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重庆抵北京成为毛泽东的座上客——“把我摆在外边”——建国后毛泽东同我的若干次谈话——奉命赴华东、华北、东北等地参观考察——参加四川合川县土地改革——毛泽东赞邓小平政治、军事都是一把好手——不合时宜的三件事——略谈解放初期我在思想上发生的变化
问：梁先生曾提到，在建国初期（指1953年9月之前），您和章士钊先生有幸成为毛泽东主席的座上客，经常应邀去中南海与毛主席长谈，您能否叙述在这一时期同毛泽东主席的交往中，有哪些谈话印象较深？
答：我于1950年1月中旬离开重庆，经由武汉到达北京。沿途由四川省委统战部派专人护送我北上，在武汉还受到当时在湖北省任职后调中共中央统战部任副部长的张执一盛情招待。抵京后正值毛主席和周总理皆在莫斯科。3月10日主席和总理返回北京，在火车站迎接时，可能我是新近到北京的，统战部把我排在迎候队伍中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头一个。主席握着我的手，比别人多说了几句话。他说，梁先生，您也到了北京，我们又见面了，改日再约您长谈，并问候我的身体和家人情况。我的印象是主席和蔼可亲，如对待老朋友一般视我。11日公宴，我又见到主席。席间，主席还走到我们的席前，见我吃餐边素，又不饮酒，笑着说，梁先生坚持食素，清心寡欲，一定长寿。主席当场约我，明日（12日）晚间到中南海颐年堂他的住处一聚，我深感荣幸。
我同毛主席的交往，在前边提到的，有1938年初和1946年初的两度赴延安。这里我还有更早的一次需要补充。这是我1938年初在延安同主席见面时，由他提起而使我忆及的距当时约二十年的往事。主席说，梁先生，我民国七年（1918年）在北京大学就见过您，那时您是老师，我是小小图书馆管理员。您常来杨怀中先生家串门，总是我开的门，还记得吧？主席的记忆力使我吃惊，他的话自然唤起了我的回忆。
我同主席同岁，稍长于他。杨怀中先生比我们年长。在民国六年（1917年）我进北京大学教书之前，因我的一位本家兄长梁焕奎（我原名梁焕鼎）与杨先生相交颇深，他常引杨先生到北京城内崇文门英子胡同我家中聚谈，我也因此与杨先生相识。更由于杨先生是搞哲学的，而我则正在自学佛学与印度哲学，谈起来便有话头，常常向他讨教。民国六年（1917年）我应蔡元培先生之聘，进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讲授印度哲学，这样我就同杨先生成了同事，我们的交往就更多了。
杨怀中先生当时居家北京地安门鼓楼大街豆腐池胡同，是我常去的地方。民国七年（1918年），毛泽东自湖南来北京。毛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曾是杨怀中先生所喜爱的学生，经杨向蔡校长推荐，给毛在北大图书馆谋到了月薪八块大洋的小差事，平时在杨家住宿。因住的正好是大门一侧的南房，所以常常为来客开大门。经毛本人对我在1938年的提示，我也确切地记得当时我去杨家，是有一位年龄与我相仿，但身材比我高许多的湖南青年常开门迎我或送我，杨先生本人也向我介绍过，但我记忆不深。不久杨怀中先生病故，因家境萧条，办丧事有困难，还是由蔡校长出面，由大家资助的，我是资助者之一。具体为杨办丧事，还是毛泽东。至于毛何时与杨怀中之女杨开慧结婚，当时我却没有印象。
我插补这段旧事，意在我与毛泽东之间的交往，远在彼此年轻的时代。再加上后来在延安时期的两次见面，毛成为伟人后又厚待于我，我便在思想上把他当做自己的一位老朋友了。这一点与1953年发生的顶撞毛主席一事是有关联的。
