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准模型1的主要发现可以归纳如下：
第一，企业层面的外资份额及其控股与否对企业生产率有重要影响，这种影响随着企业生产率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并且变得越来越显着。与Aitken和Harrison（1999），以及Javorcik（2004）发现企业层面外资比例有正溢出效应相比，这里的结果还进一步揭示这种效应随着外资企业相对生产率水平的增加而增强。特别是在外资控股的企业中，企业的生产率水平越高，它对外资溢出的吸收能力就越强，获益也越多。这些结果印证了这样的政策观点：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吸收外资有助于改善企业的生产绩效。由于我们的样本将含有外资的企业全部定义为“外资企业”，而这些）“外资企业”中相当一部分采取的是国内外私营资本合资的形式，①因此上面的结论也表明如果国内民营企业能通过“引进来”的方式与外资“强强联手”，将会更快地提高现有的生产率水平。
第二，水平溢出（horz）效应只存在于具有较高生产率水平的企业中，方向为正。水平溢出刻画的是同一产业内外资活动对企业生产率造成的影响。从理论上讲，水平效应可以为正，也可以为零，甚至为负。其符号主要取决于两股力量的对比：（1）由模仿和人员流动等途径造成的广义技术的溢出，理论上它是正的。（2）竞争效应，理论上它可以是正的也可以是负的。当竞争效应为负时，通常把它称为“挤出”效应（Aitken and Harrison（1999）把它称作“market‐stealing effect”），它反映的是外资对市场的挤占导致的内资企业平均成本上升的现象。到目前为止，经验文献对水平溢出效应的估计结果仍然是混杂的。虽然这里的研究表明，外资活动对具有较高生产率的企业有显着的正向溢出，但是由于效应显着的分位区间非常狭窄（只在0.75分位点附近显着），因此这里的结果只能在一定程度上作为支持水平溢出存在的证据。
第三，后向溢出（back）效应和前向溢出（forw）效应分别存在于生产率中等偏上和中等偏下的企业中，但是两者的方向都是负的。后向和前向关联都是产业间的关联，它的系数为负有以下两种可能的解释：第一种可能性是，外资企业由于具有技术、管理和营销等方面的相对优势，容易在各所在产业中培育起市场势力，而这种市场势力会在产业的后向和前向关联中形成买方和卖方势力。对于内资企业来说，无论处于产业链上相对于外资企业的上游还是下游，这种买方或卖方市场势力会对内资企业的产品价格或成本造成不利影响，从而使生产率出现下降。第二种可能性在于，外资的进入会使其参与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得到加强，其他企业的模仿变得困难，技术溢出不再显着。产业中外资比重越大，知识产权保护就越强，溢出也就越小，所以这也可以解释产业间关联与生产率的负相关关系。
我们特别注意到后向溢出与前向溢出发生的区域不同，这说明不同类型的企业对不同关联形式的外资技术溢出在吸收程度上也存在着差异。
在后向关联中，外资企业处于产业链下游，内资企业通过向它们提供商品和服务而吸收到溢出。由于表明负的后向溢出主要发生在生产率中等偏上的企业中，这意味着生产率偏高的企业可能更容易受到技术溢出的影响。因此一旦下游产业外资比重的加强使得溢出内部化（或者买方势力强化），就会对其他企业的生产率造成负面冲击。而在前向关联中，外资企业处于产业链上游，内资企业通过向它们购买商品和服务而吸收到溢出。
在负的前向溢出主要发生在生产率中等偏下的企业中。同样地，一旦上游产业外资比重的加强使得溢出内部化（或者卖方势力强化），就会对生产率偏低的企业的生产率造成负面冲击。
第四，如预期的那样，作为控制变量的企业市场势力与所有企业的生产率水平都有很强的正的关联，并且它的方向和显着性在所有模型形式下都是稳定的。这与现有的大部分经验研究结果是一致的，它强烈地表明企业本身的市场势力是促进其生产率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
