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发言不长，只有几千字，主要论点来自我那篇长文。要点是：
周总理的长篇报告论述到国内国外许许多多的事情，但据我理会，则自首至尾贯穿着两个大道理。
第一个是：我们要认识必然以争取主动的道理。所谓必然何所指？即一切客观规律是也！认识此必然性的客观规律，我们就能因之用以制胜于客观事物，这便能取得主动权了。人原是有主观能动性的，但不遵循必然规律盲目而动，便要碰钉子，要失败，落于被动而没有主动可言，没有自由可言。反之，如果能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地总结经验，认识其客观规律而掌握之，行动之，则工作成就可观，今后亦能顺利前进。我认为周总理的工作报告第3页、20页、22页、23页都说到这个意思。回顾建国十五年来走过的路，事实也是这样。
第二个大道理是：要信赖群众，依靠群众，充分调动起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完成任何艰巨任务。这是领导上经常说的话，而在周总理的报告中又再三再四说了的（请看报告第15页、20页、30页、40页、50页、55页、71页）。
前后两个道理是彼此配合，不可分割的。前者重在客观事物规律的认识与掌握，后者重在人类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与表现。前者可以说是科学之事，后者不妨说为道德之事。两者缺一不可，而且在事实上也往往结合在一起的，请看大庆油田的惊人成功，不是眼前最好的具体事例吗？
周总理的报告还引用了毛主席的话：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我上面所举事例还是奇迹之小者，奇迹之大者就是建国十五年来以从未有过的统一、稳定、繁荣震动了世界的中国。大奇迹也好，小奇迹也好，其所以出现，总不外乎“科学之事”、“道德之事”这两个道理。我们运用这两个道理就可以说明它、解释它。两个道理都要紧，但后者尤其重要，因为人是最主要的，一切都依靠人。这一点还要往深处说，那就是人民群众的精神力量往往是潜在的，有待于领导去启发、培养和运用。在中国现代史上，人民群众的精神力量从来没有像新中国成立以后这样得到大发挥、大表现。显然中国六七亿人如果没有共产党毛主席，恐怕到今天还是一盘散沙，瘫痪无力的，出现不了什么奇迹。为什么惟独共产党毛主席能领导，而旁人不行？为什么我说的这两个道理独被共产党所掌握所发挥？这无疑是共产党毛主席凭的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因此这两个道理又是同无产阶级的思想、精神分不开的。我试申言其理（略）。
归结起来一句话：共产党、毛主席站在无产阶级立场致力于中国革命事业和中国民族之前途，自然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其力量无可匹敌是当然的。与此同时，在革命进程中，中共从建党、建军而建国，四十多年间不断总结经验，掌握了种种客观规律，时时操有主动权，其势如破竹也是当然的。伟大奇迹之出现，我以为以此两大道理解释之，说明之，似乎更切题，更有说服力。个人体会是否得当，请指正。
不料我这篇认真做了准备的发言，立即引起旁人的指责。他们问，大家都谈阶级斗争，你却对阶级斗争只字不提，而大谈什么两个道理，是何居心？更有的进了一步，说梁某人一贯否定阶级斗争，以自己那一套反动唯心论来曲解周总理工作报告，本身就是阶级斗争云云。因为这话是在人数不多的小组范围内谈的，我心想有白纸黑字的发言在，任凭乱指责扣帽子，亦不作理睬。
使我惊讶的是临近政协大会闭幕的那一天，我在大会会场发现一篇专门指责我的覃异之和黄啟汉两位委员联名的大会书面发言，发给到会的全体近千名出席者。这个书面发言说什么“梁漱溟曲解周总理报告，否定阶级斗争”，“曲解群众运动，否定党的阶级路线”，甚至大谈什么“从梁漱溟的反动立场、观点，可以看出反映在旧知识分子当中的阶级斗争的尖锐性、严重性”等等。更不公正的，是大会并没有印发我在小组会上的发言全文，而听凭别人一面之词，任意阉割，曲解我的原意。我对这种做法十分气愤，又犯了十多年之前的老毛病，要起而抗争。但因友人相劝，我没有立即发作。殊不料大会主席团的一位副主席（执行主席陈毅），竟专门在讲话中点了这篇指责我的书面发言，说它值得一看，云云。至此，我忍耐不住了，便立即给大会主席团写了一封信，申辩此书面发言对我在小组的发言断章取义，胡加歪曲，而大会执行主席又偏听偏信，乱加肯定，实不足以服人，我要求大会给我答辩的机会，以正视听。我把这封信直接交给周恩来主席（大会主席团主席）。
