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中国社会与外国社会不同。在历史上，外国（主要指西方）的中古社会，贵族与贫民阶级对立鲜明，贵族兼地主，农民即农奴，贫富对立，贵贱悬殊。但中国的中古社会不是这样，其贫富贵贱上下流转是相通的。中国有句老话：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中国中古社会的贫富贵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因此阶级分化和对立也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这种状况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几千年。在现代中国，最大多数的仍是贫富有差别但并不悬殊的农民，工人少，资本家更少，真正的大地主也很少，它的阶级分化、对立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的状况依然存在，这是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我据此分析，又提出了‘伦理本位，职业分途’八个大字。所谓伦理本位是与西方人的个人本位针锋相对的。西方人讲自由、平等、权利，动不动就是有我的自由，把个人的权利放在第一位，借此分庭对抗。但中国人不是这样，历来注重义务，而不是权利。父慈子孝，父亲的义务或责任是慈，儿子的义务责任是孝，还有兄友弟恭，夫妻相敬，亲朋相善，等等，都是伦理本位的内容，都是中国家庭和社会的重要原则，即无论是谁，居何种地位，都注重尽义务，认识自己的义务是什么，本着自己的义务去尽自己的责任，为家庭，也为社会，而把自己的权利放在次要的地位，放在尽义务、尽责任之中。所谓职业分途，也就是社会分工。每个人作为社会一员，你干哪件工作，就有责任（义务）把它做好。人人负责，做好本行，则社会就能和谐、稳定、发展。要实现上述目标，现阶段中国最需要的是开展艰巨而持久的民众教育工作，特别是从乡村建设和农民教育做起，因为乡村是中国最广大的领域，农民是中国的最大多数。全国有识之士，都应积极支持我从事这项工作，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而不是去费力从事其他。
“我讲了许多，毛泽东都耐心地听着，中间偶尔插几句话。我讲得差不多了，毛泽东才接过话头说，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性，有自己的传统，自己的文化，与西方的历史文化背景很不相同，这些分析并没有错，但中国社会无论是中古还是现代，都同西方社会有着共同的一面，而这个共同性即共性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一面。这个共性指什么？就是自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就存在着阶级的对立和阶级斗争，这个阶级斗争是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动力。最后，他说我太着重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的一面，而忽略了最基本、最重要的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我则说他是太着重了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而忽略了中国社会最基本、最重要的特殊性的一面。两人争论相持不下，谁也未能说服谁，直至天明。使我终生难忘的是当时毛泽东那种政治家、学问家的风貌和气度，他披着一件皮袍子，有时踱步，有时坐下，有时往床上一躺，十分轻松自如，从容不迫。他不动气，不强辩，谈吐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语。”
这次谈话把双方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分歧症结摆得十分清楚了。中共对梁漱溟采取“求同存异”态度，引为朋友。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在北京召开创建新中国的新政治协商会议，邀请各路朋友各党派民主人士到会，在此会上正式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唯独梁漱溟未到会。从1949年4月至12月梁漱溟留在四川静观全国解放。据说，在此稍前梁漱溟在重庆实业大厦作了一次讲演，还讲他“要修改共产党”。另据一材料说，1951年梁漱溟还给他的一个外甥写信说了下面这样的话：“……既有‘四顾无人’之概，不免有‘舍我其谁’之感。像这样数千年悠久历史之下，像这样数万万广大人群之中，而‘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这句话，只有我一个人最亲切……是事实如此，不是我自负。我的生命即寄于责任一会。”1950年初，毛泽东、周恩来再次邀请梁漱溟来京共商国是，梁来后被安排在原皇家园林颐和园居住，待为上宾。
《材料》指出：梁漱溟终于来京，说明他毕竟怀抱着一颗爱国爱民族之心，同时他仍要看一看。总之，梁漱溟是带着惶惑和疑虑由旧中国走进新中国的。他来北京后有整整两年抱沉默的态度。而毛泽东则多次把梁请到中南海长谈，又安排梁于1950年4月至9月带秘书随从赴华东、华北等地考察；1951年5月至8月，梁又到四川省合川县云门乡参加土改运动。这次梁漱溟亲眼看到了贫苦农民的愿望和要求，看到了中共领导的农民活动中的农民与他自己30年代搞乡村运动时的农民，情况迥然不同，从封建压迫下解放出来了，农民真正有了自己的人格。这对梁漱溟思想上的冲击是非常之大的。1951年10月间，梁漱溟终于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两年来我有哪些转变？》的长文。这篇文章所谈的“转变”，在过去熟识梁漱溟的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这里，抄录文章的两段：
