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赵朴初与梁漱溟
从1963年起，梁漱溟先生坚持出席政协直属学习组的每周二次或三次的学习，但赵朴初先生则因工作繁忙或健康原因常常请假，大体上每周能出席一次，平常的学习会前期主要由于树德、王芸生主持，后期则由程思远主持。梁这个人自称“面冷”，实际是很少与人交往，当然也不排除别人远离这个挂牌的“反面教员”的因素，在这个组经常到会的20左右的成员中，真正能称得上与梁漱溟先生有交往的只有两人：一个是于树德，他与梁是交往半个世纪的朋友，虽然时断时续，但从年轻时代就相知相识了，加之同在政协这个组，于老与梁老同庚，是该组最年长者，而于老是全组公认的谦谦者，“大事不糊涂”，对当时那一套“左”的东西，他是奉命维持，刚接火就朝天放枪，打了几枪就主张尽快熄火。梁和于心肚明白，自然说话、交往多一些。另一个就是赵朴初，他与梁的交往，则是因为佛教文化的情结。我到这个组担任小组秘书不久，有一天梁先生在散会后即走过来对我说：“今天赵朴老没有来，这是我向他借的两本佛经，请您替我还给他，也可以下次开会他来时再给他，免得我带来又带回。”我一看是每本两册的线装的木刻本，立即接过来，说：“您放心，我负责转交，负责保管。”“你对佛经有兴趣吗？有兴趣也可以看看，这两本书好。”梁先生笑着说。
我点头回答：“我恐怕看不懂。”他笑了。回办公室后，给赵朴老打电话，他立即答复，不急，先放在办公室，什么时候还都可以，有便再转交。自此，前后二十年时间，除去“文革”停止学习五年，我做这件梁与赵之间借还书籍（多是佛经）的事已经记不清多少次了，往实里说，每月总有一次吧。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这种互借互还书籍的事，有时甚至在批梁会议的期间，也没有停止。1974年三四月间，“批林批孔”运动已开始了一段时间，全组成员差不多都发言表态，“拥护”这场运动的开始，惟梁漱溟迟迟不说话，实际上他一直在家中准备着长篇发言，先是内容与时下的运动顶牛，他一直在考虑是否全盘推出。当然，他最后终于和盘托出，讲了两天，八个小时，引经据典，其中唯独一句毛泽东主席的话，他只是说我记得毛主席讲过，自孔夫子至孙中山，我们都要研究，这话就不是全盘否定孔子的意思，但我毛主席著作学得不好，查了一次毛选，却没有查着，不知出自哪篇文章，但记忆中肯定是有的。这话一般人听了就过去了，因为他讲了两个半天，都在上午，这话是第一个半天讲的，没想到次日即梁漱溟第二个半天讲话之前，赵朴老召我过去，交给一个纸条，说：“你把这张纸条交给梁老。昨天回家我查了毛选，梁先生昨天讲的没有找到出处的毛主席语录，我给他找到了。”纸条上写着毛选第几卷第几页，题目《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内容是“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梁漱溟接此条后深表谢意，但他在接着第二个半天讲话时并未再次选读这条语录。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许多事不可明言，只可意会，这件事就是一桩例证。
在粉碎“四人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赵朴初与梁漱溟的交往自然增多，但由于年高，更多仍在思想文化的深交上。1985年，我写的《梁漱溟问答录》开始在北京《人物》杂志连载。第一章刊出，梁老就告知我，如刊物有富余，可每期送一本给赵朴老阅看，我照办了。1986年全书15万字结集准备出版，我请赵朴老题写书名，写了信并同时寄去刚出版的拙作《宋希濂今昔录》（此书由屈武先生题写书名），请他审看。1987年1月5日，他给我复信，说：“大著《宋希濂今昔录》，已读了一遍。首先应向你祝贺，写得十分生动而又令人感到真实，确是一部成功之作。过去在会上听到他（指宋）说话，觉得很豪爽，不过是泛泛的印象，读了传记后，对宋希濂其人，加深了认识。”