无奈交信时已临近散会，而第二天便是大会的闭幕式。当然不能因为我一个人的事，而延迟千人大会的闭幕。因此我亦提出，如时间来不及，可在会后辩论。周恩来主席在大会闭幕时说，这次大会是一个团结的、民主的大会。在谈到民主的大会时，他提到有一个委员要求辩论，可以在会后安排，意在充分发扬民主。我听着心中有数。大会后不久，全国政协学习委员会的办公室主任朱洁夫便通知我，说大会主席团已将我的信转给学委会了，可以在学习会上进行辩论，要我先作准备。
问：这场辩论实际进行了没有？是如何进行的？有没有结果？您有没有进行答辩？
答：辩论是进行了的。一方是我，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另一方是政协直属学习组共二三十人，还包括了政协大会期间同在一个小组的几位列席者。时间是1965年5月至10月，每周二三个半天，连暑期也没有休息。
但辩论并没有结果。
关键是几乎所有出席者都发了言，费了那么多的时间，但绝大多数人都没有针对我的发言进行辩论，其内容基本上是政协大会上那篇书面发言的继续和发展。如果容我把这一场几十人所作的上百篇发言归纳起来，最主要之点是批我的所谓“科学之事”，其反动实质是指责党没有掌握科学，讥讽“三面红旗”和各种群众运动都是非“科学之事”；而所谓“道德之事”，是以封建道德观代替党的群众路线，而根本否定党的阶级路线。一言以蔽之，是梁某挖空心思否定阶级斗争，反党反社会主义。他们的发言还有一个很大的篇幅，是讲“大好形势”如何如何，而一切成就的取得都离不开阶级斗争，甚至还有说在科学实践中也充满着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绝没有离开阶级斗争的“纯科学”等等。许多发言大同小异，一个调门，听上一篇，即可不再听。
因为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批判”，而毫无“辩论”之意。更有若干人口口声声说，对我的“辩论”就是一场活生生的阶级斗争。我听了也就不想再多说，因为多说了也无益。但辩论是我主动要求的，我却不能不说话。因此，我在1965年8月3日作了一篇将近八千字的答辩发言，重申我的本意和观点。自此以后，我就是履行每场必到、洗耳恭听的任务了。
问：梁先生能不能复述一下1965年8月3日答辩发言的要点？
答：可以的。
我首先说我是以一种抱歉的心情说话的。我觉得我要申辩的问题很粗浅，阶级斗争的问题并不粗浅，但某某指我否定阶级斗争，这个问题很粗浅，对大家的学习意义不大，占了大家的宝贵时间，很是抱歉。
某某指我“否定阶级斗争”，指我为“超阶级的人性论”、“封建主义的道德观”，指我是“只看精神，不看物质”的“唯心论”，指我的“科学之事”、“道德之事”两个道理不对，只他的“阶级斗争”一个道理对，最后归结于我的立场、观点反动，历史上如此，至今没有变。
某某根据什么呢？我把自己的发言稿翻了又翻，脑子里想了又想，他诬指我这一切，并不针对我的整篇发言，或者是发言的某一章节、段落，唯一的根据是：我的发言中没有出现“阶级斗争”这四个字，说我是有意不提，不提就是否定，就是反对。
某某不但首先在政协大会小组会上无中生有地向我发难，而且与另一委员联名进一步作了大会书面发言，大会执行主席还在大会上指出让大家看看这个发言。某某这样说，某某执行主席这样信，大会群众就这样听，我就成了不白之冤。
我从来没有否定过阶级斗争，包括解放前，那时我也只是说阶级斗争不能解决中国问题，当然这样认识是错的，应该批判，但就是这个，也并没有否定阶级斗争。至于解放以后，我更有转变，有改造。十多年来，事实很多。先有《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而后有学习《矛盾论》心得以及《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问题》、《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等文章，有的发表过，有的请主席审阅，有的请有关方面提意见，都是我思想发生转变的表现。请问诬我今天否定阶级斗争，有何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