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注：即佛法精华），涅槃妙心（注：即真如本体），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指月录》卷一）
这个故事以禅学的眼光来看，是一段绝妙的公案。当时，释迦牟尼的说法不仅风趣，而且寓有深意，所以在场的僧众都面面相觑，不知释迦到底说的什么法，谈的什么理，只有摩诃迦叶会心地一笑赢得了释迦的付托，于是这个微妙的说法便一变而为严肃的传法。接着：
世尊至多子塔前，命摩诃迦叶分座令坐，以僧伽黎围之，遂告曰：“吾以正法眼藏密付于汝，汝当护持。”并敕阿难副贰传化，无令断绝。而说偈曰：“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法。今付无法时，法法何曾法。”（注：此即后代禅宗的传偈，本偈只是说明法的本体是无法相的，禅宗所传的即是这个无法的法）尔时，世尊说此偈已，复告迦叶：“吾将金缕僧伽黎衣传付于汝，转授补处（注：此即后代禅宗的传衣钵），至慈氏佛出世，勿令朽坏。”迦叶闻偈，头面礼足曰：“善哉！善哉！我当依敕恭顺佛故。”（《指月录》卷一）
这就是相传释迦授法给禅宗初祖摩诃迦叶的故事，从初祖开始，传给阿难是二祖，传到马鸣是十二祖，龙树是十四祖，直到菩提达摩是二十八祖，这是印度禅的传法系统。自达摩到中国后，他便成为中国禅宗的初祖，再传给慧可、僧璨、道信、弘忍，直到慧能，便展开了中国禅宗的法统。
然而，由轻松微妙的说法一变为严肃的传法后，这个在禅学上本是绝妙的公案，到了禅学史上，却成为一段最神秘的大疑案。因为历史学家也许不太注意幽默的一面，他们感觉奇怪的是：这个印度佛祖说法的故事和二十八祖相承的事迹，在中国佛家所写的传记中，说得那么娓娓动听、系统分明，可是在印度翻译过来的佛典中却都没有明确的记载，这是什么原因？
为了探索这个原因，于是有的人便大胆假设：释迦的拈花说法和二十八祖的相承在印度也许本无其事，而是中国的和尚为了高推圣境，使在中国诞生的禅宗拉上了印度佛法的关系所编造出来的一套故事。
关于这种假设，由于印度文献本身没有明确的记载，所以缺乏正面的根据，我们只得存而不论。不过，对于这段传法的故事有许多地方值得推敲，例如：
1．本来在宗教上，传承法统是件大事，更何况释迦所传的乃是佛教中最上乘的“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可是印度的佛家们对于这件事非但没有渲染，而且没有记载。传说《梵王问佛经》中曾有这段故事，如《佛祖历代通载》中曾说：
拈花之事，荆国王公对佛惠禅师泉万卷言，亲见于《梵王问佛经》中具载，但此经多言国家帝王之事，藏之秘府，世故无闻。（第三卷“周穆王辛未年事”之注）
但这只是传闻，而无实际的证据，不能当作史实。至于《涅槃经》中虽然也记载说：
尔时，佛告诸比丘，汝等不应作如是语，我今所有无上正法，悉以付嘱摩诃迦叶。（《大涅槃经·哀叹品》）
不过这里只记载付嘱正法的事，并没有拈花示众的禅趣，也没有二十八祖传法的故事。这使我们不得不怀疑，一个在本国已经事迹隐晦，查无实据，而在几百年后，几千里外的异邦，却大为渲染的故事，究竟有多少可靠性？
2．印度二十八祖的传法故事都是一脉单传的，而且都是在退位或临死前召见托法的弟子，授以正法，并传偈子一首，如：
（摩诃迦叶）乃召阿难言：我今不久世间，今将正法付嘱于汝，汝善守护，听吾偈：法法本来法，无法无非法。何于一法中，有法有不法。（注：本偈也只是说明法的本体是没有法和非法之分的）（《指月录》卷三）
此后，印度的祖师，甚至直到中国的五祖弘忍，他们的传法都是这套公式的翻版。在这里，让我们感觉疑惑的是：释迦传法给迦叶时，是否故意规定好这个公式，代代相传，否则为什么会如此整齐划一？而且这种单传直承在形式上类似秘密教，好像是在向学生传秘诀，这是否与释迦弘教的旨趣有点不符？
