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8月30日回到北京，9月3日晚间毛主席就约我去谈话了。他派车到颐和园把我接到中南海，还是在老地方。在我进门时，章乃器刚刚告退，他主要也是来报告到西南参加土改情况的。毛主席对我说，土改团的情况，章乃器刚才来讲过了，我们不用多谈，先开饭吧。主席仍陪我吃素，只有我们两人，不喝酒水，很快就吃完了饭。主席很能吃辣椒，我则不敢多尝。饭后毛主席问我，对土改，对四川，你的印象如何？随便聊聊吧。我大致说了两点。一是对土改，我看到贫苦农民的愿望和要求，土改很必要，也很及时。但我也指出，有些政策执行得不好，比如政策规定不许可打地主，但我亲眼看到在斗争会上打得很凶，有一对地主夫妇因此一块跳河自杀。这个问题要引起注意，不然地主感到自己没有活路，不是反抗，就是自杀，后果不好。对这一点，毛主席笑着说，你说的情况别的地方也有发生的，但我们总的政策是斗倒地主，给他们出路。大多数地主不会自杀，也不至于反抗。问题是贫雇农受苦受压多少年了，怒火一点着，就难以控制，于是对地主非打即骂。我们应该认真贯彻政策，努力说服教育农民，关键是土改工作队的干部。只要他们能执行好土改政策，就出不了大的偏差。第二点我谈到对四川的印象，我说解放不过两年，四川就出现了安定的情势。解放前我在四川若干年，那是一个很乱很复杂的地方。变化那么快，是我没有料想到的。我说这一局面的取得，首先得推刘、邓治政有方，他们是当地的执政者。我特别讲到邓小平年轻、能干，深得人心。我还举了解决四川的袍哥问题为例，说袍哥在四川历史甚久，范围很宽，影响很大。邓小平掌握的政策是对大多数袍哥不予追究，这件事办得好。大多数不予追究，他们自然也就慢慢散开了；相反，如果一一追究，却正好促使他们聚拢起来与新政府对抗。前因后果，利弊得失，明白人看得清清楚楚。邓小平之才干，就表现在这些地方。毛主席听着我的话，竟笑出声来，然后大声说，梁先生看得蛮准，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我一直记着毛主席的这句话。不久大区撤销，毛主席调邓小平到中央，1956年中共八大后邓小平走上书记处总书记的重要岗位。即便在“文革”中毛主席仍不时说邓“人才难得”，因而几起几落，还能留在党内，以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执掌航向，使国家走上稳步发展的康庄大道，此乃中华民族之大幸也！
问：梁先生还能记得在1953年之前，毛主席召您谈话而至今仍留有印象的其他一些较重要的内容吗？
答：有不少谈话印象浅，记不得了。还记得一次，是1952年8月7日，那天是下午，从一点多谈到三点多。这几年毛主席找我单独谈话，都在晚上，而这次是例外。
在这次谈话中，我提出到苏联做学术研究的要求。当时苏联的学说在中国很时行，我最感兴趣的是巴甫洛夫学说，这种高级神经活动的观察学说，我以为虽不是心理学，但近似心理学，而我历来是对心理学很感兴趣的。当然，我对巴甫洛夫学说，不过是看过几篇文章、几本书而已，只够一知半解的程度。我的要求受到主席的劝阻。他摇摇头说，这不合适。要么你去游历一番，参观参观；要么，派你去进修这门学问。你的情况这两种都不是，人家会问，中国的什么单位派这么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先生去搞什么研究，人家不好理解。主席强调说，像你这种情况，我看应该在国内各地继续参观访问，做社会调查，你愿意去什么地方就去什么地方，喜欢调查什么就调查什么。我可以通知各地负责同志，要他们给你提供一切照料和方便。我听了后说可以考虑。8月9日徐冰即传达主席之意，问我何时出发，先去哪里，同行何人。我以身体不适为由，推辞了。这一年什么地方也没有去。
我当时依然我行我素。我不尊重主席的安排，不理解主席的话，并不止这一次。
问：梁先生，类似的情况，您能记得的还有些什么？
答：挑印象较深的，谈三件事，都发生在1950年。
这一年的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1953年以后，我改在观礼台观礼，从此没有上天安门城楼），主席、总理都同我们在一起。郭老（沫若）代表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向毛主席赠旗，旗上写着一行字：“我们永远跟着您走。”我也是无党派人士，看了心里直摇头，这话在我口中是说不出来的。这话可能代表若干人的意思，但不代表我，我觉得对主席的尊敬亦不必说这种过头的话，因此我当时也想到，这话也未必能代表所有的人。我当时没有提出也不好提出不同意见，但如事先让大家讨论锦旗上写什么合适，我一定会发表意见的。我的这些想法直至1958年向党交心时，才如实地讲了出来。
