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爆发时的困惑——红卫兵抄家一幕——讨论“宪草”议林彪——反对“批林批孔”运动的由来——呼吁对孔子要一分为二——认定林彪没有路线，只有阴谋——为刘少奇、彭德怀辩——对我长达一年的批判斗争——最后我申言“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当时我对北大冯友兰先生公开“批孔”不满
问：梁先生，1965年对您的那场批判结束不到一年，“文革”就爆发了。对于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的突然袭来，梁先生当时的思想状况如何？
答：当时的心境是困惑、难过，常常是事前茫然，事来震惊，事后仍百思而不得其解。
1966年6月1日报载北大聂元梓大字报之后，我的一次吐露心境、自解苦恼的发言，便招来了一场小风波。
当时的政协直属学习组，一直在学习讨论关于“文革”的文件和报刊上的大文章。大家都得作表态性的发言，口头上都说拥护，无奈这次运动来势很猛，发展迅速，波及面很宽，人人心里打鼓，不知会搞到什么程度。北京市“三家村”的三个人，大家都认得，有的还是相熟的朋友，对“三家村”的批判太突然了。但大家在会上都不具体说。
在6月7日的学习会上，我发了言。我说：
“我一直是这样的心情，不希望有这种事情发生，看到这种事，心里很难过。好像是人身上长了毒瘤，早发现，早动手术，固然是好，但究竟是毒瘤，如果没有，岂不更好？如今有了，无论如何是国家的不幸。过去许多事情，我们这些人不接触、不知道。聂元梓身居其中，与对立面斗争，她当然会对揭发、撤换陆平等人感到高兴。而我们事前茫然，听到这种事还来不及拍手称快，心里有的只是不好过、困惑。”
我又接着说：
“现在看，不仅仅是邓拓、吴晗、廖沫沙，北京市委的主要负责人（指彭真）都不行，撤换了，还有其他一些重要人物，都在其中。问题的严重性远不是当初或现在我们这些人所能预料。问题的关键是，搞了多年的革命，受到党和人民很高的信任，已经进入党的领导核心的人，还出这种大问题，如何理解？不能不纳闷，想不通。说他们早就是混进来的反革命，还是变质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都不大好自圆其说。报纸大文章中的一些分析，亦不足以使人释疑。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而不得圆满的回答。昨天看《解放军报》的宣传教育要点中，有几句话似乎还多少解答了我的这个问题。文章说：‘在一般同志身上，都存在着共产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的斗争。’‘放松了斗争，个人主义就会发展起来，就会由小个人主义发展到大个人主义。’这大个人主义，我的理解亦可称之谓大个人英雄主义。有了个人英雄主义之膨胀、扩展，那就尽管他在很多地方走的是无产阶级道路，在国家、在党政军诸方面，他可能做了许多事，走了好长一段走得对的道路，所以党才信任他，委以重任，但他终究没有免掉个人主义，还发展为大个人主义，于是就自以为是，争强好胜，目中无人，一步步走上了反党的道路。因此即便他有九十九个功，因为有了反党这一过，便不行了。以反党这一大过，抹掉了他过去长年来的九十九个功。我觉得，眼前发生的难以相信的一些人与事，以此来解释，倒是一个较能自我解脱‘不理解’、‘想不通’的好方法。”
那时候，对“文革”不理解的实在大有人在。不过在政协直属组，多数人仍然不公开讲，处处小心谨慎，只学习，少发言；要说也是照本宣科，免得引出是非。由于我这个人好反思自问，说了这篇话，听起来自然不大顺耳。当场就有人指责我，说什么九十九个功劳，一个大过，完全颠倒了是非！诸如邓拓、陆平等人，早已烂了，只有九十九个过，没有功，即便有一点点，也是做些表面的好事骗骗人的。梁某人说这番话不足为怪，什么阶级说什么话嘛！
然而这次并没有对我掀起批判热潮。因为“文革”的烈火蔓延神速，出人所料，不多久政协机关内部也闹开了。我们这个学习组很快无人过问，最后红卫兵封了政协的大门，学习组也只好停止学习了。
