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天中学堂生活——从立宪到革命的转变——我之目睹的清末社会面貌——辛亥革命在北京——《民国报》记者生涯——与袁世凯一面之缘——“兵变”闹剧——“八百罗汉”登台——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退出国民党及笃信佛学之始末
问：梁先生详细讲述了彭翼仲先生创办报纸事业这一段很重要的史实，现在回过头来，请梁先生谈谈升入中学的情况，如何？
答：我于1906年十四岁时考入顺天中学堂。这个学校是福建人陈璧（字雨苍）办的，他当时任顺天府尹。在升任顺天府尹之前，陈是北京五城御史，那时他就兴办了一所五城中学堂。这两座中学堂在北京都是最早的较有影响的新式学校。我在顺天中学堂一口气读了五年半，毕业时，正赶上辛亥武昌起义。我中学时代最重要的事，是临近毕业时，我的思想由赞同维新宪政转到倾向革命，并在中学毕业前夕加入京津同盟会。这是我走向社会的开端。
问：梁先生从1906年开始就读五年半毕业的顺天中学堂，是北京最早的中学堂之一。梁先生可否谈谈八十年前北京中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情况？
答：顺天中学堂与五城中学堂同为福建人陈璧所办，两校实为兄弟学校。两校的洋文总教习，均由王劭廉先生（天津人，与伍光建一同留学英国习海军）担任。汉文教习以福建人居多，例如“五城”以林纾（琴南）为主，“顺天”以跛脚陈先生（忘其名）为主。当时因初设学校，学科程度无一定标准，入学年龄亦无限制。许多小学其程度比今日中学还高，而那时的中学与大学，有的亦颇难区别。在年岁上，我的同班同学，最年长者二十七岁，比我的年龄——十四岁竟高出近一倍。在国文程度上，好像年长的同学词赋、古文、四六骈体文都已作得很好，进而讲求“选学”（《昭明文选》）了。他们虽与我们年纪小的同学同班上课，其实在这方面可作我们的老师而有余了。今日学术界知名人士，如张申府（崧年）、汤用彤（锡予），皆是我们顺天中学堂的同学。论年级，他们稍后于我；论年岁，则我们三人相同。我在我那个班级上，年龄是最小的。
当时学堂里读书，大半集中于英、算两门。学生的精力和时间，都用在这上边。年长诸同学，感觉很费力，我因曾经自学过，倒并不觉得有多难。在我那个班里，有四个人彼此很要好。他们是：廖福申（慰慈，福建人）、王毓芬（梅庄，北京人）、姚万里（伯鹏，广东人）和我。四个人年纪都小，廖与王稍长一两岁。主要在廖大哥的倡导下，我们才得以结合起来自学。
廖少年老成，看见年小同学爱玩耍，不用功，便勉励我们一起自学。少年时代大都天真烂漫，结合之初，热情奔放。我记得经过一阵很起劲的谈话之后，四人一同出去，到酒楼上吃螃蟹，大喝其酒，以示庆贺。酒兴中，廖大哥提议，彼此不必俗里俗气地相称什么大哥、二哥、三哥，而主张以每个人的短处标出一个字来，以此呼名，借资警惕。大家都赞成此议，就请他为每个人命名。他给王的名字是“懦”，给姚的是“暴”，给我的则是“傲”。大家都异口同声地称赞廖一针见血，三个字都很恰当。我的傲自不必说了；王的确懦弱，有些妇人气；而姚则以赛跑、跳高和足球见长，原是一位粗暴的体育家。最后，廖自名为“惰”，这却太自谦了。他是我们之中最勤学的一位，也许正因其要求自己甚严而总感觉不够之故吧。而从他自谦之“惰”，正可见出其勤来了。
我们四人的自学进度，总是超越老师所教。记得英文先生还只教到全书的一半时，廖已将全书读完，我亦读了三分之二。代数、几何、三角各书，先生开了个头，廖即能自学下去，而无待于先生再教。我虽赶不上廖的这么快的进度，但在廖的携带下，亦总是跑在先生所教的前边。廖对于课堂讲课抱听不听无所谓的态度，但习题却一个个认真地作，连所作算草，都非常清楚、整齐、悦目，我们都自叹不如。廖君后来经清华送出留美，学铁路工程，曾任国内各大铁路工程师，为国家多有贡献。现在回想，廖自是一天才，非平常人所及，然从当年那些经验上，使我确信世上没有不能自学的功课以至学问。
