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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水瑛和她的女儿们(1)

水瑛回娘家探望当校长的父亲,她从父亲的学校拿教学工具,包括布黑板、粉笔、本子和铅笔,还有用于刻写的蜡纸。水瑛的教材有小学一至三年级的旧课本,也有自己编印的辅导材料。水瑛在煤油灯下刻写蜡纸,有时候刻不完,便叫花枝帮她刻。花枝的字写得工整漂亮,她刻写的蜡纸无人能比。她们在夜晚把材料刻好后,白天再拿到小学校油印出来。水瑛经常请花枝做此类的事,久而久之,花枝成为她的助教。水瑛有事无法开课,她也请花枝帮她上。花枝上了几回课,听上去还像模像样的。她虽然年纪尚轻,但站在台子上庄严肃穆,教学态度十分认真,从而获得学员们的尊重。她们把水瑛叫作大老师,把花枝叫作小老师。水瑛的女儿嘲笑花枝说:“你当老师了,跟我妈一个级别,那我们可以叫你小妈妈吗?”

花枝说:“你再贫嘴,我割你舌头。”

亚洲吐了吐舌头说,“你来割呀,小妈妈!”

亚洲是个十五岁的女孩子。她月经初潮的那一天,正在地里跟母亲收割麦子。夜校老师看着女儿脚踝上有血迹,停下手中的刀子嗔怪道:“干活小心点,看你把脚踝都割破了。”亚洲弯下身子卷起裤子,可是那血丝是从大腿上流下来的。亚洲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突然“哇啊”一声哭了起来。水瑛紧紧地抱住女儿,她给女儿上了一节女性卫生课,交代亚洲当月事来的时候,她应当如何去对付。那年夏天,花朵投水事件之后,夜校老师狠一狠心,突然停止了最大女儿的学业。她对亚洲说:“女儿家识字就好,家里孩子多,我种地又教书,实在没有法子呀!”

亚洲与母亲抗争了几日,方法是采取一种消极抵抗。亚洲始终保持沉默,像个木头人,既不说话也不发脾气,弄得水瑛没了辙。水瑛要男人拿主意,二郎看了看女儿,用一句话就断了她读书的念头。二郎说:“你是老大,你如果想再读,那欧洲不能读了!”欧洲比亚洲小两岁,她拉着姐姐的手说:“姐姐,你读我不读,我来照看妹妹们。”亚洲看了看欧洲,突然掩脸跑出家门。她跑到水南婆婆家住,陪伴花枝度过那段痛苦时光。她们在月夜里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听窗外的蟋蟀鸣叫着。“我不能再读书,我恨死了!”花枝说:“你妈还想生孩子,她是顾不到你们呀。”亚洲说:“有时候,我……我真想死,像你姐姐那样死了!”花枝把她抱得更紧,她的泪水滴在亚洲的头发上:“我也想呀,不知想了多少回了。昨晚我梦见姐姐了,她全身湿漉漉的,坐在水塘边的石头上唱歌呢!”亚洲说:“你姐姐唱歌真好听,如果她还活着,我真想跟她学唱歌呢。”花枝说:“咱们可去找她,她可疼我呢,她一定会教咱们的。”亚洲沉吟一下说:“我不去,我害怕呢。”花枝从床上坐起来,她理了理鬓发,对亚洲说:“你不去我去,一个人去好了,我找姐姐去。”当时正是深夜,亚洲看着花枝走出门口消失在黑暗之中。她害怕极了,大声地哭起来。哭泣声惊醒了水南婆婆。老人家跌跌撞撞冲在水塘边,操起木杖对着湖水使劲地打,湖水溅湿了水边的花枝。月光笼罩在湖水的上面,湖面上雾茫茫一片。花枝转身走了回去,一声不响地又睡下去。水南婆婆把房门反锁上,才上自己的房间睡觉。当亚洲抹着泪水依偎在花枝怀抱里,她听到花枝散发着香气的胸口,有水流漫过冰冷的湖坡,直淹到她们住的地方。

水瑛的四个女儿,像她手中的粉笔一样洁白修长。她们在村庄有一个显著的标志:最大的亚洲后脑束着一条马尾,走起路一甩一甩的;老二欧洲梳着两管羊角辫子,笑起来一脸的孩子气;老三非洲好像应了她的名字,个儿瘦而黑,却有一口白玉般的美牙。她的头发被编成小小的三束,光溜溜的让人喜爱;最小的美洲才六岁,整天擤着两串鼻涕,眼睛有一半时间是湿的,她的头上竟然有四条细细的龙须儿,每条根部都绑着一根红丝线,看上去像刺绣的花纹一样。夜校老师每天用三分之一的时间劳动,三分之一的时间教书,三分之一的时间打扮她这几个宝贝女儿。有时实在太忙,她用连环梳头法实现她的愿望:她只梳理美洲的四条龙须儿,让亚洲来梳理欧洲的,让欧洲来梳理非洲的,亚洲自己梳理自己的头发。这样省去四分之三的时间。村里人说,水瑛这般喜爱女儿,第五个一定是女儿了。可等来等去,水瑛的肚子还是没有挺起来。水瑛说,这肚子呀,生男生女它还没有个决断,只好让它先空着……

