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梁漱溟自少开始，就梦寐以求中国强大起来，但在旧中国生活半个多世纪，这一强国梦始终没有做成，这个愿望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有了变成现实的可能。梁漱溟是抱着怀疑、旁观的态度进入新中国的，他受到共产党的礼遇，但1953年9月又受到大的打击。在1954年至1956年3年时间内，他一方面是闭门思过，认真读书，一方面则对国家面貌的发展变化，局面的稳定统一，新事物的不断涌现，甚感欣慰。梁漱溟正视现实，深感共产党、毛泽东领导得法。正因为此，相比之下，他对自己个人的委屈便渐渐淡漠，心情则爽亮开朗起来。其间尤其对1956年9月的中共八大宣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亦即是集中全力搞经济建设，特别赞赏，梁漱溟惊呼：‘这个结论实在太妙，好得不能再好！’‘人团结起来，向大自然开战，中国有望了！’梁漱溟盼着中共八大后迅速掀起一个经济建设高潮，也没有想到1957年开始，接踵而来的是帮助共产党整风，大鸣大放，搞得十分热闹。梁漱溟冷静地注意到绝大部分的‘鸣放’意见都是批评领导党的作风和政府弊病的，还包括要民主、要自由等等，而直接关系到如何发展经济建设的意见建议则很少。梁漱溟认为领导党刚刚召开了十分成功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正确的思想和行动纲领都有了，因此各方有识之士应该下力气的不是批评领导党而是多为经济建设出主意、想方法，使领导党把建国的大任务更好地担当起来。因此梁漱溟一开始便决意采取冷静旁观的态度，后来‘鸣放’的言论越来越加激烈，梁漱溟更决定一言不发了。”
“第二，在后来成为‘右派’头面人物的上层人士中，有两位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前期，梁漱溟曾经与他们共过事，接触较多，自然对他们的人品比较了解。尽管当初是为了共同抗日，后来反对内战，目标是一致的，但梁漱溟在当时即感觉到这两位‘头面人物’政客味较浓，特别是其中的一位更甚，有着明显的从政谋私的气味，而对此，梁历来是不屑一顾的。海内外学术界都认为，梁漱溟是中国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事实上从他青年时代的成名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到他九十高龄才完稿出版的《人心与人生》七十年的治学经历看，他是当之无愧的。但颇有意味的是，作为梁漱溟个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却有着浓厚的佛家思想。这不仅表现在年轻时曾几度决心出家而未如愿，而后从十九岁茹素一直坚持到九十五岁病逝，达七十六年之久，在生活上淡泊如水，以至在病逝前一年的一次佛教文化研究的聚会上，他对赵朴初居士说，纵观我的一生，从始而终我都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而且这一点明显地反映在他个人在看待名位利禄上，也如同衣食居行一样淡泊而无所欲求，表现在一生从事政治社会活动上，则是多做事而不求高位，做好事而不谋己利。正因为这样，他常为坚持己见而不顾一切做出常人所不可理喻的‘傻事’。梁漱溟知道那两位后来被划为‘右派’的老朋友在旧中国就曾谋求高官厚禄，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已官居中央部长，却仍然不满足。梁漱溟心里不以为然，也就决心不凑这个热闹了。当然，梁漱溟也并非预料到紧接着会有个反右派斗争的政治运动，他也想不到自己的那两位老朋友竟会变成反党‘联盟’的头面人物。