3．在释迦弘教的当时，一方面有传统印度教的压力，以及各种外道的竞争；另一方面佛教本身的理论尚未臻于完善，内部的组织还须积极巩固，所以，这时一切在弘法，一切在建教，似乎没有教外别传的必要。因为在释迦四十余年的弘法过程中，要冲破固有的传统，建立新的思潮，实非易事，而且在草创之时，最主要的是求教内本身的统一，岂能再教外别传，制造分歧？如果说“教外别传”乃是指释迦说法的对象不同：与一般僧徒，公开说教内的法；遇到根基敏锐的弟子，则个别传以心法。这样迦叶便是释迦法统的继承人，为佛教的二祖，这也是教内承传，而非教外别传了。
4．虽然这二十八祖被连成了印度禅的系统，但事实上，印度禅并未离教而独立。这二十八祖都是弘教的大师，像阿难是初期佛教的功臣，马鸣是大乘思想的中坚，而龙树更是一身兼八宗之祖（注：除禅宗外，有中观、三论、四论、天台、华严、真言、净土）。如果我们再分析他们的生平言论、著作及影响，也都是在于教内。这种禅教不分的色彩使我们不得不怀疑他们的“别传”，究竟是传的什么法。
5．退一步来说，假定释迦的拈花说法和这二十八祖的一脉单传都是历史的事实，但值得追究的是，他们所传的法是否就是中国禅宗所谓的禅道？先拿释迦的付法来看，他说：
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指月录》卷一）
这段话中，前面四句并没有特殊的禅味，因为教内各宗也都自认正法，自有眼藏，也都追求这个实相无相的妙心。至于后面两句，虽然是中国禅宗所标榜的，但那只是一种口号，并非就是禅道。至于真正具有禅味的，倒是释迦的拈花示众，默然不语，有点类似中国禅宗的公案，可惜在印度的佛典中又没有记载。而这二十八祖的传法似乎也都欠缺这点逸趣，只是单调地把衣钵传给徒弟而已。在这种单调的传法系统里，我们实在不能不怀疑他们所传的是否即中国禅宗所谓的禅道？因为中国禅师对于这样单调的传承衣钵并没有兴趣，所以传到了慧能手中便传不下去了，以后的禅师如果再问他们“祖师西来意”（注：即问佛法要义），便要吃棒喝了。
6．印度思想与中国及西方思想比较起来，无论在内容、形式方面，都偏近于西方。他们像西方思想一样，有规模庞大的宇宙观，有名相烦琐的认识论，有系统严密的逻辑学，有极端强烈的宗教情愫。而主要不同的是，他们把这一切都包括在宗教里，而他们的宗教又都建筑在苦观上。所以我们分析印度思想大概可以归纳为两点：一是他们喜欢说理，这个理固然极为深奥，可是他们说的技巧并不太高明，往往为了几句话可以表达的问题，却要说上几十万言；二是他们个性内向，常常戴着悲哀的眼镜看这个世界，所以显得很沉闷，很严肃，也很枯燥。在这样的思想背景和心理因素影响下，令我们怀疑是否能产生轻松风趣、生机活泼的禅学。
以上六点只是我们的怀疑，并不足以构成否定这个印度法统的论点。固然我们的怀疑是由于他们根本没有提供给我们任何证据和线索，但也正是由于他们没有提供给我们任何证据和线索，使得我们无从加以否定。这就同在漆黑一片中，你可以怀疑它没有任何东西，因为你看不见；但由于你看不见，你也不能断定它一无东西。今天我们要探索这段印度禅宗的史实，就遇到了这漆黑的一片，就遇到了这一个大疑案。
对于这个大疑案，我们本可存而不论，但不巧的是，中国的禅宗与这第二十八祖的达摩发生了关系，因此我们如果对这个问题不做一个适当的安排，那么中国禅宗的源头便永远是漆黑一片。
可是我们究竟如何面对一片漆黑，去参破这个大疑案呢？
固然在印度经典中，我们找不到证据，可是，很巧的是，在中国的经典里却发现了一点线索，那就是慧远在所译的《禅经》中有一段小序说：
佛灭度后，尊者大迦叶，尊者阿难，尊者末田地，尊者舍那婆斯，尊者优波崛，尊者婆须蜜，尊者僧伽罗叉，尊者达摩多罗，乃至尊者不若密多罗，诸持法者以此慧灯次第传授，我今如其所闻而说是义。（《达摩多罗禅经》卷一）
慧远是东晋人，死于晋安帝义熙十二年（416），比达摩到广州（注：一般以为427年，胡适以为479年）要早了几十年，所以当时中国还没有禅宗的传授，慧远这段话当然没有伪托的必要，也没有替中国禅宗找源头的可能。
从慧远的这段介绍中，可以看到印度禅的一个模糊轮廓。不过慧远所说的与后代禅宗所列的二十八祖有些出入。也许慧远所看到的只是一部分，胡适在其《禅学古史考》中曾加以分析，现在我们不必为这个问题去绞脑汁，因为我们所感兴趣的是“以此慧灯，次第传授”两句话。所谓慧灯，是指印度禅；所谓次第传授，就是指印度禅的系统。所以，在这里，我们已有足够的理由推证，印度禅的传授并非完全是杜撰的。
