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批林批孔”是连在一起的，自然就涉及对待“批林”的态度问题。在批判会上，众口追问，不表态是不成的。一开始，我也只是露个头，我说：“‘批孔’是从‘批林’引起的，这从字面上我理解。我的态度是不批孔，但批林。不过我之批林，有些不同于众人之说，讲出来怕会产生新的麻烦，能暂且容我不说更好。”话已露头，大家自然不会放过我。在众人的穷追猛打下，我终于不得不吐出真言，把要说的话断断续续公之于众。主要论点为：一是林彪没有路线，批林就是批他不是人，是个鬼！二是刘少奇、彭德怀有路线，他们有自己为国家、民族前途设想的公开主张，他们的错误只是所见不同或所见不对！这是《群言》的长文中所没有的。”
我说：“我的批林，与众说不大一样。我认为林彪没有路线，谈不上路线，无路线可言。所谓政治路线，应该有公开拿得出来的主张，如刘少奇的主张就很多，不管怎么错误，但他敢于说出来，公开提出，并自信是对的，这才够得上路线。而林彪的路线又是什么呢？不但我看不出，回答不上来，恐怕连他自己也说不上来，因为他公开说的全部是假话，用假话骗取信任，是说假话的第一能手！谁能找出林彪的公开主张呢？我认真找过，没有发现。有是有一点，比如设国家主席、天才论，是他拿出来的，但仍然是个幌子，是假话。他自己想做主席，故意说必须让毛主席当主席。这还是不敢见人、不能见人的黑话。就是‘571’工程纪要，也是藏着的事，不敢见人，见不得人，这算什么路线？无路线可言！如果林彪直接对毛主席讲，要设国家主席，你不当，我来当，才像一个光明男子！那也还算是一种主张，一种路线。现在这样算什么，能算什么路线？林彪的一套都不是关于中国前途的公开主张，他的一些‘理论’、方法、手段，都不是他的真意所在。他的真意是想自己当主席，而自己又不公开说。林彪是个阴谋家，他没有人格。所以事发后毛主席告诫大家：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在林彪破坏毛主席正确路线这个意义上，我也可以承认在中共党内发生了一场第十次路线斗争，但林彪本身我认为不存在什么路线，够不上路线。一个政治家为国家、民族之前途设想而提出的公开主张，才称得上是路线。路线是公开的，可以见人的！不敢见人的，不是路线！从做人的角度说：光明是人，不光明是鬼！林彪就是一个鬼，他够不上做一个人，没有人格，这就是我对林彪最严厉的批判！而刘少奇、彭德怀不是这样。刘少奇的主张很多，都是公开的。彭德怀也有公开信给毛主席，他对党的路线、政策有怀疑，公开提出自己的主张。他们的错误只是所见不同或所见不对。但他们都有为国家、民族前途设想而提出的公开主张，是明明白白有路线，够得上路线的。说林彪有什么路线，那是抬高了他。
“我不能说屈心的话，不能像林彪那样，说的一套，做的一套。耍两面派，没有比林彪装得更像。《语录》是他编的，在没有败露之前，似乎马列主义没有人比他学得更好。林彪欺骗了毛主席，毛主席错认了林彪，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林彪叛党叛国，要谋害毛主席，自取灭亡。至于林彪是不是要走孔子的路，行孔孟之道，我却不敢相信。我不认为林彪是受害于孔子！
“多年来，我是一直与中共领导党求大同，存小异的。我的思想恐怕要比林彪复杂，不那么简单，但我是公开的，光明的，而林彪则利欲熏心，专搞阴谋诡计的。我堂堂正正是个人，而林彪身败名裂，不够做人的资格！”
由于上述一系列的言论，对我的批判，由一二十人的小组会上升为一二百人的大会，时间持续到1974年底。
问：梁先生，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对您的批判斗争差不多延续了一年之久。您当时对这些持什么态度？这场批判斗争是如何结束的？您能谈一谈吗？
答：可以。不过这中间也有一个过程。一开始我不愿意因为我而占了大家这么多时间，便先主动检查自己；不料这种表现纯属多余，这场批判斗争是非抓不行，非彻底抓不可的。于是我转入洗耳恭听，追问得太激烈，我就回答几句。但我的意见不轻易改变，一直到结束依然如此。我想：我还是引用当时的原话来说明这一过程，则更有说服力些。
自1974年2月20日我在小组会上作长篇发言之后，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小组会对我批判的火力十分猛烈。我希望这次批判不要拖得太久，于是不几日便检查自己。无奈我思想实际并未搞通，又不想说假话应付过关，结果是越说毛病越多，批判会反而增加了更多的新内容，特别是对待“批林批孔”运动的态度问题，一直闹到白热化的程度。
