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无完人”与梁漱溟
——记述毛泽东晚年的一段批示
众所周知，梁漱溟与毛泽东相识于“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新中国成立前梁漱溟曾两次只身赴延安，为国事与毛泽东见面长谈。解放初期，他们又多次单独见面，交流思想，共商国是，一直到1953年9月终止。自我撰写的有关梁漱溟的书、文发表以后，常有一些年轻的读者问我，梁漱溟与毛泽东之间的几十年的交情，就因为1953年9月发生的那场风波而从此付之东流了吗？我把这个问题提请梁漱溟先生答复，那自然是在毛泽东主席逝世之后（毛泽东病逝于1976年9月，梁漱溟病逝于1988年6月）。梁漱溟听罢沉思了一会儿，对我说：“自1953年9月之后，我的确失去了单独与毛泽东主席见面谈话的机会，但我心里领会到，我自1953年9月之后政协委员照当，生活待遇照旧，并未受到任何组织处理，仍体现了毛泽东主席的意思。”事实正是这样：梁漱溟自1953年9月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严厉批判之后，虽然对所争论的问题遭到如此不公平的对待而心里委屈，但同时也为自己如此目中无人地当众顶撞毛泽东的行为而深感懊悔。事后不久，梁漱溟苦苦思索，想出了八个大字，即：闭门思过，听候处理。他没有直接写信给毛主席，而是给当时的政协全国委员会陈叔通副主席和李维汉秘书长写信，要求请长假，政协的各种会议和活动均暂不参加，以求有更多的时间在家读书学习，闭门思过。信发出后，梁漱溟真的不去政协了。但不多久，陈、李即派人告知，说政协该发给他的通知一律照发，能不能出席会议由梁漱溟自己酌定。陈、李的答复，梁漱溟心中明白，这是毛主席的意思。
自毛泽东主席逝世，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许多国内外来访友人，常常带着好奇的心态询问梁漱溟先生，他是怎样评价毛泽东的？笔者曾就此对梁漱溟先生进行采访。梁漱溟对毛泽东的评价，概括起来有两条：第一，无论从一个领袖人物还是从一个老朋友的角度看，毛泽东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可以说他不仅是本世纪中国的伟人之一，而且也是本世纪世界的伟人之一。第二，毛泽东大半生功绩卓著，到晚年却铸成大错，因此纵观其一生，不止有一个毛泽东，没有同一个不变的毛泽东，而只有变化着的毛泽东，若干个不同的毛泽东，比如抗日战争时期的毛泽东，国内战争时期的毛泽东，解放初期的毛泽东，“文革”时期晚年的毛泽东……梁漱溟常常这样以其独特的思路和语言来表述自己独到的看法和见解。但无论对谁的提问，梁漱溟在评价毛泽东时总是在缅怀中深怀敬意，神态是颇为严肃而动情的。
同样的问题是，有不少读者发问，自1953年9月那场风波之后，毛泽东心目中是怎样看待梁漱溟这个与众不同的老朋友的呢？笔者认为，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毛泽东晚年关于梁漱溟的那段批示。
1974年9月30日晚，重病中的周恩来总理最后一次出席国庆25周年招待会。当时，毛主席、周总理刚刚起用邓小平同志主持党和国家的第一线工作。为了落实党的政策，与“文革”以来的任何一年不同，有一批在“文革”中受冲击的老干部、老民主人士、老教授、老专家被邀请出席了这次国庆招待会。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也有许多位知名学者应邀出席了。国庆招待会之后，当时的哲学社会科学部领导小组给毛主席、周总理写了一份简报，反映出席国庆招待会的知名学者的雀跃之情。毛主席阅后很高兴，在这份简报上批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名单上的人参加招待会甚好，可惜没有周扬、梁漱溟。”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听说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名言，却并不知道后边还有一句“可惜没有周扬、梁漱溟”。这是因为当时的特定情况，没有能公开全部引用这段批示。周扬是一位在宣传部门和文艺界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的中共内的革命家、文艺理论家，在“文革”中受到严重冲击，毛泽东在这里点了他的名对于解放党内的领导干部有重要意义。至于梁漱溟的特殊身份，可不是一般意义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而是自1953年来实际上被确定的只能起“反面教员”作用的有着“花岗岩脑袋”的“反动分子”。因此毛主席1974年10月的这个批示，其重要性一是点梁漱溟的名有其统一战线政策上的典型意义；二是证实了即便1953年之后毛与梁中断了见面长谈，但毛泽东的记忆库里并没有忘却梁漱溟这位特殊的老朋友。从这两方面看，毛泽东的这个批示，既是政治性的，又是充满友情味的。
