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一来，经历了八年动乱的中国老百姓，就再一次被卷入这场不明真相的争斗之中。这时候，政协所组织的学习组就不止是直属组了，还有八个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的成员，总人数有二百来人，分若干小组，统一由政协成立了一个临时学习领导小组负责安排。“批林批孔”运动一开场，大家就不得不“表态”、“拥护”，发各种违心之言，狠批“孔老二”，还生硬地把孔孟之道往林彪的头上套。一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我所在的学习小组所有的人都表了“态”，唯有我一言不发。谁都知道，我好赖也是个对孔子和儒家哲学稍有研究的人，用当时的话说，是“一贯尊孔”派。我的不发言，很为领导和同组的学友们所注意。其实那时我并不是看出江青有什么阴谋，只是脑子里稀里糊涂，搞不清是咋回事？而且，我越是认真地读报，听文件，越是感觉到所有的文章、文件，都是同一个调门，同一个“立论”——那就是对孔子的百分之一百的否定，并把林彪的所作所为归罪于孔孟之道。我对于这一高超的“立论”不能苟同，心里一直在摇头。但我认识到这是一场政治运动，既弄不清来龙去脉，那就还是静观为好。就这样持续了一个多月，我每会必到，却不说话。有人会后问我，为何一言不发，我答多听听，多看看，有好处。我心想毛主席早就说过，有不同意见是允许保留的。
不料保持沉默也是有“罪”的。在全组二十余人都纷纷“表态”，积极参加这场运动，努力改造思想之后，我依然沉默，便有人说话了。有人在会上不指名地警告说：“对重大政治问题保持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态度，这里边有个感情问题，立场问题。”紧接着有人又在会上指名道姓地说：“前几天北京大学冯友兰教授公开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由一贯尊孔而转变为支持批孔，影响全国，群众欢迎。据悉，冯友兰教授‘五四’时代在北大还是一名学生，而梁先生那时已经在北大讲坛上讲授印度哲学和儒家哲学了。时至今日，如果梁先生也向冯友兰教授学习，公开表态支持批孔，影响将会更大，大家都会欢迎你的转变。”我听罢直摇头，不禁脱口而出：“冯友兰先生的文章我拜读过了。我怀疑他文章所说的是否是他内心要说的真话。”会上马上有人反击，严厉地说：“你有什么根据怀疑别人？就凭这句话，你对当前的运动持什么态度，已经暴露无遗了。如何端正态度，在你自己。我奉劝梁先生不要再一次作运动的对立面了。”我只是笑了一笑，当场没有再说什么。又拖了些日子，我不张口是不成了。至1973年12月14日，我才在学习会上说：“此时此地我没有好多话可说。这里是政协学习会，‘政’是政治，必须以当前政治为重；‘协’是协商、协调，必须把一些不尽相同的思想、意见求得其协调若一。因为我们都是从四面八方来的人，原不是一回事。怎样求得协和、协调呢？那就是要求同存异。毛主席多次说过，允许保留不同意见。我对当前的‘批林批孔’运动持保留态度。至于如何评价孔子，我有话要说，我准备专门写篇文章。但我的文章不能公开，怕有碍于当前的运动。我的苦衷是，我很不同意时下流行的批孔意见，而我的亲属、友人都力劝我不要说话，文章不发表，不公开，我无奈答应了他们。眼下我能说的就是这些。”会上马上有人说话：“有话就摆到桌面上来说嘛，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怕什么？”我退了一步，说：“我的文章太长，要在会上讲，会占各位许多宝贵时间，还是写完后交给领导参阅更好，不必公开。”主持会的人立即答复：“讲与不讲，由你自己定。但时间长没关系，听听你的高见，我们愿意奉陪。”
退路没有了，我答应作准备。
这期间，忽然传来消息，说江青在首都体育馆鼓动“批林批孔”、“评法批儒”时，还捎带批判我，怒斥“梁漱溟何许人也”云云。不几天听录音，贴大字报，证实了这个消息。江青的这一炮，反而增加了我非说话不可的决心。
春节一过，即1974年2月22日和25日，我用了两个半天约八小时的时间，在政协直属组做了题为《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的长篇发言，没有人打断我，会场上很安静。我已经二十余年没有登大学的讲坛了，这一次倒得到一次登台开讲的机会。
问：梁先生，你的长篇发言主要内容是什么？
答：由这篇发言而改写成的同名文章，已在1985年《群言》杂志第二、三期上连载过了。我在这里只是补充一些文章中没有收进去，而在当时是颇带有结论性的要点，供大家参看。我在会上说：
“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我们，是指今天的中国人。如何评价孔子，就是今天回过头去看过去，看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影响，是好是坏，是大是小，站在今天的高度来评量，就是一分为二。绝对的肯定或绝对的否定，都是不对的，这是毛主席的哲学观点。孔子本人已不会说话，不会申诉，大权操在我们手里，由我们来判断！我们写文章，下判断，就要负责，要多考虑，而不要不负责，考虑太少，因而抬高了他，贬低了他。这与孔子倒无损，与我们则不好，没有尽到责任。