那么这个印度禅的传承是否即中国禅宗的源头，这里面却大有文章，因为印度禅有印度禅的系统，中国禅有中国禅的系统，这两条系统被联合在一起，并非自然的演变，而是有许多人为的因素。
我们先看印度禅的发展。
“禅”字，即梵文“禅那”两字的简写，意思就是静虑或禅定。在释迦创教以前，这种禅定之学便很流行。《奥义书》中早有禅定之法，名为“瑜伽”（yoga），如：
诸根（注：即指眼耳鼻舌身意等）调御坚定，是名瑜伽。
——《伽特伽书》
宁静曰瑜伽。
——《薄伽梵歌》
同时，数论（注：印度古哲学的一派）一派也注重瑜伽。甚至有一派更以这种禅定为主，称他们的学派为瑜伽派。释迦生在六派哲学盛行的时代，自然也深受他们的影响。所以他在出家求道的时候曾经学过三年的“无想定”（注：由断绝思想而入定），后来又向阿罗暹（注：古印度之仙家）学“非想非非想定”（注：同时抛弃想和不想），这些都是当时最有名的禅定功夫。虽然他后来觉得禅定并非究竟，再去探求大道，但这种禅定的功夫对他一生的影响却是很深的。
由于释迦的思想也不离禅定解脱，所以他虽然一面说法，教人从“理”上去解悟，但一面也传禅，教人由“心”上去证道。前者属于思想言行，后者属于心性锻炼。释迦对大众传教，自然是偏于前者，可是当他付法给迦叶时，却是把教和禅合在一起传授的，在《大涅槃经》中已说得很明白：
譬如大王，多所统领，若游巡时，悉以国事付嘱大臣，如来亦尔，所有正法，亦以付嘱摩诃迦叶。（《大涅槃经》卷二）
因为教是靠言语、文字去传的，而禅则必须靠心性修炼，实际去参，所以要“不立文字，教外别传”。这里所谓别传，并非另立一派，而是说禅和教不同，是必须个别去传心的，所以释迦传授的禅根本也在于教内，只是传授的方式不同而已。自释迦传法给迦叶后，由于迦叶本是外道，归依佛教后又是苦行的“头陀第一”，所以从他开展出来的系统，便是以禅定为主。此一禅定是糅合了佛教的禅观和外道的瑜伽，表现出来，乃是一种只重修行习定而不谈佛法理论的头陀（注：头陀所修的是苦行，即只靠一衣一钵，到处游化乞食）风格，这便是印度禅的特色。
印度禅传入中国并非自达摩开始，早在汉末魏晋便已有禅法的流行。如汉末安世高所译的《大小十二门》《修行道地》《明度五十校计》《大小安般守意经》，都是讨论禅法的经，而当时的韩林、皮业、陈慧、支谶、康僧会等人，都以行禅知名。及至东晋，禅法更盛，东来的僧人，如佛陀跋陀罗（注：又译佛驮跋陀罗、觉贤），教人习禅，门徒数百。至于鸠摩罗什，曾翻译《首楞严经》，自称为菩萨禅。其门下的僧肇、道生，一个主忘言，一个重顿悟，更与以后的禅宗有密切的关系。直到南北朝时，印度来了两位禅师：一位是佛陀，传授一种止观的禅法，启发了天台宗一派的思想；另一位就是菩提达摩，以《楞伽经》教人，传授一种壁观的禅法，开创了楞伽宗（注：楞伽宗一语为汤用彤、胡适所用，在中国佛教史上并无此名）一派的思想。
自达摩开始，传慧可、僧璨、道信，而至弘忍，这是楞伽宗的系统，是半印半中的混合体，是印度禅到中国禅的一个过渡时期。弘忍门下有二大弟子：一个是神秀，一个是慧能。虽然他们两人都被认为是禅宗的六祖，他们的弟子更为他们争道统，但很显然，神秀的禅观承继了达摩的思想，是属于楞伽宗的系统。
至于慧能，承接了弘忍般若（注：般若两字为梵文音译，相当于汉文之智慧）性空的思想，以《金刚经》教人，却不同于楞伽宗的系统。此后禅宗的心要不再强调小乘的禅法，不再强调渐修的禅定，而是在中国思想的园地里，受大乘佛学的滋润所生长出来的禅道。所以自慧能开始，才真正挥脱了印度禅的色彩，建立了中国的禅宗。
问题到这里已很明显，我们固然不否认印度古代已有禅法的流传，也不否认印度禅在中国佛学上的重要地位，但我们却不能忽视慧能开创出来的中国禅宗，已完全脱离了印度禅的老路，而由中国人自己的方法、自己的情趣、自己的智慧建立了一套属于中国人自己的佛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