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家闭门思过之后——我对于阶级斗争的新思考——“反右派”斗争在沉默中平安度过——写作长文试图说明建国十年一切建设突飞猛进之由来——对1962年后重提阶级斗争的困惑——因在政协会上谈科学、道德招来批判之始末——1965年8月3日答辩要点及我所坚持的向大自然开战之说
问：梁先生，据笔者所知，自1953年9月为开端的对您的批判之后，在十余年的时间内，您一直平安无事，何以到了1965年又对您进行了一次为时半年的大批判呢？梁先生能不能对其中的内情，作一回顾？
答：可以的，不过其间经历了十余年，自然说来话长，我只能挑其主要的关节，作一个简略的回顾。由1953年9月开始的那场批判，我在中央人民政府扩大会议上的错误，当时并未公诸报端，但会后的批判则延续了一段时间，大致上把我从前著作中的理论观点都一一加以批判了，还专门出了册子。这件事对于我，教训是很深刻的。但是，我虽然因此认真反省自己，沉默了许久，结果还是没有改去自己处处独立思考、不轻易苟同于人的老脾气。更由于经过了多年的学习、观察、研究，自己的理论、主张、观点有新的发展、变化，还自以为是能站得住脚的。那好强逞能的习气又发作起来，结果便招来了新的批判。
问：梁先生，您能先说说1965年对您进行批判之前的一些重要的关节，特别是对您的新的思想观点之形成起重要作用的因素是什么吗？
答：好。1954年至1956年上半年，我切切实实在家闭门思过，反省自己。我每天一早起来，稍作锻炼之后，便伏案读书、写作，马列著作、报章杂志，我都认真阅读，有时出席会议，参加座谈，对社会情况也作一定的了解。这一时期，我虽然因1953年这场错误而在公开场合很少说话，但我对国家面貌的发展变化，局面的稳定统一，新事物的不断涌现，心中十分欣慰。我深感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之得法，中国的老百姓潜在多年的力量被发挥出来了。相比之下，个人的委屈渐渐在心中淡泊。
最使我惊喜的是1956年9月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我想先摘录这一年9月27日在中共“八大”上通过的《中共“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的两段话。因为正是这个《决议》中的结论性的话，开拓了我的思路，由此我总结了学习心得，一直到1964年底我在政协会上发表那篇招来再次批判的发言，都与这两段话密切相关。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
“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且基本上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就使我国出现了一种完全新的面貌。在旧中国社会中的主要矛盾，即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矛盾，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解决了。在解决了这种矛盾之后，我国除了对外还有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以外，在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是社会主义革命所要解决的矛盾。我们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变革资产阶级所有制，变革产生资本主义的根源的小私有制。现在这种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
“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个任务是艰巨的，我们必须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采取正确的政策，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利用一切有利的条件，来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
这两段话实在太妙了，简直好得不能再好！不但当时我反复阅读，事后多次学习、引用，而且把自己的学习心得和观察现实所得出的看法、主张，同这一正确的结论紧密联系起来。
问：您能把自己的学习情况和学习心得说得具体些吗？
答： 在这之前，还是在1951年和1952年之间，我读了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苏联尤金博士的论文，颇受启发，写了《关于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问题》一文，向各方面请教，还送给当时是中共理论家之一的陈伯达，他没有答复我。我在这篇文章中，论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要相适应，但在生产力十分落后又有着先进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应该怎么解释，特别是今后要抓什么主要矛盾的问题。我对马列经典了解得很肤浅，对中国实际情况又了解得甚少、甚浅，当然提不出什么明确的见解。但这篇文章可以说明，我在学习新的东西，在思考新的问题。
在这之后，即1959年建国十周年，为了帮助自己学习，同时考察一下自己对事物的分析研究能力，开始写作正题为《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副题为《试说明建国十年一切建设突飞猛进的由来》的长文，于1961年完成，全文约七万字。我写这篇文章的理论依据，一是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二是中共“八大”的《决议》。文章的内容因为太长，不在此重复。但要点明的是我1964年底在政协的发言，主要论点就是依据我这篇花了心血写出而未能发表的长文。