廖兄还十分注意国文方面的自学。他竟在一个学期之内，将洋洋一大部《御批通鉴辑览》圈点完毕。因洋版书（指木版书之外的铜印、铝印书）字小，而每天都是抽晚饭前一点时间来做这件事，光线不足，所以到圈点完毕时，眼睛也近视了。而我则不同，很不注重国文。国文讲义不看，国文讲课不听，功夫用在别的方面。但我的国文、作文成绩都还不错，有时竟名列第一。我的特点是总喜欢作翻案文章，不肯落俗套。有时写不成功，有时则出奇制胜。一位姓王的国文先生很讨厌我，常鞭挞我写的翻案文章，写过“好恶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的批语。而后来有一位姓范的国文先生却偏赏识我，在我的作文上批写过“语不惊人死不休”等赞语。
我在中学时代的自学，如上所述，对英文、数学之类的学习，主要还是对付课堂教学的。而我真正认真的学习是在课外的自学。我自十四岁进入中学之后，便有一股向上之心驱使我在两个问题上追求不已：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了什么；二是社会问题亦即是中国问题，中国向何处去。这两个问题是互相关联，不能截然分开。为叙述方便，则必须分别言之。对人生问题之追求，使我出入于西洋哲学、印度哲学、中国周秦宋明诸学派间，而至后来被人看做是哲学家。对社会问题之追求，使我投身于中国社会改造运动，乃至加入过革命组织。总论我一生八十余年（指十四岁以后）的主要精力心机，无非都用在这两个问题上。而这两个问题的开端和确立，便自中学时代始。
大约十四岁以后，我即形成自己的人生思想，胸中自有一个价值标准，时时用以评判一切人和一切事。这就是凡事看他于人于社会有没有好处及好处之大小。假使于群于己都没有好处，就是一件要不得的事了。反之，若于群于己都有顶大好处，便是天下第一等之事。以此衡量一切并解释一切，似乎无往而不通。若一时对一事思之不通，千难万阻，也要辗转求得解答，以自圆其说。一旦豁然开朗，有所获得，便不禁手舞足蹈，顾盼自喜。此时西洋之“功利主义”、“最大多数幸福主义”、“实用主义”、“工具主义”等我虽尚无所闻，但思想算是不期而遇，恰与西洋这些功利派思想相近。
这思想，显然是受我父亲的启发。先父虽读儒书，服膺孔孟，实际上其思想和为人乃有极像墨家之处。他认为中国之贫弱全为念书人专务虚文，与事实隔得太远之所致。因此，平素最看不起作诗词、做文章的人，而以“务实”二字为讨论任何问题之一贯主张。务实之“实”，自然不免要以“实用”、“实利”为其主要涵义。而专讲实用、实利之结果，当然流归到墨家思想。不论大事小事，这种思想在他一言一动之间到对外流露贯彻，大大影响到我，是不待言的。
无论是在人生问题或中国问题上，我当时都有着充分的自学资料。我拥有梁任公先生主编的《新民丛报》壬寅、癸卯、甲辰三整年的六巨册和他编的《新小说》（月刊）全年一巨册（以上约共五六百万言），这都是从日本传递进来的。还有其他从日本传递进来或在上海出版的书报甚多。此为1907年左右之事。稍后（1910年）更有立宪派之《国风报》（半月刊或月刊，在日本刊印），革命派上海之《民立报》（日报）都能按期收阅。——这些都是当时内地一个普通中学生难以具有的丰富资财。
问：梁先生常说，早年在政治主张上一直是倾向于君主立宪派的，后来才转向革命派。您能不能谈谈这一转变的过程？
答：要说这一转变，得先谈谈我在顺天中学堂的两位挚友。他们对我的影响，要比初入中学时结合在一起自学的三位要好同学还大得多。
一是郭人麟（一作仁林），字晓峰，河北乐亭县人。他比我年长二岁，班级则次于我。虽为一校同学，朝夕相见，却无往来。郭君颜貌如美女，见者无不惊其美艳，但气敛神肃，眉宇间若有深忧；我则平素自以为是，亦复神情孤峭。彼此一直到第二年方始交谈。几次交谈之后，竟使我思想上发生了大变化。