第二件事，是这一年我参加或列席了政协、政府的若干会议，我一直一言不发。时间久了，大家注意了这一点。因为我是新近到北京的，一般都要说话，表态，我却默不作声。最先是邵力子、王绍鏊、雷洁琼、朱蕴山、罗叔章等老朋友关心我，先后问我为什么不说话，希望我讲讲，我无言以答。我当时心里是很不赞成在大小会议上大家都一味讲颂扬的话，这没有意思，对作为领导党的中共并没有好处。既然开会，就应该提出问题，发表各种意见，大家共同讨论，互相磋商。要我只讲颂扬的话，不如不说。不久，徐冰、齐燕铭两位中共的同志来找我，说有什么意见尽管发表。徐当时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齐是政务院副秘书长，抗战时期在重庆我们就认识，可算是老朋友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才工工整整地写了一纸几百个字的发言稿，在怀仁堂的一次大会上讲了几分钟的话，中心意思是，开会的目的是统一思想认识，解决各种问题，因此必须讲各方面的意见，赞同的，不同的，反对的都可以讲，大家互相交换，共同讨论。这样的会议才能更有收益。言外之意，是不能一味讲歌颂共产党的话，对会议的开法有所批评，但没有直接说。我发言后从台上走下来，坐在第一排的薄一波同志还同我握手，说梁先生，你的意见很好。徐冰、齐燕铭二位让我谈话，是不是毛主席的意思呢？他们没有说，但当时我估计有这个可能。我的话合不合毛主席的意，我也没有把握。
第三件事发生在这年10月25日我志愿军赴朝作战的前夕。9月23日毛主席约见我，我谈到朝鲜战事迫近东北，深感不安。主席讲中美之间现在还没有打起来，但硬是打到你的头上，又怎么办？只有还击，以牙还牙。但我深以出兵为疑。我说新中国刚刚建立，卷进朝鲜战争，与美国人直接打仗，后果会怎样呢？在这次谈话后的几天，政协王伯平奉命到颐和园找我，说领导上让我在保卫世界和平大会这个组织里担任一个负责的职务，征求我的意见。我没有表态，只说待我进城再说。次日我即进城找林老（伯渠），正巧他陪宋庆龄去东北参观了，但秘书说这一、二天即返京。果然第二天林老就约我吃饭，征求我对出兵朝鲜的意见。林老说，中共和政府考虑再三，作出决策，不出兵不成，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全国总动员。我说对出兵朝鲜我是有疑虑的，日前已向主席陈述过理由，但现在此事既已决定，我也自当一致拥护无贰意。至于出任“和大”职务之事，林老没有谈，我也没有提，就拖了下来，实际上是我自己不想就任。这桩事主席虽未直接同我谈过，但我估计他是知道的，也可能不满意我的行为。
问：这几件事，说明梁先生刚到北京的头一年，的确在自己的言行上依然不轻易苟同于人。但在这两年多的时间内，梁先生到各地参观访问，还参加了土地改革运动，又常常直接受到毛主席的教诲，请问如追溯到解放前梁先生对中国前途问题的主张，不知这时有何思想认识上的转变？
答：有的。我于1951年10月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长文，题目就叫《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我在文章的一开头就说：
三年来整个中国有了很大转变，不但是面貌一新，气象不同，而且几乎每个角落的人，彼此互相影响着，从内心亦都起了变化。就我个人来说，亦许旁人看着变化不大，其实在我自己是“打破记录”了。因我平素比较肯用心，对于什么问题自有见解主张，而我的行事又必本于自己之所知所信，不苟同于人，积几十年如此。所以说到思想转变这句话，在我谈何容易！更简捷地来说，我过去虽对于共产党的朋友有好感，乃至在政治上行动有配合；但在思想见解上却一直有很大距离。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我还是自信我的对。等到最近亲眼看到共产党在建国上种种成功，夙昔我的见解多已站不住，乃始生极大惭愧心，检讨自己错误所在，而后恍然中共之所以对。现在那个距离确实大大缩短了，且尚在缩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