对这次出访也没有多少兴趣，纯粹是为了外交应酬。但是，应酬也是一种姿态。这种姿态，明显地表现在佩戴在陈公博、褚民谊胸前的金质一级旭日勋章上。这是去年四月陈公博偕同褚民谊访日时裕仁天皇赠送的。裕仁还请陈公博转送一枚给周佛海。汪精卫与众不同，早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就得到一枚。佩戴着裕仁赠送的勋章去见裕仁，如同太太穿着丈夫买的漂亮衣服去见丈夫，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这使林柏生羡慕极了。
陈公博察其意，打破沉默笑着说：“林先生！我和褚先生佩戴这勋章去东京，其目的是想给裕仁天皇以启发。”“给裕仁天皇以启发？”林柏生愣了愣旋即明白了，“我在天皇的心目中没有多少地位。”
陈公博说：“难道林先生任宣传部长四年多来，宣传中日和平的贡献还小么！这些，我会对天皇说的。”他停了停，“其实，林先生观点明确，能写能说，任宣传部长最适合。可是，璧君姐非让你任安徽省长不可，我只好同意。”
“这一点，可不能向天皇透露，陈主席！”褚民谊从公馆派的利益着想，如果林柏生有了裕仁赠送的勋章作护身符，他在安徽的为所欲为更加方便。
“那当然。”陈公博也想把林柏生拉过来。
“谢谢陈主席的关心。”林柏生高兴极了。
十二月十五日下午四点，陈公博一行飞抵东京。他们受到裕仁的代表东久迩宫彦亲王、小矶首相和外务相兼大东亚相重光葵、陆军相杉山元、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等人的迎接。到机场迎接陈公博一行的还有蔡培。杉山元被撤销参谋总长职务之后，坐了几个月冷板凳，裕仁见他对扭转太平洋战争的被动局面主动出谋划策，小矶组阁时让他出任陆军相，但他没有像东条那样陆军相兼参谋总长，而把这个职务给了梅津。不过，杉山很知足，不计较，现在总比坐冷板凳好。
陈公博活到五十二岁，多次飞东洋飞西洋，但受到出访国以国家元首规格的迎接还是第一次。只有当他夹立在东久迩宫和小矶国昭之间，谛听国民党国歌《总理训示》和日本国歌《君之代》时；由他俩陪同检阅由千人组成的三军仪仗队，士兵们昂头挺胸持枪向他行注目礼时；当天晚上八点，东久迩宫代表裕仁设国宴款待，陪坐在他左右的两位日本美女，柔情十足地连连把盏向他敬酒时，他才感到汪精卫死得好。
最高的礼遇总是令人向往的，令人陶醉的。人生难得几回醉，一切烦恼可以一概不去想。陈后主陈叔宝，隋兵打过长江，已经兵临金陵城下而杀声四起，他不是还在皇宫与妃嫔们饮酒作乐么！
第二天上午，裕仁由小矶、重光葵和木户幸一陪同，在皇宫接见陈公博一行。裕仁说：“朕与陈代主席阁下等三位中国朋友都多次见过面，可以说是老朋友了，只是没有单独与林先生交谈过。”
“林先生是我们的宣传部长，写文章是大手笔，演说全场鸦雀无声，是宣传中日和平的杰出代表。”陈公博马上接腔。
“作为宣传部长，这是我的应尽之责，不足挂齿。”林柏生显得很谦虚。
裕仁望了望陈公博、褚民谊胸前的旭日勋章，沉思一会，微笑着说：“很好，为了表示对林先生的感谢，朕同样赠送你一枚一级旭日勋章。”他面向木户，“请木户君取一枚来。”
“衷心感谢天皇陛下赐予我以至高的荣耀！”林柏生起身向裕仁深深一鞠躬。
不一会，裕仁从木户手中接过勋章，又亲自给林柏生佩戴在胸前时，林柏生又对裕仁一鞠躬。他感激地说：“我将为宣传中日和平，宣传大东亚战争必胜而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谢谢！”裕仁扶扶鼻梁上的近视眼镜，“代主席阁下在东京还过得愉快吗？”
“过得很愉快，陛下！”陈公博说，“不仅生活过得愉快，而且感慨良多。去年四月访问贵国时，天皇陛下赐予我至高荣耀的一级旭日勋章，前不久陛下又赐予我最珍贵的礼物‘友谊号’客机，衷心感铭，没齿不忘。我满怀兴奋之余，又为不知怎样才能不辜负陛下给予我的荣耀而惶惶然。”他边说边望着裕仁，“我诚心祝愿陛下万寿无疆！并向陛下发誓，我将为中日和平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乃至自己的生命！现在，中日两国之利害安危，已不可分，唯有本着汪先生昭示我们的与盟邦同甘共苦，以至同生共死之决心而勇往迈进，千难万险不退却！”
