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先生之所以成为思想家*
费孝通
梁先生是我一向尊敬的前辈，是当代中国一位卓越的思想家。我学生时代就读过他的书，虽然没有全都读懂。但梁先生的确是一位一生从事思考人类基本问题的学者，我们称他为思想家是最恰当不过的。
梁漱溟先生在他自己1984年出版的《人心与人生》一书的第27页这样说：“我曾多次自白，我始未尝有意乎讲求学问，而只不过是生来好用心思；假如说我今天亦有些学问的话，那都是近六七十年间从好用心思而误打误撞出来的。”
好一个“好用心思”，好一个“误打误撞”！这几句简单的心里话，正道出了一条做学问的正确道路。做学问其实就是对生活中发生的问题，问个为什么，然后抓住问题不放，追根究底，不断用心思。用心思就是思想。做学问的目的不在其他，不单是为生活，不是为名利，只在对自己不明白的事，要找个究竟。宇宙无穷，世海无边，越用心思追根，便越问越深，不断深入，没有止境。梁先生是一生中身体力行地用心思，这正是人之异于禽兽的特点，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属性。人原是宇宙万物中的一部分，依我们现有的知识而言，还只有人类有此自觉的能力。所以也可以说，宇宙万物是通过人而自觉到的，那正是宇宙进化过程本身的表现。进化无止境，自觉也无止境。思想家就是用心思来对那些尚属不自觉的存在，误打误撞，把人类的境界逐步升华，促使宇宙不断进化。
我正是从梁先生的做学问和他的为人中，看到了一个思想家之所以成为思想家的缘由。他的思想永远是活的，从不僵化；他可以包容各种学科，各科学说，从前人用心思得到的结果中提出新问题，进行新思考，产生新的学问。环顾当今之世，在知识分子中能有几个人不唯上、唯书、唯经、唯典？为此舞文弄笔的人也不少，却常常不敢寻根问底，不敢无拘无束地敞开思想，进行独立思考。可见要真正做一个思想家，是多么不容易。正因为是物以稀为贵吧，我对梁先生的治学、为人，是一直抱着爱慕心情的。
我原本想就梁先生用心思打撞的问题提出一些我自己不成熟的看法，但这几个月来一直没有坐定过。因此这次讨论会上我不能提出论文来求教于梁先生和诸位到会的学者，请予原谅。我只能利用这个机会表达我为什么爱慕梁先生的心意。我认识到他是一个我一生中所见到的最认真求知的人，一个无顾虑、无畏惧、坚持说真话的人。我认为，在当今人类遇到这么多前人所没有遇到的问题的时刻，正需要有更多的这种人，而又实在不可多得。什么是文化，文化不就是思想的积累么？文化有多厚，思考的问题就有多深。梁先生不仅是个论文化的学者，而且是个为今后中国文化进行探索的前锋。限于我本身的水平，我对这位思想家的认识只到这个程度，仅能提供与会的朋友们、同志们作参考。
*节选自1987年10月31日费孝通先生在北京梁漱溟思想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
新儒家事功主义者梁漱溟*
吴江
对于梁漱溟先生，我禁不住想写一点文字，不是因为我对梁先生有特别的了解，而是因为我意外地读到汪东林先生发表在广东省政协机关刊物《同舟共进》杂志（1993年第1、2期）上的一篇文章：《述评梁漱溟向党交心的材料》（以下简称《材料》）。汪先生原是全国政协学习委员会的一位青年干部，任梁漱溟所在学习小组的秘书工作长达二十余年，多次专门采访梁漱溟，与梁先生结成了忘年交。汪先生因此留下了一份关于梁漱溟的极为难得的材料。这份材料比较翔实地记录了受中、西、印文化熏陶的梁漱溟在中国共产党当政前后与中共领导人的交往，彼此学识、政见上的异同，特别难得的是记录了梁漱溟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特殊新旧交替环境中（其中又有一个时期政治生活不正常），在若干年的风风雨雨中，所表现出来的立身处世之道。这里看出梁漱溟确是从传统文化阵营中出来的一位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事功主义者。鉴于此，我乐于利用这个材料，夹抄夹叙夹议，就梁漱溟的活动特别是建国后他对若干重大问题的态度，在此作一些介绍。
