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当时我已八岁，还能记得一些事情。有的是当时听家里大人说的，比如，义和团杀了德国公使和日本书记官，当时把这根导火线说成是八国联军打进北京的主要原因。八国联军进北京后，把北京城分成八个区域，一个国家管一个地区，凡德国和日本管辖的地区，中国老百姓受害最深，因为他们极力报复；又比如，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住进紫禁城，会说外国话的妓女赛金花陪住，她还骑着高头大马在东西长安街上行走，大人都骂她是“不要脸的东西”……这些都是当时亲耳所闻。还有西太后偕光绪皇帝逃离北京，消息震动全城。“国不可一日无君”的思想在当时一般人的脑子里还是根深蒂固的。记得这一消息传到我家中的时候，全家上下都哑然失色，不思饮食，连小孩子也得规规矩矩，不许像平时那样蹦蹦跳跳了。后来又听说庆亲王、李鸿章代表清廷与八国联军议和。值得一提的是辜鸿铭，他是谈判的翻译，精通多种外国语。听大人们说，他的后台是两江总督刘坤一与湖广总督张之洞。刘、张在北京被八国联军占领后，便提出“东南自保”，以示抗衡。辜鸿铭一面参加谈判工作，一面与张、刘电报联络。我知道辜鸿铭的名字，便是在庚子年，大人们几乎天天在饭桌上谈到他。
还有一件事是我亲自经历的。当时我家居宣武门外米市胡同，属美国人管辖范围。相比之下，他们对中国老百姓的压迫要稍好于德、日。但整个北京城都在外国侵略者的统治下，外边风声鹤唳，老百姓终日惶惶，都不敢轻易外出。我家也大门紧闭，足不出户。因为年纪小，这种坐牢般的日子，印象极深。有一天，忽然大门被敲得嘭嘭直响，进来几个外国兵，还有一位中国翻译。他们气势汹汹地在家里搜了一通，没有查出什么，偏偏在我的房间里，砸坏了我的儿童玩具枪和剑，使我十分伤心。然后盘问我的父亲，像查户口似的，最后命令：“不许外人留宿，违者受罚。”走到大门口，又指着大门两侧的脏土杂物厉声厉色地说：“这里太脏了，你们要天天清扫。”说完扬长而去，全家这才松了口气。父亲回到屋里一屁股坐进太师椅里，半天说不出话来。
问：八国联军退出北京后，梁先生又继续去中西小学堂上学了吗？
答：没有。我九岁那年即1901年，转入南横街公立小学堂。十岁，改入启蒙学堂，读了两年。后来一年多，又改在家里读，是集合了几家亲戚的儿童，请了一位奉天的刘（讷）先生教的。我小学的最后一年，又进了江苏旅京同乡会所办的江苏小学堂。
因此，我的小学时代前后经过两度家塾、四个小学。这种求学不得安稳地顺序前进，是与当时社会之不安、学制之无定有关系的。值得一提的是启蒙学堂。它采用商务印书馆编印的教科书，有英文，特别是招收女生，男女同校同班，这在当时是件了不起的事。这座学校的创办人，便是与我父亲有金兰之交、又是儿女亲家的彭翼仲先生。
彭翼仲名诒孙，苏州人，在北京长大。彭家祖上中过状元，当过宰相，是名门望族世家。彭翼仲思想开明，勇侠豪爽，体魄健壮。他目睹帝国主义侵略，国家危难，毅然放弃了世代相沿的仕宦生活，而办报纸，开民智，图自强，提倡维新变革。1902年，他在北京创办了第一家报纸《启蒙画报》——严格说，是中国人办的第一家。在1901年，日本人已在北京创办了《顺天时报》。广东人朱淇所办的《北京日报》为第二家。启蒙学堂是彭翼仲创办的另一项事业，校址与报社、印刷厂在一起，在今北京琉璃厂之北。记得小学生们课间常窜到印刷厂看印刷工人排版。因为是开创性的事业，中国人不会，排字工人的头头就雇请了日本人担任。
问：彭翼仲先生当时办了几种报纸？情况如何？
答：彭先生当时办了三种报纸。我受益最多的是《启蒙画报》；影响于北方社会最大的是《京话日报》；使他自身得祸的是《中华报》。
《启蒙画报》最先出版，主要读者是十岁左右的儿童。主要内容有科学常识，如天文、地理、博物、格致（即理化）、算术等；其次是历史掌故、名人轶事，如司马光、范仲淹，以至外国之拿破仑、华盛顿、大彼得、俾斯麦、西乡隆盛等人的故事；再则如《伊索寓言》一类的寓言童话、民间故事。全部白话文，配有图画。插图多为永清刘炳堂先生所绘。刘先生没有学过西洋画，但他自得西洋画写实之妙，所画西洋人惟妙惟肖，着墨不多而形象逼真。《启蒙画报》前后出版两年，我们启蒙学堂的学生是第一批读者，天天读，一期也不漏。我个人从那里不但得到了许多常识，而且启发了我的智力，使我懂得许多道理，一直影响到我的后来。《启蒙画报》原是日刊，不久即改成旬刊（每期30多页），而另出四开日报，就是《京话日报》。《京话日报》内容主要是新闻和论说（即评论、杂谈之类）。北京社会新闻占三分之二，头版为“紧要新闻”，包括国际国内大事，约占三分之一。论说多是指责社会病痛，鼓吹某种主张或社会运动，有的放矢，而无敷衍空洞之词。报纸全是京味白话，识字者能看懂，不识字者能听懂，主要阅读对象是平民百姓，连初识文字的少年儿童也能读通。