基准模型2将产业层面溢出渠道进一步细化为外资控股与非控股（股权大于零）溢出渠道。结果显示，控股外资仍然对较高生产率水平（0.75分位左右）企业有显着的正向的水平溢出效应，企业市场势力也同样具有普遍的影响力。但是除此之外，其他细化后的溢出变量在主要生产率分位点的效应均不显着。由于过多的不显着的解释变量会扭曲有影响变量系数的估计，因此在本章中我们主要依据基准模型1来理解这一部分的分析结果。
第六节扩展模型：分所有制估计结果
在上一节的分析中，我们并没有区分溢出对象的所有制差异。由于本章关注的焦点是民营企业对外资溢出的吸收情况，因此有必要从样本中单独考察民营企业对溢出吸收的表现。这里具体的做法是引入民营企业虚拟变量dom与溢出渠道变量的交互项，然后考察其系数的性质。
我们在基准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这些交互项，这就形成了扩展模型1。
报告了条件均值和条件分位回归结果，后者更详细的估计值和置信区间绘制。图形表明，由基准模型1得到的主要结论在这里仍然成立。但是交互项的引入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新的重要发现。
第一，dom·horz的系数在生产率分布的低端不显着，但在高端（0.65~0.90）显着为负。这里蕴含的第一个经济学含义是，低生产率的民营企业也同其他低生产率的外资参与企业一样无法有效吸收外资的水平溢出，只有生产率在一定程度以上的企业才能从产业内外资活动中获益。换言之，对民营企业而言这里同样存在着一种吸收水平溢出的“门槛”效应，而这种“门槛”导致了吸收程度的差异。dom·horz的系数在一定区域内显着为负，但是horz和dom·horz系数之和大于零，这说明民营企业在一定生产率水平以上能吸收到外资正的溢出，但吸收程度要逊于外资参与企业。
第二，dom·back的系数也只在生产率分布的高端（0.55~0.9）显着，但是符号为正。这同样表明民营企业在吸收产业间的后向溢出上存在着某种“门槛”效应，生产率较低的民营企业可能因为与前沿企业生产率差距过大（可以具体表现为技术差距、管理技能差距、国际化程度差距、出口能力差距等），而无法积极地从后向溢出中获得生产率的提高。在生产率高端区域，back的系数显着为负，dom·back的系数显着为正，但两者之和仍是负的（虽然数值不大）。参照上一节的解释，民营企业面临外资负的后向溢出可能是存在外资的买方市场势力或知识产权保护加强的结果，当然单从估计结果来看，这种负向溢出的强度很小。尽管如此，交互项系数显着大于零的事实表明，与外资企业相比，民营企业受到的负的后向溢出要明显小于外资企业本身。出现这一现象的一个可能性是：相比其他外资企业，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接触比较少（可能面临不同的细分的市场），所以下游产业的外资活动对上游的民营企业影响不大。
最后，dom·forw的系数不显着，因此民营企业在吸收外资前向溢出方面与其他外资企业没有显着差别，即吸收溢出的民营企业主要集中在中等以下生产率企业中。另外，企业市场势力仍然如预期的那样与生产率存在显着的正相关。
类似地，下面的扩展模型2是通过在基准模型2的基础上引入民营企业虚拟变量与溢出渠道变量的交互项得到的。这个模型的主要新发现是交互项dom·backmaj和dom·backmin系数的统计显着性。首先，dom·backmaj的系数显着为正，并且在大部分生产率区间都成立，由此我们认为民营企业吸收控股外资后向溢出的强度要明显高于其他外资企业。dom·backmin的系数恰好相反，符号为负，并且只在中低生产率区间成立，这意味着少部分生产率不高的民营企业对非控股外资后向溢出的吸收强度要明显小于其他外资企业。两个系数的正负对比则进一步说明外资是否控股对溢出效应有本质影响，即外资控股有利于溢出。对于这两个交互项系数一正一负的一个可能的经济学解释是：大部分民营企业通过向外资控股的企业提供产品和服务，通过吸收技术溢出和管理经验，能有效地实现生产率的增长；而非外资控股的合资企业对生产率较低的民营企业的影响，则可能更多地体现在买方势力上，因此总体上非外资控股合资企业中的外资成分，通过提高合资企业（本质上是内资控股企业）本身的竞争力而抑制了低效率民营企业的生产率表现。不同生产率水平的民营企业在吸收外资溢出上的这种差异化表现，深刻地反映出兴起的民营企业内部在吸收程度上的异质性，其背后又是另一个值得专文探讨的课题。
