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边，让我较为准确地记下我的顶头上司这篇长达4小时的谈话的结束语。他颇为认真而有力地对我说：
“你刚走出校门，还很年轻，一定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特别是有关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教导，而且要联系实际学，最现实是结合政协学习工作中的实际学。你的岗位在政协学委会，在政协直属学习小组。你要学会用阶级斗争的眼光来观察人和事，来分析一篇发言，一场争论，我绝不是危言耸听，我可以先给你透一点信息。就在政协直属学习小组，发生在一年多之前的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因为进行调整，政策放宽，有位政协直属学习组的成员，即大名鼎鼎的北京大学教授马寅初，他是全国政协常委，也借用政协学习组这个讲坛，把他在五十年代后期受到严厉批判的种种极为错误的观点，重新抛出来，长篇累牍地放毒，反对党的经济政策和人口政策，还自命不凡地写出‘万言书’递送中共中央。我们正准备在学习组的范围内批判他的错误观点，进行消毒，他却宣布‘工作太忙请长假’，拂袖而去，不来政协参加学习了。难道这不是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吗？当然，对马寅初这号知名人士，我们党是有政策的，不来就不来，但对他的错误观点必须消除其影响，因此决定‘背靠背’也得安排一段时间进行批判。无独有偶，真像商量好似的，马寅初拂袖而去才几个月，又迎来了一个比马寅初还要刁滑、顽固的梁漱溟。你知道梁漱溟这个人吗？他的历史可比马寅初还要臭名昭著。新中国成立前，他就反对阶级斗争，对共产党心怀恶意；1953年他不识抬举，又公开地猖狂攻击党中央和毛主席。他作为无党无派的政协委员，数年前就报名参加政协直属组的学习，但一直没有到会，为什么最近突然声明要来政协直属组参加学习会了呢？这里边肯定有名堂，正应了‘善者不来，来者不善’那句老话。但我以为不必紧张，他一个梁漱溟算什么？有个把反面教员，对开展学习讨论，说不定坏事能变好事呢！我同你透露这些，不为别的，是希望你提高警觉，不要把这里的工作视为一般的学习。你新来乍到，又是青年人，做领导的有责任讲清楚这些。不过你的工作并不复杂，就是做好每次学习记录、简报工作，要准确、及时、迅速，发生任何情况和问题，你的责任是向上反映，不用你出面处理。在政协直属组学习会上，你只有记录权，没有发言权。学习组成员询问到你，只答复学习工作的具体事，任何政治性的问题你都一概回答向上级请示、反映……”
顶头上司的这一席话，使我茅塞顿开，在思想上进一步明确了自己从事的这项平凡工作的“政治意义”，这并非是事后的夸张，而是当时真心实意的想法。无奈自己那时初出茅庐，涉世太浅，许多政治生活的真谛，还不能深解，感兴趣的倒是马寅初和梁漱溟这两位大名人，很想尽早一见。年轻人的心理，只要是名人，你再反动，哪怕是蒋介石，如能有看上一眼的“机遇”，也不会放过的。况且，梁、马二位，毕竟不同于蒋介石呢！就在这次谈话后的不几天，我首次参加政协直属组学习会的秘书工作。会议的时间是上午9时，但8时20分我就站在政协礼堂的大门口等候学习组成员们的到来。最先到达的是于树德和王芸生，他们是老资格的全国政协常委，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从60年代初到80年代初他们相继病故，一直是政协直属学习组的召集人（组长）。8时40分以后，学习组的组员们陆续而来，就是不见梁漱溟的影子，而事先得知梁是要出席这次学习会的。大概离9时还差5分钟，见一辆小卧车由北向西拐弯，老学习秘书立即轻声说：“梁漱溟来了！”我睁大眼睛看，见车子已停在大门的台阶前，车门一开，从后座轻快地跳出一个身着藏青色毛毕叽中山服，脚穿布鞋，头戴呢制瓜皮帽的小个子瘦老头，这自然就是梁漱溟了。如果同我后来在政协大会上见到的身材肥硕、满面红光的马寅初相比，在外形上堪称极大的反差。这时老同志咬着耳根对我说：“不要同他握手，他要望我们，点点头就行了。”只见梁漱溟夹着一个小布包三步两步就上了十多级高的台阶，从我们面前匆匆而过，居然连望也没有望我们一眼，便走进了政协礼堂的大门。老同志又对我说：“这老头从来就是对人这样爱理不理的，可身体简直棒极了！”
