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他一些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一样，梁先生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在文化上是传统主义者。抗战期间，他担任最高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巡视豫、皖、苏、鲁、冀、晋等游击区，访问延安，创办民盟及其机关报《光明报》，调停国共关系。抗战末期和抗战后的一段时期，作为第三党的代表之一，他介入最高政治，希望实现民主政治的理想，并为之奋斗过。从本书第九章和补遗七可知，在1970年，全国政协直属组讨论为四届人大的召开而准备的《宪法草案》时，梁先生坚持己见，从宪法、欧洲宪法史、外国宪法和我国1954年宪法谈起，批评把任何个人的名字写进宪法，实际上是反对把毛泽东写进宪法，更反对把林彪及林彪为接班人写进宪法，认为这违背了宪法之为宪法的普遍意义。大家知道，他说这话的头一年的春天，林彪为接班人已写进了中共“九大”的党章。他还反对“不设国家主席”，认为国家主席不可不设，一国元首不能没有，至于什么人当国家主席，完全可以经过法定手续来选。梁先生这一番话，震惊四座。在林彪、江青肆虐的时代，说这种话是要被杀头的！现在的年轻人可能认为梁先生的这些见解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像我们这些经过了那个年代的人，才知道这些话的分量！当时的绝大多数人不仅不敢说，也不会朝这方面去想。这表明梁先生对民主与法治的一以贯之的坚持。当时幸好有周恩来、于树德等人的保护，才算保住了梁先生的命。
儒家思想是可以与现代生活相结合的。海内外学术界正在讨论儒家与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女性主义、生态环保主义对话的问题。其实梁漱溟、张君劢、徐复观的思想与实践，都代表了儒家自由主义的趋向。
在1966年夏的红色恐怖中，梁先生被红卫兵抄家、体罚、游斗，然从9月下旬开始，在没有一本参考书的情况下，凭记忆写《儒佛异同论》，又写《东方学术概观》。在1973—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全国八亿多人恐怕只有一个或少数几个像梁漱溟那样有这种气魄的人在坚决反对批孔。他当时写了《我们今天应当如何评价孔子》的雄文。当遭到群起而攻之时，他脱口而出的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其志也”！真真是“无欲则刚，有本无穷（这是他晚年给人的题辞）。他懂得孔子作为中国文化代表的意蕴，真正领悟了孔孟之道作为道德资源与政治资源在现代的价值。梁先生的独立意志与人格不朽！他才是真正的反潮流。他的批判反思意识与参与意识，为中华文化的再生保存了一线之机！
我曾在我与龚建平同志合著的《梁漱溟哲学思想》一书（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5月出版）中指出：“21世纪对我们来说，最根本的问题是重新拥有我们的文化传统。一个多世纪以来，在进化论思想模式和西化、泛西化的狂潮中，民族精神资源受到极大的伤害。重新拥有我们的文化认同，重视拥抱我们的文化传统，重新界定‘中国性’，已成为我们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没有哪一个民族的现代化是脱离本民族精神陶养的。……梁漱溟其人其学，正是对治我们浮浅化的药方。我们今天重读这位世纪老人，的确能获得教益和灵感。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梁先生是20世纪中国的一面镜子。”
现代化运动在从易北河以西向东、向南不断转移推扩的长期过程中，就曾不断受到不同民族、地区的知识精英（包括梁漱溟与现代新儒家）的批评。当拿破仑的马队把启蒙思想家确立的科学、理性、自由、民主、真理、正义等“普遍价值”观念带到“保守”“落后”的德国时，德国的、同样是启蒙思想家的赫尔德等人在吸纳这些价值的同时又提出“民族精神”的观念来保卫德意志文化传统。他们反对把法国文化变成“普遍形式”，反对把世界文化同化于法国文化。今天，法国、德国的知识精英也仍在保护法兰西或德意志文化传统，而批评或反对现在所谓的“全球化”。“全球化”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西方的，特别是美国的话语霸权进一步扩张，乃至于成为宰制全世界的枷锁。就我个人而言，我是对这种所谓“全球化”和“现代化”持批评态度的。“现代性”这个概念需要重新界定。我们强调多元的“现代性”，即不同传统中蕴含着不同的现代性的基因或要素。当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现代性包含了一些普世价值，但这绝不只是西方的或美国的制度、理念与价值的普遍性。西方近代以来的制度、秩序、理性、自由、平等、人权和法治，是非常重要的参照。但其中的单向度性、平面化的缺弱，需要发掘东方传统的政治资源、道德资源、价值资源予以调剂、互补与互动。东方有东方的现代性。
就民族性而言，儒学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宇宙观念、形上追求、思想意境、人文性格、生活准则、生存智慧、处世方略，作为民族的意识与心理仍活在民间，有生命力。就时代性与空间性而言，一切地域、族群的前现代文明尤其是其精神因素，不可能不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与意义。经济全球化绝不意味着民族文化的消解。没有本土性就没有全球性。没有人文精神的调治，当下社会的发展只可能是畸形的、单向度的、平面化的；没有如布尔迪厄和福山等人所说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与文化能力的养育、积累，没有工作伦理、社群伦理的建构，我国“经济资本”的建构和经济、科技现代化将不可能实现。传统农业社会的社会架构和政治体制已经消失，但并不意味与之相结合过的价值观念、道德意识、思想与行为方式都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继承传统当然不意味着“复古”和“保守”。批评传统思想的负面，否定、清除其思想弊病，去芜存菁，作出创造性的选择和诠释，以适应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需要，正是我们的职责。但我们需要综合整体地省视传统社会与传统文化（尤其是蕴意很深的宗教信念、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大小传统的变化及其在一定时空条件下的多重作用，并作切实的中西比较，切不可信口开河，轻率武断地作出情绪化、简单化、片面化的结论，或因对当下的感悟而迁怒于古人。