现在的话头再回到1950年3月12日晚间，毛主席第一次约我谈话。大概是下午将近五点钟的样子，毛主席派来的汽车来到我当时的住处西城辟才胡同南宽街，十多分钟后便进了中南海。我进了颐年堂的第一道门，毛主席已在里边迎我了。这次谈话有林伯渠在座，他当时是中央人民政府的秘书长，也是1938年初我去延安经西安时认识，并在后来重庆旧政协会议上交往多次的熟人。但此次谈话，林老只是听，几乎没有插话。
毛主席这次谈话，一开头是寒暄，彼此问问近几年的身体、工作、家庭情况。转入正题，毛主席即问我对国事有何意见？我随口说，如今中共得了天下，上下一片欢腾。但得天下易而治天下难，这也可算是中国的古训吧。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中国，要长治久安，是不容易啊。毛主席摆摆手笑着说，治天下固然难，得天下也不容易啊！接着毛主席就对我说，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齐心协力，治天下也就不难了。梁先生这一次到了北京，可以参加我们政府的工作了吧？毛主席提出的这个问题可难住了我，说不同意吧，颇有清高之嫌；说同意吧，又违背我当时的真实思想。我考虑了片刻，答复说，主席，像我这样的人，如果先把我摆在政府外边，不是更好吗？我的答复显然出乎毛主席的意外，他显露出不悦之色，但并未形成僵局，很快又东南西北、古今中外地扯了起来。到了开饭时间，主席传话开晚饭，我忙说，我是食素的，有一两样菜就行了，但你们吃什么自便，不碍我的事。毛主席笑着大声说，我们也统统吃素食，因为今天是统一战线嘛。吃饭时多了一个江青，但我们只是点点头，没有谈话。
问： 梁先生当时为什么说，把自己摆在政府的外边呢？
答：这个问题说起来话长。简要地说，我当时思想状况，仍认为全国的大局还不会从此稳定统一下去。而我是曾经以第三方面的身份，为国事奔走过的人。一旦大局发生变化，仍需要我这样的人为国事奔走。如果我自身参加了新政府，就失去为各方说话的身份了。在国民党时代，远在我对政局失望之前，就有人请我参加政府，我也没有接受。我总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做官的人，不具备这方面的才干。我虽然到了北京，加入了新的阵营，但还想站在边上看看，旁观者清，我的作用也许正在这里。
问：这次毛主席约您谈话，除了请您加入政府工作外，还有别的内容吗？
答：有。主席还告我，你不是在山东、河南农村搞过乡村建设吗？你现在可以看看解放后有何变化，然后再去东北的老解放区看看，比较比较。并说具体行程他会交由李维汉、徐冰安排，他们会通知地方政府接待的。
4月间，我带来了随员孟宪光、黄艮庸、李澂人从北京出发，先到河南省，后到山东省、平原省农村参观访问。在河南，接待我的主要负责人员吴芝圃，当年是新四军彭雪枫将军的副手，我们在席间谈起抗战初期我巡视敌后与他见面的往事，十分高兴。他让一位姓贾的副主席（是位老先生）陪同我到郑州以北的农村参观。在山东，谭启龙接待了我，我主要看了邹平。
在东北的时间最长，最远到了齐齐哈尔、漠河，主要看工业。一开头，副主席林枫招待我，吃饭时他说，高岗主席这几天特别忙，抽不出时间陪您，他让我替他向您问候。我说不必劳驾他了，也不必麻烦您了，我只是到处看看，在河南、山东我看了农村，到东北则想看看工业。他说很好，可以安排。随后叫周秋野全程陪同我。等我参观结束返回沈阳，准备回北京时，周秋野突然告我，说高岗主席看我来了。他引我到宾馆会客厅，高岗已在那里了。高出身陕北，是颇有名望的中共领导人之一，过去我没有见过他。他身材高大，满脸麻子，说话时眼珠不断往上翻，常常只见白眼珠，而不见黑眼珠。他先问我在东北看了哪些地方，我大体作了回答。随后他说，梁先生，对东北的工作，欢迎您提意见啊！