他面对裕仁正襟危坐，目不转睛，吐出一连串感激涕零的语言。大概李莲英在慈禧太后面前说话就是这种媚态。三国东吴末帝孙皓投降晋帝司马炎之后，被封为归命侯。司马炎召见他时，赐酒一杯，并令做诗一首。孙皓一杯酒下肚，立成四句：“昔与汝为邻，今与汝为臣，饮君一杯酒，祝君寿万春。”陈公博较之孙皓，一点也不逊色。
接着，裕仁说了说怎样使太平洋战争转败为胜的打算，然后重申：“即使帝国本土被敌人炸成一片焦土，也决不屈服！”陈公博也重申：“万一出现天皇陛下所说的这种情况，中国将是贵国最可靠的大后方。”两人越说越投机。裕仁说：“陈代主席阁下与汪先生一样是帝国最真诚的朋友！”陈公博说：“我能被陛下视为贵国的真诚朋友不胜荣耀之至！”
裕仁沉思一会，提出宁渝合流的问题。他说：“其目的是为了早日结束中国事变，把帝国使用在中国战场上的绝大部分兵力、财力和物力用在南方战场上去，以彻底打败美英两大敌人。”他安慰在座的三个中国人说，“宁渝合作的条件之一，仍然保证陈先生阁下任国民政府主席，褚先生和林先生仍然是部长级官员。”
“我完全拥护陛下的主张。”陈公博说，“只要能够早日结束中日战争，在全中国开展中日和平运动，就是让我做一名普通的中国老百姓也心甘情愿。”他这是从汪精卫那里学来的。
“很好！这说明代主席阁下对宁渝合作的诚意。”裕仁说，“缪斌先生办事认真负责，帝国第三次与重庆沟通关系，仍然请他为中介人。请阁下回国后通知缪先生早点来东京，把帝国重新提出的和谈条件带到重庆去。”
“我们遵嘱照办。”陈公博为了摸摸裕仁的思想动向，收敛笑容，板着面孔又说：“重庆方面在和谈上简直是得寸进尺！不仅提出要取消满洲国，还提出要贵国赔偿损失！”他觉得以愤慨的语气把问题提出来，裕仁听了会好受一点。
其实，裕仁并没有考虑这些。他说：“只要能够早日结束中国事变，帝国对这两条都可以考虑。”这充分反映了他急于从中日战争中脱身的迫切心情。
陈公博马上转变语气说：“陛下的话使我顿开茅塞。中国的孟老夫子说过：‘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是的，要成就某项事业，必须舍弃某些东西。对此，南京国民政府表示全力支持。”
“谢谢阁下的理解和合作。”裕仁微笑着说。
从十七日至十九日，陈公博一行与小矶、杉山、梅津等人举行三次会谈，着重讨论和平军与日军联合重庆方面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的问题。日方见陈公博表示坚决反共，又给了他们四个陆军师的武器装备。但有个条件，就是南京方面再输送四十万青壮年劳力给日本，以便把日本各工厂十八岁至四十五岁的四十万工人换出来上前线打仗。陈公博慷慨地说：“我们输送五十万！”
二十日下午，陈公博等人结束在东京的活动返抵南京。他在明孝陵机场对中外记者发表讲话说：“我们以同生共死之决心与日本加紧合作，希望重庆当局认清形势识时务，与南京政府齐心协力，为早日结束中日战争做出自己的贡献。”
第二天上午，陈公博主持召开部分中央执行委员参加的常委扩大会议，由林柏生做访日报告。林柏生着重说了三点：一是日本为了打败美英两国，已实行全国总动员，各机关团体的工作人员压缩一半，以及学校十六岁以上的男性学生和工厂的男性中青年工人都服役上前线打仗，美英两国非败不可；
二是日本不仅无息借给南京政府三百万日元，无偿给予一百架飞机，这次又给予四个陆军师的武器装备，极大地鼓舞了南京政府的斗志；三是日本、南京和重庆联合反共，共产党势必遭到灭顶之灾。陈公博没有让林柏生说宁渝合流的事，因为他担心影响大家的情绪。
