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企业流程再造理论
企业流程再造理论（Business Precess Reengineering，BPR）是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企业为挑战来自日本、欧洲的威胁而展开探索后发展起来的一种企业组织转型的新理论和新方法。1993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迈克尔·哈默（Michael Hammer）博士与詹姆斯·钱皮（James Champy）合作出版了《企业再造工程》，提出企业再造理论。
所谓企业再造，是指从市场需求出发，通过对企业的运作过程进行根本性的分析，对企业流程的构成要素进行重新组合和设计。它不是简单地破除原有的工作流程以及信息工程技术在管理中的简单应用，而是建立在总结旧的工作流程经验的基础上，应用新技术，建立新的工作流程。
4.“学习型组织”理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经济的到来，使信息与知识成为重要的战略资源，相应诞生了学习型组织理论。“学习型组织”理论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彼得·圣吉在其着作《第五项修炼》中提出来的。“学习型组织”认为“未来真正出色的企业，将是能够设法使各阶层人员全心投入，并有能力不断学习的组织”。在学习组织中，有五项新的技能正在逐渐汇集起来，这五项技能被他称为“五项修炼”。
从以上对管理学发展历史过程的描述来看，管理学的发展具有如下特点：
（1）管理学的发展是从对管理中经济人、机械人的设定到对管理中社会人设定的过程。正是对于管理过程中人性看法的这种变化，使得管理学逐步趋向全面、完整和准确，并且引起了管理方法和技术的重要变革。
（2）管理学的发展是从管理过程的单个因素、单个过程和单个侧面的研究到全面系统研究的过程。从对管理目标和任务的研究扩展到对人性的研究，从对人的行为的研究扩展到对组织、制度和规范的研究，从对正式组织的研究扩展到对非正式组织的研究，从对管理的物质因素的研究扩展到对管理文化的研究，从对单个因素的研究扩展到对系统的研究，表明了管理学研究呈现出综合性和系统规范性的特点。
（3）管理学的发展是从定性分析为主到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结合的过程。
早期的管理学主要是管理经验的总结和归纳，以定性分析为特征。现代管理学借助于数学、计算机和运筹学等自然科学方法，形成了管理分析的模型和方法。管理活动的实践表明，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各有所长，也各有缺陷，因此，当前管理学的发展呈现出两种方法结合、各显其长的趋势。
（4）管理学的发展是从学派分化到兼容并包、相互借鉴、吸收融合的过程。
在管理学的发展中，学派的不断产生和分化，使得管理学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发展势头。现代管理学则呈现出学派不断分化和不断融合两种趋势并存的状况，这种状况使得管理学的研究更加深入和完善。
第二节中国管理思想的演进
一、中国古代管理思想
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有着璀璨的历史遗产，包括丰富多彩的管理思想。由于受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这些管理思想零星分散，至今未能形成独立的科学体系，但许多管理思想的精华对今天的管理实践仍然具有借鉴价值。
统治中国古代几千年历史的主流思想是三大学派：儒家、法家和道家。这三大学派都产生于中国古代思想最活跃的春秋战国时代。其管理思想的基本逻辑结构是：人性假设——管理方式。他们各自提出对人的基本看法，并进而提出自己的管理方式，从而各自形成较为系统的治国治生的管理思想。儒家——王者之道，仁政德治；法家——霸者之道，法制刑治；道家——王霸杂合之道，无为而治。
1.儒家管理思想
儒家管理哲学的基本精神是以“人”为中心，讲“以政为德”，讲“忠恕之道”，讲“正己正人”，主张“仁政”、“贤能政治”以及“重民”、“和为贵”、“仁义”等。
孔子在《中庸》中提到：“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将人作为管理的载体，把“治人”归结成为管理的本质。同时，儒家学派强调用道德感化感动人心，要比一味惩罚会收到更好的效果。正如《论语》中记载：“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凡事要“以德服人”，实行“中庸之道”。
孟子发展了孔子的德礼为治的政治管理思想，在“性善论”的基础上，更加明确地提出了实施“仁政”的政治主张。
其主要内容有：①行“王道”，施“仁政”；②主张“贤能政治”；③“重民”思想；④“和为贵”的思想；⑤“仁义”思想。
此外，儒家特别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自身的管理，“君子务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不体现管理者从自身做起，培养自己德行的观点。
2.道家管理思想
道家管理哲学的基本思想是以“道”为中心，讲“无为而治”，讲“弱者道之用”，讲“天地相合”。
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将“道”看作是一种客观规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因此强调人们必须按照自然规律办事，顺其自然，做到天地相合，充分融会，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统一，然而“道常无为”，因此要“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实有似无，无为而治，达到一种较高的管理境界，即通过最少的、必要的、有效的法律制度把社会干涉行为减少到最低限度，从而实现组织的自然和谐与个人自由的协调发展。在管理艺术上，道家提出独特的“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的原理，运用辩证法的精湛思想证实了“柔弱胜刚强”的道理。
3.法家管理思想