在这次学习会开始前，没想到于树德组长正式向二十来位组员们介绍我这位新到的工作人员，他风趣地说：“汪东林同志是复旦大学的毕业生，刚调到政协工作。他的名字好记，汪精卫的汪，明朝东林党的东林，各位有要办的事可以找他，年轻人腿快。”这时我才注意到梁漱溟也抬头望了我一眼，似笑非笑地点了点头。在学习会中间休息时，委员们都在一楼大厅散步、交谈，独有梁漱溟一人上了二楼，而且登楼梯时依然一步跨两个台阶。我好奇地尾随而上，还未登上二楼，就听见上边劈里啪啦直响。我登楼后一望，可傻眼了：在空荡荡的二楼大厅里，只见有一个人在舞拳，又跳又蹦，不断地击掌与拍腿，健步如飞，从这头直往那边打。难道这是梁漱溟？我定睛一看，发现不对了，那是另一个人。原来梁漱溟正在一个光线较暗的角落里做气功，然后是缓缓地打太极拳。整个大厅，只有我们三个人。十分钟后，那位舞拳者又从那边打到这边，在我的面前停下，主动同我握手，自我介绍说：“我叫赵君迈，请问年轻人都喜欢些什么体育项目？”我还没有回答，梁漱溟也走过来了，他操着一口纯正的北京口音对我说：“赵君迈是有名的业余体育家，你要学打拳可拜他为师。”“哪里哪里，梁老是老前辈，功底比我强，身体也比我棒……”赵君迈连连解释。这第一次随便交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但是，梁漱溟自参加政协直属组的学习会之后，虽然每周两个半天的学习坚持必到，却在很长时间内，只是洗耳恭听，研读文件，从没有作过像样的发言，最多提几个问题，声称向旁人求教。小组长多次请他准备发言，他总是推辞说：“我是新进学的学生，请容我多听多学。”久而久之，大家也渐渐习惯。只是一开始就对梁漱溟与马寅初“走马换将”到政协参加学习持怀疑态度的人，心里一直纳闷，这老头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这个谜底，终于在一年之后由梁漱溟自己揭开了。梁漱溟后来终于放声高论，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六、梁漱溟向党“交心”材料摘录
梁漱溟在1958年的一次政协的整风小组会上曾出自内心地向党“交心”，该内容本书正文未提及，在此作一补充。
将这些材料中的重要内容披露于众，既可以再一次表明梁漱溟先生耿直坦言的品行，也可以反映出当时知识分子作为被改造对象在“大跃进”时代的心态。
1958年4月17日梁漱溟在政协整风小组会上第一次向党交心材料原话摘录一——
我的体会交心要说心里话。如果允许我说心里话，像我们现在这样谈心，我觉得不满足。我认为应该深切细致地谈，才能有助于我的思想改造。说到向党交心，好像大家都提出要交黑心。我倒不觉得我的心有多少黑的或白的。我只能说出自己心里的思想情况——思想的真实情况。这情况就是一肚子疑问——疑问多。因为我从来爱有自己的意见要求、主张、看法，似乎成了一个体系。自信心很强，非常自以为是。只是到了解放以后，受到事实的教训，才知道自己一直没有对。
解放前夕，我在重庆实业大厦讲，我要修改共产党；1938年，我在延安同毛主席辩论了两个通宵。我是如此的自信。但解放后我被事实教训得不能不佩服共产党，失去了过去的那种自信，于是乎一个平素意见多的人变成了疑问多。但至今我仍有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在没有新的认识和见解代替时，这看法和意见总是存在的，只不过不那么自信了，意见常常变成了疑问，容易有意见也就变成了容易有疑问。不过在解放之初，我受的事实教训不够，仍然常常固执己见。举例说抗美援朝，那是1950年的事。这一年的10月24日，领导上派人到颐和园征求我的意见，还要我参加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的工作，但我谢绝了。因为9月23日，毛主席约我谈话时，还对我分析中国不会参与打仗，而派来的人却说要出兵，我认为不妥，出兵对我们不利。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抗美援朝是对的，我们的国家经过这一锻炼好处很多。其他事实也一件件教训我不能太自信。但是，自信是不太自信了，却并不轻易接受自己还搞不通的事，因此许多半信半疑的看法和意见，仍然存留在脑中。