从理论上来看，梁先生思想围绕着他一生遇到的文化问题、人生问题、社会问题而展开。他的哲学是文化哲学、生命哲学、人生哲学。他的思想的核心概念是“理性”。但这一“理性”不是西方的工具理性、科技理性、思辨理性，而是儒家的“仁”和“良知”，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规定。当然，他的“理性”概念也包含了西方现代哲学中人本主义思潮的积极成果，包含了人的内在精神的丰满与人性的完善，对儒家思想又有所超越提升。
80年代中期，我曾经五六次拜访梁先生，在木樨地二十二号楼梁寓，每次见他，与他交谈，都有“目击道存”之感。梁先生送给我他的旧著老版本与新书，梁先生给我的信，梁先生的长公子培宽先生送给我梁老的几幅照片，我都珍藏着。我几乎通读了梁先生所有的著作、论文，有的还不止读过一遍。梁先生在我心中活着，是我安身立命、立身行世的楷模。
我认为，梁先生一生的理论与实践基本上是儒家式的。儒家学者往往参禅，也喜老庄，出入佛老，但其精神取向却始终会归儒家。或许梁先生偶然说过自己信佛，甚或说过自己是佛家，但从梁先生其人其书其经历其思想其实践的主要倾向看，他无疑是儒家，且开启了20世纪新儒家的精神方向。
我也不同意美国汉学家艾恺的“最后的儒家”的说法。他的这种说法，仍是以儒家在现代只能在博物馆中而不在现实生活中为预设的。这仍是列文森等美国学者的预设。我的看法是，儒家、儒学、儒教仍在民间，仍在家庭，仍有草根性，只是我们一部分知识人需要有对儒学的自觉，认识、体悟其价值，创造性地转化其中可普遍化的因素，培养青少年读一点《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等古籍。中华文化，尤其是儒、释、道的精华可以作为正面积极的力量参与现代化，特别是人的、社群的现代化。这是我们对梁先生的最好的纪念。
2003年11月26日
写于武昌珞珈山
*题目为编者所加。
《梁漱溟问答录》出版前后
汪东林
作为20世纪中国文化名人之一的梁漱溟先生（1893—1988），是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也是始于上世纪之初的五四运动前后的新儒家的开山鼻祖。然而在1953年9月，梁漱溟却因国事大胆谏言，遭到“以笔杀人”的“杀人犯”、“一辈子没有做过一件好事的‘伪君子’”等斥责和辱骂，并从此戴上一顶“反面教员”的铁帽子，被“冷藏”了几十年。直至1979年1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才得以解脱。令人欣慰的是，当这位爱国老人于1988年6月23日以95岁高龄辞世时，其追悼仪式十分隆重，新华社、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均刊发报道重头消息和生平全文，消息的标题是《一代宗师诲人不倦，一生磊落宁折不弯，梁漱溟遗体告别仪式在京举行》。生平的标题是《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梁漱溟走完近百年人生旅程》。如此评价，对一辈子坚守“独立思考，表里如一”的梁漱溟先生是恰如其分的。至于自此之后发表于海内外报刊的缅怀梁漱溟先生的文章，更是数以百千计。在短短的一年内，内地出版了数十万言的纪念文集，境外则汇集了两岸三地和世界各地的纪念文章，以《中国的脊梁》为题公开出版了专著。身后出现如此盛况，梁漱溟先生当含笑九泉矣！
余生也晚，却有幸也有缘，自20世纪60年代初至1988年6月梁漱溟先生病逝，曾长时间地与他相随相交。特别是自60年代初至80年代初这20年间，正是梁漱溟先生与世隔绝的被“冷藏”时期，他唯一发声的舞台是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即平时学习改造的场所。梁漱溟先生是这个学习组的成员之一，而我则是这个学习组的记录员，雅称学习秘书，负责会务、记录、写简报，20年不曾间断。按照当时的规定，非特殊情况，这些每周2—3次的学习会只作内部情况反映，不作公开报道。因此梁漱溟先生在这20年间的一言一行，包括多次遭受批判的记录，除了简报内部反映，就剩下只有我本人能识别的原始笔记本了。这20年，梁漱溟是这个学习组发言较多也是“放毒”最多的“明星”组员。单是专为他开设的专题批判会就有四五次，每个专题进行几个月甚至一年，批判会的次数则难以统计。我虽然1960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但这一点点墨水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可能具备识别梁漱溟先生各种高论是非曲直的政治水平。但天长日久，我内心却暗暗为梁漱溟先生事事处处坚守“独立思考，表里如一”，不顾一切地顽强抗争而吃惊，并渐渐产生敬佩。我在这个组工作20年，越来越留意认真记录梁漱溟先生各种有准备的长篇宏论和即兴而发的片言只语，每篇都整理成文一一校对，包括请梁漱溟本人过目。应当说，所有这些，都是我后来撰写《梁漱溟问答录》和其他著作最早积累的素材。我当初保留下这些原始笔记本，只是为留下自己工作实践的纪念，不可能想到日后会在这个基础上写文章，出专著。如果没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迈上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梁漱溟先生被“冷藏”的状态不可能解冻，我为他写传记之事也根本不可能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