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1794—1857），清道光年间进士，是我国第一批“开眼看世界”的人。图为广州中山大学1994年魏源诞辰200周年时修建的近代中国十八先贤铜像广场上的魏源塑像。
如果要学习日本人，我们首先得学习日本人的谦虚好学。可以说，日本是个最善于学习的民族。中日两国的交往就是从日本人来中国学习开始的。而中日交往的历史就是日本渐步赶超中国的历史。
中国在历史上一直是以师长自居，而日本则一直是一个虚心的学生。
隋唐时期，日本曾派大量的使臣、僧侣来到中国，从中国汲取了大量先进的文明成果，包括政治制度、文字、建筑、绘画、医药、纺织、教育制度等。很快，这个学生就出师了。
在明治维新时代，比起中国人，日本人显得更谦虚好学。更敢于进行自我批判。所以，日本人敢于丢掉传统的包袱，所以走在了中国的前列。而中国人则始终抱着传统不放，结果落后了。中国该学的未学好，日本该学的大都学到了，所以，日本走在了我们的前面。
比起中国文化，日本文化显得更加“中空”，这样说绝非空穴来风。中国人称日本文化为洋葱头文化，说一层层剥下去，没有日本自己的东西，每一层都是外来的东西和日本本土的东西融合的东西。西方学者将日本文化的本质定义为“中空”，西方人对YAMATO（“大和民族”，日本）的解释之一，就是中空，容纳。法国符号学大师罗兰·巴尔特将日本文化比喻为美丽的“套盒”。而日本人自己则更喜欢将日本文化概括为“无常”。
日本近代法学创始人津田真造说：“抑我国人民，自古以外就有取他国之长，去旧习而移新规之风，所谓君子豹变者……”在日本人，《易经》中的“君子豹变”是人所共知的格言。
虽然语言表述不一，含义大致相同。而正是这种中空的文化赋予了日本以生生不息的活力。
日本人由于虚怀若谷，谦虚如竹，使自己永远处于灵敏的，面向外部世界的状态，而不为旧有的传统文化、旧有的思想体系和道德操守所束缚。
任何一种文化，不管其曾经多么辉煌，都会有一个由盛而衰的过程。古代印度、古代中国、古代埃及、古希腊无不如此。
过去的辉煌，难免让人盲目自大，封闭保守。
旧有的思想框框和道德观念，使人放不开手脚，无力面对残酷的现实。
一句话，背得包袱重了，难免就走不快；背得太重了，可能会倒下。
而日本的中空文化使日本人总是能够轻装前进，灵活多变，游刃有余而生机勃勃。
当面临民族危机时，日本人显得比中国人更灵活，结果日本人从潜在的危机中成长为世界大国，进入了列强的行列，而中国则举步维艰，看着被列强分割、吞食而回击无力。只到危机积累到极端时才知道奋起反击。
在学习西方方面，日本人跑在了中国的前面，在继承传统方面，日本人也比中国做得好。对于中国传统中好的东西，中国丢失殆尽，而日本则不然，对于传统中好的东西，他们勇于继承，态度比我们更加理性。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古人面前，日本人比我们更加谦虚如竹、虚怀若谷。
历史事实证明，日本人比中国人有着更强的与时俱进的变革精神，有着更强的求真务实的现实主义精神，有着更开阔的心胸和更坦诚的精神，有着更强的危机感，有着更谦虚好学的精神，这与中国人固执保守，万变不离其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道统主义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中国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从表面上看似乎具有一些与明治领导人极为相似的特征，但实际却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差别。这就是，中国洋务运动的领导人并不是从旧体制中分化出来的新人物，相反，他们固守着旧体制，即使是采取一些迫不得已的变革措施，也决不是为了建立一个新社会，充其量不过是对旧体制的修补。
比如恭亲王奕訢即是满族统治集团中最具变革意识的一位。但他理解的自强之道却相当狭窄，不过是在国内建立兵工厂，自己生产新式武器而已。
初期资格最老的洋务派官僚曾国藩，不仅热衷于西方技术，而且和李鸿章一道在上海亲手创办江南制造总局等军事工业，选拔和提升有真才实学的人。但根深蒂固的正统儒家思想，最终并没有使他成为一个新社会的倡导者，而是成为旧社会的最后一批守护者之一。
毕生致力于洋务事业的李鸿章，在中国初期的近代化过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他毕竟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一员，自幼受到严格的封建传统教育，是纲常礼教的信徒，忠君观念根深蒂固。传统观念的重负和朝廷重臣的地位，使他常处于复杂的矛盾心理中。他一方面力言“循西法”，变“成法”，表现出一种不服忧时的心情和急迫的改革意向。另一方面又一再强调：“中国文物制度迥异于外洋榛狉之俗，所以郅治保国邦、固丕基于勿坏者，固自有在”；“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不及”。121在李鸿章看来，中国的封建政治制度和纲常名教是不能动摇的。他们在主张并进行科学技术、工业等方面的近代化来保卫大清皇朝的问题上，同顽固派有过激烈的斗争，但在保卫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体制上，又同顽固派的立场一致。他们始终是大清皇朝的忠臣。1876年8月《字林西报》载文说，李鸿章在“实力足可除清廷自立有余”时，仍“勤勤恳恳服侍皇室，决不另有他图”。1882年夏正当中俄关系因伊犁文涉而骤然紧张之际，前常胜军统领戈登来华，曾劝李鸿章以武力夺取政权，李鸿章断然拒绝。戈登在日记中写道：“被愿牺牲其性命为鸿章服务，然为鸿章占北京，使鸿章为皇帝，则鸿章绝无此心，被亦不愿陷鸿章于不可能之地位。”