并说：“你托我题写《梁漱溟问答录》书签之事，我立即照办了，早已寄去，不知收到没有？如没有，我还可以重写。”《梁漱溟问答录》因故拖后出版，其时95岁高龄的梁漱溟先生已重病住入协和医院。我手捧新书登门见赵朴老，他欣然与我长谈。他拿着《梁漱溟问答录》边翻边对我说：“你又做了一件好事。梁漱溟先生的一生，不简单呵。你的书特别留下了他在解放后四十年的许多珍贵资料，有意义呵。你是有心之人，能随时注意积累资料，值得我学习，我这人做了什么事，做过去就放在一边，时间一久就忘了，梁老和我是一代人，与你之间的交往，可以称忘年之交了。此话自古有之，可见交朋友是不分年龄的。”
他的一席话说得我脸红，我就有意把话岔开，对他说我正运用《梁漱溟问答录》里的部分材料，并补充有关资料，以第三人称撰写《梁漱溟与毛泽东》的长文，以此文为书名并牵头，结集出版我近十年写的中短篇人物传记集，已与吉林出版社签约，计划明年出版，希望你再给题写个书名。赵朴老当场击掌说：“好，好，我马上就写。”他立即伏案铺纸，我事出意外，也起身过去，见信笔写下：“梁漱溟与毛泽东”，一连写了两张，然后说：“好，又是一件好事。”这一天赵朴老特别高兴，写完又同我谈起梁的为人。他举着毛笔，叫我：“你过来，我给你写几个字，再给你解释。”我又走过去，见他写下“望之俨然，即之也温”。他解释说，梁老这个人，从表面上看，他总是很严肃，少见笑容，但一同他接触，就会感觉到他的内心是温暖的，有一团火。梁老的人格力量，除了中国儒家的传统，还有佛家的影响，这一点你有没有想到过？我连连称是，并说他茹素70多年，青年时曾潜研佛学，几度要想出家未成。赵朴老听到此即打断我的话头，说：“你说的是他早年，那么晚年呢？你问过他老人家了吗？我再给你讲一段先生在几年前的事。80年代中期，中国佛教会准备成立佛教文化研究所，在广济寺素宴若干位佛学专家，由我出面。与会者数梁老年龄最高，治佛学历史最早，大家都恳请他指点，他一开头就说，许多人知道我治儒学，曾为儒学的复兴鼓与呼，但他们不知道，在我本身自度，我实际上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研读佛学远在研读儒学之前，并从青年时代开始，就是一名佛教徒，直至年过九旬的今天。因此对于研究佛教文化，成立佛教文化研究所，我是举双手赞成的。他的发言博得与会者的欢迎。”1989年我的第四本书《梁漱溟与毛泽东》出版，梁老已逝一年，当我登门拜访时，赵朴初又抚看着书，颇为动情地说：“梁老没有能看到这本书，遗憾，可惜了。梁漱溟与毛泽东之间，虽有争执，但他们是相识相知的老朋友，这已载上历史，你的书圆满完成了这个任务。”
他话声刚落，我又提出新的要求。我说：“梁老1988年6月病逝前，对他的后事没有任何遗言。山东邹平县是梁先生30年代搞乡村建设的实验县，前后七八年时间，在梁先生的一生中是件大事，现在邹平县政府通过县政协提出，要在当地的名胜黄山上找块地方作墓地，埋葬梁老骨灰，立一墓碑，逐步建成一个墓地碑林，此事已得到梁先生家属即儿孙的同意，都认为这是对梁先生的一种纪念方式，给后人留点思念。我受邹平县政协和梁先生家属的委托，请您开个头，为梁老题写墓碑。先立了墓碑，有了墓地，再陆续向梁老的亲朋好友和学生、敬慕者征字，逐步建碑林。不知朴老认为妥当否？”赵朴老听完我的话，几乎未加思索就欣然同意，说：“好事，又是一件好事，梁先生是中国文化名人，新华社发表的悼词生平里这样称呼他，当之无愧。梁先生的学问和人品，有许多地方受到当代人敬仰，也值得后人学习。我现在就写。”当我手捧赵朴初先生写就的“梁漱溟先生之墓”的大字（按：朴老是书法大家，但平时较少写大字）时，我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连声说：“太好了，太好了，我负责以最快的速度送到邹平去。”不久，邹平县立碑后还专门拍了照片寄来，由我转送给赵朴老一张。自此，费孝通、启功、吴祖光等文化名人，都陆续为梁漱溟先生的邹平墓地碑林题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