“在三十年后的80年代中叶，在这两位头面人物先后病逝二十年之后，有关方面为其中的一位召开九十诞辰的座谈会，其真实的含意是为这位保留‘右派’帽子的头面人物肯定历史上的功绩，以全面公正地评价其一生。几乎所有到会的发言者，都从不同的侧面回述这位头面人物在不同历史时期为国家为民族所作的贡献，而没有人指出他的毛病，更无人提及1957年被判为‘右派’头面人物的事情。梁漱溟是最后几位要求临时发言者之一。他以九十二岁的高龄，吐字清晰，没有稿子，不到十分钟的发言吸引着全体与会者。他一开头就说，大家都在缅怀他，先头的好几位都谈及他的贡献，他的优点，听下来大体都是事实。但我以为，作为老朋友，也不妨缅怀时提及他的一些短处。人无完人，他也不例外。在我数十年的交往接触中，甚至觉得他的短处、弱点也是十分明显的，而且一直改进不大。我说的是他常常过多地想到个人的得失，有时甚至扩大到难以驾驭的地步。比如1957年他当了右派，他是不是真的够右派，这暂且不说，说的是他在1957年的举动，正是他个人弱点的一次暴露，他吃了这个亏。如果不是他身上的利欲所致，怕不至于这样忘乎所以吧。1957年反右派开始后，许多人都在说他个人一无是处的时候，我心里却念及他也为国家民族做过不少好事，因此我一句话也没有说。在今天大家都念及他一生所做的种种好事时，我却觉得应该提一提他的短处，他的弱点，他的不足。我以为这才是完整的他，也可从此完整地看到每一个人的自我。我的话可能与各位不合拍，但坦然陈言于故人，为老友，也为自己，当不会有错，我的话也就讲到这里了。”
这里见出梁漱溟评事论人的特点。这种特点仍表现出梁漱溟身上的独立自居的功力和他的重淡泊、轻世俗的人生观。有人说梁漱溟的思想是“逆现代化大潮而行”，其一部分原因，我想是因为没有看全作为现代事功主义者的梁漱溟的一生，尤其是没有注意到他对中共八大会议的评价及由此触发的对于中国现代化所抱的憧憬。
说到论人，“文革”以后，论人恐怕莫过于评论毛泽东了。对毛泽东的看法成了一个集中点。梁漱溟有幸看到毛泽东走完其一生路程，辽远广阔而最后仍未消解物我的界限。1953年风波后，梁漱溟与毛泽东中断了联系，但毛泽东并没有把梁漱溟这个老朋友忘却。1975年即毛泽东逝世前一年，毛泽东还在讲到“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那段批语中专门提到梁漱溟，含保护梁漱溟之意。毛泽东谢世之后，特别在批判“四人帮”、总结“文革”的历史教训之后，梁漱溟又是怎样看待毛泽东的呢？《材料》的作者对这个众所关心的问题（因为从这里可见出梁漱溟的为人）也有段重要的记载。作者写道：
“经过1953年的那场风波，直至1976年毛泽东病故之后，梁漱溟在公开或私下场合，都认为毛泽东是本世纪中国仅有的少数几个伟大人物之一，他始终不接受任何说他反对毛泽东的指责，他只承认有误会或政见不合。在梁漱溟的晚年，许多来访者几乎都提这个问题，要他谈谈如何认识和评价毛泽东。对此，梁漱溟除了一般的交谈，即‘一分为二’地看待毛泽东，还提出过一个独特而有趣的说法和见解。梁漱溟说，毛泽东不是一个，有许多个毛泽东。他说，纵观毛泽东八十三年走过的道路，有为创党建国立下丰功伟绩的毛泽东，有为新中国创业引得全世界注目的‘指点江山，意气风发’的毛泽东，又有别人不可限制，自己不加限制，随心所欲地热衷于搞人斗人的‘运动’而导致十年‘文革’祸国伤民的毛泽东；若从个人的天赋素质观之，则有作为思想家、革命家、军事家的毛泽东，有作为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的毛泽东，又有精通马列主义学说的毛泽东，熟读中国经书和运用中国历代治国之道的毛泽东……梁漱溟常常谈笑风生而又颇为严肃地发表诸如此类的议论，指出任何一个人都是变化的，发展的，不可能固定不变，至于变好变坏，什么时候好，什么时候坏，则取决于种种主客观的原因。因此，他认为没有固定不变的同一个毛泽东。梁漱溟多次说过，毛泽东是个伟人，他以自己的丰功伟绩建立起本世纪中国共产党谁也望尘莫及的地位，因此，他功劳大，过失也大。这正是毛泽东的崇高地位决定的。”
这种评论历史伟人的方式，也是中国人古已有之的方法，即综观和纵论的方法，见局部而不失全体，富有历史感，较少情绪化，却往往包含着不少模糊点留待人们用自己观点去分析。例如，人的变好变坏的主客观条件究竟是什么，一个现代伟人或领袖（不是古代的帝王）达到“别人不可限制，自己不加限制，随心所欲”的地步，究竟是什么原因使然？何以致之，孰令致之？这些在梁漱溟等人除了概而论之以外，大概是说不大明白的。这不能苛求于他们。在我看来，梁漱溟对于毛泽东的评论，在格调上已经胜过某些自负的专业史家了。