但当时社会风气未开，一般人无看报习惯，定价虽低廉，订阅者却甚少。因此开办后从购置厂房设备到经常性的费用，只一二年，彭家产业已赔垫干净，还负了许多债。年关时节，债主催逼，家人怨尤，彭公忧烦之极，几乎上吊自缢。我的父亲全力支持，也把财物赔送在内。从当时我父亲的日记和银钱摺据上的批注中，可见他与彭公志同道合。他由积年对社会腐败之不满，加之庚子事变中亲见全国上下愚昧无知，不明世界大势，几乎召取亡国大祸。他为此而激动，决心开发民智，倾家荡产，在所不顾。
不料这一面临倒闭的事业，到了第三年竟亨通发达起来。这是为什么呢？主要是报纸一连报道和鼓吹了几件牵动民心的事情，反响强烈，打开了局面，订户骤增。我记得印象较深的有这样几件事：一是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地界）有个外国兵，他坐了人力车不但不给钱，反把车夫打伤。《京话日报》一面在新闻栏详记其事，一面连日论说，提出要惩办这个士兵，要赔偿损失，并号召所有人力车夫联合起来，如果事情不了，以后遇见某国士兵便不给车子乘坐。事为某国主事军官所闻，派人来报馆查询，要那被打的车夫前去对质。车夫胆小不敢去。彭先生即亲自送他去。这军官居然惩戒了那士兵，赔偿了车夫的损失。此事公诸报端，轰动北京，报纸销额大增。还有一次是美国禁止华工入境，并苛待在美华工，《京话日报》登文揭露了此事，并提出掀起抵制美货运动。我记得连小学生们也在通衢闹市散发传单，调查美货。此事扩延数月之久，人心振奋，报纸的声望随之提高了。在这之前，《京话日报》就发动过一次反对英属非洲虐待华工的运动，但不及这次热烈。而最大的一次运动还是“国民捐”运动。这是由《京话日报》率先论说，引起读者来稿来函讨论，酝酿颇久而后发动的。大致内容是为庚子赔款四亿五千万两分年偿付的事，认为为期越久，本息累积越大，国民负担越重，不如全体国民一次付出。以全国人口四亿余人计算，刚好每人一两，便可成功。这与后来民国初年，南京留守黄克强（兴）先生所倡之“爱国捐”大致相似。其时《京话日报》销路已广，报纸的言论主张屡获社会拥护。这个大题目一出来，自然波及每个读者身上，一传十，十传百，影响之大真是空前。当时自皇室亲王，文武大臣至工商百业，车夫小贩、妇女儿童，都纷纷响应。后因彭先生获罪，发配新疆，报纸停刊，此事乃被中断。但至辛亥革命时，在大清银行尚有“国民捐”九十万两款项存着，计算捐款人数，当在几百万人以上。
《京话日报》的影响和销售由此不断扩大，从北京到北方各省，东至奉天、黑龙江，西至陕西、甘肃，还惊动了清廷。西太后和光绪帝都遣内侍传旨下来，要看《京话日报》。报纸刊头因此增加了“两宫御览”的字样，按期送进宫去。社会上的热心人士，自动帮忙，或购买报纸沿街张贴，或出资设立“阅报所”、“讲报处”之类。连当时颇有名气的被称为“醉郭”的说书老艺人，也曾一度专门说讲《京话日报》，向不识字的老百姓广为宣传。谁能料到，好景不长。彭翼仲先生后来因办《中华报》而闯祸蒙难了。
问：《中华报》因什么事而闯祸，使彭翼仲获罪蒙难？
答：《中华报》是彭先生最后出版的报纸，是在《启蒙画报》停刊后才出的，与《京话日报》同时发行。《中华报》在版式上不是单张，而是成册的。内容以政论为主，文体是文言文，读者对象是上层社会人士。
讲到如何闯祸，还得多说几句。康梁变法失败后，光绪皇帝被囚禁，行动失去自由。但逃亡日本的康有为仍想与皇上取得联络，头几年不敢，时间久了，便跃跃欲试。大概是1903年或1904年吧，康有为自日本委派吴道明、范履祥二人秘密回国，四处活动，想与光绪皇帝取得联系。不料事泄，吴、范二人在天津被北洋大臣兼直隶都督袁世凯的营务处（相当于军法处）逮捕，并被秘密处死。彭先生本人是爱国维新人士，却并无革命思想。但《中华报》的主笔杭辛斋（名慎修，浙江海宁人，彭的妹婿）是革命党人，他有愤于清廷和袁世凯的作为，便在《中华报》上揭露了袁秘密处死吴、范的消息。袁大怒，立即自天津致电北京的巡警部（是六部以外新设的一个部，后改民政部，尚书为徐世昌）予以查处。于是，彭、杭二人均被逮捕，并以“妄论朝政，附和匪党”的罪名，判处彭翼仲发配新疆，监禁十年；杭辛斋递解原籍，交地方官管束。《京话日报》与《中华报》同时被查封。一直到辛亥革命胜利之后，彭翼仲才返回北京，《京话日报》重新复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