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那么梁先生对于自己在这场大波澜中的言行，当时作何反省，事后又如何省悟并认清其是非曲直的呢？
答：9月18日那天的会，给了我很大的震动。19日、20日，我的至亲好友不断登门规劝我、帮助我，特别是我的长子培宽对我交心长谈，启发最大，使我在态度上发生转变，开始醒悟反悔。
9月20日是星期天，宽儿（培宽）恕儿（培恕）先后返家，我即以近几天发生的意外风波从头至尾告诉了他们，言语中虽有所反省，但仍认为自己是被误会，受此打击，实非意料所及。我说完后，宽儿即说不要以为这件事是意料不及突然发生的，虽然看上去有许多偶然因素；也不要看成只对你个人，偶然因素、个人因素都不居主要地位。他说，这件事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只是你自己还没有认识到而已。父亲还记得那年（指1950年）被选入政协委员的一次会议上自己的发言吗？早在那次就提出种种批评意见了。我还听说父亲参加西南土改时，亦曾说到要来看看西南土改是否合于中央土改法的话。在此之外，父亲三年来还在某些会上有过发言，或与主席谈话，或向主席去信，我似曾听说差不多亦与此相类似，都好像在监督政府的神气。这在心理上是存有一种偏差的；今天的这件事，正是从这一偏差发展而来的。父亲总说自己是善意的，是爱护党，爱护政府。但一言一动须看其所起作用如何，所发生影响如何，不能单从动机来看，而不顾及它的客观作用和影响。何况便是论动机，怕亦有问题。因为父亲自己好像总是站在政府的外面，这动机还不使人怀疑吗？我愿父亲向隐微处搜寻自己的思想根源，从根本上端正自己对党对政府的态度。父亲这样一次又一次刺激政府，积两三年之久，这在政府的感受上自有其发展。毛主席认为父亲有恶意，便不足为怪。我的理解，是毛主席不能容许你这样发展下去。他并不是对你个人有什么好感或恶感。他一切为了国家当前的建设大业，而没有其他。父亲考虑自己的问题亦不要把它同国家当前建设事业分开，切不可抱静待考问应付过关的念头，只求了却一身问题，而应当主动地自己检讨出错误的思想根源所在，担负起所有给予国家事业一切不良影响的责任，争取改造自己以利今后的国家建设……
宽儿的这一席谈话，加上好友、学生的规劝赐教，包括何香凝女士在会上对我的批评等等，引起我思路上心情上根本变化，对于自己错误之所由来似乎有所发觉，好像通了窍。我于20日当天便伏案检讨认识自己。
我这时是怎样的心情呢？总的说是，觉悟前我总在如何辩解误会上用心思，觉悟后便不想辩解什么，感到的是惭愧、歉疚、悔恨。觉悟前亦有反省，其反省所得便是“有气而无心”，“有个人英雄之气而无一片恻隐之心”。自己虽知道必须是恻隐之心代替英雄之气而后可，却思来想去不过一句空话，一抽象道理，便茫然无措手处，不能实践。觉悟后，恻隐之心顿然显现——惭愧得不能自容，便是恻隐之心。觉悟前亦知道“自高自大”不对，却始终扔不开它；觉悟后惊于“自高自大”害死了我，一定要彻底粉碎它才得以救自己；觉悟前正所谓顽钝无耻，心死已久，觉悟后悔恨不已，此心渐渐苏醒……
我的错误之思想根源又在哪里呢？无疑是在自己阶级立场的不对。我在解放前不相信阶级立场之说，由来已久，细情我在前面若干章中说了。共产党运用阶级学说创建了新中国之后，我在事实面前有所觉醒，感到以往自己阶级立场之不对，亦曾怀着惭愧的要求自拔于旧立场而改从无产阶级立场，但实则只是旋念旋忘，并没有真正离开旧窠臼。譬如我亲眼看见劳动人民那样感激共产党、爱戴毛主席，自问便大大不及，原因就在于没有自拔于旧立场，不能在心理上打成一片，滚成一堆。又譬如许多会上看见有那么多的人颂扬共产党和毛主席，自己只是鼓掌应和而已，却很少出口响应。难道怕言不由衷吗？那倒不是。每当我想及一百多年来我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向下沉沦的恶运，终被共产党毛主席领导扭转时，让我喊一千声一万声“毛主席万岁”亦不觉多余。无奈满身旧习气的我，杂念太多，自己身上的那一点热情早被蒙蔽而出不来。我还一直把这当做“倔强精神”，当做“骨气”而沾沾自喜。须知劳动人民是不会向共产党讲倔强讲骨气的。我之倔强自喜、狂妄自负，正是我不自觉地与领导党和政府分离的证明。为什么会分离呢？则主要是阶级立场和感情不同而造成的。