1958年4月17日梁漱溟在政协整风小组会上第一次向党“交心”材料摘录二——
1951年我参加土改亦有很好的事实教训。本来我还不相信国家的统一当真稳定下去。但到下面一看，我这才相信了。毛主席的领导真使我五体投地佩服。他确是高明英明，实在了不起，简直无话可形容。反观自己，简直太蠢了。可是意见还是有，有时还要说说。1953年9月在怀仁堂周总理主持的政协扩大会上，我的发言曾引起很大风波。但周总理很谦虚，说我谈出来的好。后来在中央人民政府会议上我再讲一遍，就引起了大波澜了。当时批判我反对总路线，其实我并没有反对总路线，我反省我错误是严重的，但非错在反对总路线上。我向领导上自承错误，但到今天始终没有承认反对总路线。当然也许我不明白，我曾请求领导上派人帮助我检查思想，亦就是要求和马列主义水平高的人深切细致地交谈，给我指点出错在何处。然而领导上总没派人应我之求。我亦曾请求当众检讨，亦始终没有让我作检讨。
1955年一整年，从1月至12月，转过年来还有，不过主要是1955年，有一个批判我的思想的运动，京内外报纸期刊批判我的思想的文章真不计其数，此外，还有科学院由郭沫若、潘梓年两位主持开会批判，学术界到会者有80人左右。所有这许多批判，给我启发不大，益处不多。但领导上发动这一批判运动我是拥护的。拥护是从政治立场上拥护，而思想转变则不那么容易。比如在哲学上我是深喜柏格森的，现在要我否认他的道理，做不到。潘梓年亦曾相信过柏格森，他曾翻译过柏氏《时间与自由意志》一书，并写有一篇译者序言，对柏氏治学方法深致推崇。我曾向潘先生请教：你是怎样从柏格森哲学里跳脱出来的，希望指点给我，他却笑而不答。像这样，我只能积下许多疑问了。
如果要我交心，我感到只是有许多疑问而已。其中亦有抵触情绪，但并无不敢吐露之言。像对柏格森加一些反动等丑恶帽子尚不明其所以然，我是不服气的。不过这些哲学思想上的问题，现在可不谈。现在要紧的是自问政治上的措施我有无抱反感。且举最近的反右运动为例。我没有写一篇文章表示反右，说完全没有却亦不是，我很觉得右派言行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当去年人大开会时，7月4日我和我内人曾以选民资格写信给大会主席团，请求撤销六个右派分子的人民代表资格。可是文章写不出写不好——自己思想不够明晰。相反地，对某某人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倒为之不平，心中替他呼冤不迭。特别是我所了解的人，我相信他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当然我是指少数几个人，不是指所有右派，许多右派我并不了解。我可举我有了解的一人为例，那就是医药界的金宝善先生。土改时我和他一起工作过，深知其心拥护党，丝毫无问题。将近一年没有见面，亦不甚知其事实究竟。从报纸上看金先生所犯错误，一点是他说中医尽管有疗效明验仍不好算是科学，一点是他说预防为主的方针政策没有得到贯彻。我就同意这话，我不认为是错，似不应把他归入右派。如此之类，尚不止金先生一个人。领导上把他判归为右派亦许有理由吧，但我不明白，只有存疑了。
七、接班人名字不应写进宪法
——记林彪肆虐时梁漱溟一次震惊四座的发言
政协军代表把“宪法草案”交给政协直属组学习、讨论，还特别指出，这份“宪法草案”同时是征求意见的，政协委员们在认真学习的基础上可以提出修改意见。然而那是在1970年，林彪、江青施虐正盛，所谓征求意见不过是走走形式而已。主持会议的军代表没有当回事，出席学习会的政协委员一个个本是惊弓之鸟，能参加政协的学习就已经是够高的“政治待遇”了，谁还敢不自量，去提什么意见，惹出新的麻烦？因此在学习发言时，人人都说“宪草”好，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武装头脑，改造自己。几天之内，除梁漱溟先生外，全组成员都表了态，没有任何一个人哪怕是提出个别文字的修改意见。
梁漱溟的发言慢条斯理却颇为有力：
“诸位，我是本组最后一个发言了。当局发下来的‘宪草’，我认真看了几遍，还与1954年通过的老宪法作了点比较。既然主持者明言征求意见，我想以自己的浅陋，谈两点看法，供当局修改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