陈公博补充说：“日本全国总动员，又有大东亚诸国的密切合作，美英必败！到那时，日本把用在南方战场的兵力、财力、物力统统用到中国战场上来，重庆当局和共党就毫无招架之力，不用半年时间我们就会统一全中国！”
“我们殷切盼望这一天！”杨揆一的话脱口而出。他说完，大家热烈鼓掌。
陈公博见大家的情绪已被激发起来，就提出由丁默邨和叶蓬指挥，出动六个师的和平军，由六个日军混成旅团配合，去六个抗日根据地抓五十万青壮年劳力的问题。他说：“此事，冈村宁次总司令很重视，他在电话中对我说，等我们把抓劳力的六处地方确定下来，他就向那里的日军下达配合和平军作战的命令。”
丁默邨和叶蓬表示在十天内超额完成任务。陈公博点点头，满意地说：“抓劳力，抓慰安妇，丁先生很有经验了。对了，发现有符合作慰安妇标准的女人也莫放过，有多少就抓多少。小矶首相之所以没有向我们提出输送慰安妇的要求，可能是从体谅我们的困难着想。”
“说不上有什么经验，不过干起来还算得心应手。”丁默邨津津乐道。
散会后，陈公博让缪斌留下来，将裕仁让他第三次做中介人的意见告诉他。要他在三天内乘他的“友谊号”去东京，并嘱咐他保守秘密。陈公博说：“由弼丞兄做中介人，过去汪先生放得心，现在我也放得心。有什么新的情况，随时告我一声。”
缪斌会意，正经地说：“弼丞的一言一行，将会证实我是绝对忠于陈主席的。”
下午，陈公博与周佛海在行政院院长办公室个别交谈，将宁渝合流的问题告诉他。陈公博说：“对于重庆方面提出的取消满洲国和赔偿损失两条，裕仁天皇居然说可以考虑，就是基本上同意了。如果蒋介石先生敢于冲破美英方面的阻力，宁渝合作很可能付诸实现。”
周佛海暗暗高兴。与重庆勾勾搭搭，他毕竟比陈公博先走一步，而且已经取得蒋介石的信任。但他不露声色，淡淡地说：“蒋先生很难冲破美英方面的阻力，因为不单独与日本媾和，是《开罗宣言》规定了的。所以，宁渝合作只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他终究不是陈公博的知己。人们所说的知己，是比较而言，真正的知己是没有的。
“世界上的事物，偶然性的后面常常隐藏着必然性。”陈公博把问题提到哲学上进行分析，“宁渝合作也存在着偶然性。万一宁渝合作实现了，周先生打算怎样打发今后的人生？”
周佛海早已从蒋介石那里获得任宣传部长的许诺，这许诺白纸黑字写在蒋介石给他的亲笔信里。但他却说：“在大东亚战争的胜败未成定局之前实现宁渝合作，顶在我们头上的大汉奸帽子自然不存在了，我也就死而瞑目了。至于怎样打发今后的人生，我不指望蒋先生安排我当什么官，打算重做冯妇去大学教经济学。”
“周先生说得对！”陈公博表现出一种激动，“只要能够去掉顶在头上的大汉奸帽子，的确是死而瞑目了！我向周先生学习，也去大学任教，教法律课还是能够胜任的。”
只有当陈公博说及最近将召开行政院第二三四次会议，正式任命周佛海为上海特别市市长兼保安司令时，周佛海才不得不说真话。他说：“陈先生可以这样任命我，但我是否就职，还得通过老板（戴笠）向老先生（蒋介石）报告之后才能决定。”他望着陈公博笑笑，“陈先生不会反对吧！”
“我不反对。”陈公博说，“我也打算直接与宋子文先生通电话，将这次访日的情况告诉他，请他转告老先生。”
“很有必要。”周佛海说，“这是取得老先生信任的重要一着。”
两个小时之后的下午五点五十分，周佛海在他的南京住宅地下室里与戴笠通无线电话。“是老板吗？我是账房。”周佛海说，“老先生指示我不要出任行政院长和经济委员会委员长，我已遵嘱执行。为了争取主动，那次中央政治会议的紧急会议由我主持，结果六大职务压在陈某一个人身上。现在，这边打算正式任命我任某特别市市长兼保安司令，请代向老先生请示，看他是否同意。”
“账房的意见呢？”收发报机传来了戴笠的提问。
“某特别市是个国际性城市，是个十分敏感的城市，也是个十分富有的城市，掌握在我们手里非常有利。”周佛海回答。
“有道理。”戴笠说，“松山太郎（程克祥）在我这里，他过几天去见你，老先生的意见将由他转告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