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周、朱辞世——我对接班人的思考——对“唯生产力论”批判之批判——对华国锋上台的思考——“文革”闭幕与《毛选》第五卷——1978年上半年我在政协论述人治与法治，波及毛泽东功过是非及“文革”之评价——对我进行最后一次批判——迎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问：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先后辞世，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文革”闭幕。梁先生可否谈一谈在这个不寻常的年头里，有哪些思考、言论和行动？
答：1974年底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对我进行将近一年的批判斗争结束之后，我又进入对什么都保持沉默冷观的时期。我本人主要在家，每周仍去政协参加学习会两次，别的场合很少去。我对国家大事的了解，主要来自当时独具权威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和在政协听到的文件传达以及为数不多的“小道消息”，因与他人交往少，小道消息故不多。
这一年的1月8日，周恩来总理病逝。1月9日早晨，电台广播这一噩耗。这一天上午，正是政协直属小组学习的时间。大家心情都十分沉重。这期间的学习内容，按上边布置，是批判“以三项指示为纲”，虽还没有明确提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实际运动已经开始。矛头所指，邓小平之上，即周恩来是也。但又不明白点出，大家未经言传又都可意会，此乃“文革”中经常运用的绝妙战法之一。但政协直属组的全体学友们，对此不仅不热衷，且满腹狐疑，忧心忡忡。正传说周恩来病重，突然一声霹雷，能不使人震惊吗？而且偏偏发生在这种严重的关头。
经政协直属组召集人于树德、赵朴初、王芸生、王克俊商定，并征求全体组员一致同意，先把规定的学习（即运动）任务放在一边，转入对周总理的悼念。1月9日这天的学习会一开始，大家首先起立默哀，即有不少人失声痛哭。老学友们几乎都是年逾花甲或古稀之人，一生中都无例外地饱受忧患和磨炼，这眼泪怎能轻弹？全因为突然失去多年来所敬重的周恩来总理之故。头一个发言的是申伯纯，他未曾开言即泣不成声，半个小时的叙述中，竟泪流数次。申老是政协副秘书长，中共老党员，也是当时政协直属组唯一的一名中共人士。除他之外，都是无党派人士，其中多数人在旧中国属国民党方面，都曾身居要位。申老早年也是国民党西北军杨虎城手下的一员，曾在1936年著名的“西安事变”中出过力。他与周总理的相识和交往，即从“西安事变”开始，他断断续续、如诉如泣地回述着往事……
政协直属组对周总理的缅怀活动延续了一两个月的时间，要把全组二十余人的发言都写出来，当是一篇颇有史料价值的好文章，只是篇幅恐怕太长了一点。在这里我只介绍两点，以此概括全貌。
第一点，是全组人员都同周总理有过多次交往和接触，友情，教诲，都非一般。我只是点一点该组主要成员的名字和履历，便可以知道个大概了。如王芸生，国共和谈时他就是《大公报》的总编辑，那时就同周总理有交往；于树德，老同盟会会员，20年代初是国民党中央的执行委员，又是共产党员，“五四”运动之前就在天津与周恩来相熟了；杜聿明、宋希濂，在黄埔时期就是周恩来的学生；程思远，跟随李宗仁先生多年，他最清楚李宗仁先生从海外归来，周总理花了多少心血；还有赵朴初（佛教界知名人士）、王克俊（傅作义行辕的秘书长）、范汉杰（国民党高级将领）、赵君迈（国民党长春市市长，赵恒惕之弟）、董竹君（上海锦江饭店创办人）、郭有守（国民党四川省教育厅厅长、外交官）、杨公庶（杨度之子），等等。他们每个人的发言，都是追思周总理丰功伟绩的一篇好文章。
第二点，是史良的丈夫、国际法专家陆殿栋先生，他缅怀周总理的发言安排在最后。陆不到七十岁，但有高血压。在别人发言的时候，他就常常激动、难过得流泪。轮到他自己了，刚刚讲了解放之初他到外交部工作，周总理是如何同他亲切谈话时，便突然言语不清，靠在沙发上。医院的救护车很快赶到会场。医生说是情绪过于激动，脑血管破裂。等史良本人闻讯赶到现场时，他已不省人事了。学习会当然只好中止，大家一直在会场里守着他，看着医生进行各种办法的抢救，但始终无效，终于停止了呼吸。
政协直属组缅怀周总理的活动，竟是以一位追悼者的去世而告一段落的。大家的心情更沉重了，谁都觉得事已至此，除了长歌当哭，还有什么可说呢？
问：后来朱德委员长、毛泽东主席相继去世，政协直属组是否也这样自发地举行追悼、缅怀活动呢？梁先生也都作了发言吗？
答：情况有所不同。
朱德委员长于七月间去世。在当时的环境和条件下，其整个的悼念活动规模就很小，而且不久发生唐山大地震，学习活动因此停止了一段时间，政协直属组没有就朱德的辞世搞过悼念活动。