小美洲的第一颗门牙松动,刚好是非洲最后一颗乳牙的脱落期。一大早,水瑛包了六个鸡蛋拉着孩子到了水南婆婆家。水南婆婆正在取井水漂白粿,她利用太阳折射在桶里的水光查看非洲的牙齿。“这孩子好牙呀,将来不笑还罢,一笑惊人呢!”水瑛说:“这颗乳牙晃动了好些日子,我担心再不拔会长重牙的。”水南婆婆伸出食指探了探牙齿,进去取出针线盒子。她戴上了老花镜,抽出一根白线,在一端打了一个套结,便端起非洲的下巴张口往里套。非洲看见脸长在镜片里,惊讶地发出叫声。水南婆婆扶住她的下巴说:“你看哪,屋脊上老猫背着小猫呢!”非洲张眼看去,恍然间牙齿便没了。水瑛说:“先含着血别吐出来,憋紧你的嘴,待会儿再用盐水漱。”水南婆婆拉着非洲站在屋檐下,举行一个丢牙仪式:“把脚站齐整,我数一二三,你就往屋顶上丢。”非洲摸摸那颗牙齿,狠命往屋顶丢上去。早晨的阳光晃眼花呢,非洲看到光线儿在空中飘。她感觉一团红太阳被她含在了嘴里,她低头把血水一口啐了出去。

“姐姐,我没有看到你丢的牙齿。”

小美洲的嘴吮着一根草茎,在回家路上提出疑问。非洲伸出小手掌给她看,美洲惊讶地抬起头说:“你真没有丢掉呀?”非洲说:“这是最后一颗牙齿,我要留着它呢。”美洲说:“你留一颗老牙做什么?”非洲说:“这是我嘴里掉出来的,我要留着它做纪念呗!”美洲看了看走在前的妈妈:“你可别让妈知道了。”非洲说:“知道又怎么样,我的东西我自己做主。”小美洲说:“你没有照她说的做,妈知道会打死你。”非洲抬腿踢飞一块石子,大声地对妹妹说:“妈才不管咱们,她整天想的全是生弟弟!”

那时候水瑛怀孕四月了,她的腰变粗了,从背后看已经是一位准孕妇了。水瑛的妊娠反应异常严重,先是接二连三地呕吐,接着嘴巴感觉寡淡得飞出鸟来。水瑛一天能吃半碗腌酸菜,却对什么食物都提不起兴趣。“这样下去不行呀,会饿了肚里的小子,你当为他把饭咽下去。”二郎下水塘摸螃蟹,到海边买海鲜,变着法子伺候妊娠的女人。女人看着男人说:“如果我生不出男孩儿,你的心意白花了。”男人说:“我有信心,你怎么能没有信心呢?你就为我争这口气!”女人叹口气说:“生孩子能像捏土人多好,我们想怎么捏就怎么捏。”男人说:“这回怎么捏,也要捏一个有柄的。”

水瑛挺着大肚子当老师,扫盲班的学员越变越多,夜晚成了女人们的聚会场所。好多婆娘上课时,顺手把孩子也拉上,这班办起来乱纷纷的。读书声、孩子的叫声和母亲的骂声此起彼落,吵得水瑛上不了课。水瑛说:“这里到底是夜校还是托儿所?你们能不能把孩子留在家里?”妇女们嘻嘻地笑着说:“老师呀,是你先破了规矩,你看你带着孩子教书,我们不能带着孩子读书呀?”水瑛抚摩着肚子说:“再过两个月,我就要生产了,你们这么不珍惜学习时间,到时候谁来教你们呢?”

女人们突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她们停下课业,叽叽喳喳地议论着。她们突然发现生活中不能没有这个夜校,更不能没有水瑛老师。童养媳贝贝和琦琦当场哭起来。夜校教她们识字,更给她们一种自由快乐的时光。水瑛老师的每节课,都充满着朴素的温暖,这种温暖在的时候还不觉得,这种温暖如果不在了,她们就有孤独和悲伤。水瑛的所有课程都是根据需要自行设置的,她不但教语文和算术,还教历史和地理。她教她们的时候不是分开教的,而是合在一起穿插着教:一堂课从语文开始说到历史,从历史的纪事年代运用到数学,最后在两张地图上结束。童养媳贝贝有无限的想象力,她对历史的纪年感兴趣,她听水瑛解说公元前和公元后,对时间的设置产生了一种怀疑:时间在一条道上走,会不会绕了一圈又走回来呢?水瑛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我们只不过是一滴水而已,你想那么远做什么?贝贝说,公元前和公元后,不都是时间转来转去转出来的吗?你说我们跟公元前的人有什么区别?我们现在活着的他们早已活过了。婴儿皱着一张老头脸,活到老的人性子像孩子一样,时间绕了一圈又走回来,我们活着等于没有活过呀!