当笔者得知上述批示的内容时，梁漱溟老先生身体状况已经较差，我在探望时向他作了转述。他听后既严肃又欣慰地对笔者说：“人无完人是句至理名言，对于凡人或伟人，都同样是适用的。”
五、章乃器的“撤销政协委员资格”与马寅初、梁漱溟“走马换将”
我认识梁漱溟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1962年秋天，我从中国作家协会调到全国政协机关，被分配在工作组（即现在的专门委员会）办公室工作，半年后我又转到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现在常听到这样的反映：各级人民政协的工作机构，就数学习委员会清闲，办公室无多少事可做，甚至形同虚设。实际情况怎样，为什么会这样，暂且不去评说。我要说的是，在1963年春夏之间我调进学委会办公室工作的时候，学委会已经开始成为政协最繁忙的机构，一直延续到1966年8月全国政协机关被红卫兵勒令封门；而后在70年代初恢复部分政协委员和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成员的学习，以至“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文革”后期的政治运动，学习委员会都是全国政协唯一繁忙的工作机构。我作为一名工作秘书，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在这之前，比我老的同事曾向我作过介绍，我本人也翻阅学习过许多文件资料，学习委员会是人民政协历史上最早成立的机构之一，在五十年代三大改造运动中曾经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这都是事实。
但是，当我跨进学委会办公室工作的时候，已是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之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角已经吹响，“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的指示正在全党全国大张旗鼓地宣传和学习，城市“新三反”和农村“四清”运动已经着手试点发动。因此在我开始工作之前，就有位顶头上司向我介绍，学习改造是政协当前的头等重要的工作，也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他说，作为学委会的工作人员，所承担的不过是做纪录、写简报、编纂学习资料一类的具体任务，但作为政协学委会这样的领导工作机构，则是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政协委员（主要指非中共政协委员）和各民主党派、各界人士提供进行思想改造的机会和条件的重要部门。他还十分郑重地介绍，在参加政协学习的成员中，大多数人为形势所迫，能够接受学习改造的方针、政策，较为自觉地进行自我改造。但树欲静而风不止，阶级斗争的规律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而转移，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论述和教导是千真万确的。近几年来，在参加政协学习的成员中，就有一些人对阶级斗争也反映到思想领域的问题不理解、不赞同，极少数人甚至坚持自己一贯的反动观点，公开反对我们，章乃器就是一个。你知道章乃器这个大右派吗？他不亚于章伯钧、罗隆基，尤其是反右派斗争之后，他的态度比章、罗还要恶劣。章乃器利用政协各工作组和学委会这个讲坛，继续坚持反动立场，对党和社会主义猖狂攻击。他在私下写了这样四句诗：“身败名未裂，家破人未亡。钢筋铁骨在，冷眼看豺狼。”这是何等反动，何等刻骨！像这样恶毒阴险而又屡教不改的反动分子，只有同他作最坚决的斗争，彻底揭露他的狰狞面目，除此别无他法，因此最近经过政协常委会讨论通过，撤销章乃器的全国政协委员的资格！这样重的处分，新中国成立以来除了对个别跑到海外骂我们而且从此不回来的人，从来没有实行过。章伯钧、罗隆基等人不是还继续安排当政协委员吗？党对这些人是有政策的，只要不继续在思想上、行动上反党反社会主义，总是念其历史上与中共合作中的某些贡献，对他们宽大为怀，给予革心洗面、重新做人的机会。但章乃器这种人已不属此列……
