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独1970年讨论“宪法草案”时，梁漱溟发表那两条意见是突发性的，而且涉及毛泽东和林彪，还有设不设国家主席这个在当时极为敏感的问题。梁漱溟话声刚落，那真是语惊四座！全场相对无言，鸦雀无声！短时间寂静之后，便有人提出，这是“恶毒攻击”的言论，不能听之任之，必须进行批判；还有人说，这种“恶攻”言论，如果在外头讲，是必定会当场被革命群众“专政”的，我们岂能等闲视之！小组会气氛立刻紧张起来。正巧此次会议当时主政的军代表没有派人听会，怎么办？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于树德和其他召集人身上。又是短时间的沉默，于树德才不动声色地缓慢地说：“梁先生的意见，我们负责记录整理好原话向上反映，是不是要在小组开展批判，我们听候上级的处置意见再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梁先生刚才在这里说的话，由他说者自负。大家听了，出了这个门，就烂在肚子里，谁也不可往外传，包括自己的家属。谁扩散责任自负，后果自负。”于树德的两条意见，立刻使会场安静下来。梁漱溟也连声说：“我说的话我负责，我负责！与诸位同仁无关，诸位不承担任何责任。我随时听候上级的处置。”几天后的讨论会上，军代表派人传达：一、上级指示，因为是“宪法草案”为征求意见而开的会，所以提什么意见建议都是可以的；二、个别人因为一贯思想反动，借机放毒也不足为怪，可不必纠缠，以免影响大家发表意见。当然，凡属反动的言论，大家都要遵守纪律，不许扩散。这个“上级指示”的“上级”是谁？军代表没有说，大家也不能问。直到“四人帮”粉碎后才知道，这是当时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发给全国政协军代表室的电话指示。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实际上，于树德老人的心情和态度，也代表了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绝大多数成员的心情和态度。在那些特殊的年代里，这个特殊群体的人们，他们不得不作违心的表态，不得不参与包括批判梁漱溟在内的各种各样大批判的行动。他们的心却是与全国各族各界的亿万人民群众息息相通的！
二、程思远与梁漱溟
程思远与梁漱溟都是广西同乡，论年龄和辈分，梁漱溟与李、白、黄（指桂系代表人物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同辈，比梁年轻15岁的程思远一直自称晚辈，恭称梁漱溟为“梁老”或直称“老前辈”，而梁则称程思远为“程公”或“程先生”。
程思远1965年随李宗仁先生从海外归来，程在这件当时轰动海内外的大事中有过突出的贡献，但从海外归来的次年即发生史无前例的“文革”，对李宗仁先生和程思远在国内还来不及作政治安排。1969年，李宗仁先生病逝。程思远先生长期居家北京，差不多是与世隔绝。1972年，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全面恢复学习（此前于1970年起即有学习活动，但不定期，人数也较少）。经有关方面同意，程思远参加直属组的学习，每周二至三次会议，次次必到，开始是组员，至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增补为直属组召集人。
由于程思远身份特殊，他不像学习组的其他成员，多年来经历过各种政治运动，因此刚开始时他在学习组从来是只听而不发言，后来逐渐习惯，但发言的次数少，而且大都谈国际形势，而避开国内的事情。从1973年底开始，“批林批孔”运动掀起高潮，整整1974年一年的时间，政协直属学习组都在“批林批孔又批梁”的高潮中度过。程思远在学习组里长期保持沉默，一言不发。无奈这是一场政治运动，凡参加者都必须表态，或长或短，或早或迟，都必须发言。程思远在全组所有人都多次发言之后，批判梁漱溟的会议即将由小组会批判升级为大会（一、二百人参加）批判的时候，程思远才表态说：“我拥护当前的‘批林批孔’运动，我学习了许多文件，读了许多文章，倾听了诸位的发言，我深受启发，深受教育。但与各位相比，我还是一名刚刚启蒙的小学生，因此我没有勇气发言，更不可能像有的同仁那样出口成章，洋洋一大篇。对于梁漱溟先生，我一来这个小组就说过，他是我的乡长，是我们广西老乡中的前辈。众所周知，他是一个学问家，对孔孟之道深有研究，而不像我这样的知识浅薄，只知皮毛。但我以为，梁老的错误恰恰在于他太懂得孔孟之道了，反而被学问所误，而脱离了现时的政治运动，发展到成为政治运动的障碍。要批判梁老的学问，我才疏学浅，没有资格。要劝阻梁先生不要执迷不悟，而继续阻碍当前的政治运动，那倒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这也是我的态度。”相比之下，程思远的这番话在当时是属于最温和、最不够“火力”的。因此梁漱溟也表现出少有的认真，听后居然点头示意。
