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
——特殊年代的特殊群体
我同梁漱溟先生的结识和交往，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直至他1988年逝世，长达26年。“文革”之前和“文革”之中的交往，主要在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每周见面二三次不等。因此很有必要介绍一下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的情况和背景。
我于1962年11月由全国政协工作组（即今之专委会）办公室调到全国政协学习委员会办公室工作，兼任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学习秘书，直至1982年10月参加人民政协报的筹办工作，历时20年。全国政协学习委员会是主管全国政协委员中的非中共人士日常学习改造的工作机构，在八个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都设有学习委员会分会办公室和学习小组，成员包括各党派和工商联所有领导人都在内。而参加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的成员则大多是全国政协委员中的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也有少数是民主党派成员而自愿要求参加这个组学习的。
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的成员，是一个特殊年代的特殊群体。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即1957年“反右”之后）到80年代中期的30年间，前后参加这个学习组的学习组成员名单上有三四十人，能参加重要学习会的也就25人左右，经常能到会的约20人。在我担任小组学习秘书的20年间，前前后后经常到会的学习组成员有：马寅初、梁漱溟、于树德、王芸生、赵朴初、程思远、王克俊、唐生明（唐生智之胞弟）、张学铭（张学良之胞弟）、董竹君（上海锦江饭店老板）、爱新觉罗·溥仪、爱新觉罗·溥杰、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杜建时、廖耀湘、沈醉、文强、向达（北京大学教授）、秦德君、邹秉文、赵君迈、陆殿栋、李书城、杨公庶、巨赞、皮漱石、闫迦勒、马松亭、刘品一、陈达、翁独健、赵子立、申伯纯、李建勲、米暂沉、朱洁夫、宋伟斌等人。他们当中其时有实际工作岗位（含领导岗位）者居少数，大多数只挂全国政协常委或委员的头衔。他们的知名度主要来自历史。
所谓特殊的年代，是指这20年间，正是阶级斗争这根“红线”贯穿始终的非常岁月，他们都无例外的处于被改造的地位。所谓特殊的群体，是因为鉴于他们的历史地位和社会影响，鉴于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尽管在整个学习改造的过程中，同样有批判，有斗争，有时甚至火药味很浓，但是如果与同时代的外边的普通人群相比，他们都受到某种程度的保护，诸如梁漱溟这样的“反面教员”，同样可以发表另一种声音，批判归批判，他的生活待遇照常（“文革”前期短时间例外）。
对于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这个特殊年代的特殊群体的详情，不可能一一细述。我仅举几个小组召集人为例，特别是第一召集人于树德的行为和心态，可谓窥一斑而观全貌。
在我担任学习组秘书20年间的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负责主持会议的召集人前后有五位，即于树德、王芸生、赵朴初、王克俊、程思远。按规定，学习会由几位召集人轮流主持。实际上，时间最长同时也能坚持经常主持学习会的是于树德和王芸生。于、王、赵从五六十年代开始就是全国政协常委，赵朴初却因宗教事务较多而出席学习会较少；程思远1965年随李宗仁先生归来，翌年便赶上“文革”，来不及在全国政协安排职务，他是在70年代初学习组恢复学习时才新参加的；王克俊“文革”前即担任非中共的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当年是傅作义将军手下的要员（从机要秘书升到秘书长），在北平和平解放中有功，但与前几位召集人相比，自认为资历、声望、水平均有限，加之健康状况欠佳，所以有事多推给于、王二位出面。
于树德早年参加同盟会，投身民主革命，是李大钊的挚友。1922年由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出席由列宁主持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民族会议，受到托洛茨基的接见。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他是在国民党高层担任重要职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的少数著名共产党员之一。其时曾作为国民党中央大本营的特派员北上河南调停重大政治纠纷，还同时在黄埔军校和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1927年大革命失败脱党后仍从事合作社运动。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供销合作社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作为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的第一召集人，主持学习会时间最长，次数最多。他的特点是自己发言三言两语，经常启发、组织他人发言，善于处置和应对各种政治问题。凡属学习组总结性的发言，他都全部推给小组第二召集人——曾任《大公报》主笔多年的全国政协常委王芸生。
王芸生是我国著名的老报人、新闻界老前辈。他学识丰富，思想敏锐，手勤脑勤，记忆力好，凡对学习组的各种传达或向上汇报，都由他包揽，于树老甘当补充发言的角色。组员们尤其对王芸老有关国际问题的发言，都听得津津有味。当时的学习会，常常遇到无人发言的冷场局面，总会有人提出请王芸生讲讲国际形势，尤其是日本和亚洲的近况（王是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会长是廖承志，王还是中日关系问题老专家），他也当仁不让，侃侃而谈，有分析，有判断，有当时报刊上没有的背景材料。于树德对此也打心眼里佩服。他比王芸生年长8岁，却常以“王芸老”尊称之，并且多次在全组会上说：“我这个组长，就是召集大家开会，听大家挨个发言。学习中的难题，各位自己解答，或请王芸老解答。我年迈迟钝，头脑昏沉，看了后头忘了前头，相信各位都了解我，也就不会苛求于我了。”