我说东北不错，工业基础要比山东、河南强多了。但我看到工人居住条件差，房子太紧、太挤，几代人住一个炕，且十分分散。旧中国无人过问这种事，现在刚解放也还顾不上，但迟早总要着手进行的。我建议政府应通盘考虑，选择适当的地区搞居民点，有计划地建设。这里不仅要有新的住房，还应考虑到街道、交通，以至建一座大会堂，职工开会、娱乐都在这里。总之要有一套设施，作长远的考虑和打算。农民的建房虽然是个人出资，因地制宜，但东北地大，又是平原，政府亦有条件引导他们相对集中一些，农民居住分散也不好，不能适应今后生产的发展。高岗很赞赏我的建议，并说欢迎我今后常来东北看看，多提意见。
问：梁先生，在参观访问之后，毛主席又约见您了吧？
答：是的。从1950年4月至9月中旬，我都在外地参观访问。9月23日晚，主席找我谈话，但那天我另有约请，是匆匆吃过晚饭才去的。我到主席住处，他即让人上菜吃饭，而且也准备了素食。我十分歉意地说，我因有约请，已吃过晚饭了。于是江青给我送来水果，是很大的水蜜桃。我一面吃，一面想，这桃子何以能保存到这个季节，但没有发问。这时主席在饭桌上问江青，去南方参加土改的事怎么样了？江青说总有人处处设障碍，摆出种种理由，劝阻她不要下去。主席大声说，只要决心大，有毅力，没有达不到目的、办不成的事。主席讲这些，都没有避开我。饭后主席询问我参观访问的情况，我一一作了汇报。谈完后，又对我说，你看了新解放区，又看了老解放区，但都在北方，还没有看到南方，你还可以再到广东看看。趁热打铁，你的收获会更大。但我表示，今年出去的时间长了，想休息一下，挤时间把参观东北、华北的见闻感想写出来，访问广东就缓一缓吧。这一次我又没有接受主席的意见，但不像上次那样，主席没有显露出不高兴，他笑着摆手说，也好，先写写观感，去南方的事以后再谈吧。这次谈话的末尾，主席对我说，听说你抵京后一直未有合适的住处，我已让人安排接你住到颐和园里边去，你在家听候安排吧。
关于我个人的住房及生活，主席曾问起过，但我并未细说，总是表示自己并无困难。我当时寄住在西城辟才胡同南宽街的一个亲戚家里，住房并不宽裕，生活亦有不便之处。主席了解了这些情况。几天后即由徐冰安排，派车接我去颐和园，住进石舫附近的一座小巧而精致的四合院，一直住了两年多，直至后来搬至积水潭边上的小铜井一号院为止。住进颐和园之事，足见主席对党外人士生活之关心，照顾之周到。
问：梁先生，听说您在建国初期还曾到四川参加土地改革运动，您能否谈谈参加土地改革的见闻和感想吗？
答：1951年春，中央有组织赴西南土改团之举。我省悟主席头年要我看南方新解放区，意在要我看看土改，便自动向统战部报名参加，得到批准。我所在的土改分团由章乃器任团长，有二十多人，从5月上旬抵四川，8月30日返京，近四个月。刚到重庆，就听邓小平做报告，介绍情况，那时刘（伯承）、邓主管西南和四川。结束时做总结，邓又参加会议，讲了话。邓小平年轻、能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们这个团，在川东合川县。因为大多是年岁稍长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实际并未参加土改工作队，而只是参观土改。大家都住在县城里，白天安排参加一些土地改革的会议和活动。我和随我去的黄艮庸商量，既然来了，就要深入下去，不能只当参观者。我们提出的要求，得到部分满足，不久便下到这个县的云门乡，晚间住宿在镇上一家地主的住宅里，白天就有了更多的机会和方便参加各种活动，包括贫雇农诉苦，清算斗争地主，分田地，发土地证，以至直接与农民谈话等等，都参加了。同我们一起的还有于学忠，他也是一块从北京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