问：1966年8月18日以后，北京“红卫兵”上街破“四旧”，抄家打人，无所不为。梁先生是否也遭到冲击？
答：这桩事如同一场恶梦，梦醒就完了，我只能粗略地提几句。
8月24日那天，忽然有人敲门，问是谁，只敲不答，来势汹汹。我亲自开门，一看是许多十多岁的中学红卫兵。我立即说，你们是来检查“四旧”的，请吧。领头的一脸怒气，大声训斥：什么检查，我们是来造反的！我便在院中站住，回答说：既然是造反，那就各自为之吧，翻抄什么都行。
接着便是翻箱倒柜，搜遍了每个角落。他们把所有书籍，除了几本毛主席的书和马列经典著作外，其他的书便撕的撕，烧的烧。由于太多，来不及翻看，便又查抄运走。他们还呼口号，罚跪，打人。我的内人比我受的皮肉之苦要大得多。
我家住北京西城积水潭边上小铜井一号，是一个单独的小四合院。在十余天时间内，红卫兵占住了这个院落，时时对我诟骂，并监督我劳动。所谓劳动，不过是打扫卫生，洗厕所，我虽年逾古稀，尚能承担。又命令我自动减低工资，这本是我早在政协学习会上提出过的，自然一口应承，再好不过。当然还得烦请他们找政协财务科，以配合这一行动。政协也真的扣过一个月工资，只发几十元生活费。反正我是终年食素，花钱有限，几十元钱也过得去的。但第二个月（10月份）政协却又全数发给几百元，还补发了上个月被扣除的。问何以又不扣除了，答接上级通知。“上级”是哪一层？政协、统战部，都已闹得乱哄哄的，负责干部们一个个自身难保，还顾得了我们吗？不敢想，也不便追问。好在这时的红卫兵早到大江南北去进行“革命大串联”去了，已无人再监督我们，于是照常领取工资的全数。一直1970年政协学习组恢复学习，才听说当时是周总理办公室通知，对诸如我以及杜聿明、宋希濂等人，不应扣发工资。细想起来，那时候除了周总理，还有谁能来照顾我们呢？
最使我痛心的是红卫兵烧了我家三代的藏书、手稿和字画！
红卫兵是一群无知的孩子，同他们是有理也说不清的。他们撕字画，砸古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意儿”。最后是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祖父和父亲在清朝三代为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从戊戌维新到东西文化论战的各家手札以及其他书籍，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在当时，我心中是不同意这些做法的。但我却自嘲自解：许多珍本古籍，本来用处不大；至于名人古画，我本来反对附庸风雅，不感兴趣，多年来都不曾挂出。因此，红卫兵自搬自烧，还围着火堆呼口号，我都没有吭声。我甚至想到，如真的是这场不可理解的“革命”的需要，把这些古董玩意烧掉也不是不可以的。但是，当红卫兵们抱出两本大部头洋装书《辞源》和《辞海》时，我出来阻止了。我说，这是两部谁都用得着的工具书，而且是一位外地的学生借给我的，如烧了我就无法物归原主了。红卫兵不理我，还是把这两部书扔进了火海，还一边说，我们“革命”的红卫兵小将，有《新华字典》就足够了，用不着这些封建老古董。因为这两部书是布面精装，又很厚，一时烧不着，便挑出来一页页撕着烧……我站在一旁，心中十分难过，心想造我的反，造我祖宗三代的反，我都忍受下来了，为什么这两部普通的工具书也不放过，使我无法物归原主，铸成终生的遗憾呢？
红卫兵们烧完我家的古籍字画，发觉我家有电话，而且院落也不小，一位头领立即宣布：“我们的司令部就设在这里，整个院子我们都占领了！”于是他们又把我家的日常用具从北房、厢房扔出，同时一伙人把我拉出去游街、批斗。待游斗回来，便把我关进南房的一间小屋中，一连被折腾了二十多天。
后来红卫兵们忙别的去了，只命令我不准自由行动，老老实实交代一生的“罪行”，平时不大过问我了。我面对一叠白纸，思潮起伏。该砸的都砸了，该烧的都烧了，该斗的也斗了，只有人还在。我自信墨写的字可以烧掉，但人的思想是烧不掉的。那么我成天面壁而坐，为什么不能重新提笔呢？于是从1966年9月21日开始，在没有一本参考书的情况下，凭着记忆，我动手写作《儒佛异同论》，每天写一千多字，全文四万字完成后，又接着写《东方学术概观》……