文章开头说：“说到思想转变这句话，在我谈何容易！更简捷地说，我过去虽对于共产党的朋友有好感，乃至在政治上行动有配合；但在思想见解上却一直有很大距离。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我还是自信我的对。等到最近亲眼看到共产党在建国上种种成功，夙昔我的见解多已站不住，乃始生极大惭愧心，检讨自己错误所在，而后恍悟中共之所以对。现在那个距离确实大大缩短了，且尚在缩短中。”文章是这样总结的：“所谓三年来（自1949年始）给我的教训最大者，即是若干年来我坚决不相信的事情，竟然出现在我眼前。这不是旁的事情，就是一个全国统一稳定的政权竟从阶级斗争中而建立，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我曾经估计它一定要陷于乱斗混战而没有结果的，居然有了结果，而且结果显赫，分明不虚。我何以估计错了呢？对于国际的国内的种种形势漫不加察，没算在内；我认为分不成两面的，归根到底还是分为两面了。其次，我对于马列主义不通，误以为斗争只是斗争，不料想毛主席却有又联合又斗争的统一战线那一套运用。于是就不但分为两面，始终斗而不乱；更且不断扩大了自己的一面而终于制胜强敌。当全国解放之初，我还对于国家前途的统一稳定有些信不及。但一到川东参加土改，在下面看了看，才知道原来高高在上的北京新政府竟是在边远角落的农民身上牢牢建筑起来的，每一个农民都是新政权的一块基石。若问似这般鬼斧神工从何而致？还不是说破嘴皮的四个大字：阶级斗争。结束一句话：既然客观形势上中国不可避免地要卷入世界漩涡，而终必出于阶级斗争之一途，那么，阶级斗争便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真理。眼前的事实即其证验。”
对于梁漱溟，无论对他赞成不赞成甚或抱有成见，大概没有一个人会认为这是梁漱溟为迎合共产党而故作违心之论，是被迫放弃自己坚持数十年的理论。梁的思想转变可能与他的西学底子和过去曾接触过马列学说有关，当然主要还是反映了梁漱溟的现实的事功主义立场，他是根据自己亲眼看到的事实说话的，在事实面前服人之说，而自弃其旧说，亦是梁先生的过人处。而当时中共之所以获得成功，所谓“始终斗而不乱”，“并且不断扩大了自己的一面而终于制胜强敌”，则是由于中共在开国初期处事谨慎，其所进行的斗争一般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控制在正常的范围内，不像1957年以后那样失去控制直至发生像“反右”、“文革”那样的狂乱事件（这是一个郑重的党所必须认真检查总结的一项重大的历史教训）。
正因为梁漱溟如此坦承了自己的根本性的重大“转变”，公开否定了自己坚持数十年的一套理论，这就尤显出1953年毛泽东怒斥梁漱溟并为此展开一场批判，不仅不合情理，而且输了道义。根据《材料》作者在历次学习小组会（或“交心会”）上对梁漱溟的多年观察，认定：梁漱溟仍恪守“讲真话”的主张。当时谈到“交心”好像一般认为是要“交黑心”，梁漱溟则申明不敢苟同这种说法，他没有提到神圣的“红心”，也不承认自己有什么“黑心”，他还独创一家之言，认为也没有什么“白心”。梁漱溟没有“随风倒”乱批评过人，更没有冤屈过一个人。1953年8、9月间那场批判，他自己当然没有料到。起初他是在怀仁堂周恩来总理主持的政协扩大会上说他对当前农村问题的看法，说农民生活还是苦，当场引起大家的反对，但周总理很谦虚，说有看法还是说出来的好。后来在中央人民政府会议上梁漱溟当着毛泽东主席的面又重复谈他的看法，不意引来了毛泽东的恶语相问，梁漱溟又当面顶撞，还问：“共产党究竟有没有听意见的雅量？”这就引来了一场批判大波澜，而梁漱溟在被批判中却表现得出奇的冷静。
据《材料》记载，1958年一次整风会上，梁漱溟曾谈到这件事，他说：“那时我曾请求领导上派人帮助我检查思想，亦就是要求和马列主义水平高的人深切细致地交谈，给我指点出错在何处。然而领导总没派人应我之求。我亦曾请求当众检讨，亦始终没有让我作检讨。直到1955年，还有一个批判我的思想的运动，京内外报纸期刊批判我的思想的文章真不计其数，此外，还有科学院由郭沫若、潘梓年两位主持开会批判，学术界到会者有八十人左右。所有这许多批判，给我启发不大，益处不多。但领导上发动这一批判运动我是拥护的，拥护是从政治立场上拥护，而思想转变则不那么容易。比如在哲学上我是深喜柏格森的，现在要我否认他的道理，做不到。潘梓年亦曾相信过柏格森，他曾翻译过柏氏《时间与自由意志》一书，并写有一篇译者序言，对柏氏治学方法深致推崇，我曾向潘先生请教：你是怎样从柏格森哲学里跳脱出来的，希望指点给我，他却笑而不答。像这样，我只能积下许多疑问了。”
尤其是1957年那场轰轰烈烈的反右派运动，梁漱溟的表现更是非同寻常，在那种情况下，虽经多方动员，梁漱溟竟是出奇的沉默不语。感谢《材料》作者为我们提供了（并且可以说是相当客观地分析了）梁漱溟当时对运动的惊人的客观冷静态度以及他对几位“右派”朋友的与众不同的坦率陈言，使我们活生生地看到梁漱溟之所以为梁漱溟。《材料》对这件事费了较多的笔墨，为历史，为了解梁漱溟其人，我觉得有全部抄录其文的价值。作者写道：
“梁漱溟先生这样有案在身的人，何以1957年没有成为‘右派分子’？这是不少人颇觉诧异的问题。1953年那个与毛泽东当众顶撞的大案，当时虽没有公之于众，但传播的面相当广。从1953年到1957年这4年间，除了李济深、张澜这样地位高且与梁漱溟交谊颇深的人曾给毛泽东写信说情（当然无下文），再没有人敢为梁说话，但不少相熟或不相熟的人，只要略知事情始末的，都知道梁心里有不少委屈。因此，到1957年那个不平常的春天‘鸣放’一开始，就有《新建设》杂志、光明日报、上海文汇报等先后派出记者采访梁漱溟，要他发表意见，甚至要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但梁漱溟先生出奇地冷静，一概默然待之。也有人请他到座谈会上说说话，谈谈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理解，以响应领导上号召，梁依然未加接受。有人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梁漱溟在1953年闯了大祸，吓破胆了，不敢说话了。此话传到梁的耳朵里，他摇摇头，一笑置之。如何解释这个现象，特别是梁漱溟先生何以这样沉得住气，在沉默中平安度过‘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呢？这个问题发生在梁漱溟身上，的确不是‘敢不敢’、‘怕不怕’这样简单的事情，其深刻的思想渊源和文化背景，是不可与平常人同日而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