我那时自负要救国救世，建功立业，以为自己的胸襟气概极其不凡，而实际上，对于人生许多较深问题，根本未曾领会，很是浅陋。对于先哲们的一些高明思想，不但未能理会，而且拒绝理会，盖受先父影响，抱一种狭隘的功利见解，重事功而轻学问。具有实用价值的学问还知注意，但如文学、哲学等并非立即见功效的学问，则认为是误人骗人的东西而予以排斥。对于人格修养的学问，受《德育》之启发，固然留意，但只是认为“要做大事必须有人格修养才行”，竟以人格修养作方法手段罢了。这种偏激无当、浅薄无根的思想，本应早被推翻，无奈当时同学中多半连这点偏激浅薄的思想也不具备。尽管也有些同学不同意我，乃至驳斥我，其力量都不足以动摇我之自信。恰遇郭人麟君，他天资绝高，思想超脱，于老、庄、易经、佛典皆有心得，而最喜欢谭嗣同的《仁学》。其思想高于我，其精神亦足以笼罩我。他有时嗤笑我，使我茫然若失；有时顺应我做大事业的心理而以理教我，使我心悦诚服。我崇拜之极，尊之为“郭师”，课余就去讨教，并记录他的谈话整理订成一厚册，题曰“郭师语录”。同学中则多半讥笑我们，说什么“梁贤人遇上了郭圣人”。自与郭君结交之后，我一向狭隘的功利见解为之打破，对哲学始知尊重。这在我思想上，实为一大转进。郭君与李大钊先生的乡亲，交谊甚厚，因而后来曾在北大图书馆工作。张绍曾为国务总理时，郭君曾一度为国务秘书，可惜郭君于五十余年前就过早病故。
郭人麟在中国问题上亦倾向革命派，但在行动上对于革命活动，不甚积极。直接促我转向革命派，并介绍我加入同盟会的是另一位挚友甄元熙君。
甄元熙，字亮甫，广东台山县人。他亦年长我一二岁，与我同班，是1910年从广州、上海到北京，插班进来的。后来知道，甄君进校之前就与革命派有关系，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我们都对时局积极关心，不久即成了很好的朋友，但彼此政见并不相同。他当然是革命派主张，我只热心政治改造，而不同情排满反清。在政治改造上，我又认为英国式政治为理想，否认君主国体、民主国体在政治改造上有什么差异，指责法国式（内阁制）、美国式（总统制）政治，皆不如英国政治之善。此即后来辛亥革命中，康有为所倡“虚君共和论”。我同甄君的分歧自不待言，但他这人多谋善辩，有一套办法。一天，他悄悄给我一本书，说让我读完后再讨论研究。这本书是由日本东京出版输入我国的，题目叫《立宪派与革命派之论战》，书中收集了以梁启超为主的发表在《新民丛报》上君主立宪派的文章，同时收集了胡汉民、汪精卫等发表在《民报》上的革命派的文章。两派观点针锋相对，各不相让。我认真读完了全书。由于我本来就倾向于梁启超一边，当然不能一时间就接受革命派的思想。但甄君表现得十分有耐心，我们彼此间经常秘密进行笔战和面对面的辩论，争得面红耳赤，却又不伤感情。我为他的革命激情所感动，所影响，更重要的是与此同时发生的许多事实教育了我，使我认识到主张君主立宪，此路不通。
所谓“事实”是多方面的，我举一项较大的事例。康、梁的“百日维新”虽然失败了，但过了若干年之后，主张君主立宪的人却有增无减，也可以说是一股不小的潮流吧。因为这种主张是以不推翻清王朝统治为前提的一种改良，特别是在西太后不能主政和病死之后，清廷也允许各省成立咨议局，中央也成立了资政院，还派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成立了宪政编查馆。最后还发表上谕，提出经过九年准备，便召开国会，正式立宪，先把省咨议局改为省议会等等。但性急的君主立宪派们都认为九年太远了，等不及，纷纷要求提前召开国会搞宪政。各省因此派出请愿团到北京向清政府请愿。这一举动使清廷恼火，答复说，九年准备的时间不容改变，并强行把各地请愿代表逐出北京。清廷的这一行动，使君主立宪派们大失所望。清廷失去人心，许多立宪派人皆转而为革命派。我个人也看到这些，深感时局如此，宪政肯定无望，革命便是唯一的出路了。其时，京津同盟会（全名是中国革命同盟会京津保支部）酝酿成立统一组织，汪精卫、李石曾、魏宸组、赵铁桥等是领导人。甄元熙介绍我加入京津同盟会，我欣然同意。第一个行动是毅然剪了辫子，置家庭和舆论的反对于不顾。甄君在辛亥期间一直同我在一起，至1919年、1920年间，曾在广东任大元帅府秘书，后去美国，在旧金山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