“我现在认识到的孔子，有功和过两个方面。在没有新的认识之前，我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表里如一。我的文章，我的观点，确实是对时下流行的批孔意见不同意的。那么孔子在中国传统文化史上占有着什么样的位置呢？我的看法是，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孔子是接受了古代文化，又影响着他之后的中国文化的。这种影响，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古人都不能与孔子相比。他生活在前两千五百年和后两千五百年的中间，他本人是承前启后的。中国社会之发展，民族之扩大，历史之悠久，与中国的文化是不可分的。中国的民族是受着自己的文化陶冶、培养着的！中国文化有种种优长之处，这正是中国民族勤劳、善良、智慧、有着强大的凝聚力，以至发展到今天这么大的多民族国家，所不可短缺的。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世界独有，致使外来的种种文化思想，都要经过消化熔炼，变成中国自己的东西，才能得到发挥，这是世界上若干国家所不及的。我正是先阐说中国的文化，然后点出孔子的位置。这就够了，不必去纠缠枝节问题。
“有人说毛主席一直是批孔反孔的，但我认真读毛主席的著作，他不止一次地说过，要大家加强学习，一方面要学习马列主义，一方面要学习中国自己的历史，特别提到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要加以研究和总结，批判地总结，要继承这份遗产。我理解这些话，好像不是片面地批判孔子。毛主席著作中诸如此类的论述不少，所以说不是那么单纯的，我看不能说毛主席一贯批孔反孔，应当说毛主席反孔只是一个方面，还有肯定孔子的一面，就是说孔子的学说，有糟粕，也有精华。
而今从儒家书籍（主要是‘四书’）中引出许多话，看它在历史上发生了什么影响，特别是不好的影响，如缓和了阶级斗争，耽误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在今天则妨碍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等等。这种分析、批判不无道理，但亦不能简单化，把学术研究和政治问题搅在一起。例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在学术上怎么讲是另一回事，但从政治影响看总是不好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这话当然与今天不合，要唾弃的。又如中庸之道，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要深入加以研究，这是学问很深的学术问题。现在我们不作学术上的分析研究，只作普通的政治角度的分析，则把中庸之道看成折中、调和，它缓和了阶级斗争，使中国社会迟迟不进步，因此说中庸之道不合适。我理解今天的批判，就从政治上说话，而并非是学术上的分析、研究。要作学术上的分析、研究，就麻烦了，这也不是今天搞运动的意思。”
问：正当江青一手制造的“批林批孔”运动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您在学习会上发表了上述针锋相对的观点，后果是可想而知的。梁先生能不能谈谈后来的情况？
答：可以的。
问题不在于随之而来的大会小会对我的长时期的批判斗争，这方面倒没有太多的话可说。重要的是由此而引出来的我对于林彪、刘少奇、彭德怀诸人的真实看法，多说了几句真话，则更加激化了当时的批斗热度。
我先说几句当时对我的批判斗争，情况也很微妙的。比如：“梁漱溟是孔孟之道的卫道士！”“梁漱溟是孔老二的孝子贤孙！”“梁漱溟对抗‘批林批孔’运动罪责难逃！”这既是批判大字报的标题，也是大小批判会常用的口号。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大小批判会形式的“文攻”已司空见惯，习以为常，这在我自己，是早已有思想准备的。至于当时参加批判会的多数人呢，大家也心照不宣，本是一场有领导的“运动”，不免又是人人在小组会上“表态”，并推举代表上大会去作批判发言，大家热闹一番。“文革”后我听人说，当时有些民主党派学习组曾发生你推我，我推你，谁都不愿意上大会读批梁发言稿，最后只得由领导做工作，指定发言人。当时所谓批判会的实际情况，由此可见一斑。
讲到由此而引出的关于林彪、刘少奇、彭德怀等人的话，说来就长一些。正是这些话，对我的批判升了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