可见，在李鸿章们的主持下，洋务运动不可能把引进科学技术和新式企业这一层次的近代化，推进到政治民主化这个更高层次上去。洋务派官僚在皇帝的许可范围内进行科学技术、工业等方面的近代化，其结果，封建政治制度和儒家政治伦理必定阻滞近代化进程的发展。
后来，中国的“戊戌变法”只进行了区区百日就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以武力和血腥而扼杀了，中国本该与日本共同起飞的，却在日本起飞时落后了。中国人为了摆脱旧势力的束缚、为了摆脱列强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了内战和理想主义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中国一起到了20世纪末期的80年代才真正大踏步地开始起飞，而此时的日本早已经重新成为了世界强国，并最终成长为世界第二号经济强国。
总之，从19世纪60、70年代到甲午战争前中国的详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创办近代企业的过程可以看出，在中国因为封建统治根深蒂固，发展资本主义的社会历史条件比日本更为欠缺，洋务运动创办的近代企业始终徘徊在官督商办的死胡同里，不能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自有其社会结构方面的原因。而日本明治维新经过官办企业、半官半民企业的探索和曲折，到80年代后，变换经济政策，出售官营企业，采取自上而下地发展资本主义的方针，扶植和发展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本实现了经济体系的近代化。
中国人其实并未真正做到像中国人的先圣孔子所说的那样“三人行，必有我师，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见贤思齐”，“从善如流”，“从谏从流”。在虚怀若谷，谦虚如竹方面，笔者认为日本人就是我们很好的老师，我们应该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只要有利于民族的进步和人民的福祉，什么先进的东西，都应该毫不犹豫地学来，这决不是什么没有创造力的表现。因为，只有继承好，才能创造好。只有将一切有益于民族发展的人类文明学习过来，才能创造出最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
中国因为有辉煌的历史，并且延续至今，这一方面是好事，但更多的是坏事。过去的成就成了中国人身上的包袱，成了中国人盲目自大的理由。历史证明，中国人为了摆脱这样的包袱付出了太大的代价。这就是现如今许多中国人面对日本“二战”以后的巨大成就，仍然不屑一顾，仍然称之为“小日本”的原因所在。
一个过去的大老板，失去了过去万众仰慕的光辉，放下架子，敢于向自己过去的学生学习，真正树立师无长幼尊卑的思想，这才是正确的方向。
历史是历史，现实是现实，中国人只有认识到了近代历史上国人与日本人的差距，才能够像日本人一样谦虚好学，积极进取。
一个民族如此，一个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每个人都虚怀若谷，谦虚好学，整个民族也就改变了。
日本人解放思想、改革开放、谦虚好学的成就启示我们：世界是各个民族生存的外部环境，人类的历史是各个民族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世界走向整体的历史。一个民族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越来越重要，对于日本如此，对于每一个中国人和整个中华民族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日本人的成功应该让我们明白，在看到原创优点的同时，先应该看到学习、复制的好处，学习、复制就像走捷径，比研究、创新来得更快，成本更小。
只有不轻视学习引进，重视学习引进，才能够更好地创新。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创新，不断地自我否定，才能不断地学习先进，不断地自我完善。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能够更理性，更充满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