十分感谢红卫兵们，他们这时已经心不在此，兴许还以为我一直在写交代材料呢！
1968年7月，我奉命搬出了居住多年的小铜井一号，住入鼓楼附近之铸件厂一大杂院内。
问：梁先生刚才说，1970年政协直属组就恢复学习了。不知这期间有哪些值得回顾的事情？
答：有是有的，还是因为我的直言而招来了另一场风波。
事情是这样的：全国政协机关于1968年下半年开始军管，机关干部先在机关搞运动。第二年绝大部分人员下放湖北沙洋“五七”干校。全国政协自己管发工资的政协委员，大致分三种情况：一是蒙冤进了监狱，党内党外的都有；二是年纪较轻、身体较好的随机关干部去了“五七”干校；三是像我这类的，如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溥仪、溥杰等人，身体好的在机关从事体力劳动，有的（如我）则主要在家呆着。
到了1970年下半年，政协的军代表决定恢复政协直属组的学习，人数比过去少得多，只有10人左右，除上边提到的外，还有于树德、赵朴初、王克俊等人，他们是先后参加这个小组，并担任召集人的（亦有先后）。学习恢复不久，说是准备召开四届人大，提出“宪法草案”让我们内部学习、讨论，提意见。
但那时林彪、江青施虐正盛，所谓听取意见不过是走走形式而已。主持的军代表没有当回事，出席会议的诸公本已是惊弓之鸟，谁还敢去惹新的麻烦？因此大体都说“宪草”好，人人都应该认真学习，提不出什么意见。我心里也十分清楚，中国原有的宪法，已被“文革”撕成碎片。这新的“宪草”，又有多少意义？只是我这人的老毛病不改，既然征求意见，为什么不可以略说一二？“文革”进行了四年多，既无讲话的权利，又无说话的机会。现在有了，却又不敢说。我决定进言。在阅读了发下来的“宪草”之后，我提出两点意见。
第一点，我说宪法最早产生于欧洲，其最初的出发点之一是为了限制王权。换句话说，宪法的产生就是为了限制个人太大的权力。有了宪法，则从国家元首到普通公民，都得遵循，而不能把任何一个人放在宪法之上。因此，现在的“宪草”序言中，写上了个人的名字，包括林彪为接班人，都上了宪法，我认为不甚妥当。接班人之说，是中国的特殊情况，而宪法的意义是带有普遍性的。不能把特殊性的东西硬往普遍性的东西里边塞。凡我看过的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宪法，都没有把个人的名字写进去的。但我声明，我不赞同把个人的名字（包括接班人）写进宪法，但并不反对选择某个人当接班人。这是中国的特殊情况，别人没有，我们也可以有。
第二点，新宪法的条文比老宪法少了许多，条文少不见得就不好，但有的重要内容少了却不甚妥当。比如设国家主席，一国的元首，不能没有。设国家主席是一回事，选谁当国家主席合适是另一回事。国家主席不可不设，什么人当国家主席则可以经过法定手续来选。现在的“宪草”没有设国家主席这一条，不知为何？
这两条现在看来十分平常的意见，在当时却大有震惊四座的劲头。因为林彪确定为接班人是一年前中共“九大”写进党章的，那么写进宪法似乎顺理成章。而不同意这样做，则明显有影射攻击之嫌。在我讲完两点意见之后，好一会儿大家面面相觑，不知说什么才好。当时情况的严重性，你是工作人员，比我还清楚。
问：梁先生，听说后来江青用心险恶地发动“批林批孔”运动，您公开站出来反对，在政协直属学习组作过长篇发言，招来了为时将近一年的批判、斗争。梁先生能不能较详细地谈一谈这件事的始末？
答：这件事说来话长，恐怕要按先后顺序一件一件地叙述。先说说事情的由来，也就是在我站出来作长篇发言之前种种背景和缘由。
1973年10月间，江青反革命集团阴谋策划的“批林批孔”运动开场。江青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矛头是对准全国人民敬爱的周总理的。但这一点，绝大多数善良的人们并不知内情，我也并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