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古代行为管理思想
我们的祖先在几千年前就开始了对人类心理和行为的研究，有许多精辟的学说。在探索人类行为动机、需要的奥秘方面，中国古代先祖们起到了创始人和开路先锋的作用。韩非曰：“天有大命，人有大命。”即天有天的规律，人有人的规律。孙子也提出：“人情之理，不可不察。”即关于人的心理活动应该进行研究，不研究是不行的。对于人的本性问题，荀子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而孟子则认为：“人之性善也，犹水之就地下；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告子在和孟子辩论中则认为人性无善恶，“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人性如水，向哪儿引导就向哪儿流淌。对于人的欲望和需要方面，荀子提出：“养人之欲，给人以求，使欲不穷乎物，物必不属于欲，两者相持而去。”管仲也指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在激励和奖惩方面，孙子提出：“合军聚众，务在激气。”主张“文武兼施”，“恩威并重”。诸葛亮指出：“赏以兴功，罚以禁奸，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诛罚不避亲戚，赏赐不避仇怨”，应做到“无党无偏”。对于管理者品行修养的研究，中国古代也十分重视。孟子主张“自反”、“内省”来修养自己，他说：“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并认为“知耻”是修养的先决条件。荀子提出“治气养心之本”，即“血气刚强，则柔之以调和；勇毅猛戾，则辅之以道顺；狭隘偏小，则廓之以广大”。
5.古代管理艺术思想
古人极重视管理的艺术性。《论语·为政篇》中指出：“君子不器”，即领导者主要从事管理工作，而不应自己一味“冲锋陷阵”。孙子指出：“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之就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并强调战略战术上的“奇正相生”和灵活运用的重要性。《三十六计》旨在应付千差万别、千变万化的复杂局面，要“审时度势”、“时变境迁”、“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诸葛亮东和孙权，北拒曹操，西抚蛮夷，所用战略不同；他三气周瑜、七擒孟获、六出岐山、五路退敌，其战术也不一样。这种根据时间、地点、条件而采取不同方法的做法，是中国古代“权变”思想的萌芽。
二、中国近现代管理思想
中国近现代是一个政治斗争风起云涌、思想流派如雨后春笋、社会变革高潮迭起、社会力量渐趋复杂的时代，由此带来了管理思想内容的丰富多彩和管理方法措施的复杂多样化的局面。
（一）清末至民国时期的管理思想
1.龚自珍的管理思想
龚自珍（1792-1841），浙江仁和人（今浙江杭州人），近代着名的改革家和思想家。
（1）龚自珍的行政管理思想
龚自珍从提高行政管理效率的角度，提出了以改善君臣上下级关系为重点的行政管理改革建议。
①提出改善君臣关系，变主奴关系为师友关系，提倡君臣共治天下的见解。他要求恢复士大夫臣下有个性自由和人格尊严的“巍然岸然师傅自处之风”。把汉唐的君臣关系视为理想的上下级关系，认为那时君主尊重臣下的意见，帝王与三公坐而论道，共商治理天下大事，值得效仿。
②要求提高臣下权力，变中央集权为地方集权。
③要求君主本身不必事无巨细地一概包揽，只需“总其大端而已矣”。
（2）龚自珍的人才管理思想龚自珍针对官僚体制的腐败、废弛，提出以人才培养和管理为中心的吏治改革主张。
①大力宣传重视人才的重要意义，把人才的有无作为衡量社会治乱兴衰的标志。
②主张改革人才选拔的方式和政府官吏任用方法，要求废除科举考试方式和论资排辈的旧习。他大声疾呼：“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3）龚自珍的经济管理思想龚自珍在探寻社会动乱的经济原因的基础上，在经济管理方面提出以下主张：
①针对贫富对立的问题，指出，如果任其发展，必将导致社会衰亡的后果。
②以承认贫富不相齐的等级存在为前提，提出等级平均原则。
③在财富的一般分配上，提出应以个人在封建等级中的地位为取得财富的标准。
2.魏源的管理思想
魏源（1794-1857），湖南邵阳人，着名思想家。鸦片战争的失败，对魏源的思想震动很大，同时使他潜心研究西方学说，以寻求富国强兵之道。
（1）魏源的重本抑末思想
早在魏源以前，一些进步思想家就对“重本抑末”提出过不同看法，对工商业的作用给予一定的肯定，但仍然把农业看作是“本”，是应该首先重视的。魏源赞同这些思想，但是也有一些超过其前辈的地方。如他承认粮食是财富，货币和金银也是财富，两者都是国家财富的构成要素。而且粮食与货币在不同的情况下，两者的重要性又有所不同。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货”比“食”更重要，更是应该优先解决的问题。这就明显地超越了他的前辈及与他同时代的龚自珍的“食固第一，货即第二”的观点。基于这种观点，在他的管理思想中，就特别重视商业和发挥商人的作用。