应当说，于树德的这些话发自内心，但并不完全确切。据我做20年学习组秘书的长期观察，在应对和处置那个非常年代复杂而严峻的政治局面方面，他的经验和本领，却要远胜于王芸生和其他召集人一筹。如上所述，自上个世纪的60年代初至70年代末，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与其他单位、部门一样，所谓的政治学习，基本上是搞政治运动，除了联系自己的思想改造，还要开展思想交锋，包括各种手段的批判斗争，自上而下都认可或不得不认可这是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而言，除了针对社会上“全民共诛之”的各种批判斗争对象以外，本组老组员、全国著名的“反面教员”梁漱溟先生，则成为本组内最主要的批判斗争的对象。在言词上，各个不同政治运动中的过激语言应有尽有；在时间上，以每周两次的平均次数连续几个月，甚至长达一年之久。所不同的是，没有体罚（包括“文革”中也没有坐“飞机”、罚站之类），不允许见报，当然更不给处分。正是在处置像批判梁漱溟这样的十分棘手的问题上，秉性正直、待人忠厚、大事不糊涂的于树德，常有惊人之举，言别人所不能言，行别人所不敢为，这是他深受全组成员暗暗敬佩的原因所在。
自1962年至1978年底（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集中批判梁漱溟的会议一共有四次，其中规模较大、时间较久的有三次。按时间的顺序为：第一次是1965年，梁漱溟提出“科学”、“道德”是新中国15年来取得成就之源、之本，而非通常说的阶级斗争这根“红线”贯彻始终。这次批判梁漱溟反对阶级斗争学说达四个月之久。第二次是1970年讨论“宪法草案”时，梁漱溟提出宪法从产生之日开始就是为了限制王权，因此“宪草”序言中不宜写上个人的名字（指毛泽东），更不宜写上什么接班人（指林彪）。同时提出，“宪草”提出不设国家主席不妥，国家主席是一国元首，名不正则言不顺，不能没有，至于谁当国家主席，是另一码事。时值“文革”顶峰时期，梁漱溟语惊四座，全组哑然，但这次却因上边有人打招呼，同时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学习尚未正式恢复，除了当场有人批判了梁漱溟一通，却没有进行长时间批判。第三次是1974年江青发动“批林批孔”运动，梁漱溟忍无可忍，在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发表两个半天（八个小时）的长篇讲话，有理有据、言词尖锐地反对时下的“批林批孔”，为孔子（儒学）辩护，指责林彪无路线可言，是鬼不是人，而声辩刘少奇、彭德怀是有“为国家民族的前途设想的公开政治主张”的称得上有政治路线的人。梁漱溟由此遭到长达一年的批判声讨，范围由二十余人的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扩大到有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各学习组参加的200余人规模的大批判会。第四次是1978年2月五届全国政协一次会议召开之后，其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梁漱溟纵论人治与法治，明确提出毛泽东的去世应当成为人治的结束，真正法治的开始，“文革”要彻底否定。为此，梁漱溟又遭到几个月的批判，认定他是一贯反对毛泽东主席，反对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故伎重演。
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对梁漱溟旷日持久的四次大批判，可以说大部分的批判会（特别是小组批判会）都是于树德主持的。但是，几乎许多人都在联组大批判会上发了言或联名发言，但于树德却一次也没有过。就是在小组批判会上，他也是只管主持，没有作过像样（指有准备的）的发言，常常是三言两语，插别人发言的空隙说上几句。这是为什么呢？有人人前说他“政治上糊涂”，也有人人后说他“难得糊涂”。对此，于树德同我有过若明若暗的可领悟而不可道破的交谈。
于树德的家离会场所在地的全国政协礼堂很近。他多年来配有专车，但开学习会却总是步行来，而且经常是第一个到达会场。我是小组工作人员，来得最早，因此常常有同于老会前私下交谈的机会。那时我才20多岁，正式开会我无发言权，会下也留意不乱说话。在1965年那次批梁开始不久，梁漱溟态度“极坏”，他咬定不能说新中国15年来成就的取得是抓住了阶级斗争这根红线，而主要是因为遵循了科学规律，又提高了道德（指群众觉悟）所致。有一次会前，于老忽然问我：“你上大学时读过梁漱溟从前的书吗？”我答：“没有，但我看过50年代中国科学院批判他的文章，也没有细读。”于说：“梁漱溟这样的人，你们年轻人更理解不了啦。他少年得志，五四运动时就在北京大学教书，成名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轰动一时，我是50年前就同他相识了。后来他搞乡村建设，自成一套理论，还在农村里实验，在旧中国影响不小，成为社会贤达，而后参与创建中国民主同盟。多年来，什么事他都有一套自己的主张，从来不轻易随从别人，连毛主席他都敢在大庭广众面前顶撞，不依不饶（指1953年事）。一般人的话，他能听得进去吗？我算是服了他了！”“那么，我们的小组批判，对他还能起作用吗？”我脱口而出。于老迟疑了一下，说：“我看也就是批判批判，肃清流毒！对他本人能不能认错，我没有信心。”此外，我还十分清楚地记得，无论是1965年，1974年，还是1978年，也无论是在小组会召集人会议上，还是在向全国政协学习委员会（“文革”时曾改为学习临时领导小组）汇报工作时，总是于树德第一个提出对梁漱溟批判“打退堂鼓”。他讲的原意是：“梁漱溟朽木不可雕矣！谁都知道，他这个人什么场面没有见过，什么风雨没有经历过，就我们直属组这几个人能有本事说服他认错？我看算了，还不如把他放在一边，我们自己多学点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交流交流学习心得更好。再批判下去，对我们不合算，他倒不在乎，反正耳朵不会起茧，闷头听就是了。”于老的话，很快得到王芸生、赵朴初、王克俊的同意（后来还有程思远）。在向全国政协学习委员会汇报时，尽管有人说于老有“糊涂思想”，甚至有的上纲为“搞阶级调和”，但在事实上，小组几十个人也不能长期围着梁漱溟一个人团团转，因此于老的意见通常也会被主管领导采纳，宣布批判梁漱溟暂告一段落。消息一传到直属组，从来不会有不同意见，不少人私下就说，还是于老“和为贵，有长者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