梁漱溟是否如人所说是中国新儒家的开山祖师，这个问题可以讨论，但他属于新儒家阵营是毋庸置疑的。他甚至被人称为“儒家”的最后圣人。梁幼年不曾接触儒学，而是直接接受西学，热衷于印度哲学与西方哲学，深喜柏格森，信服西方政制，也读过一些马列著作，但不信奉马列学说。1917年，二十四岁时，他应蔡元培之邀到北京大学教授印度哲学。梁沉湎于佛学，并从比较角度评价中、印、西三大系统文化。因对民国以后政治上种种腐败现象不满，梁曾几度准备出家而未如愿。但他绝不是一个出世主义者，他和那些纯学术活动的新儒家不同，他自幼以经世救国建立功业自任，颇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因此没有几年就由佛归儒（但梁个人生活中始终未放弃佛家思想）。特别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他像严复走过的道路一样，因看到西方文明的非人性和粗野自乱而毅然舍弃西化思想而倾心于中国固有文化，认为世界未来是中国文化之复兴。梁漱溟于此成为地地道道的“中国文化本位论”者。他期望中国文化“老树上发新芽”，同时期望中国政治之改良。梁漱溟自认他非“学问中人”，乃“问题中人”。梁漱溟1922年出版的被认为新儒学开山之作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大胆地倡言自己对儒学前途及命运的看法。
梁漱溟从一入世就进行多方面的活动，其活动倾向性的互异令人吃惊。早年同李大钊、陈独秀、张申府（当时亦为共产主义信奉者）等人有交往，李大钊遇害，梁曾尽力营救并为之操办后事，梁始终认为共产党内的精英分子都是一些为国为民不图私利的“汉子”。他在“五四”活动中首先站出来反对“打倒孔家店”，标榜“新孔学”。20年代胡适提出了所谓“中国五大仇敌”论，即认为中国之所以极弱，是由于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因，而独不提列强的侵略和军阀的黑暗统治。梁漱溟对此很不以为然，当时致书胡适，率直地指出胡适否认列强实为症结所在，亦不以军阀为仇敌，所谓“一步一步作自觉的改革”，便只能是“没有具体内容”的“空发梦想”。这正是作为具有时代感的事功主义者梁漱溟的一个最大的特色。他这样做，纯为改良中国社会的功利观念所驱使。梁一生注重于事功，本着自己的识见而积极采取行动的人，这使他在观念上亦常有出奇制胜之举，而不失之于迂。就连被看做是梁的文化之根的所谓“意欲”说，也是功利主义的，纯是为了满足“生”之需要（天地之大德曰“生”），即以其所欲治天下，为贫穷落后的中国谋富强之道。为此，他独创自己的“内圣外王”之道，企图以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文化为本位，从乡村建设、实现乡村自治入手，重造中国社会。梁认识到在中国无权、无势、无兵，办不成大事，知识分子必须依附于一种权势力量，才有可能施展自己的抱负。1928年，他先投奔时任北伐后方留守总司令的李济深和广东省政府主席的陈铭枢，陈铭枢曾研佛学，是欧阳竟无的弟子，梁和熊十力都尊重欧阳竟无。梁欲借重李济深的权势实现他的政治思想——乡村自治。无结果，后又依附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开展乡村建设活动。梁的乡村建设的支柱是地方武装。他在韩复榘支持下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训练了一千五百余人，派他们到山东乡村去办“乡农学校”，还帮韩复榘训练了大批壮丁。梁还准备改革地方行政，派他的同事和训练出来的一些重要人物去当专员、当县长。这一时期，是梁漱溟实现他的政治理想的一个高潮。抗日战争发生，韩复榘因擅自从山东撤退而遭军法制裁。梁漱溟的基地丧失，不能不另图实现其政治理想之途径。梁漱溟在任何逆境中都怡然自适，其自信自负简直可以说达到狂妄的程度。1942年，梁自日本统治下的香港脱险后，曾给他的两个儿子梁培宽、梁培恕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说：“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这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乃不会有的事！”偷渡离港时，同行者都面有惧色，独梁怡然自若，若无其事。因他相信“安危自有天命”，从天命上说，他是无人可以代替的。