说到我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亦有很久的历史背景。我曾亲眼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发生和成长，诸如李大钊、陈独秀等都是我年轻时的好朋友或熟人、同事。但我历来对共产党员是同情它的革命要求和目标，也敬爱包括毛主席在内的许多一心为国家为民族的汉子，却一直怀疑或不同意它的行动路线，包括阶级学说和武装斗争。这些我在前面已说到不少。这一思想经常在我过去写的若干论著和文章中流露出来，有时直接针对中共的理论主张加以反驳。而我自己的一套改造中国的理论主张，当然也有不少人信服，并跟随着我行动。因为这，每当朋友们批评我时，自己总不服气，心里想着一句话：难道只有你们革命吗？我也是革命的！自国民党丢弃革命、背叛革命之后，我甚至希望长时间吃苦头而坚持革命的共产党，能修改路线，发生转变，与自己走到一起。这种狂妄自负的心理，今天听起来可笑，但确是我当初存有若干年的真实想法。
正是我的阶级立场的不对和对待中国共产党认识方面历史上存在的偏颇，造成了我于9月18日达到顶峰的那场荒唐错误。当然，从个人关系说，我当时的思想，还自认为与毛主席相交已久，如果从“五四”时代他在杨怀中家说起，那更称得上是老朋友了。既然是老朋友，当然是平起平坐，有喜同贺，有争辩则面红耳赤，拍桌子瞪眼睛都是可以的。而我恰恰在气头上忘记了毛主席是缔造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伟人，我这种目空一切，置许多人热爱共产党、毛主席的心情而不顾，在大庭广众之下与毛主席争是非，是必定要引起人们的公愤的。因此别人批判我，实在是情理中的举动。
从道理上说，回顾我1953年以前走过的近五十年的历史，自以为革命而落于改良主义；而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改良主义则又落于反动；又因为是一贯的改良，自然便落于一贯地反动了。因此毛主席说我以笔杀人，在会上我听了很不服气。待明白过来，才晓得这话是指我长时期的反动言论而流毒于社会。主席又说我是伪君子，我当时听了同样只是冷笑不服。但明白醒悟之后，深信只有忘我的革命英雄主义才称得上是一个纯粹、清白的好人；夹杂着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的我，不能一片纯诚而无伪，那就是伪君子了。主席又说，我是能欺骗人的，有些人是在受我欺骗；那自然是说我这样一个并不是真正好的人，却仍有人相信我，而获得了好人名声，有必要揭露其真面目吧。
基于上述事后对自己错误行为的认识和检讨，我在事过不久便给毛主席写信，要求请长假，容我闭门思过。毛主席没有直接答复，李维汉同志派人告诉我，今后需要出席的会议和活动，通知照发，但参不参加自便。自此，我居家读书学习，认真反省自己，什么地方都没有去。大概过去一二个月的光景，金日成来访，设国宴招待，我接到请柬，也没有出席。过后便有人批评我，说这样的活动不出席不对。我寻思此意是否来自上头。其实呢，我是认为铸成这场大错，必须认真对待自己，从根开始，系统总结，才能理出头绪来。再说，我等待着给我一个什么处分，但又久无下文。劝我出席会议和活动的朋友逐渐增多，我也考虑既无明确的处分，便不宜闭门过久。因此到了1954年初吧，将制定我国第一部新宪法，通知我参加宪法草案修改讨论，我便出席了。记得同组的还有程潜、薄一波、曾昭抡、屈武、傅秋涛诸人，大家都发表了重要的意见，我也发了言。
问：1953年至今，已有34年了。光阴飞度，世事巨变。从今天回头看，不知梁先生有什么新的认识和想法？
答：34年过去，当事人所剩无几。所喜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无论是国家建设的规模，工厂农村的面貌，还是老百姓生活的提高，人民安居乐业，都大大超过了新中国建国之初。特别是对于毛泽东主席这位中国历史上的一代伟人，其功过是非，如今已有了较为明确的评说。又值今日政治宽松，气氛和谐，民主得以发扬，法制日趋健全，对若干历史问题都能以实事求是的精神予以评说商讨，取得较为一致的看法，得出恰如其分的结果。这是很令人欣慰的。
从五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末，反右派，“大跃进”，拔白旗，反右倾，“文化大革命”，中国历史走过了曲折、起落的二十多年，中国执政党和中国人民都付出了十分沉重的代价。我个人的遭遇，不过是汪洋大海中的一朵浪花而已。应该庆幸的是，所有这些都成为过去。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生命力旺盛的政党，总结了成功经验，纠正了各种错误。如今又在雄心勃勃地领导国家民族一心一意搞建设。我以为，有了久经考验的领导党，有了健全的民主与法制，有了素来勤劳勇敢而又经过种种磨炼的人民大众，中国的前途是不可估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