第七节结论与启示
民营企业的成长和外资活动的扩张是关系到我国国民经济现在和未来发展的两大结构性力量，两者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对这两个部门的深入研究势必涉及对两部门间关系的理解。由于通常外资企业代表着广义技术的前沿，而内资民营企业则代表着本土民间经济力量和未来国民经济的希望，因此从经济学研究的角度出发，我们首先需要特别关心的是外资活动是促进还是抑制了内资民营企业的生产率增长？这种效应的发生机制又是如何的？本章的立意即在于此。
在对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进行分层抽样后，我们发现民营企业在资本和技术密集的产业面临着比其他产业更多的产业内的外资活动。在产业间关联方面，外资与大部分产业的后向关联程度都要高于前向关联。
这表明这些产业主要通过向外资企业供货的行为而与之发生关联。为了考察外资对民营企业生产率影响的具体途径，溢出渠道被区分为企业内、产业内和产业间三大类，并运用条件分位回归方法进行分析。在有大样本支持的情况下，相比条件均值回归，条件分位回归方法不需要依赖误差项的特定分布假设，估计量对异常值（极端值）的取值更加稳健，而且还能够更全面地揭示出在因变量不同（条件）分布水平处作用机制的异质性。
在基准模型中，我们发现企业层面的外资份额及其控股与否对企业生产率的积极影响随着企业生产率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并且也变得越来越显着。水平溢出效应只存在于一部分具有较高生产率水平的企业中，方向为正。后向溢出效应和前向溢出效应分别存在于生产率中等偏上和中等偏下的企业中，但是两者的方向都是负的。这些结论首先表明国内民营企业可以通过“引进来”的方式与外资“强强联手”，从而更快地提高现有的生产率水平。其次，在产业内，外资的技术溢出只在很小的生产率区间内强于竞争效应，因此总体正效应并不普遍存在。如果改革开放初期外资的效应是以技术溢出占主导的话，那么从现有的证据来看，当前的状况正在改变，内外资竞争的格局很可能已经悄然形成。最后，产业间负向外资溢出（不管是前向还是后向）的背后可能存在两个原因：一种可能性是外资的市场势力对其他企业的生产率造成了冲击；另一种可能性在于外资势力的扩张导致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加强，从而减少了知识溢出的发生。
随后的扩展模型专门对民营企业的表现进行了识别。估计结果表明，对民营企业而言存在着吸收外资产业内水平溢出和产业间后向溢出的“门槛”效应，而这种“门槛”导致了吸收程度的差异——民营企业只有具备一定的生产率水平才能吸收到外资正的溢出；那些生产率较低的民营企业可能因为与前沿企业生产率差距过大，而无法积极地从后向溢出中获得生产率的提高。另一个有意义的发现是，大部分民营企业通过与下游外资控股企业发生关联，能有效地实现生产率的增长；而下游非外资控股的合资企业对上游生产率较低的民营企业的影响，则更多地体现出负的净效应。
民营企业内部的这种多元化特征，需要我们用全新的眼光来重新审视新时期民营部门的发展战略。正如国际金融公司所指出的，“（加入WTO后）内外资企业间公平竞争舞台的建立，为内资民营业开创了新的机会，但也在国内市场上构成了新的竞争挑战。在过渡时期，培养起新环境下的竞争能力对内资民营企业而言至关重要”（IFC，2000，p.1）。如何构建合理的法律实施和产权保护的制度环境，从而引导民营企业走上自主研发、提高吸收和创新能力的可持续发展轨道，正是摆在当前决策者面前的重中之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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