此后，梁漱溟仍我行我素，高度自信自负，始终没有放弃他的主张。抗日时期曾在四川北碚成立勉仁文学院，聚徒讲学。但这不是主要的，抗日开始，梁漱溟已以“乡村建设”派代表人物和国民参政员名义，积极从事政治活动，参与创建“民主政团同盟”（后来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成为其负责人之一。当时棲息勉仁学院的梁的挚友、也有新儒家宗师之称的熊十力，认为“梁漱溟本非事功才”，劝他“以讲学为主”，并“拟请政府准予资助勉院，使其培养学子”。（见熊十力《论六经》之末章）但梁不听，反而更积极地投入了党派活动，因此愈来愈成为“问题中人”。
关于梁漱溟在新中国前的为学为人已有许多文章作了介绍。这里，我只是想根据上述汪东林先生提供的《材料》来看一看梁漱溟在抗日期间同中共领导人的接触，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他的思想转变和遭遇，从这里窥知他的为学为人立身处世的一部分。
1938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梁漱溟为了了解并比较国共两党的主张，曾两上延安，一次是1938年元月，一次是1946年3月。《材料》记述梁的自述：“我根据自己对中国思想文化和中国现实生活的研究，并不信奉共产主义学说，尤其是对中国社会，仅持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能解决中国各种问题的理论，我一直不敢苟同。我读过毛泽东的一些著作文章，知道他的主张，敬佩他的献身奋斗精神，但过去并无机会同他探讨如何改造中国社会这个大问题。自日本侵略中国后，中共提出一系列的抗日主张，特别是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深得人心。而今国民党方面令我失望了，共产党方面又怎样呢？百闻不如一见。因为上述两方面的原因，我产生了赴延安见毛泽东会谈的念头。”
梁漱溟第一次赴延安与毛泽东会见，第一次谈话主要是讨论时局问题。梁漱溟提出当前局势使他失望与悲观，中国的前途究竟如何？中华民族会亡吗？共产党有没有救国的良方？据说毛泽东兴趣颇高而又十分耐心，向他讲了一篇“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理由，那就是后来不久发表的毛泽东《论持久战》一书的主要论点。梁漱溟说，这是一次“求同”有效的谈话：“仅就抗日战争而论，像毛泽东《论持久战》这样的大作品，大文章，蒋介石没有，旁人也没有，我看这是事实。”
第二次长谈被梁称为“与毛泽东争论通宵”，那就是谈双方的“异”了，即谈双方的严重分歧。《材料》记录了梁漱溟口述的关于那次长谈的回忆，因为内容重要，谈得又比较生动，我就直接把全文抄录在下面。
梁漱溟说：“毛泽东约我的第二次长谈，是从下午六点开始，不止是谈到次日凌晨，而是谈到天明，整整一个通宵，欲罢而不能。这次谈话的内容是如何改造这个旧中国和如何建设一个新中国的问题，我和毛泽东分歧较大。头一天我把自己新出版的数十万字的著作《乡村建设理论》送给他，请他指教。隔天约我谈话，毛对我说，他已翻看了这本书，并写了一条条批语，拿给我看。毛泽东坦率地对我说，你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但总的看你的主张是走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改良主义是解决不了中国问题的，中国的社会需要一场彻底的革命。他十分明确地指出，现阶段的中国革命重担已落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身上，当然还有统一战线的扩大，武装斗争的加强，即所谓发挥中国革命三大法宝的作用吧，他都分析了。其中从理论上说，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是一个核心问题，毛泽东特别强调它的作用。我们对此发生了一场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