我的顶头上司对我介绍到这里，心情非常激动。我起身给他冲茶，以缓冲他的情绪。我知道他本人也是非中共人士，但在学委会办公室担任正职，且天天上班，这是因为他多年来真心诚意跟着党走，是民主人士中的左派人物。他的一席话，在当时我也是赞同的。我本人生长在新中国，对党的方针、政策坚信不疑，是十分自然的，因此完全不可能在1963年夏秋之间就认识到阶级斗争扩大化问题，在理论上、实践上已经开始发生偏差。他提到的章乃器，我作为一名大学文科的毕业生，自然早闻其名，自1957年之后，我也同样确认他是大右派无疑。就在这次谈话之前，我在政协工作组办公室工作半年，已在政协礼堂数次见过章乃器。这位知名人物又黑又胖，烟斗不离嘴，总是绷着脸，没有见他笑过。他听别人发言认真，自己讲话也很认真，仿佛一切胸有成竹，有着颇明显的自负的派头。尽管他头上戴着一顶沉重的政治帽子，也常常有不少人批驳他的观点，看上去他却依然如故，纹丝不动。十分凑巧的是，那次决定撤销章乃器政协委员资格的全国政协常委会会议派了我和另一同志作会议记录。在这次会上，对章乃器政治上反动必须逐出政协的大门并无异议，因此很快一致通过了。问题发生在撤销政协委员资格后章乃器怎么办？应该给章乃器什么样的生活出路？意见很不一致。出席会议的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徐冰、张执一（也分别是全国政协的秘书长、副秘书长）首先在会上讲，考虑到章乃器的历史和现状，根据政治上从严、生活上仍给予适当照顾的原则，建议章乃器离开政协后，生活上交由国务院机关事务局代管，每月发给150元生活费。徐、张话音刚落，便有若干位女常委举手要求发言，她们颇为激愤地说，章乃器政治上反动，撤销政协委员资格是罪有应得；应该指出的是，章某人不仅政治上反动，而且生活上也是腐化的，包括男女关系，其丑事很多人知道，因此不能给他每月150元生活费，这太高了！她们还质问，许多国家干部，工作十分辛苦，每月不过五六十元，大部分超不过一百元，章乃器这样的人凭什么给予相当于行政13级高级干部的工资数额？然而女常委的愤怒，并未得到太热烈的响应，多数人只是不吭声，没有与她们展开争论——尽管章乃器本人并不在场。后来经过徐冰、张执一的再一次解释和劝说，章乃器这每月150元生活费的建议终于以多数票通过。当然，自这次会议之后，章乃器失去了他发表政见的讲坛。直到“文革”后的1977年，根据中共中央领导同志指示的精神，由中央统战部和政协机关负责人出面，找章乃器正式谈话，宣布摘掉他的右派分子帽子，但由于当时政协大会还未召开，仍不能恢复他的全国政协委员的资格。这时，章乃器已重病在身，但他对自己能熬过“史无前例”的“文革”十年，并亲自听到中共中央为他摘帽的决定，仍感到十分欣喜。1978年3月，“文革”后首次召开的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的政协委员名单中，并无章乃器的名字，这是因为他在这之前的几个月，已经悄然病逝。这些都是后话。
现在再回述那位顶头上司找我谈话的情况。在他呷了几口茶水后，他专题给我介绍学习委员会及其办公室的工作情况。他说，学习委员会主任委员由政协秘书长兼任，实际工作亦由秘书长主管领导。副主任委员则由政协中共副秘书长和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的有关领导人组成。除在政协机关设学委会办公室外，八个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也设有学委会分会，每个民主党派都设有若干个学习小组，每组成员20人左右，均配备专职学习秘书。政协学委会办公室除分别联系各民主党派的学委会分会的工作，每周一定召开情况汇报会外，重点兼管政协直属学习小组的每周二次或三次的学习讨论，由专职学习秘书负责会议安排、记录、简报工作。学委会办公室主任即我的顶头上司也是这个组的正式成员，每次学习会都无例外地出席。这位顶头上司派给我的工作，便是充任这个学习组的专职学习秘书。我从1963年走上这个岗位，一直到1983年《人民政协报》创刊止，除了“文革”中断了五年，始终没有离开。
接着，我的顶头上司向我详细介绍政协直属小组成员的情况。可以这么说，除了他本人之外，全组二十多名经常到会的成员几乎每个人的简史、思想、表现都作了介绍。这二十多人在60年代至80年代的20年间，先后有所增减，但大多数是几十年一贯制的老成员。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一、知名度高；二、大多数是无党派民主人士；三、年岁高，阅历丰富，在我60年代初认识他们时，多数人已逾花甲之年。关于他们的名字和情况，我将在以后的篇章中将他们陆续“曝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