（2）魏源的税收管理思想
魏源强调富民的作用，认为国家的经济力量在于依靠富民，富民是国家财力的来源。如果实行贫人之政，过度地削弱富民，就会使富民破产，最后导致国家的贫穷。因此他提出，要使富民“敢顾家业”，也就是敢于放手让富民发家致富，以此来保证国家财政赋税收入。魏源这种反对重赋、主张培植税源的经济管理思想，是从维护国家政权的利益出发的，它对于减轻人民负担、发展商人资本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3）魏源的工商管理思想
自两宋以来，主张商品私营的人日渐增多，但都是就政府专卖的商品如盐、茶而言。魏源主张私营的范围则相当广泛，凡他提到的事业如盐业、漕运、采矿、造船等无不提倡或鼓励私人经营。
在盐业方面，他主张改变具有垄断性的“纲商”而为具有自由竞争性质的“票商”。因为清代的盐务制度是沿袭了明代的纲盐制度，盐的收购、运销都是根据国家所给予的垄断权进行的。在这种垄断制度下，弊端很多，各种浮费及中饱私囊的现象不断产生，致使盐价昂贵，运销滞阻。所以魏源提出试行票盐制。具体办法是：首先规定场商售盐价格，以免场商任意提高市场价，增高运商成本；其次取消封建垄断运销制度，改为自由运销制度，无论任何人，只要照章纳税，就可以领票运盐贩卖。
在漕运方面，魏源主张改漕粮官船河运为商船海运。因为明清以来，封建王朝都是通过河运把江南的漕粮运到北京。这种做法，不仅运输费用很高，而且由于沿途各级官吏的勒索，使人民的负担非常沉重。同时，河运常常梗阻不通，修河的费用也非常浩大。因此，魏源主张海运，这不仅节约开支，而且可以减轻人民的负担。
在采矿方面，他认为矿业“禁民采而兴官采”会“利不胜弊”，“民采而官税之，则有利无弊”。总之，“许民开采，二十分取一为税，此开采最善之法”。
在造船方面，魏源也主张在官设的一处造船厂或火药局外，“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用之、或出售者听之”。
（4）魏源的科技管理思想
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魏源的科技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向西方学习，引进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方面。对于西方国家的长处，他所看到的主要还是在军事方面，认为：“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他对“师夷”的具体办法，是借助外国技术人员传授技术，自行设厂制造新式船炮。他还由仿造军舰联想到造商船，由仿造新式枪炮联想到制造某些民用产品等。可以说，魏源是最早主张在中国建立近代新式机器工业的人。
（二）民族资本企业家的管理思想与实践
从洋务运动到新中国成立前这段时期，虽然引进一些西方先进的管理思想，但总体上还属于传统管理，管理思想还是落后的。社会上的企业大致有三大类：一是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二是中国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三是外国资本的企业。
中国近代企业管理思想的主要内容是指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学习、引进西方先进管理思想，继承和发扬我国传统管理精华，积累、探索一些有价值的管理经验与思想。
但是与外国资本企业相比，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不仅技术设备落后、资金紧缺，在管理制度、管理模式和管理方法上，也带有较浓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色彩。专制、封闭、效率低是其负面特征。在这种情况下，某些民族资本主义企业能够生存和发展，与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家们对管理经验的不断总结，对西方管理思想的借鉴和对管理方法的不断创新是直接相关的。
1.注重经营决策
经营企业，历来都有风险。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里，经营的风险系数是相当高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自办实业之始，几乎都是在风浪中度过难忘的岁月。内忧外患造成了险象环生的企业外部环境。在这样的外部环境下，决策错误将导致企业无法立足；而善于决策，则可以使企业经受任何风浪的考验。
2.增强产品竞争力
产品没有竞争力就会失去市场，失去市场就会导致企业的倒闭。故提高产品的质量，从而提高产品的竞争力从来就是企业家稳操胜券的关键。在这一时期，凡是较成功的民族工商企业无论其经营风格是如何截然不同，对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精益求精则是共同的特点。