法家管理哲学以“法”为中心，韩非提出了法、术、势三者结合的法治理论。
韩非所谓的“法”指法律、法治；“术”指办事、用人的方法和艺术，亦即政治手腕；“势”则指权力、权威。
在执法方面，法家主张“法治”，反对“人治”，主张“立法为教”。他认为，只要“法”不败，就能保持政治的常规。韩非提出“上法而不上贤”，认为即使由圣贤来管理国家，也不能离开法律制度。在管理技术和艺术方面，韩非认为统治者必须采用“七术”，虽然其中有些管理权术在道德上不可取，但在实际活动中，却为中国的历代君王所身体力行。不过，“术”必须要以法的有效性为依据，也就是要保证法的效力。有了“法”，有了“术”，但如果缺乏“势”（即某些强制性的物质力量），即使有法也会因失效而不能依靠，有术也难以保证群臣服从主人的管理。因此，法的执行，光有“术”还不行，还得要靠“势”。
韩非认为，帝王之所以为帝王，关键在于有“势”，“势者，胜众之资也”，“势”又分为“自然之势”和“人为之势”，特别强调管理者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体能动作用，以保证管理措施积极推行。
在法、术、势三者之中，法是中心，术与势是行使法的必要条件。
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在内容上进行总结，可以归纳如下：
1.古代的对策、决策思想
对策和决策思想早在战国时期就大放异彩，其丰富经验对今天的决策科学化很有参考价值。墨子的“三表”决策思想，提出了正确的决策必须以实事求是为前提的思想。墨子提出：“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
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即在判断一件事是否可行时，先考察历史，看是否符合古代圣王的遗训；然后要听取百姓的意见，看是否符合民心；最后看是否真正有利于国家民众。战国时孙膑的对策思想在“田忌赛马”的故事中得到生动的反映。
田忌和齐王赛马屡败，后来他按照谋士的筹划，按马力的强弱，以己之下马对彼之上马，己之上马对彼之中马，己之中马对彼之下马，结果二胜一负，转败为胜。
这是一种“整体优化”的对策。张良是汉高祖刘邦的谋士，他为汉朝的建立和巩固谋划了很多英明决策，因而被刘邦誉为“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最优决策者。诸葛亮雄才大略，纵观天下，预测未来，做出三分天下的关键决策，并通过联孙抗曹，使一无所有的刘备能坐镇一方，雄观天下。《孙子兵法》十分重视决策，提出：“用兵之道，以计为道”。孙子认为，计划、决策应从“道、天、地、将、法”五方面入手，才能保证战争的胜利。这种决策思想同样适用于经济管理。它以“谋略”为中心，讲“因变制胜”，讲“内修文德，外置武备”。
此外，孙子指出，“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要因地制宜，不断变化创新，对当代企业也大有裨益。
2.古代经营和财政管理思想
春秋末期的政治家兼巨商范蠡认为：物价贵贱的变化是因为供求关系的有余和不足，建议谷贱时由官府收购，谷贵时平价售出。他提出了很多经营原则：“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物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
财币欲其行如流水。”财政乃国家经济之本。荀子曾提出财政管理的许多原则，如分等征税原则、“聚敛者亡”和“王者窜民”的财政管理原则、“上下俱富”以政裕民的原则、“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的财政支出总原则等。
到秦始皇时期，专门设立治粟内史统管全国财政，为两千多年封建集权统一的财政管理制度奠定了基础。
3.中国古代用人思想
中国古代很早就提出了选才用人的管理思想，认识到“知人善任，礼贤下士”的重要性。
春秋战国时期，《墨子·尚贤》中提出用人的原则是“察其所能而慎予官”，强调确立“唯贤不用亲”的制度，倡导“不辨贫富、贵贱、远近、亲疏，贤者举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废之”。
荀子告诫执政者“无私人以官职事业”，切不可任人唯亲，而主张任人唯贤，唯才是举。晏子则进一步指出：人的才能也是不同的，应当让人专司一事，不能要求他无所不能。用人的优点，不用他的短处；用人所擅长的，不用他所不擅长的。这就是任用人才的要略。秦始皇能完成统一大业，是因为重用了蹇叔、商鞅、张仪、范雎等人。楚汉之争，项羽因“嫉贤忌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以致败退垓下，陷入“四面楚歌”的绝境。
汉高祖刘邦的一句话充分体现出管理中用人之长的原则：“夫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
关于择人的原则，《六韬》中有六字标准：一曰仁，二曰义，三曰恕，四曰信，五曰勇，六曰谋。墨子明确提出了“贤人”的三条标准：一是道德品行的标准，叫“厚乎德行”；二是交际能力的标准，叫“辩乎言谈”；三是知识标准，叫“博乎道术”。此外，“为官择人”、“任人唯贤”、“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等论述，均反映了古人的用人思想。
北宋王安石的人才管理思想更加系统化、理论化。他的用人思想可概括为“教之、养之、取之、任之”。其中，教之之道，即坚持学用一致，造就人才；养之之道，即维持政府官员生活的俸禄报酬。应采取的方针——“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取之之道，即选拔官吏的途径；任之之道，任用人才首先要根据其专长，知农的为农官，知工的为工官。王安石把通过教育培养人才作为人才管理的起点，从根本上入手，这比他的前人进了一大步。
在用人问题上，中国古代还存在两种根本对立的思想：一是以孔子为代表的人本主义思想；二是以韩非子为代表的专制管理思想。孔子在《为政》一篇中响亮提出“君子不器”，即君子不应该像器具一样任人支配。韩非子则把“贤”定义为为君主所用，他从“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观点出发，提出了一整套供君主用来控制臣民为其服务的“用人权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