就我大半生的经历来说，中共“八大”的《决议》也是很使我欢欣鼓舞的。因为，第一，多少年来，我深感中国经济落后，生产低下，而这正是中国在世界上没有地位的最根本原因。在旧社会，苦于无休止的内战，没有一个政府能集中全力做这桩大事。1946年初我二赴延安，就向中共领导们吐露过自己的心愿，解放后，人民政府一步步做起来，但其间还有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反肃反、三反五反、三大改造，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又好像不搞也不行，这在客观上政府的力量便难以集中用于建设。但现在好了，领导党的代表大会做出的结论，从今以后主要力量就是搞经济文化建设，发展生产力了，理论上也解释得一清二楚，符合客观实际，这一重大的转折性的决策，能不使包括我在内的一切爱国之士高兴吗？第二，对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如前所述，在解放前，我只是承认中国有阶级分化、对立，但不分明，而不承认阶级斗争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新中国的建立使我省悟，即：“我过去若干年来坚决不相信的事居然出现在我的眼前”，此话就是指全国空前统一、稳定的政权竟是经过阶级斗争而出现的。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土地改革、镇反肃反、三反五反、三大改造等等，似乎仍归属于阶级斗争范围之列。但往后呢？是不是还要一个阶级斗争接着一个阶级斗争地搞下去呢？我说不清楚，但我的内心是希望不要一个接着一个，与其多，不如少；与其有，不如没有。我总的认识是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既要一步步向共产主义前进，阶级斗争总不会越来越激烈，至少搞生产，搞建设，搞科研，总不会处处有阶级斗争吧。但我的这些认识是十分模糊的。只是读了中共“八大”的这个《决议》后，才茅塞顿开，由衷地佩服、拥护，还是领导党高明、有远见！
问：但是，据笔者所知，中共“八大”闭会后不到一年，就发生了“反右派”运动。不知梁先生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情况如何？何以您在1953年受了批判，到1957年却反而没有什么事了呢？
答：这个问题提得好。还是先说我自己吧。
中共“八大”闭会之后，我个人最关心的是快点掀起一个经济建设高潮。但1957年新年伊始，接踵而来的却是大鸣大放，帮助共产党整风，而且一开始就十分热闹，提什么意见，说什么话的都有。但绝大部分是批评领导党的作风和政府的弊病，还包括民主、自由等等问题，而直接关系到发展经济建设的意见、建议却不多。这一情况引起我的注意，加之1953年的事记忆犹新，我从一开始便采取冷静旁观的态度。越是后来会上、报上的鸣放言论不断增多，我的态度也越加坚决：我不宜说话，也不应该说话。尽管有一些朋友也劝我说说话，还有几位新闻记者不断登门采访，让我发表谈话，我都婉言谢绝了。听说有一位新闻记者后来成了“右派”，其中一条罪名便是不断找我，“唯恐天下不乱”。
因为我一句话都没有说，即便有1953年的言论在案，也终于不能算旧账，补戴一顶“右派”帽子。所以尽管在1979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几十年内，差不多一直把我当做“反面教员”，但我却从来没有戴过任何一顶经过组织手续而给予的“政治帽子”。
我要声明的是，我在大鸣大放中一言不发，可不是预料到后边还跟着一个“反右派”运动。我没有这么高明。虽然我不是“右派”，但当“反右派”的雷声一响，许多人遭到批判，如我的老朋友陈铭枢、章伯钧等竟成了大右派时，我也是十分震惊的。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这场“反右派”斗争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一场名副其实的“阶级斗争”。那么，不到一年以前中共自己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出的《决议》，还算不算数呢？作为一个政党，要改变自己的重大决策，总得通过自己的同一职权的大会吧？我满脑子的疑惑不便说出，恐怕问谁也不会作答的。
我怀着这个疑问，认真学习毛主席在“反右派”斗争后整理发表的重要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著作中有一段结论性的话，就是：“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拿这段结论与中共“八大”通过的《决议》结论相比较，变化是有的，但似乎还看不出有根本性的变化。不是还有“基本结束”这个词吗？不是还有“向自然开战”吗？尽管眼前发生的“反右派”斗争是出乎意外和难以理解的，但看了毛主席这一段结论性的话，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慰藉。甚至推断“反右派”是暂时的现象，向自然开战——发展经济文化则是长久的、主要的。
鉴于这种模糊认识，当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掀起热潮之后，我便认为建设高潮真的到来了。因而在1959年建国十周年时，着手撰写那篇长文，其指导思想仍然是中共“八大”的那个《决议》和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等。
问：那么梁先生是什么时候开始认识到中共“八大”的那个《决议》实际上已经被放在一边了的呢？如是，为什么您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
答：那是在1962年毛泽东主席在北戴河会议上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存在几百年的论述传达之后，特别是在城乡广泛开展“社教”运动之后，我从报刊上实际生活中认识到，中共的路线、方针已经与中共“八大”确定的路线、方针相背离。但我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看法和主张，尽管这种看法和主张是中共自己确定而又自己放弃了的。如前所说，我的秉性和习气，就是不轻易改变自己得出的或赞同别人的看法和主张，十分厌恶那种随便附和、见风转舵的作风。因为这，我在1964年底政协四届一次会议上作了发言，因而导致了1965年半年多的对我的一场批判。
问：梁先生，您能回顾一下这场辩论或批判的始末吗？
答：1964年底至1965年初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四届一次会议是五年一度的换届大会，十分重要。周总理在人代会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总结了若干年来政府工作的成绩和经验，参加政协大会的全体委员都列席听取了这一重要报告。会议中，代表、委员们还分小组认真学习、讨论了这个报告。我在这次会议的分组会上作了发言。
在我发言之前，我留意到许多人的发言都十分肯定地说，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从头至尾贯穿着一条阶级斗争的红线，所以报告才好得很，并推而广之，认为建国十五年来成就之取得，也主要是由于抓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等等。我心里不赞同用这一个大道理来解释并说明一切的主张和论点。我没有忘记中共“八大”的《决议》，也没有忘记自己写的那篇约七万字的长文《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我把这篇论文涵括的时间由国庆十周年延长为十五周年，主要论点不变，但论据分析有补充），但我不便于在人大、政协这样庄重的会议上与别人发生正面冲突，而实际上我也没有把握否认阶级斗争至今还发生着大作用。因此我决定自己说自己的，谈自己的心得体会，各抒己见，总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