现在再回头说几句。梁漱溟这位现代新儒学的奠基者，这位有中国特色并且深有时代感的事功主义者，这位在“文革”后复出著书立说的新儒家人物，虽然后来新的时代条件造成他的思想转变，而且建国后的特殊环境塑造了他的某些特殊心态表现，但是，他的执著于事功的立场不变，他的独立人格不变（梁在逆境中仍有一种徜徉自适、与物冥合的心境，大概与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立身天地的人有关），他的“讲真话”的一贯主张不变（例如，他最后讲的一句真话是：“儒学开不出新天地来”），连他的佛学修养底蕴也不变。梁漱溟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真真实实的人，有益于中国文化的人，也是有益于探索中国社会的人。这样的人是值得后人纪念、研究的。
*根据1993年一次纪念性的学术会议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儒者梁漱溟*
郭齐勇
汪东林先生是一位有心人。他在全国政协工作期间，有幸与梁漱溟先生直接接触，近三十年，掌握了鲜为人知的上一世纪六七十年代全国政协学习会的大量秘闻，在“文革”结束之后继续与梁先生相过从。汪先生的《梁漱溟问答录》原由湖南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1991年再版，是汪先生与梁先生相互对谈的记录，当然经过汪先生据史料和梁著整理加工而成，也可以算是汪先生整理的梁先生的口述历史。
外国史学界颇时兴口述历史的工作，我国史学界也已开始使用这种史学方法。虽然因口述者年事已高，史实上未必准确精当，但作为当事人的回忆，仍不失为一种资料，供后人研究。
这本书现在由湖北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2004年——编者注），真是读书界的幸事！此次出版，从内容到形式，焕然一新。汪东林先生在这一新版中增加了九篇补遗，每一篇补遗都是一篇厚实的文章，增加、补进了许多珍贵史料，披露了原书出版时因这样那样的原因不能公布的一些内容，澄清了原书出版后的某些误会，方便读者进一步走近梁漱溟。新版增加了大量的图片，使得本来就颇有可读性的这本书图文并茂，更加有直观性，更便于读者比兴、联想。
我作为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的一位研究者，作为梁漱溟思想的一位研究者，希望更多的年轻人了解梁漱溟，走近梁漱溟，而这本书就是我们了解、走近梁先生的桥梁。我更希望我们的年轻人通过梁先生这座桥梁去了解中国现代史，了解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因为梁先生本人就是现代中国的缩影，又携带了大量的古代文明的密码。
梁先生是现代的孔夫子、孟夫子，是中国的脊梁。我常常读《论语》、《孟子》，教《论语》、《孟子》，每读一遍，每教一遍，都有新的感受、体会，心灵的震荡不亚于前。我常常把孔子、孟子与梁先生的形象叠加起来。他们都是公众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知。他们承担着华夏斯文的传续，同样有着“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的情怀与胆识。作为儒者，他们关心国事民瘼、民间疾苦，为百姓、为农民争取生存条件与空间，争取较好的政治环境。
梁先生是行动的思想家、实践型的哲学家，其哲学思想不单是观念模式，而且是他内在的信仰，甚至就是他的自传。他于1924年辞去北大教席（此前曾在北大执教七年），创办师生生活在一起的书院式的学校，以后在广州、河南，特别是山东邹平从事了八年之久的“乡村建设运动”。梁先生的乡建是改造中国旧乡村的一项综合式改革运动，从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的角度看，乡建运动有积极意义。梁先生关注中国的农村、农民，一直到1953年，他还公然以农民的代言人自居，在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扩大会上为农民生活叫苦，为农民不能进城打工而叫屈，终于酿成“廷争面折”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