三、梁漱溟与毛泽东1953年历史公案重要补遗
正如梁漱溟在《问答录》中所说，1953年9月17日第一个对梁作长篇批判发言的是周恩来总理。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撰写时，经笔者与梁商定，根据当时的情况，不点周恩来总理的名字，而用“中共方面有位领导人”代替。周总理对梁漱溟的老账新账一起算的长篇发言有若干地方不符合历史事实，在《问答录》中只以梁的口气浓缩为300多字表述之。当时主要考虑两点：第一，梁漱溟与毛泽东1953年历史公案的发生，就中共方面而言，最主要的责任人是毛泽东本人，周恩来是次要的。第二，80年代那时对毛泽东历史上的功过是非中共中央已经有过较明确的评价，而对周恩来则没有，特别是广大读者更多的只了解周的丰功伟绩方面，在情感上难以接受周身上存在的缺点、错误的史实。时至今日，20多年光阴过去了。为了尊重历史事实，不妨公布真相。今天的读者一定会像理解十年“文革”中，周恩来总理呕心沥血、十分艰难地一方面“紧跟”毛主席，支持“文化大革命”的开展；一方面又极力挽回、减轻各种损失一样，理解周恩来总理1953年第一个站出来批判梁漱溟的行动。
梁漱溟在《问答录》中还说，在1953年那场急风暴雨中，除了何香凝、陈铭枢这两位老人说了几句公道话或提出几个问题外，所有发言人都是一面倒，把梁漱溟说得一无是处，甚至言词难以入耳。应当指出的是，开了若干天的批判会，除了梁漱溟本人奋起抗争，中共方面只有毛泽东、周恩来不断插话或长篇发言以及李维汉等少数人发过言外，其他发言人几乎都是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中的头面人物。鉴于同样的原因，在《问答录》中没有对这些发言者指名道姓，甚至没有引用一句具体的言词。为了让今天的读者了解更多的事实，请允许笔者仍然隐去发言人的名字，但摘录一部分发言中的激烈的言词：
×××：根据人民民主专政，我们的言论自由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昨天毛主席、周总理都讲了，梁漱溟是反动派。对于反动派，只有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今天，梁漱溟在这里不是作检讨，不是交代问题，竟敢胡说八道，对我们最敬爱的毛主席表现出如此不恭敬的态度。我们不能允许他再讲下去！
×××：梁漱溟不断要求毛主席是否准许不同意见的人发言，以此来考验共产党，考验毛主席，这种狂妄自大、目中无人的行为，使我十分愤慨。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不只是经过中国人民30多年的考验，而且经过了全世界各国人民的考验，无须你这个用笔杆子杀人的伪君子来考验。我坚决请求主席不许他再讲话。
×××：这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会议，周总理在这里是我们政府的总理，你（指梁漱溟）口口声声“恩来先生”、“恩来先生”，在这里只有总理，没有“恩来先生”。不能允许他再讲下去！让他赶快滚下来！
×××：梁漱溟张口问毛主席有没有让他讲话的“雅量”，闭口说我们的总理是“恩来先生”。他在中央人民政府的会议讲这种话，就是侮辱我们的主席，侮辱我们的总理，也就是侮辱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国人民。这样的人，怎能允许他再讲话，赶快让他滚下来！
×××：梁漱溟硬要毛主席点头准许他长篇大论说胡话，表示他很有“骨气”。美帝国主义、蒋匪帮的报纸经常称赞他是中国大陆惟一有“骨气”的。现在虽说没有证据证明他与美蒋有联系，但最低限度他在思想上是敌我不分，站在敌人的立场上说话的。对这样的人，我再次请求主席接受与会群众的要求，立即禁止他继续占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这个庄严的讲坛，来散布他的有利于美蒋而有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谬论。