3.勇于引进先进技术和进行技术改造
许多成功的民族工商企业家深知，只有先进的技术才能带来优质的产品，才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法宝。
4.建设企业文化，形成企业精神
我国一些民族工商企业家利用企业文化塑造企业精神，比如“民生精神”和“东亚精神”等。
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强调公司的宗旨是：“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提倡“个人为事业服务，事业为社会服务；个人的工作是超报酬的，事业的任务是超经济的。把职工个人对事业的追求定位在为社会服务的基础之上。”卢作孚以重真才实学的新观念破除论资排辈的旧习俗。通过宣传全体职工共同奋发的创业精神，倡导人人进取的价值观念。
宋棐卿的东亚公司塑造的“东亚精神”更具体，更富于哲理和艺术性。在公司大楼的墙上，写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愿人怎么待你，你就怎样待人”的大字，这即是公司的“厂训”。东亚还有着公司的主义：一是生产辅助社会进步；二是使游资游才得到互相合作；三是实行劳资互惠；四是为一般平民谋幸福。
总之，这一时期民族工商企业坚持民族特色与西方市场竞争相结合的经营思想。一方面，这些企业继承并发扬了中国传统的、民族经营思想；另一方面，接受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竞争的思想，在相互竞争和与外国资本竞争的过程中积累了一些有价值的经营思想与经验，并将我国传统的形式与现代竞争相融合。
三、新中国成立后的管理思想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建立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体制。这一管理体制的形成，主要是受苏联的高度集中管理模式的影响；同时也有中国自身独具的历史背景的影响：一是受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管理体制和方法的传统影响；二是受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独创成分的影响。例如，我国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对财经恢复所采取的办法和后来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此外，中国封建专制统治的历史很长，小生产如汪洋大海，商品经济很不发达，整个社会经济和文化都很落后。新中国从这样一个旧社会脱胎出来，不能不带有很多封建主义的色彩和小生产经营的影响。所有这些，对于我国管理思想、管理方法和管理制度的形成和发展，都是不容忽视的因素。当然，这些因素在不同时期因为人的主观作用和社会背景的不同而产生的影响力也不一样。
（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管理（1949-1952）
这时期存在的经济成分主要有三种，即社会主义国营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当时资本主义经济所占的比重还很大，其余两种成分合起来不足社会工业总产值的一半。
政府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没收官僚资本企业，加强对国有企业的组织管理，健全企业制度；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企业，在利用、限制改造的基础上，促使其改善经营管理，促进技术改造。对个体手工业，则促使其向集体化方向发展；以及争取财政经济状况好转，稳定物价，保障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概括起来说，在这一时期，主要进行了民主改革、生产管理改革和企业改组，为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创造了条件。
（二）“一五”时期的管理（1953-1957）
中共中央于1953年提出了从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求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国家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兴建156项重点工程。同时在管理体制上，引进苏联模式。
原来估计至少要经过3个五年计划的时间才能实现全国农业初级合作化，结果农业初级合作化运动的步伐大大加快，到1956年底，全国加入农业合作社的农户已达9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