毛泽东主席的去世震动当然也很大。追悼规模很大，活动由全国上上下下统一组织，政协直属组也不例外。大家都分别被安排参加了人民大会堂、天安门等重要追悼活动，政协直属组本身还来不及考虑作较详尽的缅怀毛主席的发言，如对周总理那样，就发生了粉碎“四人帮”这样的大事。情况发生了突变，大家也就如同结束了一场长长的噩梦，从悲痛中醒来，进而喜悦、欢呼开了。
至于我个人，无论是周总理，还是毛主席，他们的去世，都是很悲痛的。但我的发言都不多，不长。我想得更多的是他们辞世之后，国家、民族将会怎么样？中国往何处去？这正是当时全国不分男女老少都最关切的事，嘴上不敢说，心里却非想不可。我本人这时期更多的是自己想，很少说，不是不敢说，而是没有把握说。因为现实的变化太复杂了，局外人不可捉摸。
问： 那么，从现在回头看，梁先生当时最关切的又是什么呢？能不能具体谈谈？
答：不必太具体了，因为许多问题早已得到解决，都已成为历史的陈迹。
只有一点可以说，那就是毛主席最操心又最难以解决的接班人问题。
一个国家，若以法治国，则不存在选某个人来接班的问题；只有以人治国，才会考虑谁接班合适或不合适之事。这个是非，暂不议论。从事实上看，毛主席始终为接班人问题呕心沥血的。他先选中刘少奇，认为不合适了，才发动“文化大革命”，选了林彪；而后林彪自我爆炸，最可靠的接班人“告吹”。时至1976年，周恩来去世，天安门事件发生，本来亦由毛主席再度起用的“人才难得”的邓小平，又再度打倒；而毛本人又重病在身，怎么办呢？按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排位子，按“当过兵打过仗，当过工人种过地”的条件，王洪文这时自然成了接毛主席班的最佳人选。但王实在无论党内党外都没有威望，是完全靠“文革”起家的，与姚文元差不多，连江青、张春桥那样的资历都没有。况且这几个人明明白白是连成一气的。在周总理去世，邓小平被批判之后，大家最关切的正是这个接班人轮空、后继无人的问题。我的心情也是这样，这就是不管选接班人的做法是如何不合法治国家的原则，但在当时中国的状况，如若选错了人，国家和人民将会更加遭殃的。但这件事，在当时，除了毛主席，谁都不敢说，不好说，谁都搞不清毛主席心里想的是什么。
天安门事件一发生，一方面，邓小平下了台，那当然是很冤枉的，毛主席又铸成了一大错；另一方面，毛主席却又自己否定了王洪文的接班，出其不意地举出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放在王洪文之上，华又兼任国务院总理。当时大家的心情，沉重、矛盾、困惑，什么滋味都有。对华国锋也了解很少，但总认为与王洪文不同，华比王当接班人会好些。至于毛主席为什么这么做，这又是一个谜。
问：梁先生，这个问题您当时有没有在公开的场合提出来过？这一时期您都有过什么公开的言论？
答：我的公开言论那时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发表，那就是政协直属学习组。但我这时候说话最少。唯一在学习会上讲过几句话发过一点议论的，是关于批判“唯生产力论”的问题。所谓唯生产力论，已经被臭骂了若干年，什么“反动的”，“反革命的”，“黑谬论”，等等。我在会上就此发言说，报上许多大批判的文章，一概把“唯生产力论”臭骂一顿，实在没有必要，我不明白真意思是为了什么。其实，据我自己粗浅的学习体会，马克思主义学说一开始就把着眼点或者叫基本点放在物上，生产力上，所以叫做唯物史观。而唯物史观正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根本。马克思、列宁都把物放在第一位，斯大林当政三十年，又何尝不是把发展生产力，把物放在第一位呢？我不明白，这“唯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作何区分？特别是“唯生产力”竟成为一种罪状，仿佛发展生产力也是大错特错的事。果真如此，没有生产力的空前发展，这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高度的物质基础又从何而来？我的这段发言不长，并没有多加发挥。发言后遭到一些人的指责，说我是在放毒，名为不赞同臭骂“唯生产力论”，实则为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辩护！不过这次没有连续批判，说了几句也就完了。因为这时大家的心思更加不在这方面了，远不及两年前“批林批孔”那样，至少还硬是说了又说，批了又批。大家都在困惑中逐步觉醒，似乎都心照不宣地有一种预感，轰轰烈烈的史无前例的“文革”已经临近尾声了。这种虚张声势而又极不实事求是的大批判，再搞下去还有什么意思呢？那时候，大家连表面文章都不想做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