×××：民主的权利决不能给反动分子！（起立，挥动手臂）同志们，还让不让梁漱溟再讲下去？（会议列席座上有许多人呼喊：不让！叫他滚下去！）
×××：梁漱溟敢赖在讲台上不下来，我建议大会主席付诸表决，看让他讲话的人多，还是不让他讲话的人多？（于是，大会执行主席高岗付诸表决，结果是不让梁漱溟讲下去的人多。高岗对梁漱溟说：“你把要讲的话组织好，可以到另外的会议上充分地讲。”梁漱溟还不下来，想再解释几句。然而在一片“滚下来”的责叱声中，梁说不成话，只得从讲台上走下来。）
在当时的情况下，鉴于毛泽东的威望和权位，不少人作如此一面倒的表态性的批判发言，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即使在这场历史公案的进程中火药味极浓，一直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却仍有不少人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们的情况大致上分三种：一种是从头至尾沉默，一言不发，这类人数目最多；一种是站出来说话，以批判的形式给梁漱溟指“出路”或以提问题的形式为梁同时也为毛摆脱僵局和困境；还有一种是在会上不便说话，保持沉默，而在会后找毛泽东，为梁漱溟的行为作解释，以求得毛泽东对梁漱溟的谅解。这第二种人就是在会上发言的何香凝和陈铭枢，内容如《问答录》中所记述。这第三种人是李济深和张澜，他们一个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一个是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又同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身份、地位都很高。他们又都是与梁漱溟交往多年的老朋友。对此，《问答录》中有遗漏，特此作重要补述。
李济深与梁漱溟相识相交于青年时代。1922年梁漱溟29岁时，才抛弃出家思想，决定成家，遂由挚友伍庸伯（观淇）介绍其妻妹与梁漱溟成婚。此前三四年，伍庸伯先生常在北京西什库冯竹贤家讲授《大学》，梁是经常听讲者之一，并由伍先生引见同另一位听讲者李济深（任潮）相识，自此后李、梁交往甚密。1920年底，经伍伯庸推荐，李任潮离开任职的北洋政府陆军部，到广州任粤军第一师副师长，后追随孙中山先生，逐渐在广东发迹。1927年李济深成为广东省的铁腕人物后，把梁漱溟请到广东省试为“乡治”讲习所，这是梁漱溟后来在河南、山东搞乡村建设运动的开端。李、梁之间的交往和友情又进了一步。20余年后，他们又各自走过曲折道路，相聚于北京。
张澜和梁漱溟都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即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身）的创始人之一。张澜一直是民盟中央主席，梁漱溟新中国成立前曾长期担任民盟中央常务委员兼国内关系委员会主任，并在1946年兼任民盟中央秘书长。张澜对梁漱溟的思想和为人，深有了解。
1953年9月下旬，毛泽东严厉批判梁之后的不几天，李任潮为老友的困境和前途忧心忡忡。他不能在那种气氛白热化的场合说话，也不能事后去劝说梁漱溟几句而解决这个难题。他深知张澜先生与梁漱溟的关系，又见张也同他一样始终在会上一言不发。他决意登门找张表老（张澜字表方）面商，共议良策，帮老友梁漱溟一把。
心有灵犀一点通。李任潮刚刚在张表方的会客厅落座，张表老就捋着美须迎上前笑着说：“任潮兄是为梁先生的事而来的吧。”李赶忙起身握张的手，连声说：“对，对，我们想到一块去了。”
两位老人都认为，梁漱溟个性太硬，顶撞得毛泽东主席下不了台，铸成大错，因而招来了这场灾祸。怎么办？自然要劝说梁漱溟作检讨，但他们又担心梁这个人很难作像样的自我批评，而梁的问题又确实不是一般检讨能奏效的。他们认为里边有误会的成分，特别是毛泽东主席对梁漱溟的个性和为人，了解毕竟有限，因而他们商定，联名给毛泽东写信，首先批评梁漱溟的傲慢，然后以老友的身份介绍梁漱溟的性格和为人，希望毛主席能看到梁这个人独特的坦率、耿直的一面，宽容梁漱溟的过错。李、张当场写好这封信，信中并提出如果主席有暇，还可以约他们俩面谈、细说。两位老人办完这桩事，彼此都松了一口气，了却了一件心事。
但李任潮和张表方始终没有接到毛泽东的回音。写信不久他们都曾若干次因别的事见到毛泽东主席，但都没有向他们提及此事。几个月后，二老看见梁漱溟恢复参加各种活动，也没有听说梁漱溟受到什么处分，便逐渐放心，而没有再向毛泽东提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