3月8日，即在我长篇发言十余天之后，我在会上说：“最近我竟大胆狂妄地放言高论起来，我原说文章写出后亦不公开拿出来。‘仍不公开’的话说了多次，就是怕公开出来不合适。第一怕文章内容上的学术分析研究，远离了当前的政治运动，文不切题；第二更怕有碍于当前的政治运动。没料到不拿出来的东西，竟然拿出了其中一部分，很有碍的一部分。自己违背了初心，忘记了自己的政治任务。这错误不怪自己怪谁？又犯了老毛病，个人英雄主义，好胜，逞强。错误是我的错误，罪过是我的罪过，一切我应担当……
“……给我贴大字报，自是应有之举；会上同人责斥我，驳斥我，全是理所当然。这种驳斥、责斥与其少不如多，与其轻不如重。如果平淡轻松，则不带劲，那倒不好。×××说，不要再称我什么‘梁老’、‘梁先生’……快人快语，痛快人说痛快话，有声有色，会上的气氛才像个样儿。所以上次临散会，他话没讲完，主持会的于老（树德）说下次接着讲，我也即站起来应声说：‘下次再讲吧！’我心里此时没有我，只有共同的政治立场和任务，可惜我不能经常这样无我——如果我那样高明，也就不会有今天的错误了。”
3月11日，我又在会上说：“我的长篇发言远离了当前群众的批孔，错误是严重的。本学习组同人对我的一切斗争都是理所当然，我不应再申说什么。再说话，便是错上加错，我只有静听就是了。”
从3月以后，我坚持每会必到，洗耳恭听。只是其间在众人追问对待批判林彪的态度时，我才讲了前边摘录的那些话。
在9月23日，当这场历时半年多的批判会告一段落时，主持人一再征问我对大家批判斗争后的感想，我脱口而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11月18日，我曾手书《批孔运动以来我在学习会上的发言及其经过的事情述略》，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从3月而4月，而5月、6月、7月，大抵均在学习批孔，实际上无非对我的批判斗争，此不细述。先则每周四次会，后减为三次。八月份因天热，又减了一次。在此时期，本小组而外，各学习组均对我们进行背靠背批判。预先宣布九月将召开五个学习小组联席批林批孔大会。此会于9月10日、20日、21日连续开会，先后发言者14人，均从批林批孔入手，集中批判我。最后一次大会宣布，月内各组可就大会批判发言自行座谈两次。在本组9月23日会上，召集人曾征问我对几次大会有何感想，我答云：“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我的最后答复，当时的主持者命我做出解释。
我当即解释说：
“我认为，孔子本身不是宗教，也不要人信仰他，他只要人相信自己的理性。我只是相信自己的理性，而不轻易去相信别的什么。别的人可能对我有启发，但也还只是启发我的理性。归根结底，我还是按我的理性而言而动。因为一定要我说话，再三问我，我才说了‘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的老话。吐露出来，是受压力的人说的话，不是得势的人说的话。‘匹夫’就是独自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
我的态度，一如初衷。
问：白纸黑字，留作这段历史的见证，是最可靠、最有说服力的。现在我再提一个小问题，梁先生谈话中提到北京大学那位原属“尊孔”派之列的知名学者冯友兰先生，何以当时屈服于“四人帮”的压力，在报端发表批孔的文章呢？
答：他当时为什么这样做，这个问题应该留给冯先生自己去回答。我只能提一下当时的一点情况。北大冯友兰教授论年龄比我小不了几岁，但是五四运动前夕，他还是北大哲学系的学生，而我则已登北大讲坛讲印度哲学与儒家哲学了。他本人也听过我的课，因此说我们在早年有师生之谊，并不过分。后来他研究儒家哲学，很有成绩，在旧中国就已是知名学者了。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在北大任教，我也在北京，便常有见面的机会。在“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不久，我见他在报纸上发表了文章，一反自己的历来主张，随着潮流百分之百地否定孔子，我心里很不舒服。
80年代中期，他在女儿的陪同下，同我见面，叙述他的理由，包括他的苦衷。我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批评他的不对。但他当面向我作了解释，我心里的气也平和了一些。
现在，这一切都已成了历史。我想，冯先生如今回过头来看看，应该说可以做出一个他自己满意、别人亦认为公正的答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