有一天,水瑛从小学弄来一个地球仪,她转着花花绿绿的地球仪对学员们说,这就是我们生活的地球呀,地球是圆的,每天它从东往西自转,每年它还围绕着太阳公转,春播秋收,夏旱冬寒,我们都是这么转过来的。学员们被老师无限拓展的时空概念弄得头都大了。她们怯生生地围着地球仪,伸出手摸着说,“你说我们的村庄也在这个地球上面,那我们为什么不会从上面掉下去呢?”“你看哪,它还倾斜着,多危险呐!”“老师,你骗我们是吧?这大地怎么看都是平的,连海平面也一望无边,地球怎么会是圆的呢?”水瑛被她的可爱学员弄得大声地笑起来,她说地球好大好大呢,上面还有七大洲四大洋,一百多个国家,每个国家有几千、几万个我们这样的村庄呀!

“那他们的村庄也跟我们的村庄一样吗?他们也种地养牲畜生孩子养孩子吗?”

水瑛不知道跟这些女人说什么。她是村庄最有文化的女性,也是除了水南婆婆外,村庄里最有见识的女性。她创办夜校扫盲班,最初动机其实十分简单,她只想让这些连钞票都不识的女人认得几个字,看得懂最简单的东西。可教到后来,她越教越上了心。每当她站在讲台上,她就有一种从事启蒙教育的自豪感。这些女人在她眼中像地里的旱作,多么需要水分的滋润呀。她们生长在村庄,在村庄生儿育女,最后老死在村庄,一辈子没有走出村庄一步。她们对于外面的事物充满了好奇,对于抽象的东西理解力又差。她不可能教她们太多,可她又无法不把知道的东西教给她们。这种两难的处境决定了她的教学方法。她向水南婆婆多次请教有关教学安排,水南婆婆说,她们都是你的姐妹,你不但要教她们认字懂文化,还要教她们明理有信心。水瑛因此尽心善待她的学员,在她体贴入微的教育下,女人们会写各自的名字,同时也认识了村庄的事物——通过文字的认识和话语的转换,使动植物有了名称,使每种现象有了比喻,并赋予它们应有的生命。“这是一件多好的好事呀,它带给我的喜悦如同看着沙地上长出种芽一样。”水瑛在心底里感慨万千,她身为女人最能体会女人的苦衷。她多次对学员说:“我教你们说普通话,就是要让你们走出去,走到一片开阔地带!如果你们只说方言,那就只能停留在村庄里。如果掌握了普通话,就会走得更远看得更多!”

许多个晚上,水瑛停止了授课,她在桌子上摆上一台收音机,把音量调到合适的高度,让声音不停地传播着。“这是标准的普通话,它是由北京人说的,不像我教你们的读音,还有一股子地瓜腔呀!”女人们说:“我们喜欢听北京人说话,可我们也喜欢你的地瓜腔!”水瑛说:“这算什么话?我听人家说话,这心里都感动得直掉眼泪!我们跟北京人比,简直就是土拨鼠!”女人们齐声唱道:“我们是土拨鼠!我们是土拨鼠!”“我们爱土拨鼠!土拨鼠也爱我们呀!”

五月的第一个星期天,水瑛迎来了教学以来最特殊的一堂课。天刚擦黑,学员们便齐齐整整坐在教室里。她们穿上只有节日才穿的衣服,每个人头发梳得光溜溜的,脸面上一副庄严的神情。水瑛站在讲台上,她那抑扬顿挫的声调,一点也听不出她内心的激动。她把目光巡视着她的学生,最后落在靠墙一排的旁听者身上。他们是队长、工作组组长、乡干部小谢和县教育局下来的两位同志,他们带着赞许的神情认真地听着她的课。水瑛先教学员们朗读那首古诗——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诵读三遍后,水瑛问:“谁来说说读这首诗的体会?”教室里一片寂静,原来预先安排答题的贝贝,这时候临时怯了场。她勾着头埋在臂弯里,一双眼睛老鼠似的与老师对瞪着。水瑛又提高点声音问:“谁来回答老师的提问呢?”水瑛微笑着说:“没有关系呀,你们把知道的东西说出来就行了。”这时,大乳房穗儿突然站了起来:“老师,这四句话就是写给咱乡下人看的,意思像光头上的虱子,有什么好说的!”学员们全笑了起来。水瑛也笑着说:“古诗就是好懂好记,平中见奇,回味无穷,说出人想说又说不出的意思。你们说是不是呀?”水瑛又出了几道算术题,让学员们上黑板做笔答。最后水瑛朗读了一段课本默写,她把她们的纸张收上来,交给县上下来的同志手上。

“我的学生就是这个水平,你们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